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修，没有选择余地，你愿意修也得修，不愿意修也得修。但也藏着个小自由，是可以逃学（详情留到后面说）。选修，容许选，自然就有更多的自由。选，可以因课的性质而选，如我对乐府诗有兴趣，刘复先生开古声律学课，我就选了。也可以因人而选，如顾颉刚先生开《尚书·禹贡》课，我想看看这编古史辨的人物，也就选了。多数是既因课程性质又因人而选，如刘文典先生开六朝文的课，我想听听骈体，又想看看这胆敢顶撞蒋介石的人物，也就选了。以上的选是文献足征的，即校注册科登上文本的。不入文本，自由选听（不算修），自由的范围就更大了。
文史哲不分家，现在还记得，史学系，我听过孟森先生的明清史，钱穆先生的古代史，马衡先生的金石学；哲学系，我听过汤用彤先生的哲学概论，马叙伦先生的宋明理学，熊十力先生的新唯识论。（以上有的可能计学分，记不清了。）因为不愿意把英语完全忘掉，我还听过英文组温源宁先生、应谊先生等用英语讲的课。听课还有看名角性质的，仍以我为例，那是跳出文学院，到理学院的生物馆，听世界著名地质学家美国人葛利普（A.W.Grabau）讲地质学。他下肢瘫痪，坐藤椅，由两个人抬上讲台。人相当胖，用英语讲，话缓慢而清晰。其时还有个由美国来的名角W.F.Osgood（中文译名奥斯谷），据说是世界（数学的）解析学权威，曾任哈佛大学数学系主任，我本也想去听听，及至看挂在第二院中门过道的课表，课程的名目比佛教密宗的咒语还难懂，胆量不够大，没敢去。
课程门类多，可以不可以分高下？依理，天之生材不齐，是应该有高下的。可是真要评定就很难。标准难定，一也。比如实用不实用是个标准，提出一门，问甲，说实用，问乙，可能说不实用，问丙，还可能说，不实用的反而有较高的价值。其二，还要看由谁讲。同样一门课，由甲讲，也许庸庸碌碌，换为乙讲，就可能大有新意。其三，还要看由谁评定。比如党义，由官方看是最重要的，在学生眼里就正好相反。有此多种不易解决的困难，学校和学生只好都用陶渊明的不求甚解法，比如唐诗是老字号，就开讲唐诗的课；甲乙丙三位先生都能讲唐诗，就安排一位去讲；学生呢，唐诗是必修，就修，是选修，就凭灵机一动，或选或不选。就是这样，四年，我上了不少门，也丢了不少门，得失呢？连自己也说不清楚。
教法，即我们师范学校教学法课所讲求的，也可以说说。当孩子王，大概要讲究点方法；教我们这样头顶大学生帽子早已非孩子的人呢，有法比无法同样会好一些吧？但我推想，在红楼讲台之上口讲指画的诸多人物，大概都是没学过甚至未想到还有什么教学法的，于是表现在课堂之上就成为各行其是，五花八门。五，八，过于多，难说，只说二，南其辕而北其辙的。由课堂外说起。一堂课五十分钟，上课下课都有钟声报时，绝大多数教师遵守规定；但也竟有例外，据说讲目录学的伦明先生就不知道，上课要工友通知，下课要学生通知。
上课，走入课堂，绝大多数教师是头上空空，记得只有也是讲目录学的余嘉锡先生总是戴着瓜皮小帽。讲课时立或坐也不一样，绝大多数是立着讲，可是刘文典先生不然，总是坐着，而且目半闭，像沉思的样子。有的口才好，如胡适先生，谈笑风生，有的人口才很差，如顾颉刚先生，有时嗫嚅一会儿，急得拿起粉笔在黑板上写。课程内容，多数有讲义，少数没有讲义；讲义有详有略；详的，绝大多数也即兴发挥，只有孟森先生例外，总是照讲义宣读，一字不差。即兴发挥，绝大多数有条理，有规矩，如钱玄同先生，讲义只是个纲要，上课讲，往广、深处发挥，范围不离开纲要；林损先生就不同，比如课是唐诗，上课前喝葡萄酒半瓶，脸红红地走上讲台，也许由骂胡适之的新式标点开场，半堂过去还回不到唐诗。
课程的进行，要由教师和学生两方面参加，教师当然是一位，至于学生多少，就可以相差很多，多可以多到二三百，少可以少到一个。记得胡适先生讲中国哲学史，第二院大讲堂可容二百多人，总是坐得满满的；如熊十力先生的新唯识论课，据说常常只有一两个人选。上课人数多少，决定的因素有多种。一种是课程性质。有来于外的，如必修，尤其普修，人就不会少，选修就不成，要取决于愿者上钩。还有来于内的，如过偏，多数人不感兴趣，听课的人就少，反之就多。
另一种是讲课之人是不是名角，有没有叫座能力，如胡适先生，人有大名，登上讲台，风度和言谈都风流潇洒，听课的人就多，反之就少。还有一种，或者说也决定于课程性质和讲课之人，是旁听者的多少。北大，除女生宿舍之外，门（包括教室的门）都是敞着的，非本校学生（本校的当然更不在话下），愿意听，可以推门进去，找个空座坐下，听，没有人管，也没有人因惊异而看一眼。这样，显然，某门课旁听者多，上课的人就多，反之就少。上课的人多少，是否如演员演出，情绪受影响或高或低呢？推想是会这样。但又有什么办法？只能说是曲高和寡罢了。如熊十力先生的新唯识论就真是曲高和寡，据说有一次只有一个人选，如果二人之中有一个人不来上课，另一个人就会白跑一趟，先通知也麻烦，后来索性就到先生家里去上了。
北大的自由主义也或说更多地表现在课堂上。教师只要有学识（能成一家之言更好），上课可以任意抒己见，甚至胡说八道也没有人管。典型的例子是林损先生讲杜诗《赠卫八处士》，据同系不同年级的田春霖同学告诉我，解“夜雨剪春韭，新炊间黄粱”为慢待，所以诗结尾说“明日隔山岳，世事两茫茫”，意思是你干你的，我干我的，吹。当然，学生也有自由，积极行使是反驳，消极行使是不信。还是说上课。必修，或选某种，比如每周二课时，照规定，至时要走进课堂，坐在排定的位子上。可是，也可能因为觉得听不听两可，或进一步，觉得不如到图书馆去钻故纸，就可以不上。
也是照规定，课中间，注册科的人去点名，看座位号，空着画一个铅笔线，算缺席；缺席超过三分之一，不得参加期考，也就没有学分。这样说，照规定是没有不上课的自由，其实不然，办法是找管点名的盛先生把铅笔线擦去几个。推想学校必是默许，所以盛先生总是有求必应。还有不点名的课，是党义，记得一学期只去一次，参加期考；评分也宽大，只要有考卷交上去就及格。还有参加考试就及格的，是钱玄同先生的课，他照自己的旧习不看考卷，学校也就只好默认，为他刻一个木戳，考完，他把考卷交到注册科，由注册科的人在卷面加盖一个，曰“及格”。但学生考这门课，出于对钱先生的尊重，比如出四道题，就答三道，一不多思索，二不多写，走走过场，送上讲桌了事。考试还有必及格的，是军训。可是平时也要上，因为，白雄远教官能够以一贯客气树立表面的严格，我们都跟他好，不好意思不去。
再说说旁听的自由。在我上北大时期及其前，红楼是学术界大名人的聚集之所，沙滩（名很大，面积却很小，只是北池子北口以东、汉花园西口以西，半径几十米一个小圆块，也许原来真有沙成滩？）是成年穷学生聚集之所，穷而仍想学，就正好利用北京大学的学术自由主义，选自己爱听的去听。又，有不少人考北大、清华等大学未录取，入了私立大学，仍愿意亲近一下知名学者，看风采，取学识，也就来听课。学校的高风是，不说欢迎，也不说不欢迎，默许，视而不见。于是有时就出现奇异的景观，只说两件我亲身经历的。一件是1933年暑后，刘复先生开古声律学课，我选了。每次上课有十几个人，到期末考试，应考的只我一个人，才知道那十几个都是旁听的。另一件是1949年春季，梁思成先生在红楼后面一个教室里讲中国建筑史，听说是最后一课，我伴同曹君家琪去了。记得放映幻灯片，有桥、小花园等。讲完，梁先生问怎么考，没有人答话，再问，还是没有人答话，最后才明白，原来讲台之下都是旁听的。
以上说的都是正式课，此外非正式，即不计学分的，也能学点什么，学识或技能，有没有？我惭愧，没有寻求和尝试精神，只知道红楼后面西部风雨操场，有个武术教师每周下午课后来两次或三次，教武术。我去看过，教师为满族，名恒寿山，人称恒大力，其时已经六十岁以上。人很好，武术方面造诣很高。可是来学的不多，只三两个人。其中一个山东学生，身体瘦小，学太极拳，据说成绩不坏。他听说我是京东香河县人，谈起我们县的武术名家张秀林（名策），同我很亲近。他健谈，常说些昔年武术界的轶事，颇有小说意味。有一次他说，他走这条路，本来是想当侍卫，没想到国体改变，皇帝没了，只好靠教课挣点饭吃。近水楼台，又因为当年看《七侠五义》一类小说还有些余荫，我说我也想学一点。他有知人之明，说太极不容易，“教你一套威虎拳吧”。威虎，出手出脚要是武松式，快而硬，离图书馆里的故纸太远，我不能适应，学得不多就不去了，以后也就没有再见到这位大力先生。
听讲，还有临时性的，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连续几次，讲一个专题，如章太炎讲《广论语骈枝》就是。听说地点是研究所国学门，不记得为什么，我没有去听。但听去听的人说，确是多有不同于常的见解，如解“季康子馈药”篇“丘未达，不敢尝”之“达”为扎针，且不管对不对，总是闻所未闻。另一类是名流的讲演，一次讲一个题目，两三个小时结束。这样的讲演，现在还记得，在第三院的体育馆，听过章太炎的；在第二院的大讲堂，听过张东荪的。名人讲话，还有座谈会的形式，记得一次是在第二院的某室，谈诗，讲话的有周作人、郑振铎和谢冰心，学生参加的不多。
上堂讲之外，还有些学术活动，多称为什么学会，由教师主持，学生随意参加。早年有征集歌谣的歌谣研究会，我没赶上。我上学时期，顾颉刚先生讲《禹贡》课（研究古代地理），成立了禹贡学会，并出版期刊名《禹贡》（？）。我因为选了这门课，也就参加了禹贡学会，成为会员。记得还写过一篇小文，名《香河小志》，内容贫乏，顾先生为提携后学，也收入会刊。另有一次机会，幸或不幸错过，是听俞平伯先生课，有一次，下课之前他说，他正在研究《红楼梦》，如果谁有兴趣，可以找他，合作。其时我正在迷恋《古史辨》式的考古，觉得钗黛等没有尧舜禹等个头儿大，就没去找俞先生，如果去找，真就扔开尧舜禹，改为考曹雪芹佩刀质酒，这酒是北京二锅头还是绍兴加饭，因而就未想到西方的边沁和罗素，情况也许要比现在好得多吧？人间没有卖后悔药的，不想它也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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