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申把宋诚一家带到中层干部会议室后，先认真地看了一遍他们带来的告状材料，问：“这材料是谁写的？”
“我写的！”杨美玲大声说，“你问这个是啥子意思？”
“没啥子意思？我是说，这材料写得不错，把事都说清了。如果没得补充的内容，你们就可以回去了。我们会尽快查出，给你们一个说法的。”
“不！”杨美玲大声说，“我们就在这儿等着你们给说法！”
大家纷纷响应说：“对！我们在这儿等着要说法！”
“看来，大家是信不过我们了。”余申平静地说完，突然提高了声调说。“宋诚，你也信住过我？”
大家愣了一下，目光转向了宋诚。
“信得过！信得过！”宋诚把目光转向杨美玲说，“嫂子，咱们走吧。余处长说啥子，咱们就听啥子吧。”
“要得！”杨美玲起身说，“咱们走！”
大家起身，走出会议室，走向门外租赁的大轿车。
杨美玲边走边问宋诚：“诚诚，你认得余处长？”
“认得不久。本打算和舅舅呆几天，带婷婷到省会玩几天，顺便带一些山货看望他的。”
“看来交情不浅啊。早说这些，咱就给他带一些山货来。”
“当时浑了头。你们都说到省委，我就忘了他，没想到还得找他。再说，咱们出了这事，真给他东西倒不好。”
“啥子不好。大檐帽，两头翘，吃了原告吃被告嘛。”
“他可不是那种人，抓犯人时看到人家生活困难，还专门返回去把自己的钱送给犯人的孩子，帮助没得人管的犯人孩子得到了政府救济。”
“你看见了？”
“钱是我转交的。哪个犯人的3个孩子每月到县民政局领救济，我们铁县的人都晓得这事，都晓得是余处长找人办的。”
“到底啥子交情？他这么信任你？”
“没啥子大事。我们在一个小饭店坐到了一起，我讲了一个冤案，他办了案子，给我回话，就成了朋友。”宋诚把认识余申的经过说的比较含糊，怕他们知道王婷曾经犯过错误，急忙扭转话题说。“余处长是那种一个唾沫一个坑的人，咱们就等着我哥回家吧。”
“这么肯定？”
“我哥的事也敢胡说？”
“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杨美玲转身对一个白发满头的人说，“大哥，既然这样，就劝大家回去休息几天吧。这些天谁也没休息好，今天又都在证明上按了手印……”
在他们一家商量家务时，余申还静坐在会议室内沉思。
闻讯而来帮助他调查的小苗和马云默默看着他，谁也不作声。他们都曾被抽调到“8、6”大案上工作过，知道这个顶头上司的特点：每当有了新情况，总爱静静地独自思考上一阵子，少则几个小时，多则几天。一旦有了思路或想法，就立即就开始行动，一动就有成效。
许久，余申才缓缓开口说：“天都黑了，你们回家吧，和家人吃一顿热乎饭，明天一出差，不定多少天才回来呢。”
“你也回去吧。”小苗站起来说，“不然，嫂子又该不高兴了。”
“我再琢磨琢磨，你们快走吧。”
“琢磨啥子？”马云也站起来说，“明天把卷调过来，还怕找不出破绽？”
“不是调卷能解决的事，快走吧。”余申打发走他们，继续思索。
蔡家的材料上说：蔡子安从小读书，解放后一直在村中教小学，和宋老四的关系极好。退休后不久，他的老伴去世，孩子们都在外地读书、工作，自己感到孤独寂寞，就经常拉宋老四来家摆龙门阵，还不断上山下河搞点野味，由蔡子安买酒一醉。孩子们都知道他们的交情，每逢回家探亲，除了给父亲买东西外，也都要对他表示表示。这种关系一直保持到现在。因此。他们绝不会殴打宋老四，他也不会为了区区的5元钱而告状；法院判决和法医鉴定都有问题，蔡光林是冤枉的。
余申看到这份材料在想：假如宋老四真被打断了肋骨，他是怎么到的县城？县法院和地区法院鉴定的伤情怎么会差距那样大？难道我们的法医在捣鬼？是哪一级的法医捣鬼？
蔡家的人没有在材料上说清楚这些问题，余申也想不明白，因为他们都不知道宋老汉为什么会在一夜间判若两人，也不知他怎样到的县城和法医是什么关系。但是，余申却凭经验感到，蔡家人没有说谎，如果说谎，他们就不会把对方说的那样好，往往是尽量把对方丑化的。如果不是蔡家说谎，那就是县法医或是地区法医有人捣鬼了，这就非常困难了，这些人具有一定的反侦察经验，不仅不会在案卷上留下破绽，恐怕连宋老四也得给藏起来，他们和蔡家又有何冤仇呢？
余申苦苦思索着，时间悄悄地流失了过去。突然，会议室的电灯全亮了，一个人默默地坐到了他对面。
余申抬头看看，只见妻子赵薇皱眉坐在了对面，陪笑问：“你来干啥子？”
“都啥子时候了？”
余申抬头看一眼墙上的电子钟，惊叫：“哟！都11点多了。”
“还认得表啊！”
“我是中文系毕业的，数学不咋的，就认得这几个阿拉伯数字。”
“还耍贫！”赵薇笑嗔他一眼，“你都把我吓死了，办公室电话没人接，手机关着，让我找的好苦。”
“不要夸张！有啥子可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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