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前不是没有人称司猗纹为老师，后来她虽然从那个位置上跌荡了下来，但那个称呼还时隐时现着。在司猗纹的记忆里，越是具身份的人越是称她为司老师，如达先生。德国老太太也怪声怪调地这样称呼过她。但如今不再有人这样称呼她了，罗大妈这一声呼唤才使司猗纹一激灵。她慌忙从桌前站起，步态敏捷地迎了出去。
“您瞧，倒让您叫我了。”司猗纹笑着，显出受宠若惊。其实她是在想：难道我能去叫你吗？我知道你在家正动什么心思？
“咳，学习的事，谁唤谁一声还不都一样。”罗大妈说着，和司猗纹一前一后地出了门。
在居委会，罗大妈没有郑重其事地把司猗纹介绍给谁，也没再称呼她为司老师，当着众人罗大妈甚至还对司猗纹显出几分漫不经心。她先说了几件街道上的零星事，大家七嘴八舌议论一阵，然后才宣布读报的正式开始。司猗纹展开了报纸。
人们对于司猗纹的出现，看来并没有感到特别意外，也许街道上早巳做了布置。她们只是以好奇的眼光打量她，似乎在说，看看吧，谁知这报上的字从这个女人嘴里念出来是个什么调儿显然交家具那天她们大都听过她的讲演，但听一个这么大岁数的女人读报，对她们来说毕竟是件新鲜事。
司猗纹读报，没有忘记先把报纸右上角的最高指示郑重其事地宣读一遍。那段最高指示每天一换，它关系着全报当天的方向。司猗纹郑重地念完最高指示，又流利地念完一篇头版头条上的文字。那文章是报道一个地方夺权的事，说那个地方一个叫“工造司”的造反组织已经从那里的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手里“全面彻底”地夺了权。文章还说现在就是要夺权，夺权就是改朝换代，“我们对所有的权都要夺”，最后还引用了领袖的原话说，“革命力量起来了，全国就有希望。”
司猗纹读完报，接着是讨论。人们对那内容表现着应有的义愤和应有的高兴，说这权就得夺，党、政、财、文大权不能成年间把在一小撮走资派手里，那些走资派当官的看来神气活现，其实什么事都干，还不如咱老百姓干净。有人说有个省的书记到一个地方休养，每次偷一条毛毯，临走时他老婆连厨房里的黄花木耳虾皮都倒光了，这种人掌权就是资产阶级掌权。
还有人说偷毛毯算什么，一条毛毯满打满算也不过几十块钱。她知道一个领导干部有五辆汽车，红黄蓝白黑。这红黄蓝白黑是有用意的，那是满洲国旗，不信你想想。淖五辆车一坐多少年生是没人注意。这不就是老虎在你身边睡觉？
还有人说，有个当官的在老家盖房子用琉璃瓦，这东西在从前只有皇帝才能用，这不是复辟的野心是什么？
又有人列举了一些走资派们的荒唐来证实这夺权的必要。但这些道听途说越来越离奇越来越离题万里，连走资派吃鱼舌头人脑子都提到了。最后还是由罗大妈拨正学习态度，再由司猗纹念了一段关于中国援助一个像明灯一样的社会主义国家修建纺织厂的事，学习会才宣告结束。
散会后，这些基本成员并不急于马上离去，她们纷纷使着眼色，似乎在等待一个什么时刻。司猗纹感觉到那眼色，便向罗大妈告辞，出了居委会。
司猗纹的眼力是大有必要的。原来居委会的这些基本群众和骨于真的在等待一个时刻，近来上边不时给街道分发一些贫农票，那票只发给经过验证的三代贫农。凭了贫农票可到指定地点去买抄家物资，那价钱便宜得如同象征性收费。有时两块钱能买一张三人大沙发，十几块钱可买一张全新席梦思大床，二十块钱便能买回一套明式硬木家具了。至于那些低档的桌椅衣柜之类，也就值几根冰棍。然而人们还是为这种票证的价值纠纷着，为了平息这不必要的纠纷，居委会又实行抓阄的办法，却也终未使那攀比、摩擦终止。后来那攀比和摩擦的平息却是靠了一些传说。原来持贫农票者运气的好坏并不在于你所得物资的固有价值，有时在那看来寒酸的东西内部却潜藏着你万万料想不到的可观的意外收获。这意外的收获能把你惊得目瞪口呆：一只普通枕头里就可塞满上百双正在时髦着的尼龙袜；北城有个聪明人巧妙地撬开一个床头柜的夹层柜门，柜门里竟夹挂着几十块瑞士表：全新的大英格、欧米加……衣柜夹层里塞首饰，沙发靠垫里塞尼龙裤衩，最使全城贫农兴奋的是东城某人偶尔捡起一张被人扔掉的贫农票，凭它花四块钱买回一个旧席梦思床垫，回家拆开一看原来里边码满了十元一沓的人民币。那人被传得连胡同门牌号码姓名全有，于是那些不胫而走的使人兴奋的消息终于不再为那票证本身的价值而计较。她们只需从她们主任手中押宝似的抓了阄，再由她们的男人蹬上平板三轮去那个指定地点拉货。
响勺胡同已经分发过这种神秘莫测的票证了。平板三轮在胡同里奔跑着，许多宅院不时传出敲击声。一切有着疑点的木质家具破大拆大卸着，仿佛购买不是目的了，目的在于回家之后这拆和卸。枕芯里的羽绒、木棉在胡同里飘扬；席梦思床垫被割得七零八落，一朵朵弹簧神经质地痉挛着。只是到目前为止全胡同收效甚微：除有一家在一只抽屉底层撬出一副银镯子外，尚没有重大发现。
人们热切企盼着下一次的鸿运来临。
罗大妈也抓到一张票，表面看她的手气不能算好，她仅抓到一张桌子票。罗大妈以此一再证明着她的大公无私。她拿这阄买回一张比八仙桌小些的、尚属于硬木之类的方桌。当大旗把桌子从三轮上卸下来扛进院子，司猗纹立刻就发现了它的出处，就像认出了一位阔别已久的老熟人。
庄家的那张麻将桌。
前不久她曾亲手把它交了出去，谁知它竟像庄家一个流浪汉似的，在外边饱尝了人间的冷遇又返回了自己的家门。原来这些没有思想、但又不完全为人所知的木头家什就这样在人间循环周游着。此时司猗纹见到这位庄家的“老熟人”没有更多的伤感，她只是希望罗家也该像那些传说着的人们一样，为了从那里找出人间珍宝而将它卸开拆开劈开，劈个稀巴烂，然后当做碎劈柴每天早晨用它的粉身和碎骨去升火，去冒烟，让她不再看见它。罗家在廊下围住那麻将桌也热闹了一番。他们没有拆它、劈它，罗大爷把它翻转过来四脚朝天，敲击了一阵，内行似的估量着它的厚度和容积，又将那书本大小的用来放筹码的抽屉取下反复地掂量。当他们都确信不可能再有意外收获时，才扫兴着把它抬进了屋。
三旗骂着罗主任废物，三旗只是拿脚踢那小抽屉，罗大妈从三旗脚下拾起了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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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对于司猗纹的出现，看来并没有感到特别意外，也许街道上早巳做了布置。她们只是以好奇的眼光打量她，似乎在说，看看吧，谁知这报上的字从这个女人嘴里念出来是个什么调儿显然交家具那天她们大都听过她的讲演，但听一个这么大岁数的女人读报，对她们来说毕竟是件新鲜事。
司猗纹读报，没有忘记先把报纸右上角的最高指示郑重其事地宣读一遍。那段最高指示每天一换，它关系着全报当天的方向。司猗纹郑重地念完最高指示，又流利地念完一篇头版头条上的文字。那文章是报道一个地方夺权的事，说那个地方一个叫“工造司”的造反组织已经从那里的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手里“全面彻底”地夺了权。文章还说现在就是要夺权，夺权就是改朝换代，“我们对所有的权都要夺”，最后还引用了领袖的原话说，“革命力量起来了，全国就有希望。”
司猗纹读完报，接着是讨论。人们对那内容表现着应有的义愤和应有的高兴，说这权就得夺，党、政、财、文大权不能成年间把在一小撮走资派手里，那些走资派当官的看来神气活现，其实什么事都干，还不如咱老百姓干净。有人说有个省的书记到一个地方休养，每次偷一条毛毯，临走时他老婆连厨房里的黄花木耳虾皮都倒光了，这种人掌权就是资产阶级掌权。
还有人说偷毛毯算什么，一条毛毯满打满算也不过几十块钱。她知道一个领导干部有五辆汽车，红黄蓝白黑。这红黄蓝白黑是有用意的，那是满洲国旗，不信你想想。淖五辆车一坐多少年生是没人注意。这不就是老虎在你身边睡觉？
还有人说，有个当官的在老家盖房子用琉璃瓦，这东西在从前只有皇帝才能用，这不是复辟的野心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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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猗纹的眼力是大有必要的。原来居委会的这些基本群众和骨于真的在等待一个时刻，近来上边不时给街道分发一些贫农票，那票只发给经过验证的三代贫农。凭了贫农票可到指定地点去买抄家物资，那价钱便宜得如同象征性收费。有时两块钱能买一张三人大沙发，十几块钱可买一张全新席梦思大床，二十块钱便能买回一套明式硬木家具了。至于那些低档的桌椅衣柜之类，也就值几根冰棍。然而人们还是为这种票证的价值纠纷着，为了平息这不必要的纠纷，居委会又实行抓阄的办法，却也终未使那攀比、摩擦终止。后来那攀比和摩擦的平息却是靠了一些传说。原来持贫农票者运气的好坏并不在于你所得物资的固有价值，有时在那看来寒酸的东西内部却潜藏着你万万料想不到的可观的意外收获。这意外的收获能把你惊得目瞪口呆：一只普通枕头里就可塞满上百双正在时髦着的尼龙袜；北城有个聪明人巧妙地撬开一个床头柜的夹层柜门，柜门里竟夹挂着几十块瑞士表：全新的大英格、欧米加……衣柜夹层里塞首饰，沙发靠垫里塞尼龙裤衩，最使全城贫农兴奋的是东城某人偶尔捡起一张被人扔掉的贫农票，凭它花四块钱买回一个旧席梦思床垫，回家拆开一看原来里边码满了十元一沓的人民币。那人被传得连胡同门牌号码姓名全有，于是那些不胫而走的使人兴奋的消息终于不再为那票证本身的价值而计较。她们只需从她们主任手中押宝似的抓了阄，再由她们的男人蹬上平板三轮去那个指定地点拉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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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旗骂着罗主任废物，三旗只是拿脚踢那小抽屉，罗大妈从三旗脚下拾起了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