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讼事宜中，曾国藩把“州县须躬亲六事”置于最重要的地位。如州县长官必须亲自收状、拟定和审定有关文告，承审期限亲自计算，能断案件，立予断结，对命盗案件“以初供为重”，“常往看视”关押之犯等。这无论对案件的慎重处理，或者犯人的关心爱护，还是在总结执法的经验教训方面，可说是曾国藩的创见。对于“怠惰偷安”、不躬亲狱讼的州县长官，曾国藩指示“记过示惩”或“严参不贷”。他要求地方长官在自己所管辖的地区出现“政明刑清”，不可贪图享受，而要真心实意，且有一定的文化知识。
清讼，还必须从速结案，以减轻人民的负担和对地方的骚乱。曾国藩在《直隶清讼期限功过章程》中对各类案件的处理规定了适当的期限：寻常命案，定例自获犯之日起，州县限三个月，审拟招解；斩绞立决命案，州县审两个月，审拟招解；大小盗案，定例自获犯之日起，州县限两个月，审拟招解；军流以下、徒罪以上杂案，定例限两个月，审拟详解；州县自理词讼，定例限二十日，完结。这一清讼期限，对重大命案，州县在处理中所费时间比寻常命案短些，以体现对危害严重的重大命案的重视和快速，反映地方政府和司法机关的效能和威力。
崇法卫法，则要有优秀的官吏和良好的军队提供可靠的保证。这就必须严格整顿吏治，强调军纪，以法治吏和以法治军。
曾国藩以“转移”、“培养”、“考察”等法治吏。他指出“今日急务，首在用人，人才有转移之道，有培养之方，有考察之法。”
“转移之道”，并非是指人才的转移和调动，而是指对于无才之吏，应勉励其好学，“以痛惩模棱罢软之习”；对于有才之吏，须鼓励其进一步勤学好问，“以化其刚愎刻薄之偏”。
“培养之方”，曾氏采用了“教诲”、“甄别”、“保举”、“超擢”四种方法。“教诲”就是教育诱导；“甄别”，即根据贤能程度加以鉴别分级；“保举”，即对于德才兼备又有经验者，加以推荐；“超擢”，即对德才特别优异者，可越级提拔任用。
“考察之法”，曾氏认为一定要全面和确凿。除了考九卿贤否，凭召见应对；考科道贤否，凭三年京察；考司道贤否，凭督抚考语外，还可以“借奏折为考核人才之具”，如“人人建言，参互质证”，则“更为核实”。
无论是转移之道，还是培养之方，或者是考察之法，都反映了曾国藩整顿、选拔官吏的法律思想。如转移之道中，对无才者要“痛惩模棱罢软之习”，对有才者要“化其刚愎刻薄之偏”，实际上是对他们的不良习惯和缺陷，要加以限制、约束和惩罚。
培养之方中的“教诲”，既含批评惩罚，又含教育引导，“甄别”，实际上就是分别贤不肖、功过，并据此予以奖惩，“保举”和“超擢”，可说是一种任人唯贤的用人制度。考察之法，反映了曾氏广开言路，从多种渠道去培育、考察官吏的主张。但也注意核实，以防借机攻击或吹捧。因此，不能由皇帝和主管官任意决断，还要有关大臣、官吏的评议。应该说这是当时较为全面公允的官吏选举、考察制度。
考察、评定官吏的标准是是否为民，而为民则主要表现在能否办好词讼和钱粮。曾氏指出，钱粮不可能不多收，但不能过于勒索；词讼不可能完全听断公允、曲直悉当，但不可过分拖拉牵连。他断言：“居官而不知爱民，即有位有名，也是罪孽。”而“勤”与“廉”是办好钱粮词讼和爱民的必要条件。曾氏认为，“欲讲廉字，须从俭字上下工夫”，“欲讲勤字，须从清理词讼下工夫”。他任职两江、直隶总督期间，严格要求办事人员，并制定条规，规定巡捕、门印、签押不许凌辱州县；不许收受银礼；不许荐引私人。“本部堂若犯其一，准备随员指摘谏争，立即更改”。由此可见，曾氏把廉洁奉公、不受贿谋私、不任人唯亲、不结党营私作为做官的准则。
对于谋私、害民之吏，曾氏予以坚决检举，严惩不贷。如江西巡抚陈启迈“荐引私人”，曾氏立即予以“奏参”，并要求皇帝加以惩罚；又如江西补用副将胡开泰，平时横行不法，又无故殴妻毙命，曾氏要求立即严惩，“按照军令，就地正法”。反映了他以法治吏的严肃态度。
曾国藩对于官吏有培养、教育，有监督、考察，有甄别、推荐，有“奏参”、惩办，可以说是一种比较完善的官吏选举考核制度。
曾国藩重视孔孟“仁”、“礼”对治军的重要作用。他认为，用恩莫如用仁，用威莫如用礼。他的“仁”，就是“欲立立人，欲达达人”；他的“礼”，是无众寡、无大小、无敢慢，“泰而不骄”。他得出结论说：如能坚持“仁”、“礼”二字治军，“虽蛮貊之邦行矣，何兵勇之不可治哉？”在这里，“仁”表现为爱兵，但并非一味溺爱，其目的是为了“立人”、“达人”；而“礼”是一种限制、约束和规矩、准则，是对兵的一种严格要求。
在用“仁”、“礼”教育约束兵士的同时，曾国藩又强调，治军之要，尤在论功罪，赏罚严明，以法严格约束。他说：“当此沓泄成风，委顿疲玩之余，非振之以猛，不足以挽回颓风。与其失之宽，不如失之严！法立然后知恩，威立然后知感！以菩萨心肠，行霹雳手段，此其时矣。”这里说的“以菩萨心肠，行霹雳手段”，实际上就是以仁礼加以教育诱导的同时，也当施之既猛又严的法制。
以法进行赏罚，根据律令行军打仗，是曾氏以法治军的重要内容。为了加强军纪，他对所辖的部队，规定了种种禁令。如：“禁止洋烟”，规定营中有吸食洋烟者，尽行革责；营外有烟馆卖烟者，尽行驱除。“禁止赌博”，凡有打牌押宝等事，一概禁革。“禁止奸淫”，规定和奸者，责革；强奸者，斩决。“禁止谣言”，规定造谣谤上，离散军心者，严究！混乱是非，讲长说短，使同伴不睦者，严究。妖言邪说，摇惑人心者，斩。“禁止结盟拜会”，规定凡是“兵勇结盟拜会，鼓众挟制者，严究！结拜哥老会，传习邪教者，斩”。
以上禁令，是曾氏为严肃军规，加强军纪所采取的重要措施，展示了他以法治军的思想。
人生智慧
法，律也，范也，乃指人们社会活动的行为准则。峻法，即指法律的严厉，法律的威严。治国不能不讲法，人人遵纪守法是实现国泰民安的重要基础。
梁启超在总结历史的经验后指出：“立法善者，中人之性可以贤，中人之才可以智。不善者反是，塞其耳目使之愚，缚其手足而驱之为不肖，故一旦有事，而无一人可以为用也”。也就是说，立法完善与否，直接影响官吏和百姓的素质，进而影响到国运的兴衰。
法是统一天下人行动的准绳，是维护社会公正和安定的工具，所以，一国之君在执法时，也应该是“我喜可抑，我忿可窒，我法不可离也。骨肉可刑，亲戚可灭，至法不可阙也”。意思是：个人的喜好，怨恨可以抑制、平息，而国家的大法不可背离，骨肉可以处罚，亲戚可以诛灭，国家大法不可损害。
在古代中国，法治与人治是融为一体的。“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人存政举，人亡政息”的论述有着几千年的传统。就人为政治的主体而言，政治不就是“管理众人的事”吗？但如何培植了解政治原理的人，使他们能够运用实行呢？这可以说是政治的第一要义，所以中国古圣把政与教合为一体，不能说没有道理。因此，古代中国十分强调政治领袖要以身作则，转移天下的风化。
立法的好坏，执行的好坏，与当政者是有密切关系的。如果有好的法律但不能得到贯彻执行，那与无法也是一样的。法律的作用，不只是惩处那些已经犯罪的人，同时对未犯罪者也是一种预防和教育。
严于执法是体现法律的正义和威严，而预防和教育则体现了法律的仁德。“有法必依，违法必究”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难在哪里？一是权与法的关系难以摆正，二是情与法的矛盾难以处理。这两个问题是实行法的两只拦路虎。只要狠心处理违法者，法律是不难得到贯彻执行的。宋太宗时期，有个叫陈利用的人，依仗其是皇帝的红人，胡作非为，杀人害命。宰相赵普不顾皇帝的讲情、干预，硬是将陈利用处死。
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女婿犯罪以后，被朱元璋赐死。从以上两例看出，在实行法治的过程中，尽责执法是决不可含糊的。
人生事业，大谋大成，小谋小成，无谋不成。提到谋事，一般人都会感到畏惧，也回避与城府很深的人交往和共事，无非是害怕吃亏上当。其实这是一种害人的偏见，是小农社会的一种遗毒。如果做事不讲心计，不讲策略，而只是揣着一厢情愿的想法，且不说谋大事成大业，恐怕就连在社会上立足都很困难。
原文
带勇之法，用恩莫如用仁，用威莫如用礼。仁者，即所谓欲立立人，欲达达人也。待弁勇如待子弟之心，尝望其成立，望其发达，则人之恩矣。礼者，即所谓无众寡，无小大，无敢慢、泰而不骄也。正其衣冠，尊其瞻视，俨然人望而畏之，威而不猛也。持之以敬，临之以庄，无形无声之际，常有懔然难犯之象，则人知威矣。守斯二者，虽蛮貊之邦行矣，何兵勇之不可治哉。
译文
带兵的方法，用恩情不如用仁义，用威严不如用礼遇。“仁”的意思就是：要想自己立身成事，先让别人立身；要想自己达到目的，先要达到别人的目的。对待士兵要像对待自家子弟一样的心情，希望他成事立业，希望他发达兴旺。那么人们自然感恩于你。“礼”的意思，指人与人之间平等相待，不分年龄大小，不分位置上下，彼此不能侮漫、安适平和而骄傲自大。衣冠端正，庄严肃穆，人们看见就生敬畏之心，觉得威严持重不猛烈。做事敬业，待人稳健，无形无声中体现出崇高难犯的气象。这样，别人自然尊重他的威严。遵守这两个方面，即使到国外出使也行得通，更何况带兵治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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