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要将企业国有资产以证券形式量化到本企业内部职工手里，前提必须是国家具有控股权。国家控股的这部分，便是代表“全民”所有的部分。企业内部职工持股的部分，体现“重建个人所有制”。这样，就形成所有权交叉，会使企业内部职工更加关心企业的每一件财产（包括几分钱的螺丝钉在内）。因为“重建个人所有制”并不是土地革命时的“分浮财”，在物的形式上各自抱回家去，而是在以货币计量的证券形式上体现他对工厂企业的资产所有权，这样，即使是一枚螺丝钉里，也有他本人资产的含量。并且，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形态中，衡量一个企业是公有制企业还是非公有制企业，不在于企业全部是公有成分，而看公有成分是否控股，何况，“重建个人所有制”释放出的生产力立即能增加社会财富，国家控股部分、也就是以国家为代表的公有部分也会随之增值。更重要的是，我们还应该将共同生产的联合体内的“个人所有”也看作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一种形式。如果将共同生产的联合体内的“个人所有制”看做是“私有制”，排除在社会主义公有制之外，就和把农村的“集体所有制”排除在社会主义公有制之外一样悖理。
因而，“重建个人所有制”只能是加强和完善社会主义公有制，哪能谈到瓦解呢？
问题倒是各国有企业拥有的国有资产多少不一，规模不同，科技含量有差别，在具体操作上存在很大难度，在“重建个人所有制”中有一定的技术性的障碍。但我想，在“抓大放小”的过程中以及在改革实践中都可逐步得到解决。而其大致顺序，一定会从濒临破产的企业开始，然后是亏损企业，然后是效益差的企业，然后是效益一般的企业，最后到全部国有企业都完成“重建个人所有制”。
也就是说“重建个人所有制”会以一个迫不得已的解困措施的面貌出台，最终形成一种经验型的完备的社会制度。
所以，我才说一开始完全不用担心那么一点国有资产的流失，濒临倒闭的企业即使全部以证券形式分给企业内部职工，国家又有多大损失？甚至可以说甩了个包袱。不要像西太后似的：“宁予洋人不予家奴”，非卖给外商不可。外商买了，却把工人都推给政府或部分推给政府，政府“背着抱着一般沉”，这又何必？
二，“重建”后的“个人所有制”决不会持久，不久，“客观经济规律会促使分散在个人手中的所有权最终集中到少数人手中。两极分化，重新形成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将是必然结局”。这种忧虑也非常现实。
解释疑虑如下：
这种忧虑的前一种现象难以避免，然而却是值得欢迎的，因为这种现象只有在企业发展的形势下才会出现。而在国家控股的情况下，这“少数人”决不可能占有企业创造出的多数财富，总是国家得“大头”。同时，谁来经营由国家控股、又有劳动者个人持股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的问题也能随之解决。
在一个以国家为代表的全民所有制与劳动者个人所有制融为一体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里，经营管理者最好就是自身在这个企业拥有一定股权的股东。他给自己创造财富的同时也给国家即“全民”创造了财富，或说是他给国家即“全民”创造财富的同时也给他自己创造着财富。利益的一致性，是全方位调动生产积极性与创造性的最佳选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本身就意味着谁控股谁就是企业的决策者。国家掌握了决策权和监督权，但并不等于国家所派去的代表能做出最适当的决策，最可能倾全力经营管理这个企业的是与这个企业利益最有密切关系的占股份第二位的自然人。按股份制企业来说，也只有这样的人才最有资格出任主要经营管理者。而当社会主义公有制形态中的个人所有制重建起来之后，在市场经济中，“每一个人的商业价值总会得到相当正确的评价”，“精明强干、稳重可靠、经营有方的人”就会成为“新的幸运骑士”。“能力本位”也将取代“权本位”“官本位”作为衡量人的主要标识。企业内部一部分股权证按正当方式逐渐转移到某人手中，正表明某人在这个企业中算个“能人”。由商业活动的自然选择，每个企业都会在生产经营中产生出合适的人选主管这个企业。
诚然，有得必有失，企业证券集中到一部分人手里就意味着另一部分人被迫地或自愿地失去企业证券。前者是为生活所迫，后者可能是抛售后另谋机会，所以失去证券并不全然是悲剧。有人在竞争中上升，就会有人在竞争中下降。可是，只有生产力得到高度发展，才能最有力地遏制住“两极分化”，才能使人民群众的生活得到普遍提高。除了发展生产力之外，要想遏制住“两极分化”，只有再次回到“穷过渡”的“共产主义”。
历史已经证明，以革命的形式改变经济中自然形成的生产关系，只是转移财产所有权，消除“两极分化”不过是个假象，因为社会财富总量并未增加。然而在收益分配上进行国家干预，却能够在不断提高生产力的情况下有力地遏制“两极分化”。现实世界已证明，在发达国家，工人中已有40%—60%的人持有各种不同的证券、股票、债券，包括所供职的企业的股权证，现代工人已不是19世纪那种古典式工人。有资料表明，以私有制为主体的资本主义国家，如英国和瑞典，在本世纪70年代初的基尼系数（一种测定公民收入差距的数字模式）为0.25，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的匈牙利和波兰，同期的基尼系数为0.24，二者不相上下；当时的中国没有测定，那时中国公民的收入差距肯定不会很大，因为那时主要以“权”作为标识，所谓“权大一级压死人”也。所以，所有制形式与收入分配的平等与否似乎并没有多大关系，主要决定于国家通过哪种方式进行收入的再分配。在中国，强化个人所得税累进制，早由孙中山先生就提出了，他老人家就是借此来“节制资本”的。
在当今世界，生产力高度发展的结果，西方出现了一个“中产阶级”。这个阶级的人数正愈益增多，占了发达国家的主流地位。这也是为什么直到目前为止，我们还看不到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有发生“无产阶级革命”的可能性的一个重要原因。
西方国家的现状印证了小平同志那句话：“发展是硬道理”！
以为“重建个人所有制”后又会出现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个对立的阶级，是过去不绝于耳的“变色论”和“受二茬罪，吃二遍苦”的威胁论调的现代版本，是建立在生产力不变，时代不变，社会不发展的形而上学的哲学基础上的。相反，如果现在在公有制实现形式上不作深入的改革，不“重建个人所有制”，不将无产者变为资产者，那么，由我以上第二节中所陈述的，中国不久倒很可能真会出现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个阶级，尽管由于经济的发展，由于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不会再出现“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可是，也只能沿着西方国家的老路走，一百多年后，我国才能走进今天西方国家的现状。
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又一次革命，我们正在进行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事业，“重建个人所有制”是公有制实现形式上的一次深刻的革命，更不会一蹴而成。中国推翻帝制，建立共和，花了近三十年时间。推翻帝制后再“推翻三座大山”，又花了三十多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走了相当曲折艰难的道路，许多在革命战争中都没牺牲的革命者竟牺牲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试验过程中，才探索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这又花了三十多年。要遵循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现有的基础上“重建个人所有制’，完善社会主义所有制体系和生产关系，建立规范化、法制化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初步建立起民主政治体制，看来还得花三十多年时间。至今我们已经平稳地走过了关键性的二十年，尚须努力十多年时间，最快也要在公元2010年才能达到目的。
这就是中国的命运。
（四）我们在国有资产上的“盲点”
现在我觉得有必要向读者谈谈我为何在全国政协会上发表“不要害怕国有资产流失”这样看似极为荒诞的论调。国有资产目前正在大量流失，再不怕流失就会流失殆尽，怪不得骥才替我的发言出汗。我在政协会上常有不吐不快，吐又吐不清楚的难受之感，这大概是一个天生感情型、带有极大随意性的写小说的人“参政议政”的难点所在，也就常招好友王蒙和叶文玲善意的嘲笑。可是我仍然希望理论家们能注意到作家的感性内容里也有一点点理性成分。
我总以为在我们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现在常说的“国有资产”中有个“盲点”。
我认为，我们应该将960多万平方公里土地（据新的航测还不止此数）及土地上的森林和自然资源、与土地下的矿藏资源、水资源、水域及领海水域及水域下的所有动植物、矿物资源都包括在“国有资产”以内。
但我们如今的目光仅仅盯在现有的国有企业上，以为我们手里只有这么一点好不容易继承和积累下来的家当，担心会像败家子一样把它们踢腾掉了。于是制约了我们在公有制形式上作多样化的探索的勇气，制约了我们在改革中的步伐。
我们这样一个大国，必然有大国的优势。尽管我国的自然资源与其他各国比较还不算丰富，自然环境还属下乘，人均土地面积和自然资源占有量都较少，但世界上除俄罗斯之外，没有哪个国家的“大自然国有化率”（这是我杜撰的词组）处在我国这样高的水平（今天实行私有化的俄罗斯，“大自然国有化率”正在降低）。这才是中国人民牺牲了千万人的生命争取到的属于“全民”的宝贵财富！用个写小说的人偏激夸张的话说：比起这么庞大的财富，今天地面上大大小小充其量十余万家陷入困境的国有企业算个什么？哪怕我们把这一点地面上的举步维艰的国有企业全部卖掉（遗憾的是没人有那么多钱来买，国际联合财团也无力），将得到的资金严严实实地把现有的大自然赋予我国的所有资产管好用好，谁使用谁按照价值规律包括供求关系所决定的市场行情付费，绝对停止慷慨地在自然资源形态上的明贴暗补，譬如木材、煤炭、水资源、作为建材原料用的泥土沙石（现在取用“无主”的泥土沙石几乎是免费的），尤其是土地（土地竟有“无偿划拨”一说），我国的国有资产就不会经常处于流失状态，而且国有资产永远在社会经济中占主体和主导地位，以国家为代表的公有资产永远占优势，国家财政会越来越富，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性质可说是“永不变质”。
我在政协会上发言所指的国有资产，是人们通常称的“国有资产”。因为我心里有底，所以才说不怕这些玩意儿流失。可是说得不清楚，毫无效果，连个批判也没捞到！
目前在我国，最可怕的国有资产的流失，并非由劳动制造的仅仅具有价值形态却已失去部分或全部使用价值的各种物资的流失，而是大自然赋予我们的根本不可再生和必须有很长时间才能再生的国有资源的流失。滥砍乱伐、滥采矿藏、乱捕乱捞、捣毁地下矿脉水源不说，光胡乱批租土地一项，已快要步俄罗斯的后尘实现土地“私有化”了。并且最严重的腐败从这里滋生出来。揭发出的大案要案，很多与批租土地有关。我们常常是该抓紧的没抓紧，该放手的不放手。再加上破坏自然资源、污染生态环境，最宝贵的国有财富不仅在流失而且正在遭到肆无忌惮的摧残。遭劫后的这一类国有资产，即使流失出去，也没多少价值了。
中国人一向有“爷爷情结”，总为子孙后代打算。也许有人会认为，现有的国有企业实现“重建个人所有制”后，将来怎么办呢？现有国有企业划归劳动者个人的部分都被这一代人以证券形式分光了，这代人“劳者有其资”了，子孙们难道去喝西北风？
我以为大家心里都应“有底”，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我国的国有资产将愈益显得丰富，现在看来无利用价值的自然物，如沙漠、荒原、秃山、领海中巴掌大的珊瑚礁等等，将来肯定都会大有用场。目前潜在的国有资产都会变成将来现实的国有资产。在中国这片广袤的国土上，不管是什么经济成分的生产愈发展，国家所拥有的国有资产的价值及从此价值所得的利益总是最高的，因为没有哪一家企业包括“非公有制企业”能悬浮在空中，太空船的基本材料也须取自土地。即使悬浮在空中的企业，国家也有权向其抽取“领空税”，就像现在的“土地税”一样。当一切生产要素都可参与分配时，属国有资产的生产要素总在一切生产中都占有份额，因而国家有权在所有企业的一切生产中提取一定的分配比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实际上是世界上最富的国家之一，问题是要管好用好国家财富，眼前就必须非常珍惜。这也是我们不能放手钓鱼岛及南海诸岛屿的经济原因。可是，我们中国人还有个怪毛病，跟外国，可以说做到了寸土必争，“抛头颅洒热血”，争回来了，却不知爱护，任其被自己人侵害摧残（沿海地区连那么一点可怜的珊瑚也不放过）。我们自己糟蹋的土地矿藏，大概不比历次战争中被外国侵占的土地矿藏少多少。所以，现在严峻的形势不是地面上那些国有资产流失问题，而是在我们“盲点”中的宝贵的国有资产正不断地被糟蹋破坏，可持续性发展道路已经受到阻碍。长此下去，后代人真要喝西北风了。
只要我们能管好用好现有的由大自然赐予我们的国有资产，请为现在国有企业将进行“重建个人所有制”而担心的人放下心来，在国家财政日益富裕后，自然会在新的社会主义所有制形式上建出许多企业让后代人也“所有”哩！
（五）“到了共产主义大家都用一把牙刷吧！”
在当代，私有制话题比起“全民所有制形式”话题简单得多，就是个承认不承认、限制不限制它的问题，不存在有什么多种形式也就根本毋须探索，它那副讨厌的面孔千古不变。
“公有制”和“私有制”是一枚铜板的两面，近几年来理论界在探讨公有制形式时，总少不了要对私有制加以或繁或简的论述。这里，我也仅以一个写小说的人的视角来谈谈个人的看法，理论界已有的论述和观点不再重复。
1970年我戴着“右派分子”和“反革命分子”两顶帽子在宁夏南梁农场劳动改造时，一个夏日明丽的清晨，我值完灌水的夜班，扛着铁锹从麦田回到连队的居民点准备睡觉，一群从北京天津“上山下乡”到宁夏农场“落户”的天真烂漫的男女青年，这时刚刚起床，说说笑笑地在宿舍前围着一桶水洗漱。这个欢呼就是他们当中一个漂亮的女孩喊出的，清脆的嗓音在清晨清新的空气中荡漾，分外响亮，溢满出向往的兴奋。大概他们昨晚又学习讨论了一篇什么宣传“共产主义精神”的文章。
妙龄女郎的话令我大吃一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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