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教会女子寄宿学校时，于堇报的名就是Jean Hubert.注定是天意，他的姓Hubert来自他的法国父亲，法文念成“于培尔”，他的中文名字就叫于培福――命中注定跟于堇同姓。但是他从来不想让于堇叫他父亲。从婚姻失败后，他对女人就失去了兴趣，对家庭也抱同样态度，早就打算做一辈子单身汉，根本没有想到一个孩子会冒然进入自己的生活。妻子的不幸流产，使他认为自己没有资格做一个父亲。
不过，一个天性聪明的孩子，什么都记得清楚，又什么都情愿忘掉，几乎过早地进入成人心态。她没有和他提过一次自己的父母或家里的事，这令他敬畏。于堇完全记得自己的身世，不过不管是在表里还是心里，都是把他当惟一信赖的人，他们喜欢彼此只叫小名“Jean”和“Fred”。
随着时间一年年过去，孩子好像见风就长。他越来越喜爱这孩子，而且发现自己对孩子很有耐心。他仍住在原来的一幢房子里，屋顶阳台上放了许多花盆，由于堇挑选的花，她喜欢一片色一种花，比如兰花和茉莉，一式白洁清香，但是玫瑰和菊花却总是嫩黄，像一片锦绣。
先前，他半心半意地开这家旧书店，只是为了消磨时光，免于陷入病态悲观。于堇上学后，就不得不一本正经地做起这生意，要从中赚出于堇昂贵的学费来。亏得店面就在四马路热闹之处一条街口，他的家在店面楼上，附近还有一些报馆书店。他稍稍注意一点生意经，打了几次广告，居然也成为上海书业的一个特色店。他认识了不少中国知识分子，以及住在上海的西方读者。
于堇毕业后到了联华歌舞演艺学校，做了职业演员。休伯特感觉于堇远了。于堇成名后，他自己的生活却朝相反的方向变化，变得更加深藏，他觉得生命再次变得空空落落。他预感到危机来临，却不知道如何救出自己。
那是在1935年的春天，他得了忧郁症，一个经常来跑旧书定新书、也经常卖书给他的美国领事馆职员，约他到霞飞路的罗宋面包房吃个便饭聊聊天。
夕照西斜，他们按约定时间走进餐馆，选了一个僻静的桌子坐下。玻璃杯放得很讲究，铺了一浅一深的两条绿色餐巾。
那是上海一二八抗战之后，意大利入侵阿比西尼亚，而希特勒纳粹党势力正在德国兴起。谈到了汇集在上海的各国侨民，谈到墨索里尼的女婿齐亚诺在上海的活动。那人放下烟斗，郑重其事地问他：“世界在碎裂，魔鬼在肆虐，你还能只管旧书吗？”“只有书才能给我们保存一点文化。”休伯特还是那句老话。这餐馆居然演奏爵士乐，而且很地道，布置也舒适，老板做事认真，俄国女招待热情备至，他喜欢这种气氛。
“那么，亲爱的弗雷德，为了世界文明，能不能为我们注意收集一下日军的动向？”他惊呆了。他一直有个感觉，这个小职员似乎太聪明了一些，原来这人是个间谍，没准比美国驻上海领事地位都重要。看来此人注意他已经很久了，对他的家庭背景了解得透澈。
甚至比他自己还清楚：比如休伯特的父亲十年前在河边滑了一跤中风去世，母亲三年后在当地医院住了半年，思念丈夫成疾而亡。只有一个表姐在俄亥俄，大他两岁，是个老姑娘。他什么时候从美国到牛津大学，上的是什么学院得过什么奖，修过那些科目，学了几门外语，此人如数家珍，了若指掌。他们认为他天生的注意细节，他的脾性，低姿态，他的职业，包括他未老先衰的外貌，都是最佳间谍人选。
“想知道你离婚的英国妻子，后来嫁到何处吗？”“我不想知道。”休伯特脸色都白了，说实话，那个女人长相，他都忘干净了，但是很多事却比她的模样难忘。
那人看看他，就转过话头：“当然我们也知道你的明星女儿对你如何重要。”“她不是我的女儿！”休伯特脸色更白了，心跳加快，说话的声音都变了。
那人似乎没有听到他的抗议，继续说下去：“为了你所爱的人，你不能再置身事外！”休伯特沉默了，这个家伙知道他的弱点。
那正是于堇去当电影演员，很快走红之际，也是她刚开始交男朋友的时候，他心里担心之极。于堇从小到大都很少住在和旧书店几乎连在一起的“家”里，周末回家，像是两人的节日。连亲密的朋友都不知道于堇和他的关系，在学校在剧团电影厂，于堇一直自称是孤儿出身。
“这个特务恶棍！”休伯特不高兴地想。他不喜欢别人打听他的隐私，当然他也不喜欢做专事偷窥的间谍。他想马上站起，离席而去。
但立马表示愤怒，不是他的习惯。女招待殷勤地上着罗宋汤炸猪排、土豆红肠色拉。又端来烘烤热乎乎的面包。她漂亮的手斟了红葡萄酒。对方向他举杯。他推说，身体不舒服，不能喝酒。
对方觉察出他的神情，忽然就换了个题目，提起一个无藉藉之名的捷克德语作家卡夫卡的小说，仿佛是投休伯特所好，不过果然让他高兴：几乎没有人欣赏这个奇怪的作家。
休伯特笑了。卡夫卡的第一本书，对了，就是《观察》出版社用一种非同寻常的大号字体排的那个版本，类似古代的感恩刻板，只有九十九页，仅仅印刷了八百本，今天已经罕见这个珍本。小职员说，他也有这本书，十一年前，也就是1924年，卡夫卡病逝在维也纳基尔灵疗养院，他当时调去维也纳任职，本想见一见这个怪人，结果，他打听到的是卡夫卡的死讯，成了一生遗憾。但是他读过他的手稿，印象很深。
小职员和休伯特就卡夫卡死后被发表出来的小说是否忠实于原著，争执起来，各不相让。他们那天就没有重新回到参与谍报工作的题目上来，喝完了咖啡也未提半个字。
只有在最后道别时，对方说：“亲爱的弗雷德，我等你仔细考虑的答复，需要等多少天就等多少天。”对此，休伯特无法不点头。他其实只想了三天，就同意参加工作。他想到的是卡夫卡那样犹太人的处境。
阿难:我的印度之行火狐虹影神秘女子女子有行绿袖子孔雀的叫喊阿难我这温柔的厨娘K英国情人鹤止步上海王好儿女花那些绝代佳人小小姑娘53种离别上海魔术师上海之死饥饿的女儿不过，一个天性聪明的孩子，什么都记得清楚，又什么都情愿忘掉，几乎过早地进入成人心态。她没有和他提过一次自己的父母或家里的事，这令他敬畏。于堇完全记得自己的身世，不过不管是在表里还是心里，都是把他当惟一信赖的人，他们喜欢彼此只叫小名“Jean”和“Fred”。
随着时间一年年过去，孩子好像见风就长。他越来越喜爱这孩子，而且发现自己对孩子很有耐心。他仍住在原来的一幢房子里，屋顶阳台上放了许多花盆，由于堇挑选的花，她喜欢一片色一种花，比如兰花和茉莉，一式白洁清香，但是玫瑰和菊花却总是嫩黄，像一片锦绣。
先前，他半心半意地开这家旧书店，只是为了消磨时光，免于陷入病态悲观。于堇上学后，就不得不一本正经地做起这生意，要从中赚出于堇昂贵的学费来。亏得店面就在四马路热闹之处一条街口，他的家在店面楼上，附近还有一些报馆书店。他稍稍注意一点生意经，打了几次广告，居然也成为上海书业的一个特色店。他认识了不少中国知识分子，以及住在上海的西方读者。
于堇毕业后到了联华歌舞演艺学校，做了职业演员。休伯特感觉于堇远了。于堇成名后，他自己的生活却朝相反的方向变化，变得更加深藏，他觉得生命再次变得空空落落。他预感到危机来临，却不知道如何救出自己。
那是在1935年的春天，他得了忧郁症，一个经常来跑旧书定新书、也经常卖书给他的美国领事馆职员，约他到霞飞路的罗宋面包房吃个便饭聊聊天。
夕照西斜，他们按约定时间走进餐馆，选了一个僻静的桌子坐下。玻璃杯放得很讲究，铺了一浅一深的两条绿色餐巾。
那是上海一二八抗战之后，意大利入侵阿比西尼亚，而希特勒纳粹党势力正在德国兴起。谈到了汇集在上海的各国侨民，谈到墨索里尼的女婿齐亚诺在上海的活动。那人放下烟斗，郑重其事地问他：“世界在碎裂，魔鬼在肆虐，你还能只管旧书吗？”“只有书才能给我们保存一点文化。”休伯特还是那句老话。这餐馆居然演奏爵士乐，而且很地道，布置也舒适，老板做事认真，俄国女招待热情备至，他喜欢这种气氛。
“那么，亲爱的弗雷德，为了世界文明，能不能为我们注意收集一下日军的动向？”他惊呆了。他一直有个感觉，这个小职员似乎太聪明了一些，原来这人是个间谍，没准比美国驻上海领事地位都重要。看来此人注意他已经很久了，对他的家庭背景了解得透澈。
甚至比他自己还清楚：比如休伯特的父亲十年前在河边滑了一跤中风去世，母亲三年后在当地医院住了半年，思念丈夫成疾而亡。只有一个表姐在俄亥俄，大他两岁，是个老姑娘。他什么时候从美国到牛津大学，上的是什么学院得过什么奖，修过那些科目，学了几门外语，此人如数家珍，了若指掌。他们认为他天生的注意细节，他的脾性，低姿态，他的职业，包括他未老先衰的外貌，都是最佳间谍人选。
“想知道你离婚的英国妻子，后来嫁到何处吗？”“我不想知道。”休伯特脸色都白了，说实话，那个女人长相，他都忘干净了，但是很多事却比她的模样难忘。
那人看看他，就转过话头：“当然我们也知道你的明星女儿对你如何重要。”“她不是我的女儿！”休伯特脸色更白了，心跳加快，说话的声音都变了。
那人似乎没有听到他的抗议，继续说下去：“为了你所爱的人，你不能再置身事外！”休伯特沉默了，这个家伙知道他的弱点。
那正是于堇去当电影演员，很快走红之际，也是她刚开始交男朋友的时候，他心里担心之极。于堇从小到大都很少住在和旧书店几乎连在一起的“家”里，周末回家，像是两人的节日。连亲密的朋友都不知道于堇和他的关系，在学校在剧团电影厂，于堇一直自称是孤儿出身。
“这个特务恶棍！”休伯特不高兴地想。他不喜欢别人打听他的隐私，当然他也不喜欢做专事偷窥的间谍。他想马上站起，离席而去。
但立马表示愤怒，不是他的习惯。女招待殷勤地上着罗宋汤炸猪排、土豆红肠色拉。又端来烘烤热乎乎的面包。她漂亮的手斟了红葡萄酒。对方向他举杯。他推说，身体不舒服，不能喝酒。
对方觉察出他的神情，忽然就换了个题目，提起一个无藉藉之名的捷克德语作家卡夫卡的小说，仿佛是投休伯特所好，不过果然让他高兴：几乎没有人欣赏这个奇怪的作家。
休伯特笑了。卡夫卡的第一本书，对了，就是《观察》出版社用一种非同寻常的大号字体排的那个版本，类似古代的感恩刻板，只有九十九页，仅仅印刷了八百本，今天已经罕见这个珍本。小职员说，他也有这本书，十一年前，也就是1924年，卡夫卡病逝在维也纳基尔灵疗养院，他当时调去维也纳任职，本想见一见这个怪人，结果，他打听到的是卡夫卡的死讯，成了一生遗憾。但是他读过他的手稿，印象很深。
小职员和休伯特就卡夫卡死后被发表出来的小说是否忠实于原著，争执起来，各不相让。他们那天就没有重新回到参与谍报工作的题目上来，喝完了咖啡也未提半个字。
只有在最后道别时，对方说：“亲爱的弗雷德，我等你仔细考虑的答复，需要等多少天就等多少天。”对此，休伯特无法不点头。他其实只想了三天，就同意参加工作。他想到的是卡夫卡那样犹太人的处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