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听了，“陡然一惊”，手中的杯子险些掉到地上。因为我“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我从来没有想过我们的大学有五年时间不开课有什么关系，有什么“危险”（当时我以为他用错了汉语词），从未意识到整个国家中断五年学校教育（中小学教育中断时间较短）对未来、即我们的现在有什么影响。不仅是我，在中国国内好像也没有人当成一个严重问题加以检讨，已经默认是很自然的事：“文化大革命嘛！”一语带过，仿佛这句话就能解释一切，充分表现了中国人素来听天由命的性格。好比一个人断了根手指，时间一长，习惯以后，他也并不觉得有什么不便之处，似乎出生时就只有四根手指一样。
而其结果，就是今天我们面临的“危险”！
回来翻翻历史书，中国办大学，不算1866年恭亲王请外国教师在同文馆里添设科学班，正式应该从1898年设立“京师大学堂”开始。从那时到今天100年，中间只因八国联军打到北京停过两年课（只限北京一地），此后历经辛亥革命、军阀混战、北伐战争、八年抗日战争、三年解放战争等等战乱荒年，大中小学校都一直没有过全国性的停办，并且大专院校数量逐渐增多，尽管增加得很缓慢艰难。在和平时期的“一派大好形势”下，好端端地把全国的学校都停掉，让学生上街造反（这正迎合很多年轻人的心理，如果那时我在上学也会高高兴兴大闹一番的），在全世界唯独只有“文革”的中国，怪不得全世界瞠目结舌，难以理解，“想不通”。直到70年代初，毛泽东才下最高指示：“大学还是要办的”（不是“大学非办不可！”），这句带点勉强口气的话，又注定了学校教育在他老人家生前不会受到特别的重视，要一直不死不活地拖到老人家去世才会提到一定的社会高度，以前的都成了“欠债”，是我们今天必须咀嚼的苦果。我们中国人别的优秀传统没有很好地继承下来，“父债子还”的传统是逼得我们不得不继承的。
中国人骂人，常用的是被鲁迅先生称作“国骂”的“他妈的”，还有一句比较文明的是“这人真缺少教育！”北京老太太骂的是“缺调少教”。现在，我们中国人真遭了报应，当年7岁至22岁一代人都可说“缺少教育”，“缺调少教”，而这代人正是今天社会的主流力量。我们还可把范围扩大一点，凡在那时已成年又一直活下来的中国人包括我自己，都“缺少教育”！
原来我构思了很长时间类似《诞生》那样的小说却写不出来，并不完全是怕犯“主题先行”的毛病，应该还有其它原因。文学创作不止靠天赋和生活积累就能成功，创作是一门技艺，一手技巧。后者需要学习，需要受教育，而我们这一代中国作家恰恰“缺调少教”！
我忝列为“一级作家”、“高级知识分子”，却只会自己的母语——汉语，这样的“高级知识分子”在世界其他国家很难找。我见过的外国“高级知识分子”除了本国的母语至少略知一至两门外语，那位“莫斯科大学教师”肯定不是光会俄语的年轻人。在现代世界，不懂得一门外语，眼界肯定会受到限制，知识面肯定会有局限，只凭译文是不能对另一种思维方式和感情表达方式有深层次理解的。可怜的我们这一代“高级知识分子”，在眼睛的视网膜上早就受到了伤害，我们看世界、自然和人类社会，处处都有我们无法认知的“盲点”。作家还算幸运的，只要有一点点天赋的文学才能，使世界瞠目结舌的一段荒诞历史却会让我们终生受用，以致像我这样的“高级知识分子”还能人五人六地各大洲乱跑。但我跑来跑去几乎等于白跑，因为我一出国门便既聋且哑且瞎。我常惭愧，要换一位真正的高级知识分子，去过这么多国家和地区，不知增长了多少知识。
如果仅仅是“缺少教育”还罢了，当年有幸上学学习开会讨论听报告背语录迎接最高指示等等“抓革命”的知识分子，还自愿或被迫地接受了许多负面教育。羊肉没吃上，惹了一身膻；所学的“知识”蒙蔽了人心的悟性。
在英法两国，我都碰见一些70年代在中国大学恢复后读过外语的学生，现在供职于外国学校和公司。他们鼓励我重头开始学外语，我说我很羡慕他们，他们年轻时在国内就学了外语，我现在不行了，年纪大了，记不住单词。他们听了哈哈大笑，说他们在国内学的那点外语在所在国压根儿用不上，那时学的外语教材全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理论，学得倒背如流进了外国餐馆连点菜都不会。反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用所学的“无产阶级专政政治理论”来对照所在国社会，于是处处警惕、小心翼翼、步步为营、自谴自责、作茧自缚，戴着有色眼镜，不能较快地融入所在国生活。这种无奈的痛苦，至少两三年才能逐渐消除。
这就是“缺少教育”又背负了一堆负面教育给今天改革开放造成的“危险”。满脑袋“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一时很难排解，天生的悟性也就不容易开示出来，于是在社会大转型的激变时代肯定会觉得很难适应。在外国，你非跟着转变不可，不适应你就别想在那里生活，赶快卷起铺盖打道回府。在国内，有些适应不了的知识分子自然会企盼社会来适应他（她），发发牢骚也罢，有地位和身份的便会像毛泽东同志说的“小脚女人”一样，利用报刊和各种场合公开对现实指手画脚，或对一篇什么无关紧要的文章作品指桑骂槐。
毛泽东同志说过：资产阶级思想，小资产阶级思想是非表现不可的。同样，统治了中国很多年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余韵，也是非表现不可的，当然是改头换面地表现出来，有时还戴着非常忠诚激进的面具，时常在思想界文化界引起混乱。反正“左”的议论和“无产阶级立场”从来不会出错，即使不太中听，不实事求是，也仍然是“方法态度”问题，很少受到领导的批评和社会谴责。
过分强调“阶级斗争”不仅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引起混乱，“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哪个企业哪个部门生产经营上不去就“斗争”一下，社会经济活动以“政治挂帅”来推动，全面排除利益驱动机制，致使中国经济濒临崩溃，更严重的是毒化了全体中国人的心灵。“阶级斗争”的哲学心理基础是憎恨、怨恨和对立，这在国内战争中能激发起战士对敌人战斗的勇气，真正会“一抓就灵”，但在和平时期扩大到全体人民中间，长期以这种哲学贯穿于所有的读物、电影、电视、新闻与教材中，时时告诫人们要“提高革命警惕性”、“以阶级斗争的眼光看问题”、“用阶级观点分析问题”，又经过“文革”的真刀真枪的演习，就在当代社会中培养出心理不正常、经常怀着怨恨及对立情绪的一代人。今天一些学者常叹“文化失落”，我看文化的失落首先是从那时开始失落的。
如今我们在起劲地呼唤“爱心”，为什么？就因为人们的爱心已经在多年前“失落”了。我们不仅仅是在一座“面临崩溃”的建筑物上，而且是在一大堆怨恨和对立的心性的垃圾堆上进行改革的。“利己”是人的天然属性，“利他”必须要后天的教育。多年来我们受的是排他性教育（“排他性”也是一种文化），中国很多知识分子是在这种教育中成长的，难怪我们现在的文化思想界的每一个建树，都会引起不是平心静气的讨论而是火气十足的争论。
这就不由得人们不担心，由于我们的知识缺欠和知识被扭曲，我们的知识分子不仅有数量问题，本身也存在质量问题，不是每个知识分子都优秀得不得了。过去我们常说“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要改造主观世界”，共产党人要改造客观世界，主观世界即我们共产党员知识分子自身，恐怕也是需要下决心经历一番痛苦，在社会大转型时代进行自我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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