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大话小说
近几年书市上，以“中国”为题的书多了起来，什么《第三只眼睛看中国》、《中国可以说不》、《中国为何可以说不》、《中国的对抗》、《中国大趋势》、《中国战略大策划》、《为中国声辩》、《21世纪中国大预测》等等，不一而足。“中国”，真和爱情一样，一言难尽，永远是个谈不完写不完的话题。无论作者抱着什么样的情绪和观点，都能在这个大题目里发挥得痛快淋漓。我拜读了一些这类书后，发现除中国社会科学院每年编辑一本的“经济蓝皮书”是在统计学基础上立论的之外（此系列每册也以“中国”为题），其他不少书尽管很“大”，实际上多半是作者情感的宣泄或纸上谈兵，所谓书生意气而已。“中国”，这个议论对象，真跟男人对女人或女人对男人一样，议论起来都是以主观感情用事的。
我应该首先申明，这本书不是从社会科学的角度评论或分析中国，更不想作什么策划或声辩，我之所以不得不在书名上冠以“中国”二字的缘故是：因为我不论在什么地方、在什么时候、在什么情况下遇到什么触动我感情或思考的人或事，总会联想到“中国”。有文学评论家根据我的小说对我个人进行心理分析，说我有“恋母情结”。这点我承认，有“恋母情结”并不等于同时有“俄狄浦斯情结”，会用刀去杀死自己父亲的。而“恋母情结”绵绵地延伸开去，就泛滥成“恋国情结”，即“中国情结”。“中国”，像我的影子似的在我身边和心中挥之不去。“中国”，常常是我欣喜和忧虑的重要原因，她常常在我因个人某些问题而抑郁伤感的时候使我振奋，也常常在我因个人某种幸运而兴高采烈的时候令我忧伤，她更常常使我踌躇自满或彻夜难眠。因而，这本实际上是记叙上面所说的“在什么地方、在什么时候、在什么情况下遇到什么触动我感情或思考的人或事”的书，就只好和“中国”联系起来了。
想写一本书名有“中国”的书的念头，不是最近才产生的。我很早就抱有这个想法，在写小说时就尽量贯彻了进去，我曾偏激地说我写的所有小说都是“政治小说”，就有这层意思在内。最近，我在写小说的过程中碰到了方法上的障碍，想在小说创作的间歇期换一种创作方式来写另一种体裁的书，于是顺理成章地就开始了这个计划。
“中国”，这个话题太大了，古今中外任何人写这个话题的文章或大部头著作，实际上也只是落入“中国”这条奔流不息的长河中的一滴水珠，成了“中国”的沧海一粟。但任何人，不管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又都有资格评头品足地议论中国。然而对这样一个庞然大物，不论作者给自己的书名起得多么括囊一切，以“大”自命，也只能够是“小”说而已。人贵有自知之明，我这本“小说”之所以“小”，就是与“大策划”“大预测”之“大”相对而言的。
此乃这本表达个人情感和思考的、纯个人色彩的“大”散文名曰《小说中国》的由来。
（二）我与世界的联系
应该谈谈我是怎样想起写书名冠以“中国”的一本书的念头的。
那还是在1969年，“文化大革命”正在疯狂的劲头上，我第二次劳动改造释放不久，从我劳改的西湖农场又回到就业的南梁农场当农工。可别以为这个“西湖”是杭州美丽的西子湖，那原来是大西北贺兰山下的一大片沼泽地和白花花的盐碱滩，后由劳改犯人开辟出来成了农场（见拙著《我的菩提树》）。“南梁”则是位于“西湖”西边的一道高高的沙脊，西北人将呈长条状的丘陵地都叫做“梁子”。西湖和南梁两个农场只隔一条铁路，鸡犬之声相闻，我劳改释放就跨过铁路到南梁农场当农工，政治运动一来我又被押过铁路去到西湖农场劳改，方便得很，好像这两个农场结成“文革”中常说的那种“一帮一”的“对子”似的。
到南梁农场，我这个农工仍戴着“反革命分子”帽子，没有资格“学习”，没有资格跳“忠字舞”，没有资格听“传达文件”，没有资格阅读《参考消息》，甚至没有资格向人打听只有革命群众才可知道的国家和地方上的大事，除了在批斗会上充当批斗的靶子，任何大会小会我都不能参加，而那时我已经是一只“死老虎”了，革命群众也很少把我拉出去批斗。
总之，在“抓革命促生产”口号的指导下，我只是一个“促生产”的工具，好让革命群众全心全意地投入“抓革命”。在革命群众忙于革命，没功夫生产时，我就去顶班，放马的要革命了我去放马，牧羊的要革命了我去牧羊，喂猪的要革命了我去喂猪……这样，倒把我培养成了一个全能的农业劳动者。就在这年秋天，我被派去顶放羊的班。一人放300多只羊，早出晚归，也无所谓草场，哪儿有草就将羊群往哪儿赶，只须把头羊管好，注意不让羊吃了成熟的庄稼，放羊还算是个很省力的农活。荒原上的野草稀稀落落，羊群星星点点地撒在遍地，人站在中间，仿佛和世界隔绝，常有不知自己现在生活在什么年代的感觉。
交接班的时候，出乎我意外的是，除了放牧必须有的鞭杆、干粮袋、水壶和一个准备装生在野外的羊羔的染满羊血的帆布口袋，牧羊人还移交给我一个半导体收音机！原来，农场遵照最高指示“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的教导，给牧马放羊的农工一人配备了一个这种传播媒体，以便于他们在野外随时随地能听到最高指示。按不成文的规定，像我这种“分子”是不能拥有收音机尤其是有短波功能的收音机的。当时，所有的外国广播电台都算作“敌台”，在农村，人们甚至以为收音机不但能收听广播，还和发报机一样可以向敌人发出情报。偏偏我顶班的这个牧羊人没学好，没有和我划清界线，竟然糊糊涂涂地把收音机也交给了我。
半导体收音机在那时算“高科技”产品，我第一次见到这个新奇的东西。黑色的机身包着黑色的人造革，革面像人身上起的“鸡皮疙瘩”一样布满突点却又闪闪发光，机身上有几个带齿轮的旋钮和开关，还没有一点磨损的痕迹，显然牧羊人压根儿没用过它。它虽有一股我熟悉的羊膻味，又有一股我从未嗅到过的无可名状的非自然的气味，把它和土制的烂鞭杆破皮袄瘪水壶放在一起，距离遥远的时代一下子被压缩变形，给人一种极不谐调的、仿佛超现实主义静物画的感觉。刚开始我还不会摆弄，怎么弄都弄不响，又不敢向人请教。七搞八搞，机身后掉下一片塑料，才知道它需要安电池。那时，电池是要凭证供应的，幸好值夜班的农工配有手电筒，涎着脸皮向值夜班的人讨了两节电池来，一安上，果然嗡嗡地响了。
没想到通过它竟能够听到外界发出的声音，我竟然可以比革命群众知道得还多，我不用参加各种各样的会，不用想方设法去打听道听途说，手里有了这玩意儿，就“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了。只听听那沙沙的电波声，枯寂的荒原立刻变得热闹起来，头顶上那一方蓝天立即显得更为辽阔，以至于无边。将羊群赶出羊圈，我就迫不及待地把它凑到耳朵上。
一天，它忽然发出阔别多年的外国乐曲声，好像是哪部交响乐，听到它的华彩段，简直飘飘欲仙，围在我四周的羊只如穿白衣的仙女，一个个在荒原中拂袖起舞。
于是我在两个世界中穿行，而两个世界全如梦幻一般，最终我甚至怀疑自己是否存在。
（三）“数字化生存”
那时，我认为没有一个人能认得清中国！
这一年，听到农场的大喇叭广播了国家发布的正式消息，说刘少奇不但是一名“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而且“是一个埋藏在党内的叛徒、内奸、工贼，是罪恶累累的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走狗”。我总弄不懂刘少奇怎么可能是“内奸”，是国民党“埋藏”到共产党内的“走狗”。国民党如果有这么大的政治感召力，有这么大的政治能量，使一名一人之下亿万人之上的共产党第二号领袖臣服于自己，怎么会被共产党赶到小岛上去？有自己的“走狗”“埋藏”在对方当上副主席，离完全掌握对方也差不多了。
早在1967年我还在劳改队时就隐隐约约听到这种谣传，这个荒诞的传言使我马上联想到1953年的贝利亚案件。斯大林死后，苏联很快发现了也相当于苏联共产党第二号领袖的贝利亚是“某国的间谍”！这样说来，苏联也几乎一直是受“某国”领导，或“某国”在极大程度上影响着苏联政治的。这样怎么会有“冷战”和东西方的对峙？或是整个东西方对峙的“冷战”都是“某国”一手导演的？可是，好像没有一个人持怀疑态度。不要以为劳改队是个不能自由表达意见的场所，恰恰相反，旋风的中心最平静，落到深渊地底的人便无所顾忌了，只要不在队长面前，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尤其对我这个“可靠”的人说，在“文革”期间，整个中国的“自由论坛”大概就在各地的劳改队里。但即使是较有头脑的、以“反党反社会主义”罪名来劳改的知识分子犯人，也对这个谣传深信不疑，认为刘少奇很可能会替国民党干事，贝利亚更会是潜伏得很深的“某国”间谍了。现在坐实了刘少奇果然是个“内奸”“走狗”，全国革命群众都敲锣打鼓，欢欣鼓舞，并不为领导了自己多年的副领袖不过是敌人的一条“走狗”而痛心疾首，还以为又是一次胜利。这种出乎人之常情的表演，使我开始明白真正有力量、真正能动摇人心的不是真理而是政治谎言。
我多年来一直喂猪、牧马、放羊、干农活，没有参加“学习讨论听报告”，我才会产生这样的怀疑。有权参加“学习讨论听报告”的革命群众却对领导发布的任何一条荒谬不经的消息都深信不疑，心折首肯，于是我逐渐明白，当时社会最重要的一项活动——“学习开会”，不是提高而是大大降低了中国人民的智力水平。
从我与猪马牛羊打交道的经验看，猪马牛羊比人要聪明得多，因为它们不用概念思想，完全凭感官去感觉，它们听不懂广播读不懂报纸，决不会被“说服”，它们是真正的经验主义者和怀疑论者。人，因为会用概念思想，才会被语言操纵，滑入先验论的泥潭，最容易上当受骗。
人，毕竟生活在围绕着自己的现实环境中。人，即使做为一个生物，也需做为一个活着的生物的必要生存条件。存在决定意识，我们必须从这个最基本的观点展开分析，才能了解中国人当时的心态。因为要用语言操纵人，必须先营造一个使人便于操纵的现实环境。那么，在一个很长时期里，社会所给予人的最基本的生存条件是什么呢？
吃：每人每月25市斤即12.5公斤食粮，1市两即50克植物油，2市两即100克肉类，2市两即100克食糖，它们一一登记在居民的“供应证”上。但人是流动的，这些数字有时又不得不随人的流动从“证”上转移出来采取一种物理形式的存在，也就是变成“票”。于是一时间花花绿绿的“粮票”“油票”“肉票”“糖票”……满天飞。据说上海还发行过0.5市两即25克的粮票，这只有精打细算的上海人才发明得出来（现在这种粮票称为“小粮票”，成了收藏家极为珍贵的收藏品，每枚价格高达人民币1000元）。其他主要副食品如鸡蛋、豆腐、粉条、水产品、蔬菜，一律凭每家每户的“副食品证”（同样也有“副食品票”）购买，其数量视各地的生产情况而定；
穿：每人每年棉布10市尺即3.3公尺，棉花（这是居住在北纬28度以北的中国人的必需品）8市两即400克，要说明的是，在“穿”的供应数量里，居民不仅要维持身上衣着的体面，还须兼顾夜晚的保暖，就是说床上用品也包括在内。年轻人结婚，首先要向亲友收集一定数量的“布票”，不然便布置不出一个“家”来。有的地方买布鞋也要布票（买皮鞋则需另一种“工业品券”）；
用：包括家具、炉具、肥皂、棉线、锅碗瓢盆等等直到火柴香烟（有的地方香烟另有“烟票”），凡正常人在人世间手之所及目之所视的东西，都要凭政府（“文革”中称“革委会”）发的“供应证”或配给的上述“工业品券”才可到商店买。买一筒牙膏，除了证和钞票还要外加一个空牙膏筒（俗称“牙膏皮”），这是回收废旧物资的好办法，是唯一值得我们现在继续实行的，可惜没有继承下来。城市居民生活不可或缺的燃料，另有一种票，或是凭证购买，老百姓将这种证俗称“煤本儿”。“工业品券”简称“工业券”，以“张”为计算单位，每种商品需多少张券各有不同。要买一件在市场上紧俏的工业品则须积累好几年的“工业品券”；
行：且不说在“行”上的人身限制，每位旅客都需持有当地政府开出的外出旅行证明才可购买车船票，即使是农村公社的农民出村讨饭也需“逃荒证”，那是另一种形式的“证”。这里主要是谈消费的分配。公共交通费用，在当时倒是很低廉的，但和西方人需要汽车一样中国人需要的自行车，那时只有三种牌号：“飞鸽”“永久”“凤凰”，按地区居民人口的百分比分配，以我所在的农场为例，大约是每300人一年能分到一张“自行车票”，有的地方积蓄到一定数字的“工业品券”也可购买自行车；
住：除少数被照顾的特殊人士和华侨，已基本上取消了城市住房的私有制。到“文革”，被照顾的少数人士和华侨也不再照顾了，私有房全被侵占没收。中国所有的城市干部工人居民的住房，完全仰仗国家分配。在改革近20年的今天，以上所述食、衣、用、行各方面都有彻底的改观，唯独“房改”一直很难推行，成了我们改革中最难的难点之一，就可见当年国家在住房上投入极少。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的1978年统计资料显示，全国城市平均每人居住面积只有3.6平方米，比1952年的4.5平方米还低。这个平均量还是由住房不太紧张的中小城市抬起来的，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市民每人平均住房不到2平方米，铺不下一张床，比我放牧的马匹占的马棚面积还小。这样一点点居住空间，对中国城市居民心理和道德上的损伤，已有很多小说形象地描绘过，在此不赘述。
我之所以不厌其烦地列出以上那些琐碎的、一点也不生动的数字，是要向现代生活在电脑联网、卫星播送、传真通讯、移动电话等等数码技术形成的被称作“数字化生存”中的人们，提示一下中国人还曾经生活在另一种数字化生存的环境中。
在世界历史上，固然有不少国家实行过生活必需品配给制，但那都是在战争期间采取的临时措施，如1917年冬季的柏林，每个市民每星期所能够领到的食物仅有3磅马铃薯、1个面包、30克奶油和75克肉，鸡蛋每人每月只有1个，德国人惨痛地称这段时间为“洋大头菜之冬”。今天，伊拉克人也因侵犯科威特自食其果，过着这样的生活。长期实行消费品供应配给制，将它制度化起来的，只有20年前的中国。
“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的特征，在老百姓看来，“计划经济”主要就体现在这种数字化生存上，而似乎不再有其它什么计划，更不会关心其它方面的计划。“社会主义”就等于这种“数字化生存”。
ww w.xＩaoshuotxT.。NetT，xt，小;说，天'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