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在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必须是那个社会的统治阶级自身的意识形态。这里不存在欺骗和不欺骗的道德问题。如果说是迷误，也不是哪个人哪个阶级的迷误，而是历史自身发展过程中必然出现的迷误；愚蠢和荒谬不等于欺骗和恶意。术士相信炼丹术，神父相信上帝，义和团相信使他们刀枪不入的各路神明，神婆子虔诚地相信她供奉的黄鼠狼。何况当时所实行的数字化生存除了有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外观，还体现了绝对的社会公平。
拿上述的粮食供应来说吧，重体力劳动者和轻体力劳动者的供应数量就有区别，炼钢工人之类的超强劳动力每月可供应到60市斤即30公斤，刚生下的婴儿也有一份5市斤即2.5公斤口粮，那是为母亲哺乳而配给的；扫大街的清洁工甚至比坐办公室的领导干部粮食配给还多。特权只是具体操作上的例外，在数字化生存中是一律平等的。各级党组织和政府每年要在这种“计划经济”上绞尽脑汁仔细算计，连一个刚诞生的小生命都不遗漏，长此以往，就自觉不自觉地将这种数字化生存当做整个国民经济计划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最后连最高领导人自己也深信不疑：这种消费品供应的分配制即数字化生存，本身就是社会主义甚至共产主义分配制度唯一合理的分配方式。
所以到1975年“批判资产阶级法权”时，对未来共产主义“各取所需”的远景描绘的文章中，竟预示“物质极大丰富”后共产主义社会里实行的“各取所需”，各个人的“所需”也是由共产主义公社来分配的（“并不是每一个人都需要汽车，钢琴也不是每家所必需的”），把高举了近百年的共产主义旗帜上书写的光辉口号——“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译文，正式修订成了“各尽所能，按需分配”！
什么叫做“按需分配”？我们从50年代末期开始长达20多年在衣食住行各方面，人人都分配有他必需的一份不也是“按需分配”？
可见制度化的结果必然会生成一种适应它的意识和思维模式，以至把未来又未来的美好的共产主义理想社会，也想象成用各种票券证构成的数字化生存，只不过品种和数字增加了而已。真应了马克思引用海涅的诗：
“我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是跳蚤！”
（六）谁了解中国？
既然我已经从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看透了这种数字化生存背后的荒谬，我也就取得了更大的自由。手中有了这个黑匣子，也敢另辟一条消息渠道，不怕“愉听敌台”的罪过，想了解了解外国是怎样一个情况。
今天，我们常说“西方世界”“东方世界”这类有关“世界”的词藻，另一个“世界”对我们不过是另一种社会风貌和自然风光，是一个地理概念。对另一个“世界”，我们并没有很大隔膜。每一个人，包括乡村居民都可在电影电视中去“西方世界”遨游一番。现在生活于其间的数字化生存，还使你立刻就能知道你在地球另一边的儿子此时此刻是在睡觉还是在读书，抑或在餐馆里打工，只要你手边有一部电话。而在那时，中国之外的“世界”，对每一个中国普通公民来说都极为陌生和可怕，就像是人们想象的“阴间”和“阳间”那样不可通达。“苏修”不用说了，那已经彻底变质了，“美帝”更是“日薄西山气息奄奄”，它们不但在世界各地碰得头破血流，国内的种族革命也一触即发。只有我们在“数字化生存”中生活的中国人最幸福，我们还肩负着去“解放世界上其余三分之二的劳苦大众”的任务，好让他们和我们一样来享受这种美好的“数字化生存”的生活。一般老百姓稍稍熟悉和感到亲切的只有古巴，那是因为每月100克食糖据说是从那里进口的，广播报纸上一提起“古巴”，人们嘴里就直冒口水。再下来便是我们必须支持的越南，一本《南方来信》催人泪下。还有一盏“欧洲的明灯”阿尔巴尼亚，阿尔巴尼亚电影是那时最卖座的“大片”，中国人只能从那里面看到壮观的二战场面和纳粹军官的神气。除此之外的世界便一片漆黑。
可以想象我是多么渴望来自另一个世界的信息。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是我一个呼吸的孔道，而那位难忘的放羊人给我的半导体收音机，就是我探索那一片黑暗的世界的火把。
我当然只能听中文广播。冒生命危险听了不少“敌台”，却令我大失所望。原来也没有一个外国了解中国！没有一个外国了解中国目前发生的事！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国民党是中国人，应该比较了解中国情况的吧，但他们的“中央广播电台”仍和先前在大陆时一样，常乱说乱骂一通。电影《南征北战》中对“中央广播电台”有生动的一笔，小说《红岩》里连国民党特务头子徐鹏飞也骂它：“他妈的，连牛皮都不会吹！”我亲自聆听过后，证实了艺术作品对它的描写。有趣的是他们还通过电波不停地向潜伏在大陆的特务布置任务，好像他们安排在中共党内的“内奸”折损了以后，还有多如牛毛的小内奸小特务遍布在大陆各地自由活动似的。他们根本不懂得在数字化生存之中，特务和间谍几乎没有活动的余地。特务们碰上这样不理解自己处境的领导也够倒霉的。
“美国之音”和英国的“BBC”（若干年后我居然去设在华盛顿和伦敦的这两家电台的录音室接受采访）及日本的“NHK”貌似客观，然而那种客观只呆板地报告事件的表面现象。它们主要的优势不过在于提前报道一些消息。这些国家有各式各样对中国的研究机构，可是从广播中听来它们还弄不明白“文革”中的中国，在广播用语的词句上也让中国大陆听众听来很别扭很不习惯很不准确，正如毛泽东说的“没有共同的语言”。生活在不同语境中的人们，即使各自使用对方的语言对话，也如同聋子和哑巴的对话。在数字化生存中生活的中国听众，听“美国之音”、“BBC”、“NHK”对中国的报导，还以为说的是另一个什么国家。真可惜它们花在“研究”中国上的钱都白费了！后来我知道哈佛收藏有几乎所有“文革”的资料，包括当时红卫兵出版的大小报纸，但研究工作是不会立竿见影的，当时红卫兵出版的所有的大小报纸对他们来说仍同一团团迷雾。
原苏联因为和中国在一个大的思想体系当中，“莫斯科广播电台”的中文用语和中国当时的语境相同，有时倒能说出一点有内容的东西，即使是从他们那个角度来揭示中苏交恶的内幕，毕竟还有一个过程上的陈述，但他们广播的重点放在与中共的理论争辩方面，摆出一副主教的派头，在共产主义阵营内谁正确谁不正确纠缠不休。一报道现状，就似知非知，懵懵懂懂了。
总之，如果真听信那些“敌台”的广播，好像第二天中共政权就会垮台，“文化大革命”，就是中国广大人民群众“革”中共的“命”。
一天，在播放了人们熟悉的肖斯塔科维奇作的《祖国进行曲》的乐曲后，披着烂皮袄拿着放羊鞭的我，在荒郊野外的风沙中竟听到“莫斯科广播电台”发布了一条关于我身边发生的事的消息。大意是说，在中国西北的贺兰山下，出现了一支反中共反毛泽东的“造反队伍”，被当地政府斥为土匪，他们正在进行激烈的战斗，这支队伍名叫“农建13师革命造反兵团”云云。
我听了不禁哑然失笑，而且为整个外部世界感到悲哀。那条消息还没有咩咩的羊叫有意义。人类社会已经发达到向漫无边际的空间发射出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电波，在以太中可以毫无阻碍地无比迅速地穿行而将信息传递到任何地方，可是人类相互之间的了解并不比中世纪进步多少。在中世纪，很多族群与族群、国家与国家之间相互毫无所知，也就没有正确的认知和误解之分。根本不知道有另一方存在，要比对另一方的误解好得多。目前这样利用现代科技手段，只不过使人们拉近了距离，在一个更显得狭小的空间里加剧磨擦！
“莫斯科广播电台”指的那个“农建13师革命造反兵团”不但不是“土匪”，并且正有效地代替了政府，继续执行着数字化生存的管理职能，按时向农场职工发放各种票券证。他们中多数人本来是农场工人，暂时还没有沾染上特权意识，他们不但没有像土匪般强取豪夺，甚至比原来的政府官员还要公正清廉。不错，他们曾在去年即1967年“进行激烈的战斗”过，但并不是与老百姓更不是与军队战斗，而是联合其他“同志”跟另一派“造反兵团”厮杀，被打死打残的人数以百计，男女青年的尸体飘浮在流淌着黄河水的大小渠道里。现在的环境是被工业废弃物和城市垃圾所污染，“文革”时的环境是被鲜血和尸体所污染。那些尸体捞起来后陈列在市体育场上，在光天化日之下曝晒，等亲人认尸，成了宁夏“文革”史中一场著名的武斗事件。胜利了的革命群众的“造反兵团”，组成“生产指挥部”接管原农建13师的事务，但他们并不忙于指挥生产，更不像“莫斯科广播电台”所说的反对中共和毛泽东，相反，正因为他们认为原来的中共干部对党中央和毛泽东还不够忠心，没有正确地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才起来“造反”的，那些死者伤者就是为这种“革命”而光荣牺牲。现在他们取得了政权，内部所有的各派各系却都忙于争着以中共的正统自居，争着向毛主席表忠心，争着当毛主席的好战士。没有一个人包括政府官员敢斥责他们是“土匪”。
在人们眼里，原来的中共官员和我这个被派到“中国西北的贺兰山”下放羊的人才是“土匪”（牛鬼蛇神），我的衣食住都需他们来提供。
国外电台报道中国别的什么地方的消息我不能置喙，这条被他们视为非常重要而连续广播了好多次的消息，我能百分之百地肯定它是个大大的谬误。
这给我很大的震动！
由此及彼，推而广之，整个外部世界不了解中国！上自最高领导人、下至普通老百姓，居住在海内、居住在海外的中国人自己不了解中国，敌视中国的外国人不了解中国，与中国友好的外国人士不了解中国，貌似客观或尽量想做到客观的中外观察家不了解中国，那么谁了解中国？
这个小黑匣子反而使我迷惘莫名，躁动不安。那时我像着了魔似地以为了解中国是绝对重要的，是做为一个中国人的头等大事。我个人游离在数字化生存之外，无权也毋须过问吃、穿、住，放羊牧马喂猪薅草割麦也不用动脑筋，倒无时无刻不操心这个“中国”起来。这就是我想写一部有关中国的书的起因。
（七）人的认识是有限的
一晃30年过去了。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最终在历史发展中显现出了它不可抗拒的力量（那一段艰难的数字化生存方式也是一个历史的必然）。我当然早已摆脱了小黑匣子带给我的梦魇，随着岁月的流逝和命运的变化，我走访过许多国家，接触过许多人和事，读了一些书也写了一些书，感情和理智在时光隧道中穿行到今天，我终究明白了我不可能写出一部以“中国”为题的无所不包的书。
公正地说，应该是有人了解中国的，譬如毛泽东，他可说是最了解中国的人之一，他晚年的错误不在于不了解中国而是有其它原因。这又表明，了解不了解中国，并不妨碍中国人和外国人在中国生活。中国是个“大自在”，她就是她自己。了解她她也走她的路，不了解她她仍然走她的路，重要的是人怎样配合她的脚步，可是了解她的人也未必步子就迈得正确。正如人类自出现在地球以来直到科学发达的今天，也没有完全了解太阳和月亮，却丝毫没有妨碍人类在太阳和月亮两个星球的照耀下繁育、成长、死亡、再生一样。了解太阳和月亮的人也未必在社会上生活得更好，那还要取决别的很多因素。每一个人谈太阳和月亮其实仅仅是在谈他（她）的感觉，其实就是谈他（她）自己。
人总是认为对象是固定不变的，人的认识能力是无限的。实际上对象无时无刻不在变化而人的认识能力却极其有限。
我痛感到生命的短暂，每时每刻都在我体内流失。我必须写出我个人对“中国”的一点情感和思考。我自知已无力对中国做科学的论证和分析，所以索性放弃做专门的广泛的调查研究，完全从个人的直观和感觉出发，坦率地陈述我个人的观察与见解。而我毕竟是中国人，所以我写我自己也是在写中国。
描绘太阳和月亮的诗成千上万，那仅仅是各个诗人各自眼中的太阳和月亮，丝毫不影响太阳和月亮的存在、减弱或增强太阳和月亮的光辉。可是诗文中的太阳和月亮，就变成了“人”的太阳和月亮，人会因为写她们和歌咏她们而感到自己是“人”。马克思在《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中引罗马编年史家塔西佗的话说：
“当你能够感觉你愿意感觉到的东西的时候，能够说出你所感觉到的东西的时候，这是非常幸福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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