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在诺查丹玛斯之前几百年，还有个叫查尔斯·索尔兹伯理的写了一本题为《末日》的预言书，说公元999年12月31日午夜世界将会毁灭。弄得那天夜里整个基督教世界疯狂迷乱，鬼哭狼嚎，歇斯底里症席卷欧洲，许多人因恐惧而自杀。因为“西方文明”是建立在“原罪”基础上的，人人天生有罪，都逃不脱上帝的最后审判，诺查丹玛斯等人的预言就由此而来。公元2000年以后，人类安然度过了诺查丹玛斯预言的劫难，“西方文明”肯定还会制造出类似的预言。东方文明却讲究人的修炼，个人的修为决定个人的果报，群体的修为决定群体的果报；“三千大千世界”即宇宙空间是无限的，其存在时间也无限久远，人类怎么来的又将向何处去，这类问题佛都说：“不可说”。富有中国民间特色的玄学色彩的预言《推背图》和《烧饼歌》，“推”到最后也没有终极的毁灭性结果。总之，不管是儒是佛是道是术，东方文明中从来没有“世界末日”一说。这种观念极为聪明达观；东方文明的核心既是“听天由命”又是“人定胜天”的。抱着这种宇宙观，如果人生态度积极的话，保证会无往而不胜。所以，我们中国人大可不必跟着西方人瞎起哄，还是将眼前的改革做为当务之急进行研究为好。预测得再美妙，“到处莺歌燕舞”，做不到或不去做也白搭，预测得暗淡无光大难临头，但如果能不断自我调整、自我改善，将目前进行的改革大业坚持并深化下去，中国必然真正会以一个大国的姿态屹立于全世界，在多极化的世界中成为最重要的一极。因而我想，与其让人“眺望”未来，不如邀请人提出可行的改革方案。改革，关乎到每个中国人及其后代的生活命运，不止是中央和地方领导集体的事业，有道是“愚者千虑必有一得”，人人都从他（她）自己的角度出发“虑”一下，也会集思广益的。
二
对未来，也许我过于乐观。我的乐观来自对人类的信任。我是相信人类自身拥有解决每一个时代所面临的问题的能力和潜力的，一直对上述“世界末日”及其它种种危言持怀疑态度。即使在当代，二战后，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西方许多学者也曾不断告诫人们大难将至。1960年，著名英国哲学家罗素在伦敦特拉法加广场大声疾呼：如果西方国家不单方面裁军，数月之内会爆发核子大战；1965年，“派道克兄弟会”预测，到1975年，地球上一大部分人口将死于饥荒；美国颇具影响的《生活》（LIFE）杂志在1970年告诉广大读者，10年以后即1980年，城市居民可能需要戴防毒面具，以防空气污染，到1985年，穿透云层、照耀地球的太阳光将减少一半；更有著名的“罗马俱乐部”从70年代开始就不断对世人发出警告……所有这一切，至少到今天为止，人类的生存环境尽管日益恶化，但还没有看到任何一个预言成为不可逆转的现实。虽然事实证明中国目前已经用占世界7%的耕地养活了占世界22%的人口，但1995年美国学者布朗仍坚持他的论调：“到下一个世纪世界将不能养活中国人。”当然，我们不能把这种种忧患都看做谬论，更不应当做恶意的诽谤。人类社会须要“盛世危言”。好听的话令人鼓舞，难听的话使人警惕。
所以，我本人并不乐意作种种“眺望”，参与“天花乱坠”的行列。可是既然出了这么一个“眺望”的题目，我又不好推却，我只能说，今天来“眺望21世纪”，实际上包涵许多希望的成分。对未来的“眺望”与其说是理论的思考或是占有大量数据的科学推论，不如说是主观想象估计的成分更多，至少就一个作家来说是这样。不过也值得一读：因为眺望者的主观中已经含有个人的理性常识，他是从他立足的全部知识出发放眼未来的，所以，“眺望”实际上是作者对目前社会状况的了解与评估；此时此刻，也只有此时此刻才是明天的历史条件，才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性的基础。
同时，我认为，眺望未来世界和理解我们现在生存于其中的现实世界一样，思想，也许比“理论”更为重要。我们现在不缺乏“理论”，我们更需要有悟性的思想。
恰恰在“本世纪末”的1997年12月我出版了一本书，名曰《小说中国》。所谓“小说”，并非小说散文诗歌等文学体裁类的“小说”，而是针对市场上一些书名冠诸“大策划”“大预测”“大展望”“大趋势”等等之“大”反其道而言之的。在那本书里，我仅从个人的体验、经验和在劳改年月里学到的一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出发，对中国的过去和现状表达了个人的看法，“小说”一番，“虑”了一下。在书中我就一再强调它只是一部个性化的文本，仅仅是一个源于生活的个人视点，我个人认为它的内容有一点“悟性的思想”。如果是关心现实生活的读者照作者即我个人的“市场定位”来读这本书，也许可以得到一些在一般社会理论著作中得不到的启发。
书出版后，没有搞什么商业炒作，在短时期内就悄悄地销售了近十万册。但倘若将这本书当作社会理论著作来看，这本书当然不完全符合“理论”的要求了。《文汇读书周报》上有一篇题为《小说家的社会理论著作》的署名评论就很典型。文章说：
“新时期文学产生了大量的作家和文学理论家，结果最先跨出文学领域去写社会的倒是小说家。产生这种现象不难理解，小说家用太多的时间去关心现实生活，而批评家则用太多的时间去关注那不断虚构的世界；小说家用虚构的世界去回应、拥抱或反对现实世界，而批评家则在虚构的世界中游泳、挣扎而难以达到彼岸。何况，我们的文学在那个时候还有着历史客观原因所造成的失重与偏颇。从这点上说，我十分敬重张贤亮和梁晓声继续热心关注生活和重新热爱理性的精神。但是，问题往往在于优点和缺点的生死与共，长处与短处的唇齿相依。文体转变了，写作性质转变了，还继续以一副小说家的口吻，继续地放纵小说家的叙述方式，一如既往是灵感和即兴表演，话语上的演讲才华，思想的跳跃和过分急切的总结，还有那些不应该有的随笔性的议论，前后不相联贯的散文段落，重大议论之后的却是小说家对生活的印象。比如，你要议论‘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呼唤精神贵族’、‘给资本主义平反’、‘劳者有其资’等重大问题，都不是随便讲讲身边琐事，个人经历和苦难，甚至出国访问的小插曲所能了事的。是的，面对一大堆大策略、大趋势、大预测，张贤亮自称为‘小说’，可是从他那蜻蜓点水式的海阔天空，也实实在在称得是一部‘大说’。”
批评者没有恶意，问题在于批评者的误读。首先，将我的书指认成“小说家的社会理论著作”就把那本书挪了位置，从“当代文学”柜搬到了“社会理论”柜，这虽然不像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归于“科普读物”那样荒唐，但也错之毫厘差之千里。我不知梁晓声是什么意思，也许他以毛泽东曾用过的书名《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来命名自己的书是想将他的书挤进“社会理论”队伍。而我仍然坚持申明我写的只是一本文学性政论随笔。尽管批评者说“不应该有的随笔性的议论”，但我不知道谁有权制止我“不应该有”，为何“不应该有”？17—18世纪欧洲的启蒙运动思想家们几乎都用“随笔性议论”写文章，直到现代，如詹姆斯·鲍德温、如让-保罗·萨特、如乔治·奥威尔的一些书，也常常以散文随笔形式阐述社会、哲学与经济观点。用看惯了“理论”的眼睛读他们的书，可能也会感到那书里也有“海阔天空”和“蜻蜓点水”的味道。可是，历史证明每一个时代产生的新的思想及某种想法，开始时都只像火花似地闪烁出星星点点的光芒。苛责它们没有强大的理论支撑，没有成套的体系，无异于企图将其扼杀。
我曾在那本书中多次强调，一个小说家，也许比一个社会理论家更能吸收来自现实生活而不止是来自书本的启示。《小说中国》一书，不过是我作为当代中国的一名小说家面对急需改革的现实产生的敏感和激情的直接表述，用随笔性的议论比用理论的推导更便于表达出我的思考，并且也比理论性文章有更大的自由度和可读性。
我所以不厌其烦地唠叨上面那些话，正是以一个作家的观点奉命写“21世纪大眺望”。我觉得这次编者的编辑方法很好。好就好在让职业身份不同的人同写一个大题目，这样，整本书的内容也就自然而然分门别类了，免得人误读，又将作家的话语当成理论家的话语。而“眺望”未来，又是一个“理论”会显得苍白无力的领域，于是，每一位作者的“眺望”，当然也就只能代表他或她自己的视角。
现在，请允许我抄录《小说中国》一书的最后一章。《小说中国》共分十章，前九章谈的都是中国的过去和现状，计20万字。最后的第十章谈未来是最短的部分，仅1000余字，这也表现了我不太喜欢空谈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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