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在现行社会福利与工资政策上，采取“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是迫不得已势在必行的了。幸亏当初创业的第一、二代人，目前数量已经不算多了，国家还能负担得起，但不能在下一代工人身上再如前奉行到底。不管是国有企业也好，非国有企业也罢，我们还面临着资本积累过程。这个过程有一定的残酷性。社会主义国家可以而且应该尽量减少其残酷性，却绝对做不到让工人群众都高高兴兴地在生产力还不允许的情况下继续享受“不当利益”。“发展是硬道理”就体现在这里。我们已经认识到社会保障体系的改革严重滞后于经济体制的改革，今后在这方面必须有制度的创新，那么，我们在福利制度的改革中，一定要对“享受既得利益”的阶层说清楚。
在社会保障体系还不能一步到位的情况下，先扫清和拓宽就业的门路又有何不可？撒开保姆式的手，再不给予任何保障，让新一代的年轻人树立个人奋斗精神，在劳动市场上去自我推销，提高个人在市场经济社会的适应能力和竞争能力，等现在哪怕是以低工资低收入、无其它福利条件下就业的年轻人到了考虑退休养老的时候，难道社会保障体系还是目前这种状态吗？请留意一下，为什么如今乡下进城的“打工仔”“打工妹”比城市青年在劳动市场上更有竞争力？西北某中等城市有一年春节前由来此打工的浙江人邮汇到浙江某县一个小山村的人民币高达300万，全是修鞋缝纫木匠油漆匠甚至收破烂的浙江人寄回去的。市邮政局局长向我感叹：咱们城里人不屑于干这种活儿，“大钱挣不上，小钱看不上”。年轻人情愿走邪道也不愿下苦凭劳动挣钱，钱全让外地人挣走了！那么，为什么许多城市青年包括工人的子女即使失业也愿有业不就或不屑于挣“小钱”？是哪一层人现在步入了“观念误区”，进而陷入了“观念障碍”？这样下去，会令城市中很多年轻人贻误终生。
请想想，今天有数千万城市青年正在待业，可是又有6000余万农民涌入城市形成人数众多的“打工族”，说明城市还是有广阔的就业空间，那么为何城市的就业空间还需要农村闲散人口来填补？
外国人到中国投资，“廉价劳动力”是很重要的一种吸引力，而来了以后，却发现并非完全如此。几位外商在不同场合向我诉苦：中国劳动力的质量与除日本外的亚洲其它各国的劳动力质量不相上下，但雇佣条件却比较“苛刻”，过去享受惯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中国工人及其子弟好像并没有多少“个人奋斗”的精神和能力，反而抱着企业应该解决他们很多基本需求甚至避免再失业的习惯性的依赖意识。外资企业在名义上虽不负担此类福利要求，只归里包堆给予货币形式的工资，然而在我们现在的社会文化氛围和心态中，工资中就必须把此类福利要求归里包堆地折算进去。这样算下来就很不“廉价”了，还不如将资金投向东南亚国家较为合算。当然，“违法”地雇佣“打工仔”“打工妹”也是可以的，但正派的外国商人决不愿这样做，于是使我国失去了不少国外资金。这种情况值得我们“忧思”：我国在国际资本投放市场上正逐渐失去“廉价劳动力”的优势。
我们总是经常号召人们要认识中国国情，我以为，不止是知识分子与在校学生，广大职工应该首先认识自己的劳动力价格结构及过去未按经济规律来制定工资政策的历史。一方面我们应该为大批下岗工人、隐形失业工人、待就业人员积极寻找就业门路、就业机会，另方面也应教育广大城市居民包括工人转变观念，能正确地自我评价和自我认识。只有这样，才能调动起职工以提高专业技术来提高自己的劳动力价格的努力，正面投入劳动力市场的竞争中去。
改革是改革过去许多不合理的制度，社会分配制度中城市居民包括工人享有的特殊优越的地位当然属于改革的范围。
以上这一节是为下一节“劳者有其资”做的铺垫，如果不让工人群众明白以上道理，仍留恋多年来享受的“不当利益”并希望国家坚持和扩大这种“不当利益”，就会使“重建个人所有制”碰上观念障碍。据《圣经》传说，摩西率领奴隶逃出埃及迈出重建家园的第一步的途中，很多奴隶不能忍受路途的艰苦和挨饿，开始惋惜他们做奴隶的日子，竟怀恋起“埃及的肉锅”来，因为那时他们至少还能吃饱肚子。“惋惜埃及的肉锅”成了西方的一句谚语。这则《圣经》故事马克思恩格斯不止一次地引用过，借此说明在人的解放过程中，也会有很多出自人自身的习惯与意识的束缚。
人不愿意解放自己，并不是奇谈！
（三）劳者有其资
下面，我想谈谈在1997年初政协会上我当时还小心翼翼地讲“不怕国有资产流失”的潜台词。
今天再来说国有企业产权模糊虚置，全民所有制即无人所有制，以致我们必须改革，不改革就会最终导致像东欧与前苏联一样解体等话题，已经不必要了。中共明智地作出了“三有利”的前提下允许以各种方式改革、也可说是真正落实“全民所有制”的政策决定。几个月前我讲“不要害怕流失一部分国有资产，应大胆地、有计划地将国有资产‘流失’到企业内部职工的手中，虽然看起来国有资产是流失了一些，但会增加社会总的财富，且比发放救济强。”骥才还有点为我担心，认为我“说过了”。今天，将国有资产量化到工厂内部员工，有的地方正在进行当中，那时的话已经成为现实行动。
这里首先我应申明，我决不是赞成全盘“私有化”。中国如此庞大的国有资产，搞全盘“私有化”即使在技术上也是行不通的。搞全盘“私有化”，马上会有个“谁来买，卖给谁”的不可逾越的问题，更况且会带来一系列社会政治经济的混乱，不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简直是满把头发抓了，很可能在中国出现整体性的不稳定。但就一个个个别工厂企业来说，在国家控股的情况下，将部分资产以证券的形式分配到工厂企业内部的员工手上是完全可以做到的。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第24章中写道：“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生产出的资本主义占有方式，资本主义私有制，是个人的以本人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第一个否定，但资本主义生产又以一种自然过程的必然性，造成它自身的否定。这并不是重建私有制，却是在资本主义时代已有的造就——协作，土地与劳动自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有制——的基础上，建立一种个人的所有制。”这出自郭大力、王亚南先生的译本，是我在70年代读到的，由此文我开始懂得“生产劳动者与生产资料在经济上直接结合”的重要性。最近我为了找“统治者的宝典”的出处，又查了1975年的译文，基本上没有什么变动，好像更准确了一点，如下：“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的资本主义占有方式，从而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是对个人的、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第一个否定。但资本主义生产由于自然过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对自身的否定。这是否定的否定。这种否定不是重建私有制，而是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
对“重建个人所有制”，近期理论界多有诠释，见解不一，但不论怎样，我认为，马克思的论述在这点上是明确的，即在社会化大生产中，在生产资料共同占有的基础上，组成劳动者共同生产的联合体，而此联合体的生产资料，在价值形式上归劳动者个人所有。
现在，不论是从发展经济的策略出发或从意识形态的理论上考虑，都到了逐步“重建个人所有制”的时期。一是我们花了不止一代人的代价拥有了庞大的“公有”资产，二是现行的“公有制”形式已暴露出越来越严重的弊病，到了不改革不行的地步。“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与“私有化”不同，是将全民所有的生产资料在价值形式上“化”归劳动者个人所有。
当然这个“化”的过程非常复杂，形式也有多种多样，在当前，看来以证券形式“重建个人所有制”，即把企业内部职工转变为企业的持股人是较能行得通、较现实的一种办法。当资本主义社会出现信用制度和股份公司的时候，马克思就马上给予充分肯定，认为这些是“转到一种新生产方式的过渡形式”。现在是实现马克思的预言的时候了。
这样做，至少我们立即能看到以下的好处：
一，工厂企业的“职工代表大会”，过去实际上形同虚设，好作用坏作用都起不到，有时在行政官员及企业管理者的操纵下，还变成向国家索要增加投资贷款的“合谋机构”。如果“职工代表大会”一变而为“股东大会”，现代企业制度就很快地会初步建立起来，能充分发挥决策和监督职能，一些陈规陋习及由陈规陋习而产生的腐败现象有个较强的内部遏制机制。
二，现在，我们很多国有企业陷入困境，固然有不少是资金短缺、设备老化、人员过多等原因造成的，其实中间仍有一个重要的管理问题。我手头有份1993年的调查资料，在2000多家亏损的国有企业中，因经营管理不善造成亏损的占2\/3以上。近两年这个比例不会有什么改变。如果我们继续要求企业“苦练内功”，加强“内部改造”，提倡强化企业管理、科学管理等等，没有工人群众的积极参与，是根本办不到的。
一个“耕者有其田”，曾呼唤起亿万农民投入和积极支持历次的革命运动，再来一个“劳者有其资”，工人必定会和农民热爱土地一样在属于自己的生产资料上发挥出巨大的、令人意想不到的智慧，从而大大地释放出生产力。坦率地说，目前国有企业在市场经济中缺乏竞争力，深层根源在于企业的劳动者缺乏竞争力。这是“生产资料支配生产者”状态中的工人群众在名义上是“主人翁”，实质上是雇佣工人，又再加上长期守在“埃及的肉锅”旁，创造性竞争心都逐渐蜕化的必然结果。解放初期用“主人翁”和“当家做主”的政治口号鼓动起来的生产积极性，是不能坚持50年之久的，尤其在市场经济的社会形态里。长此下去，对整个民族性格都会带来极不良影响。
只有让劳动者既能直接享受到劳动创造的成果，又必须直接承担市场经济的风险，这两个“直接”才能调动起千万计的工人群众投身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伟大改革中来。企业渡过难关的办法不须党政官员替他们去想，群众的智慧是无穷的。在现实的技术层面上，企业管理中的许多问题大部分能顺利地得到解决。我们总是号召企业要“挖潜”，“潜”却总是“挖”不出来，而当工人群众一旦成为企业的持股人，即使在现有的略嫌陈旧的设备上，喷发出的“潜”也会令世人吃惊。
三，小平同志说“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他当然首先关心的是劳动者——工人农民。农民们在以联产承包制为主的农村经济改革中，生活得到普遍改善，不少农户在短短几年间很快就相对“富起来”了，原因很简单，就是“生产者与生产资料在经济上直接结合”、即“耕者有其田”的成果。在使用权形式上，他们已经是农业生产中主要生产资料——土地的主人，并在此基础上添置了完全属于自己的生产资料，譬如牲畜机车等等。不管他们目前经济实力如何，和西方国家的农民一样，每一户农民可说都具有了法人地位，既是自主的生产者又是自主的经营者。
现在，农民和工人又调了个儿，只要是脱了贫的农民就比一般工人日子稍好过些，享受较大的自由度，天老爷作美的话就会有丰收，况且脱了贫的农民至少有属于自己的一所住房，在城市，一般工人极少有纯属自己的一间房屋，而住房是很可观的一笔财产。工人群众如果不在国有企业里也像“集体所有制”中的农民兄弟一样，享有他们一份“个人所有制”，实现不了“劳者有其资”，想单凭个人劳动所得的工资致富，除非这个工人像巴尔扎克笔下的“高老头”或莫里哀塑造的“悭吝人”，不然他一辈子也难实现这个梦想。尤其在现代生产以科技为主导的情况下，一般性劳动的劳动价值将越来越低，一般工人怎能达到致富的目的？
过去我们亏待了农民，让他们承担了国家建设的重负，现在如不在所有制结构上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真正落实国有资产的公有制性质，将一部分国有资产以证券形式像农村中的土地一般分配给工人群众，我们又会亏待工人，工农之间的差别总不能消弭。
现在很多亏损企业的工人不创造一点价值，还必须给他们发工资，看起来他们似乎坐享其成，更谈不到什么“重负”，然而过错不在他们，因为他们根本没有像今天的农民一样享受到“公有制”中一份实在的份额，也就不能承担任何责任。
四，在社会保障体系还没有健全的现实情况下，工人群众成了持股人，成了有一定资产的“资产者”，不止会是一个生产力的促进因素，还是一个工人群众心理的安定、稳定因素。而这又不是空头的心理安慰，企业只要经营有方，加强技术科研工作，能积极开拓市场，工人群众也会跻入“富起来”的行列。也只有在公有制中“重建个人所有制”才能让工人“富起来”。总之，工人要“富起来”，第一步必须成为本企业的持股人，第二步才能像今日的农民一样从中冒出“富裕户”。
说到底，社会保障体系是为社会竞争中的“失败者”所立的社会安全警戒线，“富起来”者对这种社会保障体系是视为可有可无的。如果工人群众在共同劳动的联合体中通过积极劳动，在市场经济里站住脚根，社会保障体系在工人群众眼中就不再显得那么重要了，社会保障体系的制度性改革也将会有另一种创新。当然，这种保障体系对整个社会来说仍是非常重要和必要的。
我不可能更深入地探讨“重建个人所有制”的问题，我相信通过社会实践及社会科学理论家的研究，这个问题会有一番曲折而又终将逐渐完善地建立起来。因为这是一个历史的必然性。这里，我想仅就一些人的疑虑谈点我个人的看法，仅供参考。
一，“全民所有制”中的任何一个国有企业的资产，完全是属于“全民”的，也就是说，哪怕是一个几分钱的小螺丝钉，也是12亿人的共同财产，不属于本企业的职工。将全民财产量化到个人，即使是本企业内部的职工手中，也会改掉国有企业，瓦解社会主义公有制。这是一种较普遍的忧虑。
解释疑虑如下：
由于一方面我们过去在理解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论上有一定的失误，一方面又“照搬”前苏联的模式，已经人为地造成了这种经济非自然形态的局面，我们也只有在这种历史基础上进行改革（这也是我们必须进行改革的原由所在，请想想，在几分钱的螺丝钉上怎样体现12亿人的所有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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