后世的学者在研究中国改革史时，常常会一再地讨论这样一个话题：到底在1986年的夏秋之际发生了哪些变化，导致中央经济政策的突然转向？
“突然转向”的中央政策有两个：一是在2月底、3月初，突然改变了上一年9月召开的十二届四中全会上决定的从紧宏观政策，开始大规模放贷；二是在10月，突然放弃了8月份国务院常务会议和中央财经工作小组批准的整体配套改革方案，转而以企业改革为主线。
在《当代中国经济改革》一书中，吴敬琏是这样记录的：“按照中国政府的原定计划，1986年经济工作的方针是继续稳定经济，以便迎接1987年开始的‘大步改革’，然而到了1986年年初，经济增长出现下滑迹象，2月份还出现了GDP的零增长。这时，政府领导决定放松对银行贷款的控制，结果从1986年第二季度开始，货币供应迅速扩张。”他在口述史中还回忆了一个细节：2月下旬，国务院召开了一次改革工作讨论会，国务院负责人坐下以后就说，现在增长速度降下来了，预报好像要降到零，我看是你们把贷款抽得太紧了。在座的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刘鸿儒争辩了几句说，不是这个原因，根据我们的调查，是煤电油的供应和运输跟不上导致的。负责人不高兴了，说，煤电油总是紧张的，为什么速度降到这么低呢？我看就是你们头寸控制太紧了。这时，刘鸿儒走出会议室，过了一会儿回来，他报告说，我已经和陈慕华行长打过电话了，我们马上发电报，放松贷款控制。
薛暮桥在回忆录里是这样回忆的：由于在1985年年底实施了信贷紧缩政策，到1986年第一季度，工业生产遇到困难，由于大量基建项目已经上马，原材料、能源供应更趋紧张，同时信贷的大部分用于固定资产投资，企业流动资金变得奇缺，结果工业生产增长速度显著下降，第一季度比上年同期只增长4.4%。许多地方和企业纷纷强烈要求放松信贷，叫得很厉害。同时一些年轻同志大声惊呼经济“滑坡”了，说“双紧政策”破坏了刚刚开始的经济起飞。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央改变了执行半年的从紧政策，开始大量放贷，刚刚压抑下去的通货膨胀势头卷土重来。
在经济学家中，马洪、薛暮桥、刘国光和吴敬琏等人认为，速度下降本来是抑制经济过热时出现的暂时现象，用不着惊慌。在1986年4月份的全国人大会议上，薛暮桥发言说，资金紧缺的原因是大量的钱都投到固定资产上去了，流动资金不足，可通过发展银行业务，把沉淀的货币吸收上来，就可促使投资结构和经济结构的优化，从而使经济正常运行，但是切不可放弃抑制通货膨胀的政策。在信贷的水闸被打开之后，整体配套改革方案的执行难度其实就已经加大了，因此，1986年6月27日，薛暮桥又写信给国务院负责人，提出“严格控制社会总需求的平衡是改革不合理的价格体系，从而理顺经济关系的成败的关键”。吴敬琏后来回忆说，薛的这封信是由他亲手送到国务院负责人办公室的。但是，不久就传来消息，薛的意见被认为是“陈旧的”，已经落伍，缺乏新意。
信贷一放松，顿时出现“一放就乱”的景象。1986年全年的固定资产投资比上年猛增477亿元，增发货币231亿元，同比都增长了20%左右。1986年10月，吴敬琏在一份题为《分析当前经济形势，思考今后改革的路子》的分析报告中忧心忡忡地写道：针对目前的局面，如果不是从体制改革的战略改进上寻找出路，而是沿着所谓“投资增一点，银根松一点，税收减一点，奖金加一点”这种老路子走下去，对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将产生极其不利的深远影响。
不过，这种声音仍然未被采纳。
吴敬琏等人所期望的整体性改革，势必会涉及方方面面的利益调整，在过热的经济环境中，调整的难度不但空前陡增，甚至会被认为是要“遏制经济发展”。因此，整体方案在10月份被突然放弃，改革的主战场转向企业改革，在股份制试点受挫的情况下，国务院相继提出了“企业承包”、“部门承包”、“财政大包干”、“外贸大包干”、“信贷切块包干”等五大包干制度。在吴敬琏看来，这是回到了维持商品经济与计划经济并存的老做法，希望靠一些小修小补来改善国有部门的运行状况。
1987年1月，胡耀邦辞去中共中央总书记职务。中央宣布将在当年秋天召开中共第十三次代表大会，新的中央领导人因此要求各咨询机构总结1978年以来的经济建设和改革的经验。吴敬琏执笔完成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建设和改革经验的研究》，再次提出，“在经济起飞的‘助跑’阶段不应把重要的注意力放在追求近期的高速度上，而应着重为高速度成长准备基本条件，必须经常保持运行中的经济体制的整体有效性”。他写道，从1984年起，一些同志的头脑变得不太冷静，到处加温加压，号召“提前翻番”，致使各地竞相攀比增长速度，形成一浪高过一浪的热潮；并不可避免地出现了积累与消费同时扩大、需求膨胀的国民收入“超分配”的局面。“超分配”同“超高速”互相促进形成的浪潮，多方面损害了打基础工作的稳步进行，不仅造成经济结构的恶化，吃了自然资源和国民经济的“老本”，也妨碍了经济改革的顺利进行。这一份研究报告虽然总体上得到肯定，但“国民收入超分配”的说法也引起一些人的不悦，因为在他们看来，根本就不存在“超分配”这种现象。
到1987年的第二个季度，马洪、吴敬琏等人又向中央提出警告，认为经济已经出现通货膨胀的险情，要求进行宏观控制，坚决制止通货膨胀的发生。据现有资料，在4月3日的一次会议上，马洪汇报说，不少同志认为，当前经济生活中存在相当程度的过渡性症状。这些症状集中表现为社会总需求超过社会总供给，尤其是1984年至1986年“国民收入超分配”的增势很猛，数量很大，必须采取有效的缓解和对应措施，以避免出现难以控制的局面。马洪的发言还没有结束，就被中央领导人打断，他发了脾气，指责马洪用老观点分析新形势，把经济形势描写得“险象环生”，说成“大事不好”，“存在惊慌失措和悲观情绪”，并说，“超分配”本身的提法不科学，今后不要再用了。在过往多次政治运动中吃足了苦头的马洪此时也“知难而退”，会后，他写了一封带有检讨意思的短信，表示拥护领导会上对惊惶失措和否定改革的倾向的批评，并表示“关于国民收入超分配的问题，我们研究不够，提法上有错误”。
决策层与学界对现状的分歧，在一定程度上是对通货膨胀的判断有所不同。在当时，物价处在半管半放状态，物价上涨的威胁加重了，就用行政限价来对付，过量的货币大部分不能由物价上涨冲销，成为“隐蔽性的通货膨胀”，并导致物价体系新的扭曲。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即便在物价持续上升的1987年，统计所得的全国零售物价指数也只上涨了7.3%。但事实上，短缺的能源和原材料的计划价格被限制住了，议价部分则价格猛涨，“双轨制”的制度性弊端被极大地激发出来。如果对这一现状没有清醒的认识，任何决策都可能被误导。
9月，由国务院系统各部委组成的一个生产资料价格监督检查组向国务院递交了一份报告，据28个小组到各地实地调研的情况表明，“生产资料乱涨价乱收费相当严重，部分地方和领域已到了无法无天的地步”。其后一段时间，尽管中央三令五申，但是仍然无法阻止越来越多的政府机构和国营机构投身到物资的倒卖中，人们利用手中或大或小的权力，从“双轨制”中牟取利益。《日本经济新闻》报道了一个很夸张的案例，在南京，1 000吨钢材原地不动被炒卖了129次，价格上涨近三倍，参与这一事件的有江苏、广东、安徽和湖北的83个部门，主要当事者是拥有专营权的南京物资交易中心等物资流通部门。民间开始流传民谚：“十亿人民九亿倒，还有一亿在寻找。
”《经济日报》提出了“官倒祸国论”，它论定，“生产资料价格飞涨，国家三令五申禁止乱涨价却收效甚微，造成这种局面的，主要是那些政企不分、官商不分的公司”。据吴敬琏回忆，“其实当时民间矛盾主要不是指向公司，而是指向某些有权力背景的所谓‘太子公司’”。1987年全年，固定资产投资又增加621亿元，货币增发236亿元，在投资过热的情况下，物价逐渐呈现难以控制的态势，猪肉、钢材、煤炭等原材料价格开始上涨。而在物价飞涨的同时，企业的承包制改革始终未见大成效，企业亏损报账已达400亿元，亏损补贴和物价补贴相当于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出现了企业经营困难，财政负担加重的景象。为了摆脱窘境，中央又被迫增发货币，从而进一步推高了通货膨胀的势头。
根据吴敬琏的回忆，在1988年2月的十三届二中全会前后，理论界曾发生过一次关于通货膨胀的争论。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薛暮桥、马宾、吴敬琏和社科院副院长刘国光均认为，通胀已成当前经济的“最大敌人”，必须着手治理。而厉以宁以及国家体改委所属的体改所的一些学者则持相反观点，决策层也持后一种意见。1988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一改历年以农业问题为主题的惯例，专讲宏观经济问题。文件指出，“1987年实现了有效益的增长，速度高而无通货膨胀的危险”、“对物价问题要进行科学的分析”。当时的决策层认定，当前物价问题的焦点在食品，而不是别的东西。而食品价格之所以上涨，说到底是因为供给不足。在《中国当代经济改革》一书中，吴敬琏写道：领导上惑于“通货膨胀无害论”的观点，仍然认为1987年的问题不是总量问题，而只是由于农业生产的局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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