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是给毛泽东说中了，对于蒋介石，“我们示弱，他就得步进步；我们强硬，他就缩回去”。
在“三二○事件”之后，中共总书记陈独秀“示弱”，蒋介石也就“得步进步”了。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一位瘦骨嶙峋、双腿瘫痪、年已半百的人物自上海赶来广州。蒋介石待其如上宾，安排他住在广州东山蒋寓对门，以便朝夕过从。此人为蒋介石在“三二○事件”后站稳脚跟、“得步进步”，起了幕后谋士乃至“导师”的重要作用。
此人姓张，名人杰，字静江，通常人称张静江。他跟蒋介石属大同乡，浙江吴兴人氏，年长蒋介石十岁。
张静江有着传奇式的经历：他在二十岁时，便患骨痛症，致使双腿行走不便。不过，他却有一颗精明的商业头脑。他居然在巴黎开办通运公司，赚了大钱。1905年冬，他在回国后重返巴黎时，正好与孙中山同船。他仰慕孙中山，前去拜望，并表示可以资助孙中山的革命活动。他告诉孙中山联络暗号，并说以ABCDE为序，倘电报中写A，即资助一万元，B为二万元，C为三万元，D为四万元，E为五万元。孙中山听罢，将信将疑。两年后，孙中山在日本东京时，同盟会本部经费匮乏，无计可施，想起了船上邂逅的那位奇怪的富贾张静江，便按联络密码往巴黎发电报，电文仅一个字，即“C”。几天后，果真从巴黎电汇来三万法郎，使孙中山吃了一惊！从此，孙中山的革命活动陷于困顿之际，便向巴黎求援，张静江有求必应。不久，张静江加入了中国同盟会，成了孙中山的亲密战友。后来，他出任中华革命党财政部长……
张静江跟蒋介石也有着非同寻常的情谊。1920年，蒋介石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当经纪人时，便靠张静江资助，认了四股。在张静江指点下，蒋介石投机发了财。后来，蒋介石失利，欠了一屁股债，又是张静江替他还清，并劝他还是去广州投奔孙中山为好。在陈炯明炮轰永丰舰，蒋介石侍卫孙中山时，曾把两个儿子托给张静江……
张静江得知蒋介石在广州发动“三二○事件”，特地从上海赶来，为蒋介石出谋划策，成为蒋介石的幕后智囊。如张国焘所回忆：“他虽从未对外露面，却是人所共知的幕后人物。”
1926年5月14日傍晚，已经从苏联返回广州的苏联顾问鲍罗廷，通知中共代表张国焘和谭平山，说是当晚要去会晤蒋介石，商谈要事。
晚8时，张国焘和谭平山驱车前往东山蒋寓，蒋介石又陪他们来到对面张静江寓中。蒋介石向张国焘、谭平山透露了将于翌日召开的国民党第二届中执会第二次全会的一些内容，并特别关照他们，中共在翌日不要闹事——这预示着翌日的会议将对中共有“大动作”。
翌日——5月15日，广州街头军警加强了巡逻。在戒备森严的气氛中，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召开了。毛泽东作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出席了会议。孙中山去世后，国民党中央的会议向来由汪精卫主持，这一回改由蒋介石主持，意味着蒋介石已成为国民党的领袖。
对于蒋介石来说，这次会议是“历史性”的。会上，经蒋介石提议，由张静江接替汪精卫出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由谭延闽接替汪精卫出任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兼国民政府主席。这么一来，蒋介石战胜了他在国民党内最重要的对手——汪精卫。虽说他自己并没有出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但是由张静江担任此职，也就等于由他担任。
走笔至此，顺便交代一下汪精卫的行踪：在“中山舰事件”爆发后，3月25日，汪精卫便“失踪”了。外界盛传汪精卫经香港去苏联了。其实，汪精卫仍秘密隐居于广州。他岂甘心大权这般轻易落在蒋介石手中？他窥测着时机。无奈，汪精卫手中无军队，斗不过蒋介石。静观了一个多月，他知道已经没有希望战胜蒋介石，遂于5月11日悄然离穗赴港，然后由香港前往法国。
还要顺便提一笔：蒋介石借助于廖仲恺事件，逼走了另一位资历、声望在他之上的胡汉民。胡汉民来到苏联，发表了一通慷慨激昂的演讲。听说发生了“中山舰事件”，汪精卫“失踪”，胡汉民兴奋起来，在4月29日回到广州，盘算着接替汪精卫的空缺。不料，蒋介石不买他的账，冷落了他，弄得他好尴尬。无可奈何，胡汉民无法在广州立足，只得坐船前往香港。
真是无巧不成书，胡汉民也是在5月11日离开广州。他上了船，竟然遇见那位“失踪”已久的汪精卫！在孙中山去世之后，他俩在国民党内的地位均高于蒋介石，被人们视为孙中山的接班人，眼下，二人却被蒋介石逐出，坐上同一条驶往香港的轮船，真是不胜感慨！汪、胡的出走，为蒋介石上升为国民党领袖扫清了道路。
会议的另一重要议题，是讨论、通过由蒋介石、张静江研究多日而提出的《整理党务案》。这一《整理党务案》是针对中共的，难怪他事先关照中共代表不要闹事。
《整理党务案》规定：
凡他党党员之加入本党者，各该党应将其加入本党党员之名册，交本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保存；
凡他党党员之加入本党者，不得充任本党中央机关之部长；
对于加入本党之他党党员，各该党所发之一切训令，应先交联席会议通过；
这里的“他党”，实际上指的是中共。“整理党务”，实际上是从国民党中清除中共党员，虽说蒋介石一再声明，“并不是限制共产党”。
会议开了一周，通过了《整理党务案》，蒋介石获得了大胜利。
中共内部对于《整理党务案》争论激烈，毛泽东主张“坚持顶住”，但张国焘作为中共中央代表，按陈独秀意见，要大家签字接受。毛泽东拒绝签字。
5月20日，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宣传部工作报告》。作报告时，大会由蒋介石主持。
会议结束之后，根据《整理党务案》，担任国民党中央部长的中共党员必须辞职。于是，在5月25日举行的国民党中央常委会第二十八次会议上，有这样三项议程：“毛泽东同志提出辞宣传部代理部长职务，请另荐贤能继任案”，“林祖涵同志提出辞常务委员会秘书及中央财政委员两职，请另选继任，以重党务进行案”，“谭平山同志提出辞常务委员会秘书，请另选继任，以重党务进行案”。
在28日举行的国民党中央常委会第二十九次会议上，以上三案均“照准”。会上，“张静江同志提议请任蒋介石同志为组织部长，顾孟余同志为代理宣传部长”。
从此，毛泽东离开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离开之前，毛泽东最后一次出席国民党中央常委会——6月1日的第三十次会议。那次常委会，到会者既有蒋介石，也有毛泽东。这一次，是毛泽东和蒋介石在20世纪20年代的最后一次见面。
此后，毛泽东和蒋介石在阔别十九年后，才在重庆谈判时握手，回叙20世纪20年代同在广州的那段最初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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