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国民素质历来就不高
李国文是我的好友，我认为他在中国文坛是最具人望、最好的作家之一，他的气质很像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中的老罗斯托夫，友人都亲昵地称他为“京城伯爵”。通过长途电话他知道我在着手写这样一部书，便介绍我说有一部类似我这种书的《国民素质忧思录》写得很好，可以供我参考，要给我寄来。我说我在《作家文摘》上看过评介，作者是解思忠，大致知道书的内容，可能这里能买到，谢谢，不用麻烦你寄了。但我打发人四处去找，回来说银川书店里没有卖的。后来我想我也不必找了，一则我写这本书前就想将它写成纯个人角度的观察和思考，尽量不引用别人的调查报告和资料，真正是件纯个性化的文本；二则，中国国民素质与世界发达国家国民相比较低，是尽人皆知的不争事实，我肯定同意解思忠先生的论述。而我还有我的看法，我的看法可能与解思忠有相同和不同之处，如相同，并非抄袭模仿，“所见略同”而已，如不同，也决非有意与解思忠先生争论。这里立此存照。
我认为中国国民素质历来就不高！
今天，因为中国与世界的联系愈益广泛，全球一体化快到了“地球村”的时代，中国在与其他国家人民的交往中，尤其与发达国家的交往中进行国民素质的比较，这个问题才在中国人眼里变得严重起来。但如果我们放眼看看世界其他发展中国家，再吹毛求疵一番，也会发现还有不少国家的国民素质比我们“贵国”更差，而他们仍然在各方面继续发展着，仿佛差的国民素质无伤大雅。即使在发达国家，国民也良莠不齐，鱼龙混杂，好的固然非常优秀，坏的比中国人坏的更恶毒凶狠而且伪善的也为数不少。据说经科学测定，西方人的心理承受力普遍较东方人弱，这是西方人在素质上天生的缺陷，几乎无法补救。当然，我这样说并不意味我不同意中国的国民素质是个问题。
1921年鲁迅先生在《阿Q正传》中就用艺术的典型形象反映了的中国国民性，表达了他老人家对中国人的“忧思”，后来被淹没在革命——抗日——革命的大潮中，小说文本虽然一直被学者推崇研究，深层次的国民性问题却没有太引起人们注意。因为全体中国人都在为革命——抗日——革命而奋斗，中国人都在毕力同心、意气风发地高歌挺进，在这样的大背景中，怎好大谈特谈中国人有“阿Q精神”？但到中国打破封闭状态的80年代，在和平且较宽松的环境里，国民性的问题可以提出来讨论了。先是柏杨的《丑陋的中国人》风行一时，文人学者纷纷响应讨论，有的添枝加叶地使中国人更为“丑陋”，有的振振有词地为中国人辩护，两边唇枪舌剑各不相让。我本人就亲眼见刘心武1988年在巴黎一次公开讲话开首即讲中国国民素质的低下，还当场引起旅法华人的抗议，闹了一场轩然大波。
作为一个作家，我也很早就思考过这个问题。说起我们“贵国”的国民素质，的确值得人忧思：好像自古到今中国人就没有长进。今天被称做“食文化”“酒文化”“性文化”里的东西，很多都是残忍得不能再残忍的行为，譬如生吞活剥鹅掌猴脑醉虾等等，一直吃到老虎、金丝猴、穿山甲、大熊猫、果子狸这些珍稀动物；譬如“采阴补阳”、“夜御十二女”，将性交变成性掠夺……问题不在于古人这样做，问题是我们今天居然把《四库全书》都不收的种种杂说与野狐禅，正儿八经地提升到“文化”的高度，仅此一点就说明今天的中国人与古代的中国人没什么两样，甚至还退步了。
我曾读过韩少功一篇散文，说日本侵略军打到湖南的时候，一个掉队的日本伤兵一瘸一拐地溜进一个村子，一村数百名农民全吓得躲进深山，没有一个农民想到招呼起几十人来就能够治服这个日本伤兵，不禁掩卷长叹。而同样是这个湖南的某县，20多年前没想起来几十人就能治服一个日本伤兵的农民们，20多年后的“文革”中却对“黑五类”“黑八类”及他们的子女大开杀戒，一晚上活活的打死了上千中国自己人，并且也像“政治运动”似的开展得非常快，立即波及到附近乡县农民，纷纷摩拳擦掌对这类人的头颅跃跃欲试，真是奋勇得很。因为中国人善于吃各种动物，越珍稀越想吃，于是吃到“万物之灵”的人自己头上，中国历史书上早有吃人的记载，从《后汉书》直到《清史》，每遇战乱荒年，人肉就成了人自身的食物之一，还取了个很好听的别称，叫“两脚羊”。“文革”中广西的一个县竟也有人继承这种吃法，据说吃了百十号有名有姓的人，人不叫人，别称为“牛鬼蛇神”。一位“女革命家”为了表示自己是彻头彻尾的革命派，还割了男“牛鬼蛇神”的生殖器来吃，开创了革命史与妇女运动史上特殊的奇迹。这两件事都是惊动了当时的中央，下文件派工作组去煞车才罢休的，不然的话还要大杀特杀、大吃特吃下去。
因而我曾偏激地想过，总是说“文革”摧残了多少多少中国人，恐怕中国人也是活该被摧残！总是说过去的“文革”专政体制和“数字化生存”不好，必然改革，恐怕中国人也就配活在那种体制下享受那样的“数字化生存”！为什么中国会发生“文革”？发动者毛泽东同志诚然有错，中国人固有的国民素质也有一份罪过，二者缺一都闹不起这场“浩劫”。
（二）西方国家国民素质趣谈
奇怪的是，在我们中国人长叹中国国民素质低下，为国民素质“忧思”的时候，西方人也在为自己的国民素质下降长吁短叹和“忧思”。
我曾通过译文读过西方学者的这一类言论并与西方学者交谈过：酗酒、吸毒、心理变态（几乎每人都需要心理医生）、花样翻新的暴力层出不穷、神魔并举的邪教异常猖獗、“滂克”和“垮掉的一代”、泛性交和性虐待（“两个互相不认识的男女同乘一架电梯从一楼到四楼，出了电梯就能上床”）、色情业泛滥和玩弄雏妓、艾滋病传播、高科技犯罪和青少年犯罪、恐怖活动和“连环杀手”、离婚率和自杀率越来越高、离家出走和有家不归，等等等等，会汉语及不会汉语的外国学者作家跟我谈这些事情的时候，一个个愁眉苦脸，两手一摊，一副无可奈何的表情，同时表露出对他们的古代，尤其是“文艺复兴”时期的无限向往。看来西方真是“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了。
但稍稍认识一下古代的西方，又觉不对了，不知西方学者为何会那么神往。我曾亲眼在法国博物馆里看到十字军东征时的“贞洁带”，那锈迹斑斑、血迹斑斑的铁铸玩意儿令人毛骨悚然，觉得古代西方人比古代中国人整治女人的方法还残忍得出奇，招数还高。请你设想一下，一件完全是铁打的裤衩，只在泌尿孔处开个小口，几年十几年或更长时间（要看她丈夫什么时候回来）套在下身，并且被牢牢地锁住是什么样的滋味！倘若她丈夫战死在沙场，“贞洁带”就要一直穿到她死。再说，西方妇女直到19世纪初仍然流行的束腰，也并不比中国女人的缠足文明多少。西方人和富起来的中国人现在有专收藏“三寸金莲”的小脚鞋的，我看如果专收藏19世纪前西方妇女的束腰带也非常有趣，骥才很可以除《三寸金莲》外再收集些素材写一部《细腰》出来。在这方面，东方西方谁也别说谁更野蛮。中国古代人在男女性关系上还曾讲究“阴阳和合”“男女双修”，前面说的性掠夺只是一个方面，另有性交的相互补偿、相互促进健康的房中术，所以中国的“性文化”应该说还是比较文明的。曹操去世前特意吩咐其婢妾再嫁，连皇帝都不放在眼里的“魏王”居然郑重其事地将这个嘱咐写进遗书，没有一个西方的古代君王有这样高的精神境界。一般西方人多半将女人当成泄欲工具和私有“物”，其占有欲之强大大超过古代的中国人（有霍桑的《红字》为证）。直到20世纪60年代，美国反种族歧视、反越战的激进分子，这应该算是我们认为的“先进人物”吧，却仍将“女同志”视为专为“男同志”提供性服务的工具。“妇女运动”首先在西方兴起，是有它历史的、现实的、文化的根源的。
特此声明：我之一再谈妇女问题并不完全出于我个人对女人特别同情（即使如此也没有什么不对），因为衡量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国民素质的标准，最适当的量尺之一是妇女的地位，恩格斯说过，妇女解放的程度是社会普遍解放的天然尺度，就意味着国民素质高低这一问题中应包括对待妇女的态度。
放下妇女说别的，更早一些，罗马教廷将异教徒放在火上烧，像广东人烤小猪似的一点点把人烧烤而死，比中国古代的凌迟刑罚有过之无不及；更能说明问题的还有：中国人早已经七碟八碗地“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各地的菜肴形成了风味独特的菜系以后，西方人还在像野兽一样用手抓着肉啃。17世纪以前，欧洲人用作武器的刀与用作餐具的刀是不分的，叉子到18世纪初随着欧洲白银的大量开采才出现在贵族家庭中，到法国大革命后方逐渐进入市民家庭，刀叉餐具普及于欧洲平民大众已晚到了19世纪。也就是说，二百年前欧洲人还处在“手抓饭”状态。中国在《红楼梦》中“群芳开夜筵”的时代，西方普通市民还处在“吃大锅饭”的阶段：每家每户吃饭时围成一圈，中间吊着或摆着一口大锅，什么菜都是连汤带水一锅烩，每人面前一个盘子，各自用木头勺子舀进自己的盘子里就着面包吃。现在讲究文明的西餐桌上，每人面前摆一个盘子，就是以前的历史痕迹。欧洲人的烹饪成为一门学问，出版专著，还是1814年才出现的事，而中国早在隋朝就出版了谢枫的《食经》，清代袁枚的《随园食单》更是世界上第一部完整的烹调术著作。
我曾去巴黎凡尔赛宫参观，急需解手的时候偶然有个发现。陪我去的法国出版商说，始建于16世纪，到18世纪才完工的富丽堂皇的凡尔赛宫，只在国王王后、王子王妃的寝宫里有厕所，里面还是“蹲坑”，坑下堆一大堆家禽的羽毛，秽物落下就被飞扬起来的羽毛盖住。这种设计真别出心裁，然而在别处却找不到厕所。原来那时的公爵、候爵、伯爵和漂亮高雅的贵妇人，就在树丛中脱了裤子撅起尊臀排泄，用我们现在的话说就是“随地大小便”。怪不得花园设计师勒诺特在凡尔赛宫里遍栽树木，灌木树丛都修剪成齐胸高，站起来能看见别人，蹲下来别人看不见自己（一笑）。西方贵族们还不爱洗澡，因而著名的法国香水才应运而生。这与经常要“斋戒沐浴”的中国古代士人真不可同日语了。
今天中国人都知道西方人最讲究厨房和卫生间，其实就因为这两处是他们过去最不讲究的地方，人类就是在两个极端中摆动前进的。
古代西方人“国民素质”不止这样低，外国文献上居然也有人吃人的记载。我在一部研究欧洲历史的书上读到，欧洲某个现在已被合并到德国的小国，到17世纪初才将“禁止吃人”正式载入法律。可见在这之前，人吃人的现象也挺严重，绝非个别事件。“人肉真好吃呀！”以致于必然由国家出面来明文制止。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中要人割下肉来顶债，并不完全凭想象，还是有一定现实依据的。真是文学来源于生活！
在我看来，西方已经进步得非常神速了，国民素质已“鸟枪换炮今非昔比”，有大幅度改变提高了，他们几乎人人能做别国国民的楷模，国民素质何以谈到“下降”？哪值得那么忧虑？难道他们还想回到“贞洁带”或者是人吃人的时代去？这些西方学者是不是杞人忧天呢？何况我这个不懂一句当地话的人独自一人在西方城市的街上走来走去，有时还在深更半夜乘传说中非常可怕的纽约地铁，除了有一次在匈牙利的布达佩斯（严格地说来那还不算西方），从未碰到和见到那些学者忧虑的现象，就在以赌出名的拉斯维加斯，也是一片歌舞升平的祥和气氛。谁都知道那里是黑社会“教父”的天下，可是秩序井然，仿佛人人都是绅士淑女，赌得起输得起，输了一笑置之，再不用说其它地方了：人人文明得要命，个个礼貌得要死，时常令我自惭形秽。
（三）“测不准原理”
原来，议论到这个话题就会碰到层层叠叠的复杂因素。“国民素质”高或是不高，是很难下断语的，就像我前面所说：“怎么说都有理。”
一，所谓“国民素质”的多重性和综合性，决定了每一种相反的论证都能收集整理出可靠根据和具有说服力。解思忠先生如不信，他觉得应该“忧思”的国民素质，肯定有相当多的人还觉得应该乐观才对，弄不好，有些不太实事求是而且想再现锋芒或想脱颖而出的文人学者，还会写文章从政治上来批判：你说中国国民素质差，中国怎能取得一系列伟大胜利，现在已成为世界上一支不可忽视的巨大力量，即将成为“经济大国”？你说中国国民素质低下，为什么我们的火箭卫星不断发射上天，科学技术在短短的时间里就取得令世人瞩目的成就？你说中国国民素质差就是有意给伟大而勤劳、智慧而文明的中国人民脸上抹黑！……对不起，我实在不太善于批判，想不出还可能有别的什么批判的匕首，所以就不一一举出例子了。但我想不出不等于别人想不出，总之，反对解思忠先生观点的论据一定会有很多很多，而且那种鼓舞人心的文章还会更受读者的欢迎。
二，相当多的所谓“国民素质”问题其根源实质上是民族性的问题，甚至是人类本身的问题，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人性”的问题。中国的“国民素质差”的某些表现，恐怕有不少是带有全人类的普遍性的。这样，即使有许多读者信服解思忠先生的论说，当他或她跑到外国一看，会看到原来有些外国人也与我们大同小异：彼此彼此，谁也别说谁，哈哈，大家都一样！
三，人的内心心理向往定势，就是不满现状，可也不是呈辐射状铺张开到处乱窜，而是朝两个方向发展的。一个方向是向前，就是人们常说的“明天会更好”，一个方向是向后，也就是人们常说的“今不如昔”。这是一条自然规律，不可抗拒，只有聪明的中国哲人看得透，所以教导人要“知足常乐”。不知足，就会招来烦恼——“忧思”。可是先哲们尽管教导了千百年，中国人和全人类仍然苦恼不已，就在于人的内心不可抗拒的心理向往定势，决定人们一定要“不满现状”。人的心理自然规律不会因后天获得的哲理学说而有所抑制。而且“不满现状”其中也寓有乐趣，人的快乐就在人的烦恼之中，创造性也在其中，人类社会的进步更在其中。这就诱使人们，尤其是人们当中比较优秀的分子去自寻烦恼了。
wＷw．xiＡoshＵotxt.neｔTxt小xiaoshuo说天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