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章 呼唤“精神贵族”(2)

　　我观察的结果是：中国普通老百姓知道欧美，比欧美老百姓知道中国不是略为多一点，而是多很多。这归功无处不在的“大喇叭”创下的功绩，从1956年农村“合作化”到“文革”后期，深入到穷乡僻壤的“大喇叭”从未停过报道国际新闻，尽管那时的报道是片面的，但去除掉评论的观点，还留下史实的沉淀。1983年我乘汽车到西安，途中汽车在一个很偏僻的农村停下加水，我独个儿随便进入一家老乡家喝茶聊天，一位70多岁的老农民居然知道肯尼迪是被暗杀的，还记得美国曾发生过“小石城种族事件”，谈起戴高乐就像谈他的邻居。老农说他家对面的村头上原来架了个“大喇叭”，他从早听到晚，听习惯了，一天不听就觉得“心里空”。搞承包责任制后，“大喇叭”没人管了，村里也不放广播了，他深感寂寞，没有结果的世界大事成了他心中的悬念，所以见了个生人就问。但对“国家大事”他却糊里糊涂，仍搞不清赫鲁晓夫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因为“文革”中对刘少奇同志“批判”阶段，是没点名的，指为“中国的赫鲁晓夫”，正式定“罪”中又没这顶帽子，一般农民缺乏政治上的联想能力，所以至今混淆不清。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由于承包责任制后基层党组织对农民的政治教育放松了，到1983年，他老人家的正房墙上还高悬着华国锋的标准像，与毛主席像并列在一起。这半个小时的聊天仿佛是社会学的一次随机的“田野考察”。

　　可是，“大喇叭”虽没人管了，改革开放后，西方电影电视又大量涌入中国市场，填补了“大喇叭”留下的空白，在老百姓家中的电视屏幕中占了很大的一角，西方世界的动静和科技成就几乎立即能在老百姓眼里有所反映。

　　欧美报纸电影电视报道中国当前的新事物极少，我每到一个西方城市的旅馆住下就先打开电视，关于中国的信息真可说凤毛麟角，播放的专题片不是中国风光民俗便是中国古代的历史与文化。有时有点中国新闻也是一惊一乍的，由记者个人的观点决定，或者较为客观，或者把中国“妖魔化”，而它们研究中国的机构似乎仍没有什么长进。可是再深入地想想，如果把特殊的政治原因排除在外（因这方面不能由老百姓负责），这种情况却也正常。电影电视报纸，在当代社会不能不考虑读者，不能不考虑发行量，即社会和读者的需要及商业利益。我们为什么较多介绍当代的欧美社会状况和种种高科技信息，因为我们正在吸收和学习它们较先进的东西。这在中国是一个进步的表现。它们为什么对中国当前改革后的新事物报道和了解较少，从老百姓一方来说并非出于政治歧视，而是这中间有个时间差。

　　中国人欣赏西方的兴趣重点放在当代西方，西方人欣赏中国的兴趣重点放在古代中国。

　　人类普遍具有猎奇心理。每一人对某个外国的兴趣总着眼于有别于自己国度的特点，说白了，就是对在自己国家，自己周围极少见到的事物最感兴趣。中国最能引起外国人兴趣的也就是19世纪前，20世纪尤其到20世纪50年代以后，中国逐步地向现代化努力，也就逐渐地与西方国家相似。与西方相似的东西我们自己看得很了不起，西方人已屡见不鲜，中国过去固有的特点却反而愈益显得珍奇。西方国家引起中国一般人浓厚兴趣的当然是他们今天良好的“国民素质”和种种高度现代化的社会组织、城市管理、科学技术、发明创造、建筑设施等等。至于西方怎样会达到今天的成就的那段历史过程，一般老百姓也很少有兴趣去深究。知道欧洲十字军东征时有“贞洁带”的中国人有几个？知道英国有过“羊吃人”的圈地运动、欧洲到北美的移民曾大量屠杀印地安人的中国人也不多；要不是美国电视剧《根》在中国播放，中国也没有很多普通百姓知道美国竟有过贩卖黑奴这等事。上海造了一座大桥，建了一座亚洲最高的电视塔，不如河南发现了恐龙蛋在西方国家引起的轰动。我们不能责怪西方人漠视我们取得的巨大成就，因为大桥和高塔他们早就有了，在他们眼里稀松平常得很。譬如说，对中国一般老百姓提起肯尼亚，有人马上会联想到老虎狮子大象河马，即电视专题片《动物世界》中的奇异风光，说现在肯尼亚也生产自行车，也生产电视机，有几个中国人会特别感兴趣呢？恐怕也会觉得他们还是好好地把大象狮子保护住，千万别把工作重点放在生产自行车电视机方面为妙。

　　（三）一小部分人就能代表高品质的精神文明

　　上面仿佛与本章标题“精神贵族”无关，怎么一下子扯到东西方文化的“冲撞”上去了？

　　一，我想说有许多现象并非“冲撞”问题，而是“时间差”造成的。二，正为了便于我下面再谈“精神贵族”。

　　古代中国，即19世纪前的中国，令今日世界赞叹不已不止是有灿烂辉煌的五千年文明的历史，更令世人惊异的是五千年来绵延不绝。“四大古国”中，巴比伦已经覆没了，如今找她的遗迹都很困难，印度文化多半以宗教为载体传播和映射出来，埃及文明似乎仅浓缩在金字塔上，也可能几座金字塔“一叶障目”了。五千年来在全方位的文明创造上络绎相属、历朝历代都有伟大优秀的、独具特色的产品不断推出，这样的古国只有中国。

　　这种人文景观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难怪外国人看了惊诧，一谈中国就谈我们的老祖宗，仿佛中国老祖宗绝了种，当代的我们倒不存在似的。

　　但是这能证明中国历来的国民素质就很高吗？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就比其他民族聪明吗？老实说，咱们中国人比起世界其他国家的人民并不强，有些方面还不如古代的外国人，至少对科学技术、即对人的外部世界的探索精神上，就弱于古代的欧洲人。

　　现在引起我们浩叹的国民素质差的种种现象，在过去的中国屡见不鲜，恐怕还有过之无不及。“假冒伪劣”好像一直是中国的传统“工艺”，如果学者在正史和稗官野史中下番工夫去考查，由于中国的商品经济的不发达，所谓的“国货”日用品，从纪元前到20世纪70年代，几千年来就是不考究的凑合货。不过你不能从留传到今天的明清家具和《红楼梦》中去寻结论，也不能从成为古董的瓷器与各种青铜器上来找证明。那时的宫廷和达官贵人、钟鸣鼎食之家的用品全是特制的。所以如今中国的商品广告常打上“贡品”“宫廷御制”“御医配方”等等印记以扩大知名度，吸引顾客。这是中国现代商品的特殊符号。封建时代重视物的使用价值，全然不计物的交换价值，封建统治者能利用封建性的人身依附关系调动大量人力，制造出浓缩有巨大劳动含量的某种物品，那物品的精美程度是后来商品经济社会的制造业望尘莫及的。这“望尘莫及”并非制造不出来，只因为“不合算”，投入那么大的劳动量造出的物品价值会非常昂贵，有卖不出去、价值不能转化为价格的风险。

　　因为商品经济的不发达，决定中国人的生活品质一向不高，一般老百姓的家庭日用品以及生产工具的质量始终保持在一个低水平，接下来又严重地拉扯了商品经济后腿。这是一条一环套一环的连环套，也断断续续一环环套到本世纪70年代。不信？你可看见从地底下挖出的陶器？那是近万年前的玩意儿，值钱得不得了的古董，但本世纪70年代中国乡下的农民家里仍用这种玩意儿吃饭盛水；汉砖上玲珑剔透的刻绘和汉、唐墓中线条流畅的壁画，描绘有当时农民犁耕、收割、脱粒、扬谷的农家乐画面，图画中的农业工具，直到我劳改时还在使用。我拿着那种工具改造思想，怎能把思想改造的“先进”？怎能使思想转变成大工业的“无产阶级思想”？只能把我的“资产阶级思想”改造成自然经济的小农意识！

　　两千多年来没有提高生活品质及生产工具、工艺流程、作战器械，在外部世界没有变化或不与外部世界接触的情况下，还能勉强支撑，自己关起门来称王称霸：“天下第一”、“唯我独幸福”。与外部世界一接触或外部世界略有变动，中国立即就会凸显出落后的差距，而且几千年来由超稳定社会结构形成的惰性，很难使我们在短期内追赶上去。不是吗？现在我们追赶了150多年，还与先进国家差半个多世纪。这还是沾了改革开放的光，如果不改革开放，我们前20年就被“开除球籍”了。

　　不过，这些低质量的生活日用品和生产工具只可谈到“劣”，因为那时根本没有品牌意识，还说不上“假冒伪劣”。可是，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假冒伪”。商品经济不发达时期不讲究商品品质，讲究的是人的政治性身份、社会性身份与宗族性辈份，于是人的政治性身份、社会性身份与宗族性辈份方面的“假冒伪”泛滥，这种情况在正史尤其稗官野史小说评话中不可胜数。即使非常严格的科举考场也有“枪手”来替代，“枪手”居然能成为一种职业；在民间团体，如在青帮红帮中冒充“老大”也层出不穷（至今还有不少人充“大哥大”“大姐大”）；真李逵碰到的假李逵，手里也拿着两把板斧哩。

　　那么，为何中国又有大量精美的工艺品生产并留传下来，成为伟大优秀的中国文明中不可或缺的内容之一呢？

　　贵族！

　　设计制造它们的人们就是“精神贵族”。

　　中国还是一个盛产强盗小偷的国度，旅途的风险为世界之最，所谓“江湖风波恶”是也，保镖业直到清末戊戌年的“大刀王五”时代还有生意。早有“车船店脚牙，不死也该杀”的俗语，卖人肉包子的黑店传说中常有所闻；土匪山寨林立，黑社会统治半个天下。诚然，其他国家的历史上也少不了强盗小偷，但只有我们的历史文化将他们推崇到英雄的地位。中国从古代到民国时期，“招安”政策始终是一项国策，土匪摇身一变即成了官兵，造成官匪不分。统计在中国这片土地上发生的战争再加分类，可看出绝大多数是内战，本民族本国人自己打自己。这样，逐渐在中国国民心理上形成一种心理积淀：是与非不太分明，正义与非正义的认识也不是很清楚，是非正邪的区别，全在力量的对比：“成则为王，败则为寇”是中国人最基本的历史观，“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是历代强人最能慑服人心的口号，因为中国老百姓一向是畏惧暴力，敬服强权，愿当“顺民”的；绿林水泊的强盗称为“好汉”，梁上的小偷窃贼称为“君子”。从古到今中国老百姓的普遍心态是“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流氓地痞暴徒恶霸在光天化日下闹事，围观者多，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只有个别“侠客”。在正常的文化大环境被破坏后的当代尤甚，以致我们还需设立一项奖专门奖励见义勇为者，而见义勇为本是每一个公民都应该做的事。这种品质说的好听是“热爱和平”，其实是弱者的心理特征。

　　可是，中国的优秀人物又的确可称“英雄辈出”，许许多多了不起的历史名人经得起任何时代的文化学术审查。中国又是一个盛产不畏强暴、主持公道、维护真理、忠君爱国、大义凛然、铁骨铮铮、坚贞不屈、挽狂澜于既倒、救世人于水火，具有不凡业绩的种种人士。并且这样的人在中国历史上联袂接踵、前仆后继，有如连接起的一条灿烂夺目的钻石链条，永续不断。他们不但可以做后代中国人的楷模，而且能永远立于世界优秀人物之林，可以被联合国组织列为全人类的楷模。这种类似希腊英雄神话般的现象在世界上也是独有的。

　　可是再仔细查查他们的身世经历，原来他们中间大多数人都是“精神贵族”！他们平时或是傲视群伦、好像众人皆昏我独醒，或是韬光养晦、低姿态得能受胯下之辱。他们都是特立独行、与俗人的思想见解，甚至与一般人的行为举止都不太一样，而被当代人看做“异己”的人。

　　翻阅中国的教育史，会发现中国政府极少注重民众的初级的基本教育。从春秋时代直到清朝末期，中央政府只主管文化、主要是历史地理天文的高级研究机构，兴办诸如太学、国子监这样的高等学府。虽然历朝历代的皇帝不断以诰旨的方式训导官员注意国民的初级教育，“教化乃为政之本”。从汉代开始即“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官方指定的“国教”形式垄断了思想意识形态，但官方并无行政动作，将民众的基本教育完全交给民间自办。《孟子·尽心上》中所说“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不是国家来“得”，而是孟子他老人家自己想“得”。所有的初中等学校乃至高等院校，都是今天我们称之为“民办学校”性质的，是学者、社区、宗教和家庭的责任。这才会有武训这样急公好义，关心教育的人物出现。

　　据Rawski在《清代教育与民众阅读能力》中估计，当时有阅读能力的中国人的比例，男性约占35%-45%，女性约占2%-10%，这个外国人对中国古代识字率的估计显然过高。有人估计20世纪前的中国国民文盲率占90%以上。这个数字虽不太准确，因为那时的国民文盲率没有根据来估计，可是我觉得不会太错，大致是那样的百分比，这接近拿破仑时代对法国国民教育程度普查的结果。1000万人中有100万人识字，已经很难得了。

　　然而，中国文字记载的历史典籍和文字性的范本汗牛充栋，并且件件都是珍宝，放射着世界所无的光彩，不仅照耀了我们后代人，也照耀了全世界。世界上再没有哪个国家有中国这么多古代图书。这并非夜郎自大，我参观哈佛大学图书馆时，中国古代的图书典籍自成一馆，一位美国教授对中国典籍的浩瀚就非常仰慕。中国的文学艺术瑰宝，每20年就会推陈出新，连我偶然去的那家美国农民夫妇都知道中国“是诗的国家（或故乡）”。中国人在文化的各个方面都作出了当时的世界无法比拟的成就，诗词歌赋曲艺杂剧小说评话绘画雕塑……让今日世人仰望莫及的种种异彩纷呈的艺术品种，在古代中国人眼里不过是雕虫小技而已。

　　有人说我们今天“吃祖宗饭，断子孙根”，可是咱们老祖宗的玩意儿还真让我们几辈子都吃不完。我们还有一部《道德经》，这部书译成外文的文种仅次于《圣经》，不但对中国人的世界观有巨大影响，还深刻地影响了欧洲哲学思想。世界上再没有哪个民族哪个国家的学者只用五千字就能浓缩人类的智慧。二进制数系的灵感就得自中国哲学，而有二进制数系才有信息论和计算机技术，才有今日的数字化生存。我甚至认为是中国的古代智慧开创了今日的数字化生存，开创了我们现在称为“后现代”的世界。我一坐在电脑前写作，觉得电脑真好用呀！就为我们的祖先骄傲。

　　90%以上的中国古代人不识字，丝毫没有妨碍古代的中国是一个文化大国、文明大国，令如今识字率占70%以上的中国人自觉惭愧，无颜面对死去的先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