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章 呼唤“精神贵族”(1)

　　（一）产生不了“精神贵族”的国家是可悲的

　　本书内的章节标题并非作者为了推销这本书做的包装。什么“红地毯”，什么“改造共产党”，什么“精神贵族”，后面还有什么“给资本主义平反”，这些词儿真是危言耸听，好像是作者这家伙搞的噱头，让人翻开书的目录页一看就惊讶：哇！掏钱买一本吧！

　　其实这些话都摘自我过去在报章杂志及公开场合发表过的言论。本章的“精神贵族”，是我在15年前的1984年11月发表在《文汇月刊》上一篇文章《秋凉夜话》中早就提出的：“过去批判什么‘精神贵族’，我看不出‘精神贵族’有什么害处，任何社会，即使到共产主义社会，都需要有超脱世俗的精神文明的尖子来领导一代人的风气……”

　　大约我是最早以褒义正面肯定“精神贵族”的人，现在仍然肯定“精神贵族”是国家非常需要的一个阶层或说是一个群体。后来我偶尔在报纸杂志上看到一星半点对我这意见的响应，但并未很引起人们注意。

　　我第一次听见“精神贵族”这个词还在“文革”中的1966年。

　　那时我在劳改队，每天清晨，天还没大亮，架在屋檐上的灰色铁皮大喇叭一定按时吼起来，气冲牛斗，震得人心肝发颤。每一个字的余音都在田野上萦绕不绝，回音荡漾，就像无数人从四面八方发出的怒吼，真有威慑人心的巨大力量。广播的都是批判“封资修”的长篇大论，没完没了，让人听了后面忘了前面，除了一些叫人震惊的名词和“打倒”“横扫”一类火力十足的动词，人们也弄不清它吼的内容。犯人们这时就被赶出号子列队跑操，在冬季的旭日照耀下绕着院子跑，边跑边听广播受教育（如果那时广播的是某种专门学问的教材，当时的人们现在个个都成了博士）。一天，广播中突然跳出一个词击中了我，发颤的心似乎更加快了跳动，耳朵再也听不清下面的吼叫，听觉被这个词牢牢地攫住，这个词就是“精神贵族”！

　　于是田野上四处回荡着一片“精神贵族”“精神贵族”“精神贵族”……！

　　我当然不理会它是一篇什么题目的文章，如今回想可能是批判周扬或是批判“苏修”对知识分子“三名三高”政策的。不管文章内容如何，是怎样批判的，批判得符合逻辑不符合逻辑，“精神贵族”一词却令我陡然精神大振，跑操跑得脚下生风，身上烂棉袄里的棉花一团团往下掉。

　　试想，一个人身外之物都失去了，财产没有了，生活资料全丧失了，物质生活极为贫乏，却以心灵拥有“精神”而自豪。谁也没有给他正式封号，还将他打入另册，施加压迫，他还洋洋得意以“贵族”自命自尊；他穷得什么都没有了，只剩下“精神”，却傲然独立，超凡脱俗。这样的“精神贵族”，难道不值得人尊敬吗？

　　我认为社会需要这样的“精神贵族”，越多越好，“精神贵族”是领导社会精神和思想的群体，正是鲁迅先生指的“民族的脊梁”。他们不屑于在政治地位上求晋升，不在乎人们对他们怎样评论，他们鄙视名利场中的荣辱，着重在内心世界追求利国利民利人类利己的终极价值、终极目标。他们代表着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在那个时代的文化精神最高水平。他们之所以高贵，因其富有精神、富有创造性而高贵，他们之所以为“贵族”，因其有别于芸芸众生而散漫在各处却自成一“族”。“贵族”是从茫茫人海中蒸发升腾出的一片霞霓，又是一种蕴含在人体里的内在精神力量，因“惺惺惜惺惺”之故，他们总是会凝聚为散漫的群体。今天很多商品打出“贵族”的招牌，什么“单身贵族”“都市贵族”等等虽是徒有其表，但也表现出在社会大转型期人们开始呼唤“贵族”。但是，一个国家、一个社会最需要的是散漫于各处的“精神贵族”，以其精神在各地领导群伦，这种“精神贵族”是促使国家社会进步的重要队伍，重要支柱。

　　坦率地说，“精神贵族”这个词语支撑了我很多年。

　　20多年后，我不但在《文汇月刊》上发表了我赞扬“精神贵族”的意见，还写进小说里，在《习惯死亡》中有下面这样一段描写：

　　“前不久，我陪一位刚从国内来的年轻作家参观卢浮宫。他出身平民，共产党员，当过工农兵大学生。我们参观完了，走到贝聿铭设计的小金字塔广场，这时巴黎的细雨滴在我们的肩上，他抬头望了一下灰色的天空，蓦然感慨地说：

　　‘全部卢浮宫给我的启发是：没有贵族就没有艺术。我指的是广义的贵族，真正的贵族。一个产生不了精神贵族的国家是可悲的！’

　　我说：‘对了！’”

　　（二）一个美国农民看中国

　　如今中国人时常感叹，外国人一称赞起中国来，就是中国有五千年古老的文明，令他们羡慕不已。19世纪以前的中国，似乎一砖一瓦一草一木都能得到老外的赞赏。怪不得现在许多中国人就拿中国固有的“食文化”、“茶文化”、独具古代色彩的民间工艺古董等等国粹去给自己争面子，也用这些去挣钱，而且也真能挣来钱。造假古董已经成为一门行业，正成批量地生产并产生出丰厚的利润。张艺谋的《大红灯笼高高挂》被国际影坛看好，授予各种大奖，而这部影片反映的却是封建落后的旧中国社会，并且反映的也不很真实，里面有些是出于商业动机而非艺术灵感制造出来的“民俗风情”，这不仅使中国电影界一些专家很不服气，也触动了一般老百姓民族主义的神经：为什么外国人专门喜欢我们落后的东西，而漠视我们今天在各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文化界学术界也展开讨论，纷纷撰文反对“西方中心论”和西方的文化霸权。一本阿拉伯裔学者萨伊德（EdwardSaid）的英文著作《东方主义》（Orientalism），还没有翻译成中文，就被许多学者引用来反对西方文化上的霸权主义。

　　世界上每一个族群都把自己族群看得比其他族群更真实更重要，只有占人口极少数的胸襟开阔的学者较少这种偏见。西方人不但有“西方中心论”，同属于西方的民族也有以自己民族为中心的“论”。在美国的一些西班牙移民后裔，至今还只读西班牙文报纸，与同族人来往，吃美国、住美国、社会福利靠美国却看不起美国；同属西方世界的法国人一直蔑视美国人，认为美国人“没文化”。我在巴黎大街上用一点可怜的英语问路，巴黎人却用英语对我说：请你说法语！明明他懂英语却拒绝回答我，非要我用法语问他不可。我认识的法国朋友跟我聊天的时候常将美国人当笑料。所以西方当然有它的“霸权主义”，西方人尽管拜服古代中国文化艺术，除少数真正懂得中国文化及以全球、全人类视野研究文化的专家学者，一般老外内心和我们的内心一样，总认为自己的文化比较优越，这是不言而喻的。如果不牵扯特殊的政治目的及政治歧视，我倒觉得不必在意。每个民族都有以自己民族为中心的“论”，至于能不能上升为“霸权”，完全决定于自己的经济力量。文化的“霸权”不是靠嘴皮子笔杆子争来的，要看这种文化的口袋里有多少钱。

　　我没有学问加入学术界有关东西方文化“碰撞”的讨论，这的确需要专门深入研究。作为作家，我对普通老百姓之间的相互了解比学术上的抽象比较和推论更感兴趣。

　　1985年，我在美国，承我的好友、著名美籍华裔作家聂华苓和她可敬可爱的“老公”、美国著名诗人安格尔的安排，一次让我到爱荷华州首府城市爱荷华城近郊农村的一个美国农民家庭中去做客。他们说我是从中国农村出来的，应该认识一下美国的农村是什么样子。爱荷华州是美国的农业州，像中国的吉林省，以产粮著称。出了城，便是一眼望不到尽头的玉米地。玉米、玉米、玉米……那里不是土地的平原而是玉米的森林。玉米还没有完全成熟，黄绿相间，铺天盖地。路边偶尔会见到一方波光潋滟的池塘，一两只野鸭在水中游荡，池边绿草茵茵。每一片绿草地都像一方绿洲，傲然挺拔着数株百年老树。除了一两辆交错而过的汽车，田野上寥无人迹，也不见农舍村庄。开车跑了约一个小时，汽车在公路的一条岔道上拐了弯，在乡间小路上又缓缓前进，才看到远远的有一片开阔地，仿佛玉米海洋中的一个小岛。

　　岛上是一户安静幽静、具西方古典农村造型的平房，平房旁边散落的建有水塔、牲畜棚、粮库、机车库等附属建筑。只有这么一家人家，像隐士一样生活在这里，与我们中国的农村全然不同。当时我还有点诧异，但华苓坚持说这就是农村，美国的农村全是这个样子。后来我跑的地方多了，方知果真不假。

　　农村就农村吧。进了农民的家，在1985年，我看来倒像是中国的高干也享受不到的别墅。据华苓说是“典型的”、“中间水平的”，而十几年前在我眼里已是很富丽的了，布置得也很舒适。主人是一对中年夫妇，听说是中国来的客人，非常热情，还有点拘谨，不知怎样招待为好似的。世界各国的“乡下人”大概在生客前面都是这种表现。和我握手，感觉到主人那大手的粗糙，的确是农民的手。几条狗也友好地在我们四周嗅来嗅去，这家人像是难得来客的。坐下便让我们尝他们自制的茶点。华苓肯定是挑了一家对中国稍稍知道一点的美国农民家庭，言谈中了解到主人的姐姐刚从中国旅游回来，远在犹他州的姐姐还给他们寄来了旅游纪念品，一个陶土烧的兵马俑，当珍宝一样拿给我欣赏。在我看来制作得粗劣不堪，是临潼农民在自家院子里成批烧制出来的，工艺一点不讲究。给我们之间翻译的是从台湾来美国多年并且就住在爱荷华的谭嘉女士，所以交谈并不困难。

　　主人祖祖辈辈都是农民，祖先18世纪就从荷兰移民到美洲了，是个道地的美国佬。我想这大概就是华苓说的最主要的“典型”。两人都是本地人，从小青梅竹马，在一个镇读到高中毕业。农闲时也出门旅游，主要在美国国内，国外只到过邻国墨西哥和加拿大。他们还有书房，我参观了书房，架上摆着不少书，多半是农业科学类和消闲读物，桌上的杂志报纸也是这一类的。除兵马俑外，还摆着几个印度及日本的文物复制品，可见主人对东方的兴趣还蛮广泛。夫妇俩有一男一女两个孩子，女儿已经出嫁，也在附近当农民（可能就像《廊桥遗梦》中那种农家妇女），儿子在东部上大学，不需他们负担，靠自己打工挣学费。两口人，即两个中年农业劳动力种3000英亩土地。种地已经完全协作化了，从播种到收割到运输至市场销售，整个农业生产过程都可雇请专门负责农业分工中各项作业的企业去干，农民实际上是集农场主、农业劳动组织者、农业研究者（至少是业余的）、农产品商人、农业工人于一身的这么种人。

　　后来我见得多了一些，知道我去的这头一家外国农舍，的确如华苓说的是很“典型”的西欧北美的农民家庭，普通得不能再普通，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他们对中国人很友好不用说了，但我去做客可能是爱荷华大学的一项特殊安排。为了尽量客观，我不能把他们对我个人的态度当做对全体中国人的态度，只考查美国一般平民对中国的常识。我们谈得还挺热闹。在国内，听说很多老外还认为中国人现在仍扎着辫子裹着小脚，这样的老外我从没碰到过，这家主人对我既不扎辫子又不穿长袍马褂毫不奇怪。他们在美国各地唐人街见过不少中国人，还很喜欢上中国餐馆吃中国餐，为他们不会亲自做而对我表示歉意。开始，很自然地从兵马俑谈到秦始皇、长城、熊猫、北京故宫：“那是中国的凡尔赛宫，过去中国皇帝住的宫殿。”他们当然知道中国（China）是“瓷器”，中国的瓷器非常精美，他们在纽约唐人街见过，但很贵，没有买。中国还是诗的国家（Country），据谭嘉女士说也可翻译成“诗的故乡”，如果他们的意思是后者，对中国则更为推崇了。他们还很喜欢中国画，即我们称为“国画”的，夫妇俩在爱荷华大学亲眼观赏过从台湾去的国画家当场表演作画，说画中国画要比画油画困难，因为那必须一次成形，使用的还是一支很软的笔，不像油画那样可以先用素描打个底稿，而且着了色的油彩也可刮去重新修改。妻子一再赞叹画中国画一定要有很高的技巧，对水墨能在纸上慢慢洇开非常惊奇。

　　他们知道“孔夫子”（Kong-Fu-Zi），是中国古代一位伟大的教师，像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一样，他的学说一直影响到现代中国人（知道这一点就不容易，不愧是高中毕业生）。现代人物他们知道孙中山，说这个人推翻了一个王朝。这可能是因为美国人对推翻王朝的人比较敬佩的缘故。接下来如审讯似地我一个个追问：蒋介石？他们迟疑了一下，丈夫想起来他可能是个军人，是个将军，但不能肯定他是否像艾逊豪威尔一样当过总统。毛泽东是知道的，他是一个革命家，是列宁斯大林的学生。接下来就很可笑了，夫妇俩说毛泽东好像是苏联派到中国的革命家，后来不知为什么又与苏联闹翻了，妻子甚至以为他是苏联人。

　　几位美籍华人女士和我就笑起来，笑得他们有点难为情，他们也笑，不知自己错在哪里。我问他们为什么以为毛泽东是苏联人。他俩做了副典型的美国人表示无奈的表情：歪歪头，笑着撇撇嘴，两人就凑这种印象的由来：一，好像毛的革命理论是苏联式的；二，他们曾在电视上见过毛泽东（大约是尼克松访华时的电视直播），毛长得很高，比一般中国人高。

　　在归途中，几位女士想起来还笑。我却没有笑，我给她们解释说，这一对美国农民夫妇已经可说对中国知道得不少了。在中国，因为报纸广播总是说：“中国的赫鲁晓夫”，以致中国很多农民一直以为赫鲁晓夫是中国人！

　　此后，我很注意外国一般老百姓（非学者）对中国的常识和认识。欧洲，尤其是东欧平民比这一对夫妇了解稍稍多一些，我再没有碰见一个欧洲普通老百姓以为毛泽东是苏联人的。因为1968年巴黎的“红色风暴”，法国人知道得还略详细。1988年，我出了戴高乐机场，还看到个别电线杆上有20年前漆喷的毛泽东与鲁迅的头像的残迹。毛泽东同志也是当年巴黎“红卫兵”的精神领袖。但更多西欧北美的普通人还不如这家美国农民知道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