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红地毯”(2)

　　我茫然地问他现在有什么文艺刊物接受投稿，他告诉我宁夏有个叫《宁夏文艺》的杂志已经复刊了，可以试一试。他一走，我便赶忙在砧板上再一次铺开稿纸，照他的指点试着写诗。可是咬烂蘸水钢笔杆也诌不出一句诗。当初，为了一首诗被打成“右派”，想不到劳改了20多年把诗兴也改造掉了，所有的事物在我面前都非常现实：天上有云要下雨，晚上有月亮好值夜班；马就是马，羊就是羊，牛就是牛，除了它们的肉可以吃之外，再想象不出它们还有什么诗意。想象力已极度贫乏，还不如平铺直叙讲个故事省劲。折腾了一晚上，终于在马啮狗吠声中写出一篇有四千字的叫小说的东西。虽然20多年里没有读过一本小说，而且从未写过小说，不懂得小说的创作方法和技巧，可是我积累的素材仅仅把它们不加修饰地写下来也有一定份量。

　　第二次清早一开破木板门，恰巧碰见一位姓吕的天津女知青要到另一个农场的邮局去，我就请她代为投寄。至今我还清晰地记得她斜睨着眼诧异地笑着看我的表情。她从小到大也没寄过这么厚的信，仿佛信的厚度会提高她的身份，为能寄这样厚、这样重的信而骄傲。而她果真发了出去。

　　这就是我文学生涯的开始。

　　接下来的事我想不必多说了。1979年在《宁夏文艺》上连续发表三篇小说以后，被当时在宁夏工作，任自治区副书记兼宣传部部长的陈冰先生发现：这张贤亮是什么人？指示原来把我打成“右派”的单位——甘肃省干部文化学校（已改为宁夏回族自治区党校），判处我是“反革命分子”的司法机关——银川市检察院和法院，及现在所在的单位——南梁农场，共同组成专案组翻阅我的档案，才明白在“右派分子”之上又加上顶“反革命”帽子是在一次次政治运动中“炒”出来的。今天，不论是商品图书或是作家明星之类的人物，越“炒”越热，越“炒”越红。“炒”能令商品升值，能使人物出名，过去的“炒”也有异曲同工之妙。上批斗会的次数越多“罪恶”也越重，芝麻大的小“错误”也会“炒”到枪毙的罪过。

　　在陈冰先生的催办下，政策落实得很快，同年9月我获得彻底平反（不止是“改正”），并当上了农场的中学教员。

　　（四）人的解放是思想解放的前提

　　80年代中期，我的《绿化树》被陆续译成几种外文。首先译为英文，英译者是我非常尊敬的著名学者杨宪益、戴乃迭先生，他们夫妇俩与我商量，是不是把最后一节主人翁“走上红地毯”那一段删除掉。我坚持不删，虽然我很尊重并敬爱他们。说这话的时候在北京百万庄他们四面被书籍和酒瓶围绕的家里，因为住在百万庄，宪益老自己号称“杨百万”，宪益老和乃迭刚喝了些酒，正陶然于酩酊的享受之中，我也没有向他二位老人家解释为什么我坚持不删的理由。后来是日文译者、俄文译者、波兰文译者及其他几种文字的译者，几乎都提出这种意见，还有与我熟悉的文学评论家，也认为“走上红地毯”那一段有“俗气”之嫌，破坏了全篇给读者的审美情趣，建议我在将来出版自己的《全集》时重新修订，出个修订版。对这些意见我仅置之一笑。

　　竟没有人理解那个主人翁“走上红地毯”是很重要的一笔，那不仅仅是主人翁个人命运的改变，而是中国社会开始全面改变的象征。

　　现在，我们回顾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的变化，在经济改革上是从农村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在思想政治上的变化是从反对两个“凡是”、讨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思想解放运动及大批平反“冤假错案”与恢复老干部的职务开始的。这都很对。而我认为被理论家们忽视了非常重要的一点是：与此同时，全体中国人，不论是谁，从此以后再不讲究“成分出身”了。在户籍上、职业登记上、干部工人居民表格上等等需要记录公民情况的文字性依据上，“出身成分”这一栏的消失，对推动中国改革和社会的发展具有不可估量的深远作用。平反“冤假错案”也好，给“地富反坏右”摘掉帽子也好，恢复老干部名誉职务也好，那只有中国一部分人、尽管是很大的一部分人受惠，只具有局部性、暂时性的意义。而不再讲究“出身成分”这一政策性的改变，却给全体现在活着的中国人及全体中国人的后代全面地敞开了社会的大门，将所有人置于社会平等的地位。从传统政治学观点上审视，“中华人民共和国”才真正具有了“共和国”性质。

　　我们现在常常说“与世界接轨”这句话，却忘记了走这不太引人注目的一步，是我国最早开始的“与世界接轨”。在中国特殊的历史阶段，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种“消灭阶级”的历史举措，虽然不是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消灭阶级”。也只有在这个基础上，一切经济的和社会的改革才能进行并展开，才能使“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才能有“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才能有思想解放运动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才能真正“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思想解放，是以人身解放为前提，社会改革必须先以人身解放为第一步。没有人身解放，思想解放和社会改革都无从谈起。

　　不再强调每个公民的“出身成分”，就意味着“不分阶层，不分出身，不分财产，在人民中间挑选优秀人物”来补充统治阶级或说是政权领导层成为可能。民主政治的曙光从这里升起。

　　可能有读者认为我只是从个人的切身感受、从个人感受最深的某件事情上来观察社会。固然这对每一个作家艺术家思想家来说都是很难避免的，但感性不正是理性的基础吗？离开了社会普遍的感性，社会的理性从何提酿出来？我们说过去“阶级斗争”理论之所以荒谬，不也是因它在文字上语言上的所谓理论大大偏离和有异于我们在那种数字化生存的日常生活中的感觉吗？我们思想经常走入误区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们的学者们惯于从书本出发，跟着现成的理论亦步亦趋；理论脱离实际，首先是从理论脱离感觉开始的。况且，如果我们能回顾一下中外历史的话就可发现：没有一种专制政体不是把对人民的统治建立在把人民分成绝对不可逾越的阶级、阶层、等级、民族、种族、门阀等等之上的。

　　当我平反后重新工作，从农场学校发给我的教员登记表格上，顺着表格一项项找也没找到“出身成分”这一栏的那一瞬间，我内心深处不由自主地就滋生出一股能成为“优秀人物”的雄心。坦率地说，踏上“红地毯”并不是我当时所希望的，但心中充沛的解放感突突四射，相信自己从此可以施展个人的才能，似乎是没有我做不到的事情。由此及彼，推而广之，这个变革会多么强有力地激发起社会上每个人蕴藏的活力。更重要的是，很大一部分中国人多年来受着不公正的待遇及强暴的压制在心中的积怨，也因这种人身的解放而得以消弭。“人人拼自己的命，上帝管大家的命”，从而整个社会才能真正活跃起来。

　　此后，仅三年多一点的时间，1983年我居然踏上了人大会堂的“红地毯”参政议政，虽然有人说这种所谓的“参政议政”是“说了也白说”，可是我毕竟有了“不说白不说，白说也要说”的权利，才顺手将它写进我的小说中做为一个细节。在小说中描写一个社会变迁，，需要有某个细节做为度量变迁的标尺。虽然“红地毯”这一细节也许有点“俗气”，但社会上绝大多数人都是俗人，如果要讲究细节具有普遍性意义的话，我倒觉得这个细节是很妙的，所以我才坚持不删节掉《绿化树》中的“红地毯”。

　　英国著名经济史家和改革家R.H.托尼（1880—1962年）在《论平等》中说：“一个尊重平等的社会，只重视不同的个人之间在气质和智力上的差别，而轻视在不同社会群体的人们之间所表现出来的经济和社会的差别。社会在贯彻其政策和构建社会组织方面，将会努力去鼓励前者，而抵消和压制后者。”这使马克思所说的在阶级社会中巩固统治的金科玉律，“不分阶层，不分出身，不分财产，在人民中间挑选优秀人物”成为可能。即使不从组成上层领导圈来考虑，公民的平等能给所有人，尤其是其中的“优秀人物”予进身出头的机会，便会使社会获得相对的安宁和稳定。

　　因“出身成分论”逐渐取消，由“出身成分”派生出来的一个人出生后的历史，也不很为人们注意了。仍是悄悄地，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渐深入，人在社会上的流动性增强，职业机会出现多样选择的趋势，过去那个比本人还重要、由几个领导背着本人捏估些什么就能决定人终生命运，并像影子一样跟在人屁股后面的个人档案，也渐渐不被人们重视了。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开始出现“只重视不同的个人之间在气质和智力上的差别”。这种情况，并没有如过去人们所担心的那样会带来混乱和不稳定，相反，在社会稳定中起了非常大的作用。很明显的一个例证就是，我们在经历过一次很严重的政治风波之后，风波在心灵上造成的创伤和动荡能较快地平复，国民经济又同时取得较大的进展，除了有其它种种政治上得当的具体操作，还不应不归功于这种“平等”。我就知道不少参加过风波并且是地方上风波中的重要人物，于风波后在政治领域以外，甚至就在政治圈内，居然也可取得成就，于是也就安于现状了。同样，“文革”中很出过一阵风头而“文革”后被称作“三种人”的人，有不少也在今天的社会各个领域和各个层面上相当活跃，尽其可能地适应当前与“文革”完全不同的社会格局，只要他（她）能在这种环境中有路可走，他（她）也会感到得其所哉。

　　其实每个人都是“此路不通，再换一条路”的，每个人都会“变通”，关键是社会要给他（她）提供平等竞争和多种选择的“变通”机会。

　　（五）阴暗面和光明面并存

　　当然，这种“平等”并不是我们过去习惯的数字化生存中的那种平均主义，这种平等会带来竞争而且是相当激烈的竞争。正是这种竞争推动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繁荣。这不仅是我们必须接受，而且是我们要大大欢迎和鼓励的。但在竞争中，人们因其它方面的种种不平等，已合法地造成了收入差别拉大，贫富悬殊的社会局面（请注意，我指的着重点在“合法”）。我以为我们不必要避讳这个即将来临或说是正在来临的经济历史的必然。毛泽东说，在社会主义社会这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还存在着阶级，这话并没有错，尤其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在目前的中国，正在合理地重新整合和重新构建社会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