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人感应”学说构建的专制政治体制之外的监督系统，尽管“天”是虚无飘渺的，却像个隐形人般无处不在，在科学不发达时期确实是个不可忽视的监督力量，有着强大的威慑力。“天人感应”与佛教的“因果报应”论结合起来，不仅对君主政治进行着有效的监督，也对一般老百姓进行广泛有效的监督，促使君主和臣民都需自觉地道德自我完善。过去，自然界所有的变异：地震、洪水、旱灾、陨石、雷火、自燃、虫害，甚至是日食月食及出现疫情、生产畸形儿等等，都被认为是“天”对君主或百姓的警示，迫使统治者与被统治者检讨反省，改变政策和行为。这对中国专制政治及国民的道德规范无形中起到很大的制约作用，因而中国在19世纪以前，许多朝代都有相对的隐定性，延续相当长的时间。没有信奉某位神的国教统制的中国，比起很多信奉某位神、有国教统制的西方国家，人民群众的道德水平并不低下，甚至可说还高出一筹。包括今天指的生态环境，中国人也都是以虔诚的心情去维护的。在一般老百姓中间，不杀生和放生，普遍地被认为是一大善行，这在客观上就是今天所说的动物保护。在中国人眼里，所有的自然物都被神化，山有山神，土地有土地神（俗称土地爷），水有水神，几乎每一个湖泊和每一条江河都各自有各自的神，过度捕捞会受到神的谴责：林木有树神，花有花神，每棵百年以上树龄的老树甚至会成为人形的神，砍伐林木有很严格的官方和观念上的限制。开挖矿产资源会受到山神、土地神的制约，“天材地宝”是不能轻易挖掘的。中国文化以“儒”、“释”、“道”三家为经纬组成，在可以说是中国的国教“道教”看来，人体有骨骼血液五脏六腑，大地一样有它的生理机能和自身的营卫系统，过分挖掘矿产资源会加速土地的衰竭，即使挖掘也要祭祀天地神，以某种形式得到允许。这客观上使中国的矿产资源得到很好的保护。
这种崇拜大自然、顺从自然规律并维护大自然的精神（用现代的话说即“保护生态环境”、“环保意识”），贯穿整部中国历史。
三
中国人悠哉游哉地这样与大自然相处了几千年，到20世纪，终于与大自然发生了矛盾，而且越演越烈。其责任当然在人的方面。
自19世纪中叶的鸦片战争西方列强势力打开了封闭的中国大门以后，自古以来中国的自然经济很快暴露出它落后于工业经济的弱点。尤其是19世纪末期的中日战争，更使中国人蒙受了极大耻辱，唤起并坚定了中国人变法图强的决心。整个20世纪的一百年，是中国在工业化道路上奋起直追世界发达国家的一百年。
可是，中国在这条道路上急速前进的时候，经济的发展与人口繁殖及自然资源不足的矛盾也越来越突出，尤其进入20世纪50年代以后，在中国人面前甚至似乎只有两种选择：要么节制人口生育，保护天生低于世界其他各国平均拥有量的自然资源，放慢发展速度，要么掠夺自然资源，并像早期资本主义国家一样，用残酷的手段加速资本原始积累，以迅速发展经济。当时中国采取的是后者的政策，不幸的是，在执行这种政策的过程中又极不明智地犯了严重错误。
首先，在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之间，中国并没有节制人口，反而放任人口增殖，一度还鼓励生育，致使经济承受的压力越来越大，越来越多的人口又反过来要求加快经济发展速度，中国经济状况陷入一种恶性循环之中。其次，这时大自然在中国人眼里早已失去至高无上的神圣性，它的神秘面纱已被所谓科学昌明揭露无遗。大自然纯粹成了人利用的对象、改造的对象；以自然为本变成以人为本，人对自然可以为所欲为。根本的哲学观念整个颠倒过来。更为严重的不仅是当时的中国政府选择了对自然资源进行掠夺性开发以加快发展经济的政策，并且雪上加霜，执行了一系列反理性的、完全违背科学精神的措施，来刺激经济发展。1958年至1961年的所谓“大跃进”时期，动员数以亿计的农民“大炼钢铁”，砍伐了无数林木扔进“土高炉”，去“炼”从各家各户搜集来的铁器制品（成品），出炉的当然全部是一堆废铁渣。仅在那段时间，中国森林面积的减少和矿产资源毫无回报的损失，至今无法统计。又如，在“垦荒造田”、“开山造田”、“围湖造田”的口号下，大片草原和自然林受到毁灭性的破坏，湖泊面积大量缩减。拿我因1998年“抗洪救灾”去过的洞庭湖来说，她本是中国第一大湖，是长江的自然安全阀，19世纪初期，面积还有6000平方公里，今天她只剩下2691平方公里，消失的一半是近四十年造成的，而这恰恰是人类对水利有了科学认识以后。虽然围垦洞庭湖从明代中期（公元15世纪）就开始了，但进展并不快，直到20世纪初，对民间自发的围垦还都加以限制。1950年以后，围垦却是在官方指挥下进行的，其规模和速度可想而知。1949—1954年湖面减少了894.17平方公里，1958年提出“以粮为纲，向湖要田”的口号，湖面陡然又减了615.65平方公里，两次围湖造田均得到中央政府批准。在中国“文革”期间更无法无天，到70年代末，湖面又陆续失去400平方公里。这种情况，直到中国由邓小平开创的改革开放后的80年代，才得到初步遏制。不止是一个洞庭湖，中国很多大湖情况基本如此，各江河水流丧失了湖泊及沼泽的自然调节。为世界瞩目的1998年遍及中国南北的大洪水，就是前期政策失误的恶果。
从50年代初期开始，中国又实施了一种将人口固定在土地上的户口政策。“迁徙自由”只不过是宪法上的一句空话，尤其对亿万农民，迁徙的限制更为严厉，完全没有“逐水草而居”的可能。本来，中国55%的国土面积不适宜人类生活和生产，35%的国土面积经年受到土壤侵蚀和沙漠化影响，20%的耕地面积存在不同程度的盐渍化或次生盐渍化，而一系列掠夺自然资源试图加快发展经济的错误行为，又加速了土地荒漠化进程。于是，不能“逐水草而居”的农民就只能在日益恶劣的土地上勉为其难地苟且度日，而且越来越难。政府既然不允许农民自由迁徙，当然必须担负起养活他们的责任。这种政府加大的负担，又使中央政府不得不压榨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减少发达地区的资本积累，拖住了发达地区向前发展的后腿。这真证实了中国的一句古代谚语：“欲速则不达”，中国经济在50年代至70年代之间，既没有高速发展，又严重破坏了本来就非常脆弱的国土资源和自然生态环境。与此同时，又造出一批批无地可耕生存无望只靠救济的农民，逐渐养成这批农民“等、靠、要”的习惯，甚至使这些地区的农民丧失了勤劳传统和能耕善作的本领。在中国历史上，空前地出现了如此大面积、多人口、长时期的贫困地区，并且使这些地区的生态环境逐年恶化到很难恢复的地步。
这一切证明了，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处理失误，不但会造成自然资源及生态环境的破坏，也会使人文道德遭到破坏。
在50年代初期至70年代末期，中国又像明清时代一样，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外部世界在科学上的发展与对生态环境的逐渐重视，很难影响中国的国策。早在公元6世纪，中国人在“天人感应”“天人合一”的思想指导下，就总结历来经验作出了一套完整的产业经济学说，《齐民要术》是这方面的代表著。它写道：“顺天时，量地利，则用力少而成功多；任性返道，劳而无获。”而在50年代初至70年代末，中国不仅与世界科学潮流、环保潮流脱离，也与固有的传统背道而驰。怎么不顺天时怎么干，怎么不量地利怎么做，一切反着来，“任性返道”，结果自然生态环境继续恶化，经济上也“劳而无获”或劳而少获，并未达到预期目的。
四
可想而知，当代中国人面对的是怎样的一大难题。
在中国改变过去的政策错误，实行改革开放以后，各方面逐步与世界接轨。在当今信息时代，接轨的速度还相当快。中国政府和有识之士已强烈认识到环保的重要性和中国在环保上与世界先进国家的差距。
然而，经济形势却更加严峻。在邓小平开始制定并执行新的国策的70年代末期，中国与发达国家相比更为落后。从国家领导人到普通老百姓都一致急切地希望迎头赶上世界经济发展速度，在不太长的时间内达到一个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20年来，中国的经济发展的确取得了为世界瞩目的成就。但是，虽然中央政府和广大的有识之士对环保问题日益关切，而地方政府和从事制造业、开采业的个人，仍然普遍地将提高产量产值放在第一位。中国经济承受着人口增长和国土环境先天脆弱性的双重压力，而且这种压力越来越明显，越来越大。
中国新的改革开放政策将本来属于中央政府对国营企业的管辖权大部分下放到地方，原来单一的国家所有制经济，也改变为集体、个人所有制多种经济成分共存，地方政府官员管辖的“地方国营企业”、“乡镇企业”和民间资本家，往往只一味追求经济的短期效益，无视追求过程中对自然资源及生态系统的破坏，甚至采取杀鸡取卵的办法。中央政府尽管年年制止，有识之士及新闻界尽管时时呼吁，而在环保问题上仍收效不大。并有随着工业产值的提高越来越恶化的趋势，更多的水域受到污染，更多的山林遭到砍伐，更多的矿产资源被掠夺性的开采，更多城市的空气污染程度严重超过标准……原来落后的中国经济刺激起对经济发展的追求，经济发展使人的活动强度急剧增加。由于中国与外部世界隔绝多年，在此期间又一度忽视国民素质教育，同时，传统文化、传统观念在一连串“政治运动”中被拦腰截断，从而使许多从事经济活动的普通中国人不但对大自然，对“天”、“地”已无丝毫敬畏，甚至对国家法律也置之不顾，正如中国一句古老的成语说的那样——“无法无天”起来。人们肆无忌惮地、不择手段地在“发展经济”的名义下拼命攫取眼前利益。这样，经济活动的规模和强度越大，对自然环境和生态系统的破坏也越大。再加上众多乡镇企业和个体经济及地方国营企业技术的落后，“土洋并举”，原始的手工作业与粗糙的机械作业同时上马，以每单位产量计，所付出的水资源成本、矿产资源成本、能源资源成本、人力资源成本都大大超过发达国家的水平。如果世界综合平均发展成本为1.00，则中国的综合发展成本为1.25。也就是说，在世界综合平均发展水平下，用1美元可以办成的事，在中国则要花费1.25美元。这还没有将付出的环境损失度、大气污染度计算在内。诚然，这20年中，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很大提高，物质条件得到很大改善，但单纯从环保的角度严格地衡量，中国近年经济的发展，真可谓得不偿失。
也正如中国古代的一句格言所说：“物极必反，”全球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在90年代骤然于世界各地几乎是全面地用自然灾害的形式暴露出来；人类谈起“厄尔尼诺”现象比谈核武器更忧心忡忡。在整个90年代，中国即使不是受自然灾害最严重的国家，也是受害最严重的国家之一。由于中国国土环境的先天脆弱性，由于中国的发展阶段（GNP在500美元—3000美元之间）正处于对应着人口、资源、环境等瓶颈约束最为严重的时期，进一步的发展，已与后三者（人口、资源、环境）发生了尖锐的矛盾。众所周知，近年来中国水患频频，每年都会因水灾损失数千亿人民币，溺于水的老百姓成百上千，而在中国素以“母亲河”著称的黄河却年年断流，而且断流的时间和长度都越来越长，已面临成为内陆河的危险。
这种环绕在每一个中国人周围的岌岌可危的自然环境，以针刺般的切肤之痛唤起每一个中国人对维护自然环境的重视。中国人已觉察到自然环境恶劣到不治理人便不能生存的地步。于是，逐渐从中央政府到民间，比较牢固地树立起环保意识。首先，在1992年6月，中国政府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世界首脑会议上庄严签署了环境与发展宣言，其后，中国又率先制定了《21世纪议程》，提出了适合自己国情的行动纲领，并在1995年正式把可持续发展立为国家基本发展战略。这一系列表态，表明了中国人不仅转变了以往横行了近半个世纪的对大自然可以为所欲为的观念，而且在生态系统的修补上也开始有所作为。与此同时，正如有篇文章指出的那样：中国人也认识到，“地球负载着60亿人口，在200余年的工业化过程中，许多宝贵的自然资源已被过度地消耗，排放了大量的污染物，人类赖以生存的基本环境已受到严重威胁。无论是全球变化、臭氧层的破损、物种生物多样性的锐减，还是土地退化、土壤侵蚀、荒漠化的发展、水资源的短缺以及水源和大气严重污染，都已成为跨越地区和国家界限的全球性问题。”人类共同面临着生死存亡的大事，加速了全球一体化的进程，也加速了中国与世界接轨的进程。危机中也寓有转机，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既有加速破坏自然环境的一面，也加大了人维护和修补已被破坏的大自然的能力。从90年代开始，在修补被破坏的自然环境方面，中国通过自身的努力加上利用国外的科学知识、经验教训、应用技术和资金贷款，已初步扭转了继续恶化的局面。很多已不适合农业耕作的地带，大量农民开始搬迁到新的家园。经过1998年全国性水患的教训，水利建设又属于经济建设首要的位置。许多城市的环境监测和污染控制也有所改善……
总之，步入90年代，中国不仅有了根本改变过去处理人与自然的错误态度的可能，而且开始建立起人与自然的正确关系。中国目前和将来的发展，不止是经济发展，所有方面的发展，今后都必须以“可持续发展”为基础，这已定为一个基本国策。建立这种“可持续发展”的观念是非常重要和必要的，是中国在新时代的变化中的一项最重大的变化的标志。正如一篇文章中所说：“可持续发展的理论既可以追溯到古代文明的哲学精华，又包含着人类活动的现代实践映象。它以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作为研究的两大基础，从而探讨人类活动的时空耦合、人类活动的理性控制、人类活动的效益准则、人与自然的演化动态、人对于环境的调控与改造、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伦理道德规范，最终达到人与自然之间的高度统一，同时达到人与人之间的高度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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