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章 经济专家(1)

　　在陈云的领导下，结束了国民党政权留下的长达10多年的恶性通货膨胀。物价平稳，民心也就随之稳定了。

　　毛泽东很赞赏陈云为制服物价飞涨所作出的贡献，指出“这一胜利的意义不亚于淮海战役”。

　　告诫表弟不可摆“架子”

　　陈云在1949年5月来到北平之后，由于毛泽东很欣赏他的“理财”之才，从此便“定位”于财政经济领导工作，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内的经济专家。

　　陈云到达北平之后，就和朱德、刘少奇等开会研究，应该在全国设立统一的财经机构。

　　经过几次会议讨论，决定组建“中央财经委员会”。

　　如刘书楷在《陈云与新中国财经工作的起步》一文中所指出：

　　中央财经委员会是负责领导全国财政工作的“总部”和“最高委员会”，中央和地方财经机关在其统一领导下工作，其机构暂设为6局13处。刘少奇据此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中央财政经济机构大纲（草案）》，经过征求各方面意见，7月中旬，陈云以中共中央财经部和华北人民政府财经委员会两个班底为基础，组建了中央财经委员会。10月，又经过充实组建为政务院财经委员会（二者均简称“中财委”）。中财委的建立，是我党开始领导全国财经工作的开端和标志。正如陈云所指出：“今天我们的工作，已不是一个地区或一个部队的工作，而是47500万人、地大物博的全国性工作。”

　　这样，陈云成了中国经济工作的主要领导人。

　　就在陈云来到北平之后，1949年5月1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27军某部1营进军陈云故乡青浦县练塘镇，在那里插上了红旗。

　　6月10日，陈云老战友陆铨之子陆恺悌从家乡给陈云去信，报告家乡一个月来的新景象。

　　陆铨于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1月参加了青浦县小蒸农民暴动。

　　1949年，陆铨在河北石家庄市担任总工会主席，不在上海青浦老家。

　　陈云于6月19日在北平亲笔复函陆恺悌。笔者在练塘采访，见到了这封信的手迹。

　　此信现收入《陈云文选》第1卷。

　　此信表露了陈云对家乡年轻一代的期望和叮嘱。

　　陈云写下了自己一片思乡之情：

　　18年不见你，看你的来信，文字已写得很清通了，很高兴。从个人方面说我与你父亲都顾不上子弟的入学和生活，没有尽到父兄的责任。但是这点我们当年都计算了的，如果只顾一个人的家庭子弟，就无法努力于改造整个社会，我们就这样决定了弃家奔走。现在解放全国的目标不久就会实现了，但这还仅仅是改造社会的第一步，全国老百姓的生活水平仍旧低。我们的目的不仅是要打倒反动势力，而且是为了改善人民生活，所以困难的长期的工作还在后面，这后一段的工作是要与全国人民大家一齐干的。

　　你祖父和祖母是最使我感动不忘的。1927年革命失败之后，我与你父亲和吴志喜同志（当年冬被残杀了）在小蒸进行农民运动时就住在吃在你们家里。失败后，你们全家逃到上海，仍旧是你祖父行医来维持这么多人的生活，我们仍吃在你们家里。你祖父是很有气节的，他深信革命会胜利，处在困难之中毫无怨言和后悔，真正难得。

　　从陆恺悌的信中，陈云得知他的表弟廖霓云（陈云养父、舅舅廖文光之子）还在家乡，深为自己能够成为中共中央领导人而兴奋，便告诫他们道：

　　此外，我以父兄的责任，还要叮嘱你一件事，而且你可以把这一段信上所说的抄给霓云要他也注意，就是你和霓云千万不可以革命功臣的子弟自居，切不要在家乡人面前有什么架子或者有越轨违法行动，这是决不允许的。你们必须记得共产党人在国家法律面前是与老百姓平等的，而且是守法的模范。

　　革命党人的行动仅仅是为人民服务，决不想有任何酬报，谁要想有酬报，谁就没有当共产党员的资格。我与你父亲既不是功臣，你们更不是功臣子弟。

　　这一点你们切记切记。要记得真正的革命功臣是全国老百姓，只有他们反对反动派，拥护解放军，解放军才能顺利地解放全中国。你们必须安分守己，束身自爱，丝毫不能有违法行为。

　　我第一次与你通信，就写了这一篇，似乎不客气，但我深觉我有责任告诫你们……

　　陈云的这一告诫，直至他晚年仍旧重申。1983年2月13日，陈云在春节之际，把一批烈士子女请到家中共度春节，曾说了这么一番话：

　　你们的父亲都是建党初期的党员，参加革命比我早，是我的老前辈，其中有的还直接领导过我。他们有的是被敌人逮捕杀害的，有的是在作战时牺牲的，死的时候都很年轻。

　　我们的新中国，是他们和千千万万个革命先烈用生命换来的。我们的每一个胜利，都有他们的一份功劳。我们这些活着的人，没有忘记他们，也不会忘记他们。我相信，我们的后人，以及后人的后人，也是不会忘记他们的。

　　你们是革命的后代，是党的儿女。你们应该像自己的父辈那样，处处从党的利益出发，为了维护党的利益，不惜牺牲自己的一切。

　　出任副总理主管财经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

　　这天，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任命周恩来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部长。

　　政务院共设4位副总理，即董必武、郭沫若、黄炎培、陈云（后来，在1952年8月，增设了一位副总理，即邓小平）。

　　在4位副总理之中，陈云兼任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主持全国财政经济工作。这样，陈云正式以“经济专家”的形象出现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

　　陈云还被任命为重工业部部长，只是由于陈云工作过分忙碌，自1950年1月起由何长工任重工业部代部长。陈云于1950年4月不再兼任重工业部部长，政务院任命李富春为重工业部部长。

　　其实，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1949年5月31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关于建立中央财政经济机构大纲（草案）》确定，中央财经委员会是统一领导全国经济工作的机构。

　　1949年6月4日，周恩来在北京饭店召开的中共党政机关负责人和各民主党派人士会议上宣布，陈云、薄一波负责筹备中央财经委员会。

　　1949年7月12日，中央财经委员会正式成立，陈云任主任，薄一波任副主任，办公地点在北平城东的孚王府。就在这一天，陈云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成立会议。

　　在陈云主管全国的财经工作之际，面临的形势是十分严峻的。当时，中国共产党在军事上取得了极大的胜利，而战争使经济陷于大乱之中。陈云所要接收的，不再是一座沈阳，而是整个中国大陆。那时的中国大陆，经过8年抗战，又经过国共决战，成了一个“烂摊子”。要想收拾好这个“烂摊子”，并非易事。

　　当时，国民党政府由于要与中国共产党决战，不能不支付巨额作战费用，而支付的方法之一是大量发行钞票，造成严重的通货膨胀。再则，1949年夏季全国又遭遇大水灾，使粮食产量下降。

　　“据后来统计，1949年粮食产量比抗日战争前下降25%；工业中生产资料生产下降53%，消费资料生产下降50%。工农业生产一片凋零。”

　　对于中国共产党在军事上的胜利，谁都不怀疑；然而，人们却在怀疑：“共产党马上得天下，不能马上治天下。”

　　毛泽东也充分地意识到这一点，他在1949年6月30日发表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便指出敌人正在等待着中国共产党在经济上的失败：

　　党的28年是一个长时期，我们仅仅做了一件事，这就是取得了革命战争的基本胜利。这是值得庆祝的，因为这是人民的胜利，因为这是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的胜利。但是我们的事情还很多，比如走路，过去的工作只不过是像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残余的敌人尚待我们扫灭，严重的经济建设任务摆在我们面前。我们熟习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习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这就是困难。帝国主义者算定我们办不好经济，他们站在一旁冷看，等待我们的失败。

　　我们必须克服困难，我们必须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我们必须向一切内行的人们（不管什么人）学经济工作，拜他们做老师，恭恭敬敬地学，老老实实地学。不懂就不懂，不要装懂，不要摆官僚架子。钻进去，几个月，一年两年，三年五年，总可以学会的。

　　陈云在1949年5月到了北平之后，花了两个多月，对中国当时的经济情况作了了解。他和朱德、刘少奇一起，研究了恢复上海、天津、唐山等地的厂矿生产问题。

　　陈云深深意识到，经济正处于困难之中。他对这一困难进行了分析。

　　陈云指出，这种困难是“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统治的结果”，而“我们不得不承受这样一份遗产”。所以，既要承认“目前全国财政经济在困难中”，同时更要看到“这是胜利中的困难”。“困难只是暂时的”，“只要工人阶级和政府一致起来想办法，困难是一定能够战胜的”。

　　当时全国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是稳定上海的经济。

　　中国人民解放军是在1949年5月27日解放上海的。上海是中国的经济中心，是中国经济命脉之所在。不法资本家趁上海处于新旧交替的混乱时期，囤积居奇，上海物价如同脱缰的野马，难以控制，人心浮动。

　　上海是陈云的家乡，他熟悉这里的十里洋场，知道上海这个海很深，暗潮汹涌，必须花大气力治理。整顿中国的经济，首先要从上海下手。1949年7月12日陈云刚在北京主持中央财经委员会的成立大会，一个星期之后——7月19日——便启程奔赴上海。

　　1949年8月8日，陈云在上海召开了财经会议，对经济上的困难作出了这样的估计：

　　目前全国财政经济在困难中，尤其是南线更困难。这是胜利中的困难。从根本上解决这一困难，要靠军事上的彻底胜利。

　　陈云还指出：

　　解放战争还在广大地区进行。作战费和600多万脱产人员的费用，很大部分是依靠发行钞票来解决的。到7月底，人民币的发行总额为2800亿元。在支出中，占比重最大的是吃和穿。上海是个工业集中的大城市，目前困难很大。但是，应该看到，这种情况会逐渐改变。今冬明春如无特殊情况，全国除台湾、西藏、西康、新疆及青海的一部分外，都可以解放，解放区的人口将达到44000多万。要预见到这种情况。我们不但要注意克服目前的困难，而且要从全国范围来考虑财经问题的解决。

　　陈云一到上海，就下大气力抓“两白一黑”。所谓“两白一黑”，就是大米、棉纱和煤炭。稳住了“两白一黑”，就稳住了上海。

　　陈云以为，在“两白一黑”之中，煤炭只要保证不断从北方运到上海，就能稳住。与不法资本家的斗争焦点在“两白”，尤其是粮食。

　　上海的不法资本家大量囤积粮食，致使粮价上涨，造成百姓恐慌。陈云经过调查，认为上海如果每天供应300万斤粮食，才够市民消费，这是底线。7月底，正值江苏的早稻成熟，而且价格比上海低，陈云派人到江苏大量购进大米，运往上海。

　　陈云又急令“东北自11月15日至30日，须每日运粮1000万至1200万斤入关”。另外，又从江、浙、皖以及东北、华中、四川急运4亿斤粮食至上海。到了1950年上半年，上海国家粮库储存的粮食高达17亿斤。

　　起初上海的不法资本家见了粮食就抢购，“吃”进一批又一批粮食。可是当大批粮食源源不断抵达上海后，不法资本家虽“囤积”而“无法居奇”，最后不得不低价抛出，亏了血本，上海市场上的粮价也就平稳了。从此，这让人明白共产党里也有懂经济的能人。

　　在粮食问题上打不过共产党，不法资本家把棉纱作为囤积的对象。上海投机商们开始囤积棉纱。一时间，在一个月里上海棉纱价格上涨了4倍！陈云一边从各地调来大量棉纱，按兵不动，一边在1949年11月25日通令在上海、北京、天津、武汉、沈阳、西安等大城市大量抛售纱布。起初不法资本家还拼命“吃”进，到了后来“吃”不动，上海的国营纱布公司依然在大量抛售纱布，迫使棉纱价格恢复正常。不法资本家再度败下阵来。

　　陈云抓住“两白一黑”，等于抓住了上海的经济命脉，终于把脱缰的野马制服了。

　　据陈云秘书周太和告诉笔者，当时为了使中央能够及时了解全国财经情况，陈云以他和薄一波的名义一起给中央写《财经旬报》，即10天报一次。这些旬报，多出自陈云笔下。

　　周太和说，这些《财经旬报》也是陈云很重要的经济着作。

　　陈云写了许多《财经旬报》，其中有两则收入《陈云文选》。现摘录1950年2月1日《财经旬报》中的一小段：

　　自人民币发行以来，到目前为止，共发4.1万亿元。每月发行的新钞票，依当时的物价计算，总值是214亿斤小米。这4.1万亿元钞票，因为贬值，现在只值49亿斤小米。即是说，通货贬值中，人民损失了165亿斤小米，等于抗战前银洋8.25亿元。为时只有一年即损失这么多，是一个极大的数字。这是人民生活水平降低的一个具体材料。这样下去，人民将很难支持。

　　陈云肩挑一担“炸药”

　　1950年初，当春节临近之际，一天晚上，陈云家里给陈云秘书打来电话，询问陈云怎么还没有回家吃饭。

　　陈云秘书感到奇怪，陈云早就坐轿车走了，怎么还没有到家？

　　秘书以为陈云在路上出了什么事，赶紧查问。

　　后来才明白，陈云“逛街”去了！

　　原来，陈云叫司机开到北京前门最热闹的大栅栏附近，下了车。陈云来到市场，询问各种商品的价格。因为春节即将到来，北京市场正在大涨价，陈云去“逛街”，摸行情。

　　那时，陈云作为主管财经的副总理，常常悄然到北京的王府井大街、天桥市场、东单菜市场去“逛”。那时还没有电视，市民中认得陈云的人并不多，这给陈云以很大的“自由”。

　　陈云到了别的城市，也常常“逛街”。这样，他对全国的物价心中有数。

　　陈云曾说，自己那时主管经济，犹如挑着一担“炸药”：担子的这一头是物价，担子的另一头是粮食。不论是物价问题，还是粮食问题，如果处理不好，都会像炸药一样爆炸，引起全国性的大动乱。

　　陈云深深地意识到自己肩上这副担子的分量。

　　先说说物价这个“炸药桶”：从1937年抗战开始到1949年，这12年中，恶性通货膨胀，造成物价年年飞涨。

　　一幅漫画，形象地勾勒出这12年物价的飞涨：在1937年可以买一头大黄牛的钱，到了1949年不够买一根油条！

　　中国共产党接收了这个“烂摊子”之后，物价依然狂涨。能否制服物价这匹烈马，成了中国共产党政权能否在中国站稳脚跟的关键。

　　从1949年4月至1950年2月，全国物价曾发生了4次大波动。

　　在1949年7月底至10月15日，不过两个多月，上海的物价竟然涨了1.5倍！北京和天津则涨了1.8倍！华中、西北物价的涨幅也与此相近。

　　陈云在经济工作中，向来主张分清轻重缓急。他首先是抓住重点。他曾说：“抓不住工作重点，那就如同在大海航行中把握不住方向。”

　　这一回，陈云抓住了“稳定物价”这个工作的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