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4月2日，毛泽东、张闻天、博古、彭德怀、林伯渠、萧劲光来到延安那简陋的黄土机场，不时望着天空。
一架双引擎的螺旋桨飞机，发出嗡嗡的轰鸣声，徐徐降落，扬起满天黄尘。穿着一身飞行服的周恩来，走下飞机，受到毛泽东等的热烈欢迎。
周恩来的手，才和蒋介石握别，又和毛泽东握会。
周恩来把来自西子湖畔的信息，带到了延安窑洞里。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委员们，自3月23日至31日，刚刚开过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了国共合作问题，如今，又聚集在窑洞里，听取周恩来的报告。毛泽东听得非常仔细，他作出了重要判断：“三中全会是国民党国策基本转变的开始。”
那时的中共中央受共产国际的领导，中共和蒋介石谈判，必须把情况向共产国际报告。于是，4月5日，由周恩来执笔，毛泽东改定，发出了那份长长的给共产国际的报告。
既然蒋介石要求中共起草国共共同纲领，毛泽东也就召集政治局委员们于4月7日、20日两度开会，进行讨论。
这时的毛泽东，在中共政治局内的地位得以巩固。他的政敌张国焘，在政治局受到批判。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了《关于张同焘同志错误的决定》，给了张国焘以沉重一击。
张国焘、王明对于毛泽东，犹如汪精卫、胡汉民之于蒋介石。不过，此时张国焘在党内的地位，只是动摇了，并未彻底垮台，犹如汪精卫此时在国民党中的地位。也真有趣，中共“一大”的主持者是张国焘，国民党“一全”大会的主持者之一是汪精卫，他们在党内的地位都曾高于毛泽东、蒋介石，又都被毛泽东、蒋介石所战胜。
张国焘和汪精卫此后的命运，又是那么相似：张国焘背叛中共，投奔蒋介石，当特务去了；汪精卫则背叛国民党，投奔日本，当汉奸去了……
国共合作的消息，在延安传开，许多人想不开，一度引起了思想混乱。有人说，我们斗来斗去，斗得红帽子换成了国民党帽子！
1937年4月12日，毛泽东在西北青年第一次救国代表大会上发表演讲，论述了“帽子”问题：
有些同志以为我们的红帽子戴了十年，今天又戴三民主义帽子，就表示老不愿意。这个思想在过去是很对的，因为那时三民主义帽子确实戴不得。但如果旧帽子换上了新内容，那事情就变化了，不是不可戴的，反而变为可戴的了。苏维埃改制，红军改名，并受南京国民政府指挥，就是为了这个意义。
毛泽东接着又说及了中共为什么要和国民党携手：
过去因为国民党背叛革命，所以共产党不得不负起革命的责任。现在呢？国民党又开始转变到抗日的方面来，所以我们极力主张国共合作，主张恢复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的精神，国共两党与全国人民，大家为民族独立、民权自由、民主幸福而斗争。
一向喊惯了“打倒蒋介石”，以至把蒋介石喊成“蒋该死”，如今一下子要“拥护蒋委员长”，要“服从蒋委员长”，许多中共党员思想转不过来弯。为此，1937年4月15日，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发表《告全党同志书》。这一长达万言的文件，向中共党员们解释了种种关于国共合作的疑虑，诸如是不是“共产党的投降”等等。
这一文件明确指出：我们主张“联蒋抗日”与“国共合作”。
这一回，周恩来带来了蒋介石的密码。于是，国共之间接通了“热线”……
既然中共拟出了国共共同纲领草案，周恩来也就决定离开延安，再晤蒋介石。
4月25日，就在周恩来由延安前往西安途中，一桩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枪林弹雨突然朝周恩来袭来
那天，西安七贤庄红军办事处里，一片紧张气氛。电台台长林青不断和延安联络，因为周恩来未能按时到达西安，会不会半途出了意外？
这时，延安也一片紧张。因为延安已经得知周恩来半途遇险，已派出了骑兵救援，尚不知详情如何。已经迁入延安北门内凤凰山下风凰村窑洞的毛泽东，焦急地等待着关于周恩来的消息……
突如其来的袭击，使延安产生疑虑：会不会是蒋介石在玩弄什么花招？
那天，周恩来在副官陈有才和中央警卫营两个班战士等护送下，一行二十五人，乘了一辆大卡车，从延安朝西安前进。
离延安四十多华里处的甘泉县北之劳山，有一极为险峻之处。笔者曾踏勘过那里。那里是陡峭的峡谷，公路从中间通过。周恩来的卡车，正是从谷底驶来。猛然间，从左边射来密集的枪弹，枪声震撼着山谷。
据周恩来的同行者孔石泉回忆，枪弹首先击中了司机的大腿。吱的一声，卡车急刹车。这下子，卡车成了枪林弹雨的中心。大约两三百人，从前、后、左三个方向，射来枪弹。
显然，他们早已居高临下在此等候。周恩来的卡车进入了他们的“口袋”——伏击圈。
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周恩来显示了他的沉着、坚毅，他第一个从卡车上跳了下来，指挥战斗。战士们在他的指挥下，纷纷跳下车来，拔枪还击。
无奈，周恩来他们所持大多是驳壳枪，何况是仓促应战，又身居谷底；对方则使用机枪、步枪，地势又极其有利。在战斗一开始，大批红军战士已倒在血泊里。
周恩来见右壁无敌，迅即率领战士弃车向右侧突围，很快占领了右面山头。然后，朝来路边打边退，这样，才逐渐摆脱了敌人密集的火力罔。
枪声惊动了附近的红军，急派骑兵来救援。那股敌兵见大批援军赶到，不得不撤走了。
经清点，周恩来的警卫十七人牺牲，其中包括他的副官、延安卫戍司令部参谋长陈有才，警卫队副队长陈国桥。周恩来、张云逸、孔石泉、刘九洲脱险。
这是周恩来一生当中，又一次遇险——前一次，1931年4月由于顾顺章叛变，周恩来在上海差一点落进国民党特务手中。
由于遇险，周恩来不得不折回延安。毛泽东见到周恩来安全归来，松了一口气。
那股伏击者是谁？是不是蒋介石派人暗杀周恩来？因为周恩来的行踪，西安方面是知道的。
审问了俘虏，这才水落石出。原来，那是当地的一股土匪，企图拦车劫财。他们既不知道车上坐的是周恩来，也与蒋介石无关。
虽然遇险，经历了一番浴血战斗，周恩来毫不在意，要求西安方面派飞机来，他于翌日再登旅程。
翌日，一架飞机自西安来。周恩来在延安登上飞机，直飞西安。
据电台台长林青回忆，当周恩来这一回出现在西安七贤庄时，呼啦一声，红军办事处的工作人员把他紧紧包围起来，显得那般的兴奋……
蒋介石告知，他不久要去洛阳巡视，周恩来可去洛阳和他见面。
这样，周恩来在西安七贤庄住了下来。他会晤了顾祝同、张冲，把准备同蒋介石谈判的意见先跟他们交换。
5月23日，周恩来和林伯渠到洛阳会晤蒋介石。蒋介石说：“这里谈话不方便。国民党不久将在庐山召集一次全国各界人士的救国谈话会，我们也到庐山去谈判吧！”周恩来表示同意，然后迅即电告毛泽东。
翌日晚7时，署名“洛、博、毛”（即洛甫、博古、毛泽东）的电报，从延安发给周恩来。电报全文如下：周：
我们觉得此次见蒋须谈两方面的问题：
第一方面，关于纲领及区、红军、共犯、党报、经费、防地等问题；
第二方面，对日、对英、对苏外交，国防军事、国防经济及国民大会、人民自由、政治犯等问题。请将你对上述两方面如何提法之意见电告，我们将于27日以前有一电报给你。因此请你准备28日飞沪。
5月25日，“洛、博、毛”再度给周恩来发来很长的电报，规定了在与蒋介石谈判时的条件。其中，“须力争办到者”有五条，现照录两条：
特区政府委员九人名单为林伯渠、张国焘、秦邦宪、徐特立、董必武、郭洪涛、高岗、张冲、杜斌丞。
红军设某路军总司令部，总司令朱德，副司令彭德怀（但准备让步设总指挥部）。至少四个师，一师长林彪，二师长贺龙，三师长徐向前，四师长刘伯承，先发表上述六人，余俟后呈请委任。
这样，周恩来再度负命穿梭于毛泽东和蒋介石之间。
也就在这些日子里，延安打开了大门，欢迎第一批国民党客人的到来，表明了国共之间的冰河开始解冻。
前来延安访问的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西安行营考察团”，简称“中央考察团”。国民党客人受到了中共的友善欢迎。
国民党中央考察团的团长为涂思宗。中共中央派出了叶剑英、陈赓陪同考察。
延安城头，高悬起“和平、统一、团结、御侮”及“巩固国内和平，实行对日抗战”大字标语。
5月29日，毛泽东在欢迎国民党中央考察团的晚会上致辞：
过去十年两党没有团结，现在情形变了，如两党再不团结，国家就要灭亡。
第一次大革命就是国共两党摘起来的，今天为了抵御敌寇，两党团结一致，其作用和意义就更大了。
十年内战巴成过去，两党团结已进入新的历史阶段。
毛泽东的这番话，点出了国其合作已是大势所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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