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站在溃口已被堵住的著名的安造大垸的堤上，下面就是被洪水毁得一片狼藉的安乡纺织厂。中国电视观众为之感动的解放军救安纺幼儿园女教师周运兰的事迹就发生在这里。可以想象到当时的困难：从决口汹涌而出的洪水脱离了河床到处形成瀑布般的激流漩涡，平时高悬在空中的电线现在成了水中的羁绊，直升飞机无法在参差不齐的楼房厂房间降到所需高度。为营救这位女教师，冲锋舟翻了三条，军地领导忙了三天，连将军也亲自驾舟了，最后才被舟桥团军士李长志牵绳漂过去背出来。李长志在此之前已救出过1000多名群众，被誉为“救护神”。听说救周运兰的时候，她未婚夫就站在远处楼上观望，我笑着说，这个未婚夫与“泰坦尼克号”上的小伙子相比太缺乏浪漫情怀，为什么他不去救呢？原来不是他不去，而是解放军不许他去。营救群众时，军人总是把危险承担起来，不准没有经验的人加入。安造大堤刚刚决口，最早是纺织厂附近的人跑来搭救自己困在里面的至亲好友，但那需花钱雇人去救。解放军来了，冒着生命危险营救任何一个群众，并且不计代价地投入现代军事装备。在商品经济的今天，这的确让一般市民惊奇，颂歌由此衷心地唱出。在岳阳电视台看录像资料，还看见这边解放军忙碌着救人，那边等着被救的人却坐在窗台上仿佛钓鱼似地悠闲，这样的画面引起同行者的非议，而我却觉得这反映了老百姓与军人的一种新型关系：老百姓认为你应该来救我，军人也认为我应该去救他，这不就是常说的“血肉相连”的体现吗？刚被救出的群众惊魂未定，抖得连话都说不出，哪顾上感恩戴德？电视新闻播出感谢的话其实都是事后补上的。那么，没有被拍电视的上万个场面呢？可想而知，解放军救了人就走，连一个谢字都听不见。不计代价、没有区别、不分男女老幼、不考虑值得不值得，只要是生命就必须拯救，拯救人是自身的天职，这种军队已经纯然是全体国民的军队、国家的具体形象。国人因有这样的军队而自信自豪，从而也加深了对国家的爱和信赖。
部队参加营救、转移、安置的群众上百万，救女教师也好，救嘉鱼县那个抓住一棵枯树被困了9小时的6岁的小江珊也好，仅仅是因媒体传播而被突出的。实际上这类事不计其数，我在洞庭湖边随处都可听到。现在，部队逐渐撤回驻地了，老百姓也把心思放到重建家园上去了，但不能忘记并需继续发扬的是解放军遵循党中央的精神，在本世纪末树立起的将人的生命高举到第一位的典范，这才是中国最需要的新的人文精神的基础。这场几乎是全国性的抗洪生动地给全国干部群众上了一堂人权课。人权，最基本的是生存权；每一个中国人的生命应该由此更受到尊重。就在抗洪的同时，媒体也不断爆出这类新闻：某地公安人员将人致死，某地领导干部草菅人命，还有一条是一名法官开玩笑把一个小孩扔进水库里淹死的报道；自开通了110报警台，有的地方报纸还开展讨论：什么情况值得出警，什么情况不值得出警，比起解放军的救民行动，所有的讨论不都是废话？另外，还有更多随时随地毫无道理地把人捅死砍死的事件；不少中国人既不尊重他人的生命也不重视自己的生命。如果这场大洪水能够成为一次人道的大洗礼，中国人在21世纪就将以崭新的文明面貌高高地耸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社会主义好
抗洪救灾的胜利，让全国干部群众甚至海外人士也深切地感到社会主义好。但必须认识这是在小平同志理论指导下经过改革和制度创新的社会主义，不但与1957年“反右运动”中高唱的“社会主义好”大相径庭，更与1976年前经济濒临崩溃的社会主义有质的区别。首先，如果没有经过20年改革开放积累的社会财富，国家就会在这次遍及28个省区的自然灾害中被灾难所颠覆。“严防死守”是以物质充分供应为基本条件的。我们从电视画面中看到沿江千里长堤上筑起高达1.5—2米的子堤，你知道1米子堤需要多少编织袋吗？至少50条！请你算一算，光塑料编织袋共需要多少？幸福大垸是一个不到3万人的小垸，为堵那里的溃口及筑子堤，当地干部掰着手指给我算：3.2万吨沙卵石、1万吨块石、116万条编织袋、8万米彩条布，8千条棉絮。试想，全国几个大灾区仅仅防洪一项花了多少财力物力？再不说救灾与重建了。实际上，这次遍及全国各地的大灾是一次对中国综合国力的大检验。检验的结果只能说是小平同志理论指导下的社会主义好，而不是其它什么社会主义好。
我围800里洞庭绕了一圈，所到之处防灾救灾井然有序，不能不叹服本届各级政府的组织能力。劳力分配、军队调动、物资运输、社会治安、后勤供应、情报科研、医疗防疫、教育宣传、灾民安置……等等事项既挤在一起又齐头并进，证明社会主义制度是最能启动紧急战时动员机制的社会制度。可是我也暗自思忖：为什么平时就少见这种雷厉风行的工作作风呢？如果平时我们有十分之一如此努力，综合国力会比现在还强几倍。中华民族难道真的非要到危急时刻才显出自己的本色吗？这次洪灾让全世界看到了我们的能力，而最重要的是让我们自己发现了自己。以前我们应该办的许多事没有办到，现在证明了其实“非不能也实不为也”，如果像这场洪灾中一样去“为”，那就没有中国人办不到的事。洛杉矶和神户大地震时，我们通过电视看到美国人日本人出色的救灾工作，很是感慨了一番，以为这样的灾难要发生在我国那不知会乱成什么局面。今天证实了我们可说比他们做得更好，因为我们受灾面广，受灾人口上亿。倘若我们今后永远保持抗洪塑造出的作风，那就不是上苍惩罚我们，而是天助中华了！
这次采访，不论是领导干部还是基层干部，都只能在大堤的指挥现场见到。只有湖南省委副书记郑培民和军分区副司令蔡家作是到招待所来看望我们的。两位晒得黝黑的领导干部与我们匆匆谈了几句马上又赶到现场。这次洪灾中一大特点是所有干部的精神面貌都非常振作。尽管面容疲惫，黑不溜秋，但行动无不加快了节拍，而且与他们谈话，没有人介绍自己，都对群众和下级干部赞不绝口。正如郑副书记说的，现在是干群关系最好的时候，也是群众考验干部的时候。
郑副书记特别指出是群众在考验干部，颇有深意。经过洪灾，群众才认识到各级主管官员与自己命运息息相关，有时甚至关乎到全家人性命，于是对民主权利有了觉悟。我在麻塘大垸、团洲大垸、洪山头大堤上与灾民和民工聊天，民工在抗洪这个主题上都把点评干部做为重点，上自中央首长下至小村长，群众都有自己的看法，如数家珍。干群关系的观念通过抗洪得到一次新的整合。群众完全以其实践来检验干部，并不在乎某人的经历学历而着重于某人有哪些成就。抗洪实践还揭示了所谓“失败即成功之母”、“交学费”等说法是极其荒谬的。官员一个小小的“失败”就会造成千百甚至上万人死亡或倾家荡产，难道可以拿人命“交学费”吗？如不是上级命令某某垸弃守，那么，哪里溃堤就是哪里的干部失职，不管你有多少理由老百姓都不会原谅，上级还没来得及撤职，老百姓就采取了行动，曾出现聚众捣毁失职干部家房屋的事。相反，保住了垸堤就证明你能干，老百姓挨你责骂也心甘情愿。
过去，一碰上灾害首先号召“用生命保卫国家财产”。党中央在此次抗洪中特别强调将人民生命放在第一位，无形中提高了人民的政治地位。解放军会舍生忘死去救一个80岁的糟老头，干部就不能再小觑任何一个普通群众。这次抗洪各级干部表现得特别突出，夜以继日地干也没有一分钱加班费，还捐出两个月的工资，让我们这些非灾区的人深感惭愧。除优秀人物出于主观因素，一般干部还是一方面因为在危难关头必须以身作则，另方面，不能不说与人民群众的密切监督有关。驻守麻塘垸大堤上的不是灾民而是民工，我跟他们谈话的时候他们最关心的还是干部乱摊派问题。他们骂着，乡干部就在旁边听着，无可奈何。我说这些干部不是你们选的吗？他们说选个屁，上面指选谁就选谁，下年（即下次）得我们自己拿主意了。选举是一种机制，如并不关心谁当选，选举只能是走过场，而人们一旦认识到它与自己利益相关，这种机制就会显现它的民主性。抗洪，抗起了民主意识，这种意识必将随着抗洪精神的宣扬而传到全国。
抗洪出现了三个英雄群体：军队，干部，群众。在家看电视的时候我以为堤上的民工多少会有点补贴，到现场才知道全部是义务的，连饭也需自备。村干部一喊：“带一斤米上堤抢险呐！”农民一下子就变成了民工。螺山卡口前的洪山头子堤告急那天，一百多里外的农民都自愿赶来。面对洪峰，堤上两米一人，顶风抗雨，没有一个民工动摇。看着那些没有公开的电视资料，令人不禁眼眶湿润。更多的是没有被电视记录的场面。华容县包忠清县长说，7月21日团东村堤防出现险情，上千农民自动跳进洪水中用胸膛筑起又一道堤坝。男青壮年泡在水里，妇女小孩在堤上拽着她们父亲丈夫兄弟的胳膊。在电闪雷鸣中，铸成一座青铜的群体雕塑。实际上，电视报道大半是马后炮，“共产党员突击队”“敢死队”等临时性尖兵队伍和“生死牌”“军令状”等责任制度，早在洪水还没有成为全国焦点之前就形成了。平时默默劳作的农民怎么忽然变得如此自觉和坚强？说到底，是改革后的社会主义使他们有了土地房产，初步富裕了起来。家，已经紧紧地与集体、与国家联系在一起，还需谁来指点他们你必须好好保护你的家么？“有产者有恒心无产者无恒心”，村干部对我说，谁比较富裕谁就比较积极，“不用喊，上堤跑得跟兔子一样快”，相反，没有脱贫的人还盼望决口好去领救济。不常学习理论读文件的农民，是实行富民政策的社会主义调动起他们集体主义和爱国义精神的。
料想不到的是安置灾民的大堤上竟然形成了“商业一条街”，烟酒茶糖饮料针头线脑修理自行车个体医生等等帐篷小店，与帐篷学校配合起来，很像个小市镇，不能不令人佩服中国人随遇而安的生活本领。根据过去经验，我以为灾民没有外流大概是被封锁了，到了大堤才知道政府不但让他们自由流动还动员他们去投亲靠友。问他们为什么不去？都回答靠亲友还不如靠政府，吃政府的饭不用看脸色。但更吸引他们的还是灾后的重建，因为他们的土地房屋就在眼皮底下那片逐渐退去的水中，那才是他们安身立命的根本。他们非常清楚政府会帮助他们重建家园，外出了还怕失去被援的机会。另一个料想不到的是，整个灾区仅仅是有水的地方才像灾区，只要看得见土地就看得见繁华，仍然是“舞照跳，马照跑”，卡拉OK照唱。现在还有几万灾民的黄山头镇，史泰龙正在流第三滴血，桌球响得乒乒乓乓，街道两旁摆满摊贩，这个商品聚散地更加热闹了。还有，过去的灾区，总是外流的人多跑来的人少，现在恰恰相反，押运救援物资的、各种传媒的记者、各部门的视察干部、天南海北的医务人员、盯着重建商机的生意人……挤满了所有宾馆招待所，受灾各县的旅游业从来没有这么好过。离开安乡县城那天清晨，居然有崭新的洒水车在宽阔的大马路上洒水，而县城是在洞庭湖水面6米之下。在初升的太阳中，喷出的水珠滴滴闪光，这不是一个美丽的象征吗！凝聚在国家周围的，是在市场经济中成长起来并享有一定自由度的庞大民间社会，这次抗洪是政府与民间第一次大规模的结合。看看救灾义演会上高举如林的成百万上千万元人民币的捐献大支票，谁能否认市场经济在顶住中国这场空前灾难中所起的支撑作用？
新纪元总是和水灾联系在一起的。西方文化有《旧约全书》记载的诺亚方舟的故事，洪水之后凸显出一片新天地；中国历史上大禹治水后建立的夏朝，是中国作为国家的开始。在21世纪即将来临之际，全中国发大水，究竟是什么寓义？那就要看我们全体中国人了。
我怎样把“荒凉”推向市场
1992年小平同志“南方讲话”发表后，市场经济建设在中国掀起高潮，潮流推动着文化人纷纷“下海”。我不是一个轻易被时尚所动的人，只是对专业作家制度一直有自己的看法，认为文学创作与学术研究不同，作家应该多读社会这部大书，而专业作家制度突出了文学创作的技能性，将文学创作当做一种特殊的职业，从而无形中使文学的生命脱离了它依赖的土壤。许多有才华的作家在这种类似“铁饭碗”的写与不写都一样的“优越”制度中逐渐丧失灵气及敏锐的艺术感觉，不幸地变成“写家”、“坐家”、“爬格子的”、“码字儿的”或是从此辍笔。在编制上，我虽然是一名所谓的“专业作家”，但我总在寻找一种与现实生活能紧密联系的结合点。当市场经济已经成了中国社会中最“热火朝天”的生活，在紧锣密鼓的“大办第三产业”、“寻找第二职业”中，我“下海”也就成了必然。1993年很多报纸都发表了我“下海”的消息，一时间，我似乎成了中国文化人进军市场经济的尖兵。那么现在我的情况又如何呢？我想有不少人会对这问题感兴趣。
应该说，五年来我初步的成功可以证明，文化人投身于市场经济对个人和社会都能相得益彰。“下海”，不同于一般所说的“作家深入生活”，市场经济就成了文化人本身的生活，而市场经济绝对是一种动态的、立体的、变数极大的、具有挑战性的、发展迅速而又纷纭复杂的现实，不仅会给作家多方面的感受，并且会激发人的生命力和竞争心。“学以致用”一向是中国士人的传统，学问“用”在市场经济中，士人的所学所知会得到充分的发挥，并有举一反三之效。另方面，中国市场经济建设也非常需要有较高文化修养和素质的人参与，缺少这样的人，中国便无法进入知识经济。问题仅在于个体的文化人怎样在广阔的市场中找到适合自己学养的“摊位”；要善于利用自身拥有的文化知识煅造出准确的市场眼光。如果找到了，那么智慧立即就能变成商品，转化为财富，创造出高附加值的产品贡献给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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