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说过，近年来我率尔操觚，积字成句，成篇，居然印成一些本本，其中只有主要写怀念的“负暄三种”和谈人生问题的《顺生论》是没有外来机缘，自己想写的；或者不避吹牛之嫌，引《庄子·天下》篇的话来壮壮门面，说其化意为文也，确是近于“彼其充实，不可以已”。但这两种又大有分别：前者是篱下闲谈，无论所谈是人，或地，或事，我表示怀念，可以说都是自己的私事，听者（假定旨听）认为值得也罢，不值得也罢，无妨都看做“吹皱一池春水，干卿何事”；谈人生就不同，无论如何委婉，总要走说教的路，即向人表明，立身处世，应该如何如何，至少是最好如何如何，这显然就是自以为是，甚至自以为高，真是太狂妄了。
狂妄来于“不可以已”；想不管狂妄不狂妄，单说不可以已的情况。这在前面也已经说过，主要是两点。其一，来由至今说不清楚，是大学毕业前后，忽然有了想明白人生是怎么回事、怎样活才好的相当强烈的求知欲。其二，欲之后必随来“求”，于是在治学方面就转了方向，改为钻研哲学，尤其人生哲学。总有十几年吧，读了一些书，多数是西方的（本土的，包括来自印度的，已略有所知），想了一些问题，大多是古今哲人思考过的。所得呢？可以说不多，因为未能如上至（各种教的）教主、下至信徒自信的那样悟了道；也可以说不少，因为，至少是对于有关人生的问题，比前些年有了较多的了解，具体说是，知道某些根本性的问题，我们无力解答，其下许多零零碎碎的问题，或则不难解答，或则不成问题。
“有了较多的了解”，当仁不让，是自信有所知，也化为具体，是对于怎样活才好，有了比较明确的想法，包括应如何如何、不应如何如何的理论根据。老习惯，有所想，尤其有所信，就愿意形于言，或进一步，形于文，让己身以外的人听听，看看。可是，在“思想改造”的乌云压在一切肯思肯想的人的头上的时代，我这自知非正统甚至异教的思想，何况还是关于人生的，当然不敢形于言，形于文，而且不只此也，还要装做没有想过这类问题，也就没有在读书方面“攻乎异端”，因而也就没有可以称为自己的未必合于时宜的想法。这类的伪装不很难，不过是古人说的“良贾深藏若虚”。也有难，是不少来自威权的想法和行事，与自己之所信背道而驰，自己要装做信受，可是与信徒相比，就有如蹩脚的演员，虽努力而终归演得不像。能力所限，或事实不过如此，也就只能安于人己都不可意，往下混。
记得是50年代，中期？晚期？外，不能形于言、形于文，以求入他人之耳之目的形势未变，可是内，天命所定“有话想说”的根性忽而发荣滋长，逆，无力，又不想用简捷式，如希腊神话所说，跑到河边，俯身面对流水，说国王头上生有驴耳云云，于是终于决定，拿起笔写，成篇之后“只可自怡悦”，然后“藏之名山”。依思路的次序，先写人生问题的哲理部分（即成书之后第一分的“天心”部分），因为“存在”“天道”一类内容与现实距离远，违碍的可能性小些，就是闭门只图自怡悦，也就胆量大些。用多长时间，不记得了，大概写了八九个题目吧（成书之后是十二个），究竟只是自怡悦，兴趣不很大，截止，未能藏之名山，就塞在一个旧书包里。因为生活少余裕，自怡悦的闲情很少，也就没有再看，时间稍长就把它忘了。是文化大革命使我又想到它，不少书，唯恐红卫英雄判定为“反”，或扔或烧，出于他人之手的尚且如此，况自己手写，讲人生的白纸黑字乎？为了避免可能的生命危险，赶紧找出来，用火攻之法，使之灰飞烟灭。
想不到六七年之后，我由干校放还，夏秋之际到家乡去斗室面壁，却迎来过多的闲。语云，闲情难忍，还要加上旧习难改，这旧习是眼前有书，手中有笔，单说手，就想写点什么。当然不是想发表，即写，就又是只能自怡悦，其后还会有藏之名山吧，于是大革命开始时灰飞烟灭的几篇谈人生的文稿真就死灰复燃。“复”燃，走老路，时、地不同，具体说是或野外拾粪归来，或吃完自做炸酱面并小睡之后，独坐在无“记”的“西厢”，仍是由“存在”起，以下“生命”“鬼神”等一个题目、一个题目写下去。后来检查，是连带“天道”“命运”“快乐”“出世”“本性”“节制”，一共写了九个题目，单看篇数也是功亏一篑，因为自知必不能问世，也就未感到有什么遗憾，仍旧放在那个曾经容纳此内容的旧书包里。这是二稿，乡居时所写，留有乡居时的痕迹，即“生命”一题开头所说：
邻居有一只母羊，下午生了两个小羊。小羊落地之后，瘸瘸拐拐地挣扎了几分钟，就立起来，钻到母羊腹下，去找乳头。
这是记实，所谓邻居，有名（暂男本位，玉民）有姓（石），则小羊出生也就真是亲眼所见。亲见会有什么价值吗？也只是使我想到“生命”，感慨更深而已。
这双料的未完之稿（就全书说未完，就哲理部分说仍是未完）在书包里酣睡了十年有余，其间外面的大环境经历了罕见的变化，主要是人亡政息加改革开放。用知识分子的眼看，最值得重视的变化是，由原来的不许有自己的思想变为可以自己想想，由原来的不许表达自己的思想变为可以适度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换句话说是，有所思，有所见，只要不是明显地表现为反的，形于言，形于文，就不再有加冠，发往北大荒或投入监狱的危险。对于书生之流，这可以说说、可以写点有诱惑力，我不能例外，所以走入80年代，尤其中期及其后，就写了些自己认为还可以算做温柔敦厚的。
但也知道，如果移前二三十年，就是如此温文尔雅，也会招来灭顶之灾，因为里面终归有自己的思想感情，与读宝书的体会或说“万岁体”不是一路。非万岁体也可以爬上报刊版面，并进而印成书本，对于书生之流，就如运动员之得服兴奋剂，上场，像是还有余力可以发挥。向哪里发而挥之呢？也许真要藏之名山？或者竟未深思，就把未完稿从书包里找出来，决定补写，完成《顺生论》的哲理部分。其时是1988年的夏日，断断续续写了《利他》《不朽》《增补》三个题目，并入早已写成的九个题目，合为十二个题目，就成为1992年全书完成后的第一分，“天心”部分。
未完变为完整，心里感到小小的安然，但沉吟一下，还是放在书包里。因为照预计，第二部分要写“社会”，且夫社会，如何组织，如何管理，以及有问题如何解决，我的想法未必与宝书上所讲以及至上之所言所行相合，或竟是多有不合，纵使我有兴致并有胆量写出来，也必没有地方肯印，至于藏之名山云云，不过是太史公的无可奈何的自慰，实际则是，至晚由马、班起，直到目前舞文弄墨的诸公诸婆止，动笔而确知必不能问世，一定就劲头儿不大，吾从众，也因为还有别的事可做，这想写的“论”论了一段，就又放下了。
这一放，差不多经历了三年，查日记，是1991年4月7日、8日，这本多年想写的书才可以说是正式动手写。7日的日记说：“看已写成之顺生论第一分天心部分十二篇。”8日的日记说：“写顺生论社会部分第一篇《群体》，两千余字，一日完。”校完旧的，继续写新的，可见真是如先进人物所常喊，“下定决心”了。何以会由劲头儿不大变为下定决心？想了想原因，或者可以说是三面夹攻吧。第一个方面是大环境的改革开放向广处深处发展，虽无明文规定，事实却表现为，对于个人私见，已经不再是一律用权势压，而是变为含有不很少的容忍成分。
第二个方面是有一些相知，觉得我的这方面的所知来于多年的读与思，至少有参考价值，不写，余年无几，一旦晏“步”（因无“驾”），随着遗体火化，未免可惜，我听了，一阵忘其所以，觉得也有些道理。第三个方面是自己被改革开放之风吹时间长了，心里乐观的成分增加，有时甚至想，也许能问世，就是暂不能，写成总比没有好，还是立即动笔吧。之后就真的动了笔。可是速度不快，主要是杂事多，不能连续拿笔，以社会部分的开头为例，第二个题目“组织”，是写完“群体”之后一周才动笔的。就这样走走停停，社会部分和己身部分，共题目四十有八，将近二十万字，费时一年零一个月，即到1992年5月，写完了。
关于写的过程中的甘苦，像是也有值得说说的。人生，在有生的人的身边，想离也离不开，可是想抓住它，并进一步说说，它就轻则表现为千头万绪，重则表现为恍兮惚兮，而写，就必须使千头万绪变为有头有绪，恍兮惚兮变为有物有象。这不容易，所以就成为苦。还有一苦，来于有些意思不好直言，因为自知不合时宜。不能入时，理论上有两条路可走：一条路是修改意思，使之入时；另一条路是意思保留原样，据实陈述，不管入时不入时。移到实际，则两条路都难通，因为，放弃原意，写就没有必要；想什么就说什么，以老子骑牛西行为喻，过关就困难了。要在两难的夹缝中挤出一条路。幸而我们的祖先早已有从夹缝中挤过来的经历，并且想出妙法，是换个不刺耳的说法。
如当权的老太太不愿意听“死”字，可以改为说“山陵崩”；李三郎玩女人误正事，直说唐朝君主不合适，可以改为说“汉皇重色思倾国”。吃祖先也是祖先所传，我何乐而不为呢，于是照方吃药，用“换个不刺耳的说法”之法写我的意见。也举例以明之。有小换，如“政治”，多年来喊政治挂帅、政治第一、突出政治等等，直说，过于敏感，就到《礼记·大学》篇那里去乞讨，拿来“治国平天下”，简化为“治平之道”，听，不刺耳了，看，不刺目了。还有大换，这要多说几句。比如讲治平，我不赞成完全信任英明，小民早请示、晚汇报以等待幸福的办法，理由可以凑一大车，可是直说，就难于不触及一个人说了算的制度和实况，这必不合时宜，而又不能不说，不得已，只好仍是到古人那里去乞讨，而就从孔、孟那里讨来个“王道”，从多方面论证那种幻想不可通，时不同，理则一，我自己认为也可以算是说明白了。但终是心中有苦，表现于字面就成为不明朗。这里提一下，希望能够得到大度君子的体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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