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格先生正在中国出差，他给凯莉打来电话的时候，声音听起来有点儿不爽。他通过一家快递公司寄送的行李莫名其妙地被弄丢了，所以他现在只能可怜兮兮地坐在酒店房间里，只有身上穿着的衬衫和牛仔裤，连一件换洗的内衣都没有。“要是在五年前，我早就让他们把那个该死的快递员给开除了，”他说，“但我已经变了。现在的我和以前已经不一样了。要是他们接受不了我穿着这条脏兮兮的牛仔裤去开会，那就让他们都见鬼去吧！”
“我们还是说点别的吧。哦，对了，你那个朋友德里克给我打电话了，”凯莉说，“你猜他说了什么？他说劳拉想要孩子了，但他不想。你猜他怎么应付的？每天晚上上床的时候，他都假装已经射了，然后再偷偷跑到洗手间里自己解决。劳拉一点儿都不知道，每天晚上还在那儿看《你和你的宝宝》的录像带呢！”
“真是个窝囊废！”比格先生说。
“他说他的事业刚有起色，现在养不起孩子。”
“你最近怎么样？”比格先生平静地问。
“我还好。”凯莉有点儿忧郁地说，“但我觉得我可能怀孕了。”
“孩子。我们要有孩子了？”比格先生说。
凯莉不知道该做何反应。
纽约人一旦有了孩子之后就会变得很不一样。少数父母会保持正常，但另外一些明显会判若两人。他们变得神经兮兮的。试想一下，当那些原本贯注在事业上的精力、野心、苦恼和情绪化通通转移到孩子身上的时候，就连神经病也会抓狂的。
这一点迅速就被凯莉证实了。她去SOHO区和她的朋友帕卡德和阿曼达夫妇共进午餐。这对夫妇已经为人父母（少数正常的那种），而他们的孩子切斯特正在房间里到处乱跑，把手中的一把雨伞狠狠地敲在地板上。另一个母亲（不太正常的那种）管不了他，只能絮絮叨叨地说这孩子：“非要自己一个人玩，不愿意跟其他人分享。不过也没办法，他们家就他一个孩子，没人能跟他一起玩玩具——当然不代表以后永远这样。”
像很多还未做好准备就突然有了孩子的父母一样，帕卡德和阿曼达迅速打入了“家有儿女”的圈子。但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呢？难道他们是在早教班上遇到那些人的？还是那些人早就把他们当做后备人选，只等他们造人成功？不管怎么说，他们的新朋友包括：乔迪——她坚持只收纯白色的儿童衫作为礼物，因为她担心染料会让她的宝宝皮肤过敏；苏姗娜，她家的奶妈绝不能用香水，因为她不想让她的宝宝闻起来有（劣质）古龙水的味道；还有玛丽安，她对保姆挑三拣四，动不动就辞退保姆，直到她不得不自己辞职当全职妈妈。
这种行为并不仅限于妈妈们。你不觉得那种穿着父子登山装、戴着配对的轮滑头盔，这装束实在是太夸张了吗？还有那种握着孩子的小手，不停地亲他的额头，还绕着儿童车跳舞，这些行为太可笑了！（我打赌要是两岁的孩子知道哪种表情叫尴尬的话，他脸上早就写满尴尬了）更夸张的是这种父亲还振振有词地说：“以上各种行为，你只要做了其中一项，就能一劳永逸了！”
当然，“为了孩子发神经”和“一天到晚都疯疯癫癫的”，这二者之间还是有些许不同的。但是说极端点儿，纽约父母这种过分保护孩子的态度只有一个词能形容——“神经病”。你不知道这会传染给谁，也不知道会有什么表现，但正如帕卡德所言：“这不叫‘爱’或者‘关心’，这叫‘强迫症’。”
“亚历山德拉！”
凯莉正坐在沙发上，和贝卡聊天。贝卡看上去很平凡，留着金色直发，又长又窄的鼻子仿佛能从杯子里把马提尼吸上来。她刚搬到东七十街的新公寓，正聊到要不要雇一个室内装潢师——“我有个朋友的装潢师一直在不停地采购，拦都拦不住，太差劲了！”——正说着，一个五岁的小姑娘打断了她的话。“妈咪，我要喝奶！”小朋友要求道。她穿着一条带褶的裙子，戴着黑色缎带发夹。
“ 亚历山德拉！”（怎么这年头的小孩不是叫亚历山大就是亚历山德拉啊）贝卡压低声音，又故意让凯莉听到，“现在不行，自己去看会儿电视。”
“但他就有奶奶喝！”小姑娘不满地指着角落里一个正在给小婴儿喂奶的女人说。
“他还只是个小婴儿，一个小宝宝。”贝卡说，“你可以喝点儿果汁。”
“我不想喝果汁！” 亚历山德拉边说边把手放在屁股上。
贝卡转了转眼睛，起身把小女孩儿拉了过来，让她坐在她的膝盖上。小女孩儿立刻开始揪她妈妈的衬衫。
“你还在……喂她母乳？”凯莉竭力搜寻着礼貌的措辞。
“偶尔，”贝卡说，“我丈夫想马上再要一个孩子，但我不想。在纽约要养一个孩子太吃力了。是不是，你这个小家伙？”她低头看着自己的孩子。小亚历山德拉吮着拇指，眼巴巴地望着贝卡，等着她解开扣子喂奶。紧接着，小家伙又突然转向凯莉，邪恶地瞥了她一眼。“喝奶奶，喝奶奶！”她嚷嚷着。
“来吧，亚历山德拉，我带你去盥洗室。”贝卡说，“我们都想赶快解决这件事，对不对？
小家伙心满意足地点了点头。
很多母亲都把握不了和孩子的关系，贝卡是其中之一，而茱莉便是第二个例子。她是一个身材娇小、一头黑发的餐厅经理。她正在卧室里小憩，身边是六岁的儿子巴利。巴利长得很可爱，小脸蛋简直就和他妈妈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就连黑色的卷发也一模一样。但他此刻正哭丧着小脸，凶巴巴地爬到茱莉身上——每当有人跟茱莉说话，他就这么干。“喂，离我远点儿！你可真烦人！”茱莉嘴上嘟囔着，但实际什么也没做。巴利从来不和其他小孩一起玩，也从来不让茱莉跟其他人说话。凯莉后来发现这对母子永远都是这样——连在派对上都是——茱莉总是带着她的儿子参加派对，但不管是成年人的宴会还是亲子聚会，这对母子都只跟彼此说话。茱莉甚至放了一个床垫在巴利的房间里，大多数时候，她晚上就睡在这个床垫上，而她的丈夫独自睡在另外一个房间里。他们正在协议离婚。
“这很正常。”珍妮丝说。她是一个企业律师，也是那些神经质母亲中的一员——但罕见的是，她并不否认这一点。“我爱我的儿子，”她说，“安迪现在已经十一个月大了。他就是我的神——我每天都跟他说这句话。前几天我发现他在婴儿床里叫着‘我，我，我’！”
“我从三十岁开始就非常想要个孩子。”她接着说，“当我终于怀上了的时候（她现在已经三十六了），他就像我冥冥之中的使命一样。我本来想待在家里当个全职母亲，但三个月之后，我意识到我必须回去工作了，不然他一天到晚看见的都是我的脸。带他去公园的时候，我就在他面前跳来跳去，连保姆都觉得我疯了。我每天亲他一千次，每天都盼着给他洗澡的时刻——抚摸他那小小的身体简直让我如痴如醉，我从来没对哪个男人有过这种奇妙的感觉。”
珍妮丝还说，只要她看到安迪瞥了一眼哪个孩子的玩具，她就会立刻冲进商店买给他。有一天她觉得安迪似乎在看一个摇篮蹦床，于是她立刻出门，找了好久，终于在第十四街买到了一个。她想赶快把这个小摇篮床拿到安迪面前，却怎么也打不到车。于是珍妮丝把这个花枝招展的摇篮蹦床顶在头上，开始往回跑。“好多人就站在那儿对我指指点点，真的，”她说，“所有人都觉得我的精神不正常。结果等我终于回到了家，把这个大玩具给安迪的时候，他竟然号啕大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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