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企业的危机同时也是国有企业的转机。工人群众登上经济改革的舞台，并成为公有制企业当然的主人，毋须任何人教导他们，这个本身就在有现代或近代设备的工厂企业中劳动、对现代技术不缺乏认识、对市场经济并不十分陌生、具有比农民较高文化水平的占中国人口第二位的群体，根本不用像农民一样需要在市场经济中有一个摸索学习过程，立即就能投入市场经济当中并且会游刃有余。
在“生产资料支配生产者”的状态下，工人群众对企业的成败和个人的处境都可不负责任，企业破产，个人失业，他们理所当然地要跑来找政府，因为政府实际上是最大的“东家”。一旦“生产者支配生产资料”，每个具有双重身份的工人都须为自己的企业和个人的行为负责，社会无形中就会自觉不自觉地普遍树立起“能力本位”的观念，贫富都将由自己决定。上升的人为自己的能力而自豪——“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全靠我们自己”；失败的人也怨不着政府或社会，所谓“不怨天不怨地，只怨个人不争气”。每个个人加强了“个个奋斗”和进取精神，整个民族才会更富有朝气。
农民们能做到的事，工人群众不仅能够做到，而且会做得更规范、更具现代性。
工人群众只要取得国有资产中应有的一份，加上自己的努力，不止是他们自身的命运立刻可以改观，很多纠缠不清的国有企业问题都能迎刃而解。“职工代表大会”变为“股东大会”，目前让人头痛的干部腐败现象，将由工人群众自觉地在每一层上严格监督，几乎每一个身负干部官员身份的自然人都被严密的监视网络所笼罩，现在的司法监察部门只须监督法人的违规行为就行了。有了有效的社会监督，才能促使中国市场经济的规范化和干部素质的提高。
社会化大生产决定了规模化生产及经营必须是有一定规模的工厂企业，而这样的工厂企业最适合用股份制的形式组建，股份制形式又正适合劳动者的资本联合及劳动者与有产者（包括国有资产）的资本联合。规模化的股份制企业将吸纳中国工人中的大部分，纯粹的雇佣工人只存在于外商独资和中外合资、合作企业及一些个体经营的小规模企业之中。也就是说，中国现在数以亿计的工人中的多数会成为具有双重身份的工人。这样，中国大多数人口都以资产者和经营者的身份投入市场经济，不论市场经济发展到什么阶段及发展的程度，参与的人口众多就是市场经济的壮大，上一节谈到的出自市场经济本身对国家的越界行为的担心，也就没有必要了，因为没有哪一届政府会“冒天下之大不韪”，触犯大多数人民的利益。
一次我到北京开会，午休时躺在宾馆床上翻一本社会科学类杂志，上面就有两篇文章分别表达了我以上所说的那两种担心。正看着，一份消闲性刊物的年轻记者突然来采访我，聊起来他说，现在城市青年怀有“三怕”心态，让我谈谈看法。我问哪“三怕”，记者说的另两“怕”我没怎么在意，有一“怕”是怕老。我诧异地问，老是自然规律，人人都会老的，怕也没用，那又有什么可怕呢？记者代替青年人述了一番理由，理由其一是怕老了后失去性能力而不能做爱，就会感到非常痛苦。我不禁哑然失笑，我说，人到了失去性能力的时候，性欲也会减退以至于消失，老年人普遍喜欢清静的道理就在这里。在逐渐失去性能力的同时，性欲也会逐渐减退以至于无，没有了性欲也就没有了不能做爱的痛苦，而人到老了又会有老了的乐趣，那又是年轻时所不能体会的，你们现在去操那份到老了不能做爱的心又何苦？年轻记者颇以为然，满意地走了。随后我又翻杂志就想，我们为未来的担心与年轻人的这一“怕”大概是同质同构的，有异曲同工之妙。不从整体综合的动态上、发展上去推测未来，以今天的时态和生理状态对未来怀着莫须有的恐慌，我名之曰“提前忧郁症”或“意识形态型幻觉症”。
（九）私有制万岁
以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重建个人所有制”真正实现公有制，在中国以至世界范围内都具有重大意义。从一百多年前中国开始“西风东渐”，到今天的这一段历史都可说是中国为实现现代化做的准备。今天允许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公有制内部要以证券或其它形式“重建个人所有制”，各种经济成分的企业在市场上通过平等竞争择优汰劣，把“服务”的对象从国家转到消费者，这才算是中国进入了现代化。而在最近这一时期内，把经济改革的主角请到台上来，恐怕是中国共产党第三代领导人的主要任务。至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制改革，大约要落到第四代领导人肩上去了。
然而，只要工人群众走上改革舞台，大多数无产者变为资产者进驻市场，“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观念也会随着在国民意识中自然而然地树立起来，这就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制改革奠定了最必要的社会基础。没有这种基础，在人为的政治体制架构中，不论把体现民主的部分设计得多么完美，天衣无缝，也只能是徒有其名。就拿目前中国的法律体系来说，也不能说不基本完备，中国宪法条文规定的公民权利不亚于任何一国宪法，甚至范围还更大，有更多的享受，但“权大于法、有法不依、执法不严”却让人无可奈何，很多情况下有法等于没有法，人们只好望“法”止渴，望“法”莫及，难怪有我以上所举的第的二种担心。英国至今没有宪法，习惯法甚至多于成文法，社会和市场却井然有序，就在于社会普遍具有“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观念和现代人权观念。每个人都坚守着自己的利益和权利并小心地不去侵犯别人和公众的利益和权利，“费厄泼赖（falirplay）”，人们普遍有这种观念才能形成秩序和规范。
“人权，其实就是财产权。”整个社会有财产权的人增多，也就使整个社会普遍重视并尊重个人权利。现代的精神文明其实是从这点上升华出来。
“私有制”，在社会处处存在“私有”，人人皆有“私有”的情况下，也不会再是一个“补充”，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可以允许存在但要加以限制”的可怜兮兮的仿佛随时会被抛弃的双亲离异的子女。“私有制”将堂而皇之地登堂入室，与“公有制”并列。
公有，将是由众多的私有所构成。
从而，中国传统文化中“公”与“私”这组概念也就有了融会的契合点。
在原始的（没有经过“发展”、篡改和某种二手货）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私有制”的灭亡是生产力发展的自然结果。这点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多处有所阐述，且让我挑出一段浓缩的经典文字来证明，在写于1880年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里，恩格斯这样说：“无产阶级将取得国家政权，并且首先把生产资料变为国家财产。但是，这样一来它就消失了作为无产阶级的自身，消灭了一切阶级差别和阶级对立，也消失了作为国家的国家。……那时，国家政权对社会关系的干预将先后在各个领域中成为多余的事情而停止下来。那时，对人的统治将由对物的管理和对生产过程的领导所代替。国家不是被‘废除’的，它是自行消亡的。”下面，他接着说：“无产阶级将取得社会权力，并且利用这个权力把脱离资产阶级掌握的社会化生产资料变为公共财产。通过这个行动，无产阶级使生产资料摆脱了它们迄今具有的资本属性，给它们的社会性以充分发展的自由。从此按照预定的计划进行的社会生产就成为可能的了。生产的发展使不同社会阶级的继续存在成为时代的错误。随着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的消失，国家的政治权威也将消失。”也就是说，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一切也有待于“生产的发展”。到了生产力发展的一定程度，“不同社会阶级的继续存在成为时代的错误”，“私有制”会自行变成一个空泛的概念，“消灭”私有制就像民国时期下令“禁止缠足”一样，不会令私有者感到任何丧失的痛苦。
“山中方一日，世上已千年”。理论上“一旦”这个词以及“变为”这个词，在现实历史中都是一个极为漫长的过程，决不是人们想象的像“文革”时那样把印把子“一旦”抓在手里就万事大吉。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是一种“模糊思维”，最精确的是历史现实的演变，是一代接一代人在社会现实中的实践。我们还刚刚处在“无产阶级取得社会权力”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阶段还须把“社会化的生产资料变为公共财产”，以怎样的方式“变为公共财产”才最有利于发展生产力，这不仅是摆在我们这一代人面前的问题，恐怕也是下一代人要继续探索的，一直到“不同社会阶级的继续存在成为时代的错误”为止。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从15世纪开始在欧洲逐渐产生，成长到发达阶段，至今已有近500年历史。我们姑且将社会主义这一历史阶段在这世界上出现从1917年“十月革命”算起，把科学技术越到后来发展得越迅猛计算在内，也至少需300年，社会主义才能进入高级的发达阶段，为进一步实现共产主义做好准备。这仅为理念的推理，谁又能料想人世间还会有什么出人意料的风云变幻？“世界上没有白吃的午餐”，同样，世界上也没有“一步登天”的好事。中国60年代的那批理想主义者其实是非常幼稚可笑的人物。
我想不必要再引经据典，再“理想”下去就会变成“幻想”，或者成了另一种形式的“意识形态幻觉症”。总之，私有制消亡了，阶级就“自行消亡”，国家也没有必要再存在，接着也“自行消亡”，这在科学共产主义理论上是明白无误的。所以，私有制将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共存亡，从这个意义上我可以这样高呼：“私有制万岁！”
我不止是为现在的资产者高呼出这个口号，更是为无产者将成为资产者而高呼出这个口号。
我之所以要呼喊出这个口号，是因为破解“国民集体潜意识”和“国民心理禁忌”须要一句咒语。“国民集体潜意识”和“国民心理禁忌”是在几千年历史中由多种因素形成的，今天成了戴在中国头上的一项神秘主义的无形金箍，只要公有制中开始“重建个人所有制”，只要私有制经济稍一发展，就会有歪嘴唐僧跑出来念紧箍咒，而且奇怪的是出自歪嘴的咒语一念就灵，全国上下神经紧张，使社会改革及国民经济受到不必要的损失，社会科学界和文化界都出现混乱，官员们又要犯“宁左勿右”的老毛病，这些我已在前面有所阐述。
咒语必须有另一个法力更强的咒语来破除，在现代社会，法力最强的咒语莫过于：
“私有制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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