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进步是一项巨大的综合性的系统工程。经济基础的变革决定上层建筑的变革。中国目前允许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仅是变化着的社会经济基础的一个层面，更大的更具决定性的层面在所有制形式的变革上。因而，在国民经济中占主体和主导地位的公有制实现形式的变革，才是牵动上层建筑变革的最主要的因素。“重建个人所有制”后，“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这种观念才有可能被全社会所重视，进而为创造这种劳动者共同劳动的“联合体”做好思想准备。
“个人自由”，再也不会是一个令人望而生畏的词，将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种状态。
公有制实现形式的变革，将会给中国带来一系列的变化。不仅仅体现在经济生活方面，中国人将像犹太人那样，在世界市场经济中最富创造性、最有竞争力、最拥有智慧的头脑，并且还像腰缠丰盈的购物者进入超级市场，进入上下五千年的传统文化和现代西方文化的文化市场，在货物架上任意选择自己需要和适合自己口味、品味的文化果实，有多种精神食粮营养强壮的中国人将创造出完全属于自己的新的文化。
政治与学术相结合，官员与学者相结合，将是中国政界的一大特点，中国传统政治留下的这份宝贵的遗产将得到更大发扬。“不分阶层，不分出身，不分财产，在人民中间挑选优秀人物”（马克思语）来充当各级政府的官员，选举也就会比今天的选举更接近“巴黎公社”式的选举，每位官员都要真正代表一定的民意，在公共领域接受公民监督，让人“剪不断理还乱”的官员腐败现象将成为极稀罕的事件，今天我们发指的贪污受贿腐败，后人谈论起来会是一种历史笑话。
21世纪的中国不但会是世界上的经济大国，也将是一个文化大国。中国曾是世界上的文明古国，由整个人类社会的命运所决定，中国必将再度成为世界上具有领导地位的文明国家，世界将以中国的标准为“现代”的标准。
以上，就是我对“21世纪的眺望”。
三
但是，中国的进步，始终不能回避政治体制改革这件大事。我的乐观是不是真能“乐”起来，很大程度决定于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是否能顺利进行。为了更清晰地“眺望”，请允许我先从一则新闻说起。1998年7月20日《报刊文摘》转载了《现代经济报》7月11日的报道，标题是《中国社科院辟谣：承担设计政改方案是捕风捉影》。全文如下：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发言人近日指出，该院没有承担设计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方案的任务。他说，近期有些海外媒体称中央已向社科院下达了该项任务，具体方案正由研究人员制订，这完全是捕风捉影。
这位发言人称，目前，有一项跟民主法制建设有关的课题的确正在进行之中，院里正在组织专家撰写专著，但这是一本学术性、知识性的读物，跟‘政改方案’并不相干。他说，一段时期以来，社科院有不少学者在研究中国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问题，在新近确定的98个院重点管理的课题中，也有这方面的内容。但这仅仅是学术和理论上的探讨。
他透露，作为中国最高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部门，社科院今后还将继续进行有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民主和法制建设的研究，这项工作，已得到中央的支持。”
我不知道这则辟谣有什么更深的背景，是否海外媒体传播“中国的政改方案正由中国社科院研究制订”背后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用心。如果没有更深的背景，我看不出这个“谣”对我国有什么不利和恶意。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在80年代初期即由邓小平同志提到改革的日程上来了，中国准备、并且正在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完全不是什么秘密。按正常推理，政治体制改革这件大事当然应该有一个、甚至好多个初步方案。谁来制订初步方案，提交给党和国家领导人研究、参考、修正、定夺，再交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讨论比较合适呢？从一般程序讲，前期的准备工作只有专家学者才能胜任，也是政改方面的专家学者责无旁贷的责任，同时，也体现出领导决策的科学化。所以，海外媒体这个“谣传”似乎反映了对专家学者的“众望所归”。尽管现在“该院没有承担设计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方案的任务”，而对国家民族命运自觉负有责任的专家学者主动向领导人“请缨”也是正常的。请问，除了这批专家学者，还有谁最有资格拿出一套套符合规范的建议？然而正相反，在推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大背景中，当人们以为他们正在履行他们的职责的时候，他们却赶紧站出来大摇其头，郑重声明“仅仅是学术和理论上的探讨”。有识之士难免感觉到其中不是怕负责任就是有几分尴尬。幸亏辟谣中提到“社科院有不少学者在研究中国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问题，”“社科院今后还将继续进行有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民主和法制建设的研究，这项工作，已得到中央的支持。”不然，这则辟谣的消息反而会引起人们对中国是否真正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产生怀疑。
古今中外以天下为己任的学者无不热衷自己生活于其中的国家政治改革，或是从推动的方面或是从反动的方面纷纷提出过这样那样的方案。远的不说，近代的“康梁变法”是一例，孙中山先生青年时期的《与李鸿章书》其实也是一部政改方案。倘若将那些历史资料通通收集成书，今天我们读来当然会发现有许多很不成熟、很可笑、很悖谬的见解，但后人不能不承认创意者的勇气、热情和责任感。他们好像从不怕“犯错误”。可是，当代社会科学尤其是研究政治的专家学者似乎失去了学者应有的勇气。这是可以理解的。我们在这方面的理论家经过1949年以来历次思想整肃运动，早已变成了政策法令的诠释者，他们的任务仅仅是从学理学术上证明党和国家领导人发布的政策命令语录的正确性，从来不敢有自己的创见。即使在诠释上也战战兢兢地害怕越雷池一步，害怕揣摸错了领导人的意图，因而竟常有宁可不及不可过之的现象：诠释的文章比正式发布的政策法令及领导人发表的讲话还保守。
实际上，中国现实的政治状况已随近20年来的经济体制改革有了很大变化。有些是自觉改革的结果，有些还是不自觉地因经济发展而带来的副效应。20世纪末中国的社会政治气氛不仅不同于70年代末及80年代的中国，甚至与90年代初也很不相同。因为农村的联产承包制使广大农民又恢复了相对独立的小生产者身份，因为公有制经济开始实行多种实现形式，因为私有制经济的比重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所占的分量越来越大，因为思想言论出版的限制逐渐宽松而悄然形成了文化多元化格局，因为公民在择业、迁居、宗教信仰等等方面已享有较大的自由度，最根本的是因为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社会大转型过程中，社会不可避免地分化、改组、解体、聚合，逐渐形成新的阶级阶层，经济个体化和经济利益的调整，必然唤起人们在政治上的主见和自主性要求。
最近，农村在村一级基层政权单位普遍实行的“海选”，确实是一个值得乐观的信号。中国的民主政治体制改革，也会有一个“农村包围城市”的渐进过程，这大概是21世纪初中国社会的一件大事。但在目前，人民群众普遍已具有的初步个人民主意识，在主流社会思想方面并没有得到应有的提升。上述社科院的“辟谣”可作为一个例子。负有引导群众的社科界思想界，在主观上还缺乏积极参与政治体制改革的强烈要求。而究其主要原因，我认为还是20世纪70年代末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为主题的思想解放运动并没有彻底完成。如果要我来展望未来，我想：在21世纪初期，中国思想界大约还会回到20世纪70年代末的思想解放运动上，将那次伟大的运动继续推进和深化。
也是“世纪末”的1998年，刚好是改革开放二十周年，这一年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一次改革开放二十年来伟大成就的宣传。应该肯定，这次声势浩大的宣传活动取得了一定效果，相当多的人民群众重温了改革开放二十年来我们经历的风风雨雨，让群众比较广泛地对二十年来中国的成就有了进一步了解。但是，由于这次宣传纪念活动的纵向对比大都局限在70年代末至90年代末这20年间的变化，没有更向前纵深到50年代中期，以各种宣传形式让人民群众尤其是年轻人更多更深地了解早在1978年以前，中国人生活在怎样专制、荒诞、贫困、用剥夺人的基本生存权的方式来实现工业化，致使1960年所谓“自然灾害”期间饿死的人数超过一次战争：对“文革”的疯狂造成“万户萧疏鬼唱歌”的悲惨局面，揭示的力度也远远不够；一些回忆文章多半以“所幸噩梦一般的历史，早已翻过去好多页”这种不堪回首的口气一语结束；在“世纪末”大量“回眸”的文章中，对“反右”和“文革”也语焉不详，极少人去探究、去“回眸”为什么中国陷入“噩梦”的深层原因。所以，改革开放二十周年的宣传纪念活动，热闹一阵也就过去了，没有使人们对当前大大改善了的生活倍加珍惜，没有给人们留下难以磨灭的深刻印象而进一步促使人们转变观念，没有最大限度地激励起人们自觉投入改革大潮。因为人们毕竟更加关心个人眼前的生活，而摆在眼前的却是有切肤之感的下岗分流、就业住房、社会治安、贪污腐败、环境破坏、收费负担、土地承包期限、国有企业困难、子女升学费用、医药社会保险、假冒伪劣商品、金融危机对中国贸易的影响等等麻烦。中国二十年的巨大变化，并不能冲淡个人对自己小家庭眼前现实生活的忡忡忧心。尤其享受惯了所谓“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城市人，因分配住房、分配职业及医疗养老直至粮价肉价交通理发洗澡等等方面的补贴的改革，无不触动他们的既得利益，尽管“既得利益”水平很低、很不可靠、很不合理，但有国家做后台，官员当父母，总能令人心安。可是现在国家要将企业推向市场，也意味着城市人今后主要需靠自己，虽然这扩大了城市人择业的自由，是各自发展个人的良好机遇，但同时也分离了国家与个人之间过去那种“衣食父母”的关系。他们中的很大一部分，怎能心悦诚服地不考虑个人得失，只因20年来国家有了巨大变化就兴高采烈呢？
举个不很恰当的“范例”：极左路线统治时期，有个继承解放战争中行之有效的很特殊的思想宣传教育手段，就是“忆苦思甜”。极左路线擅长将什么事情都推向极端。“忆苦思甜”推向极端就变成愚民政策一个障眼的法宝，弄得当时挣扎在水深火热里的中国人晕晕忽忽，竟以为自己生活在世界上最幸福的国家，离“共产主义天堂”已经不远，衣穿不上饭吃不饱还要去“解放世界上三分之二的劳苦大众”。今天，中国再不是一个封闭的国家，各种媒体包括因特网已使大多数中国人对外部世界有相当地熟悉和了解，我们如果仅仅偏重宣传今天的成就，老百姓自然而然会和外部世界作“横向对比”。而横向对比起来，中国今天的情形仍不容乐观；我们在改革开放中“创建”的几乎所有的新办法、新政策、新举措，大到金融股票科研机制的改革，小到城市垃圾的处理办法等等等等，都没有超出西方发达国家在几十年前早就走过的路子，我们还是落后西方发达国家若干年。若不追究辛辛苦苦赶了20年我们仍然落后的历史原因，这20年来的成绩在老百姓心目中就不会鲜明突出。极端化的“忆苦思甜”能令生活在地狱里的饿鬼以为生活在天堂，而回避向远处“忆苦思甜”、不作更深的纵向对比，又会使生活在正常社会里的人以为生活在地狱，不免“端起碗吃肉放下碗骂娘”。
如果不彻底充分地揭示和清算从5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那段悲惨的历史，就不能让人民群众清醒地认识今天改革开放的必要性和正确性。对历史回顾的模糊肯定会造成对现实观察的模糊。对中国在历史上走过的弯路，对主要领导人犯的错误，我们的文化思想界却采取“为尊者讳为亲者讳”的态度，不深入追究主要领导者的责任及造成领导者犯错误的制度性根源，竟强行“摊派”给全民族，似乎每个中国人人人有份，成了整个中华民族的“集体负担”，是整个民族的“劣根性”所致，仿佛二战中犹太人的被屠杀也有犹太人本身的毛病，南京大屠杀也有南京市民的责任似的。
我们为何要改革开放？就因为前人留下一个沉重破烂的江山和一堆荒谬的观念，直到今天我们还在替前人收拾烂摊子。改革开放后出现的所有不良现象，都与往日那段同世界隔绝的非正常历史有关，如同乘波音747半天之内飞到西方国家一时倒不过“时差”而头晕脑涨，产生种种不适应症状一样。但因我们文化思想界导引的偏离，现在人们却普遍认为今天碰到的一切困难都是实行改革开放带来的后果。这不能怪群众，只能说我们的宣传理论界还缺乏面对历史的勇气。
我们在宣传邓小平同志的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及小平同志开创的“第二次革命”与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时代的关系上，侧重的是二者的前后继承关系，而没有特别强调后者的开创性和革命性。这样，不仅第三代中共领导人与第一代中共领导人在人民群众心目中比较起来黯然失色，连和第一代中共领导有交叉关系的第二代中共领导也似乎远不如第一代高大。由于上面所举的种种现实阴暗面时时处处牵动人民群众切身的感受，由于离现实越远的人物会越显得神秘和神圣，于是社会上反倒出了这样的“民心”：国家比过去富强了，老百姓的生活水平与自由程度与过去相比也有天壤之别，而中共领导人却仿佛像鲁迅小说《风波》中九斤老太太说的“一代不如一代”。在意识形态的继承发展上没有和前人决然地划清历史界线，后继者就不得不永远受这种“委屈”。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正值清代康雍乾三个君主风靡电视银屏而为人们所熟悉，我们要“比附”的话很可这样“比附”一番：清代的开创者是努尔哈赤，第一个君主是顺治（爱新觉罗福临），倘若清代也像我们现在在观念意识上采取的这种总是推崇前人、强调继承关系，把“先王灵牌”摆在第一位的做法，康熙雍正乾隆三位君主尽管政绩斐然，也很难在历史上立定脚跟、脱颖而出；历史的评价就会将他们的政绩通通归于开创者和第一位君主带根本性的“指导”作用，努尔哈赤和顺治的阴影将笼罩清朝所有的君主。
如果不舍得割断那条连接先人的脐带，后代领导人不但很难成为能与第一代领导人并肩的伟人，甚至很难成为独立的政治家思想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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