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5章 德高望重(2)

　　陈云依据过去的教训，再三告诫人们，在经济建设上务必防“左”，务必吸取“左”的教训：

　　必须指出，开国以来经济建设方面的主要错误是“左”的错误。1957年以前一般情况比较好些，1958年以后“左”的错误就严重起来了。这是主体方面的错误。

　　代价是重大的。错误的主要来源是“左”的指导思想。在“左”的错误领导下，也不可能总结经验。

　　陈云提醒人们：

　　决不要再作不切实际的预言，超英赶美，等等。

　　好事要做，又要量力而行。

　　陈云以为，开放改革是新事情，缺乏经验。他提出一个着名的口号——“摸着石头过河”。

　　陈云的原话是这样的：

　　我们要改革，但是步子要稳。因为我们的改革，问题复杂，不能要求过急。改革固然要靠一定的理论研究、经济统计和经济预测，更重要的还是要从试点着手，随时总结经验，也就是要“摸着石头过河”。开始时步子要小，缓缓而行。

　　陈云此言一出，许多人对“摸着石头过河”不以为然。

　　陈云对人们的议论也不以为然，他依旧在不断地强调“摸着石头过河”的重要性。

　　陈云一次一次地强调谨慎的重要性：

　　做好经济工作，一定要谨慎从事，毛毛草草而发生错误和稳稳当当而慢一点相比较，我们宁可采取后者。尤其是处理全国经济问题，更须注意这一点。所谓谨慎从事，就是说，制定一项经济政策，采取一个重要措施，都需要瞻前顾后，权衡利弊，而不能头脑一热就做决定。

　　这“瞻前顾后，权衡利弊”，也就是“摸着石头过河”的注释，同时也是陈云性格的体现。陈云一生，向来“稳稳当当”，从不“毛毛草草”。所以，这一段话，是陈云自身形象的生动写照。

　　陈云强调“宁慢勿急”：

　　一切引进项目，都必须有专家参加，必须是领导干部和专家共同商量。

　　不同方面的专家，往往有不同的意见，要注意和考虑各方面专家的意见。

　　必须作出几个比较方案，择优选用。

　　定案时宁慢勿急。

　　陈云提醒人们：“我们是10亿人口、8亿农民的国家，我们是在这样一个国家中进行建设……我们必须认识这一点，看到这种困难。现在真正清醒认识到这一点的人还不多。”

　　当时，许多人热心于借外债。陈云这么说及：

　　出国考察的人回来吹风，上面也往下吹风，要引进多少亿，要加快速度。无非一个是借款要多，一个是提出别的国家8年、10年能上去，我们可不可以再快一点。有些同志不大好讲话，务虚会上很少有人提出反对意见。可以向外国借款，中央下这个决心很对，但是一下子借那么多，办不到。有些同志只看到外国的情况，没有看到本国的实际。我们的工业基础不如它们，技术力量不如它们。有的国家和地区发展快，有美国的特殊照顾。只看到可以借款，只看到别的国家发展快，没有看到本国的情况，这是缺点。不按比例，靠多借外债，靠不住。

　　陈云说，他并不反对借外债，“可以借不吃亏的外债”。

　　他提醒人们，有的外债“年利息高达15%左右”。他形象地加以比较说：“过去当铺年息是18%！”

　　陈云的话，有很多是颇有价值的，在当时也是起了很好作用的。

　　为棘手的宝钢问题拍板

　　在重新主管中国经济之初，陈云这位“调整大师”又一次确定了调整的方针。

　　经过十年“文革”，中国经济蒙受极大的摧残，在华国锋主政时，又急于求成，新上了一大批建设工程。当时，全国正在上马或者已经上马的大的建设项目达1700多个，小的则有几万个。可是，中国的经济能力有限，承受不了这么多新建项目。

　　“调整大师”下令调整，把许多项目缓建或下马。

　　陈云在调整中，遇到了最为棘手的问题——上海宝山钢铁公司的建设问题。

　　建设宝钢，是华国锋主政时定下的大型建设项目，这一项目已经在1977年仓促上马，1978年12月13日破土动工。

　　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随着华国锋受到批判，这一项目也引起争论，认为这是华国锋“贪大求洋”。

　　在纷纷议论之中，可以归结为三类意见：

　　一是停建；

　　二是立足国内，买技术，买专利，买关键设备；

　　三是全部从日本进口。

　　众望所归，人们企求陈云“拍板”。

　　中共中央也决定，委托陈云对宝钢问题作出决策。

　　这时，形势十分逼人。宝钢已经与外商草签了一揽子合同，大批的引进设备正在运往上海宝山。如果要停建的话，中国将要蒙受沉重的经济损失；如果继续上马的话，又得付出巨大的资金。可谓已成了骑虎之势，进退两难。受命拍板的陈云，却照样保持“稳稳当当”的作风。他先是在北京听取各种意见。

　　他先请薄一波在北京召开座谈会，听取搞过钢铁工作的干部的看法，在北京又仔细研究了中央7个部委有关宝钢建设的意见。之后，于1979年5月底专程到上海实地调查，听取上海市和市冶金局领导干部以及上海一、三、五钢厂厂长、副厂长、总工程师的意见，并与他们进行讨论。他还派秘书到宝钢工地的现场找工程指挥部的技术人员了解情况，并亲自与宝钢的领导干部进行深入探讨。在调查研究的过程中，他还非常注意收集钢铁工业发达国家在不同时期所采用的做法的资料。回到北京之后，他又一次听取了冶金部领导班子的意见，并召开国务院财经委员会工作会议进行讨论。

　　经过一个半月的调查研究，通过方方面面交换意见，陈云的看法有过三次反复，最后得出明确的结论。

　　陈云实事求是地指出，关于宝钢仓促上马，不是某个人的责任，而是由于我们对大规模经济建设经验不足所致。

　　1979年6月16日，陈云在国务院财经委员会全体会议上，老老实实地讲述了自己对宝钢问题的认识过程：

　　宝钢是一个特大项目，对全国、对上海来讲，都关系很大，事关全局。它投资大，在200亿元以上。应该说宝钢是仓促上马的。这样大的工程，按道理应该有更多的时间来调查研究，经过反复考虑后再决定。从开工以后的情况看，工程进度是好的，施工力量已有5万人，成绩是很大的。现在工程建设正在进行。我们应该从各方面再多加考虑，以弥补过去的不足。

　　在近一个半月中间，我对宝钢如何建设的问题，有过三次反复的考虑。第一次是在看了谷牧同志5月11日批的那个文件之后，认为应该基本立足于国内，买技术，买专利。

　　关键设备还是要进口。这时，我请一波同志在北京召开座谈会，听听过去搞过钢铁的一些同志的意见。第二次是5月31日到上海以后，有个想法：全部进口吧。上海市负责宝钢工程的同志有这样的意见，我也有。我加了一条，买设备的同时，也买制造技术，买专利。第三次是6月6日离开上海时，我最后考虑的意见，还是按照三委、三部和银行报告的意见办。

　　这三次反复，对我来说是很有益处的。

　　陈云经过调查研究，细听种种意见，最后作出决断：

　　干到底。举棋不定不好。

　　买设备，同时也要买技术，买专利。

　　只能搞好，不能搞坏。

　　应该列的项目不要漏列。店铺开门，不怕买卖大。

　　就这样，中共中央、国务院根据陈云的意见，经过研究，决定上海宝钢“干到底”。

　　1986年5月18日，陈云视察宝钢，并为宝钢题词：“埋头实干，从严要求。精益求精，不断创新。”

　　陈云关于宝钢的决策，已经被后来的实践证明是完全正确的。现在，宝钢已经成为年产量超过4000万吨钢的大型现代化钢铁企业。

　　“鸟”和“笼子”

　　在开放、改革的新形势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成了人们探索的新课题。

　　搞活经济、市场调节，与计划经济究竟是怎样的关系？对此，陈云说了一番话，作了“鸟”和“笼”的比喻。

　　陈云此言一出，在海外颇为引起注意。海外一些人把陈云这番话，称为“鸟笼经济”理论。有人把陈云的话曲解为经济是“鸟”，社会主义制度是“笼”，并由此把“鸟笼经济”视为“保守派经济理论”，把陈云视为“保守派经济专家”。“鸟笼经济”这一提法，只限于海外而已，在中国大陆，则提“笼鸟之说”。

　　细细查考陈云的“笼鸟之说”，可以明白，他并不是把经济说成“鸟”，把社会主义制度说成“笼”。

　　陈云的这一“笼鸟之说”，最初是1982年11月22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谈到计划经济指导和搞活经济的关系时，比喻为“笼”与“鸟”的关系。

　　在1982年12月2日，作为上海人，陈云在出席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时，跟上海代表团的部分代表进行了座谈，对“笼鸟之说”又作了进一步的阐述。

　　陈云的原话是这样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实行搞活经济的政策，效果显着。现在百货商店里的东西多得很，“卖方市场”正在变成“买方市场”。群众把票子拿在手里，好的就买，不好的就不买。这么好的形势，很久以来没有见过。今后要继续实行搞活经济的政策，继续发挥市场调节作用。但是，我们也要防止在搞活经济中，出现摆脱国家计划的倾向。搞活经济是在计划指导下搞活，不是离开计划的指导搞活。这就像鸟和笼子的关系一样，鸟不能捏在手里，捏在手里就会死，要让它飞，但只能让它在笼子里飞。没有笼子，它就飞跑了。如果说鸟是搞活经济的话，那么，笼子就是国家计划。当然，“笼子”大小要适当，该多大就多大。经济活动不一定限于一个省、一个地区，在国家计划指导下，也可以跨省跨地区，甚至不一定限于国内，也可以跨国跨洲。另外，“笼子”本身也要经常调整，比如对五年计划进行修改。

　　但无论如何，总得有个“笼子”。就是说，搞活经济、市场调节，这些只能在计划许可的范围以内发挥作用，不能脱离开计划的指导。

　　王梦奎曾在《学习陈云同志新时期经济论着四题》一文中，对海外所谓“鸟笼经济”，进行如下辩解：

　　陈云同志曾经把国家计划和搞活经济比喻为“笼子”和“鸟”的关系，这在海内外都引起了很多的误解。至今海外某些报刊还在喋喋不休地进行非难和攻击，似乎陈云是主张把经济像“鸟”一样关在大不盈尺的“笼子”里搞死的。我认为，用不着多费笔墨，只要读一读陈云同志的原话，这个问题就一清二楚了。

　　……

　　很显然，陈云同志的意思，不过是搞活经济要有国家计划的指导。“笼子”也不是死的，可以调整，即对计划进行修改。我想，读了这些话，是不应该再有什么误解的了。至于某些海外报刊不怀好意的指责，用得上一句格言，偏见比无知离真理更远。

　　迟爱萍在《陈云与社会主义新时期经济》一文中，阐述了陈云“笼鸟之说”的四层意思：

　　第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实行搞活经济的政策，效果显着。今后要继续实行搞活经济的政策，继续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

　　第二，搞活经济，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不能离开计划的指导，不能摆脱国家的计划。

　　第三，国家计划要适应搞活经济的需要，要允许经济活动在尽可能广阔的领域内活动。

　　第四，国家计划本身也要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经常修改。

　　所以，陈云的那一番话，主要涉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关系，并不是谈经济和社会制度的关系。

　　中国的经济模式，原本照搬苏联，实行计划经济。陈云在多年的经济实践中，已经发现照搬苏联模式是不行的。

　　陈云早在1956年9月的中共“八大”上，就已经提出了“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思想：

　　在工商业经营方面，国家与集体经营为主，个体经营为辅；

　　在生产计划方面，计划生产为主，按照市场变化而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的自由生产为辅；

　　在社会主义统一市场中，国家市场为主，自由市场为辅。

　　陈云的这一“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思想，曾被中共“八大”所接受，其中的基本点被写入了中共“八大”决议。

　　只是后来中国不断向“左”转，陈云的这一思想遭到了否定。

　　经过“文革”大灾大难之后，在1979年3月8日，陈云所作的《计划与市场问题》讲话，对历史的教训进行了反思。

　　陈云说：

　　1917年后苏联实行计划经济，1949年后中国实行计划经济，都按照马克思所说的有计划按比例的理论办事的。

　　当时苏联和中国这样作计划工作是完全对的，但是没有根据已经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经验，对马克思的原理（有计划按比例）加以发展，这就导致在计划经济中出现的缺陷。

　　60年来，无论苏联或中国的计划工作制度中出现的缺点，只有“有计划按比例”这一条，没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还必须有“市场调节”这一条。所谓市场调节，就是按价值规律调节，也就是经济生活中的某些方面可以用“无政府”“盲目”生产的办法来加以调节。

　　现在的计划太死，包括的东西太多，结果必然出现缺少市场自动调节的部分。

　　计划又时常脱节，计划机构忙于日常调度。因为市场调节受到限制，而计划又只能对大路货、主要品种作出计划数字，因此生产不能丰富多彩，人民所需日用品十分单调。

　　陈云还指出：

　　整个社会主义时期经济必须有两个部分：

　　一、计划经济部分（有计划按比例的部分）；

　　二、市场调节部分（即不作计划，让它根据市场供求的变化进行生产，即带有“盲目”的调节部分）。

　　（第一部分）是基本的主要的；第二部分是从属的次要的，但又是必需的。

　　既掌握了政权，又有了第一部分经济，就能够建设社会主义。第二部分只能是有益的补充（基本上是无害的）。

　　应当说，在1979年，在计划经济理论盛行的年月，陈云说这样的话，为打破计划经济的一统天下，是起了积极作用的。

　　后来，1988年10月8日，陈云在与中共中央负责人谈话时，这样说及他当时的意见：

　　我在1979年3月说过，60年来，无论苏联或中国的计划工作制度中出现的主要缺点：只有“有计划按比例”这一条，没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还必须有“市场调节”这一条。

　　所以，我们需要改革。但在改革中，不能丢掉“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经济这一条，否则整个国民经济就会乱套。

　　在关于计划经济和市场调节的关系上，陈云的意见和邓小平的意见是一致的。

　　邓小平在1989年6月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时这样指出：

　　我们要继续坚持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这个不能改。实际工作中，在调整时期，我们可以加强或者多一点计划性，而在另一个时候多一点市场调节，搞得更灵活一些。

　　以后还是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

　　邓小平还指出：

　　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

　　正确评价毛泽东

　　可以说，在20世纪，对中国影响最大的人物是毛泽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