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也许会觉得我唠唠叨叨地拉扯这些家世没多大意思，诚然，任何人都能把自己的家世扯一大堆话出来。今天我不过是想说，每当我看这些“老照片”的时候，逝去的事物总如烟如风地吹拂着我的面颊，而且周身会感到氤氲的暖意。我想，这就是人们常说的“文化”的一种副作用吧。
祖茔和图书馆的照片不是“老照片”但确实是古旧的事物，它们今天还耸立在那里。那应该是比“老照片”更有文化内涵的。我常想去两个家乡看看。尤其引诱我的是：黄石亲戚来电话说，我祖父当大冶县长时坐的轿子，至今还吊在他们家堂屋的梁上。去了，一则扫墓，二则也瞻仰一下遗物，在经历了乱世浩劫后，尽一个“孝子贤孙”的本分。去年，恰逢长江流域闹洪灾，我带了些钱和作家协会组织的采访团一齐去湖南，本想顺道到湖北黄石西塞乡，但看到湖南安乡县灾区的困难，一下子把两万块钱都给了安乡的一所残疾小学，致使囊空如洗。不过我想，若果真“祖宗有灵”的话，祖宗还是会谅解我此举不负先人所望的。
五
由于祖孙三代的合影放在案头，时常见到，不由得不想到同一血统、同一谱系的生物人，除了外形相似之外，内在灵魂是否会有某种传承。佛教称为“阿赖耶识”的，是不是在生物学科学上就是种子的特定的“质”？灵魂如果也是一种带“质”的“物”，每一个灵魂个体就应是具有特定的“质”的，那么它也应该能与其它会遗传的生物分子譬如基因等等遗传给后代。灵魂不灭的形式，就是依附着一代代肉身的繁殖而传承下来。神灵意识占统治地位的早期的人类，对繁衍后代的关心（生殖崇拜），可能很大程度并不在于财产的继承，也不在于部族家族祠堂所谓的香火的延续，因为那时还没有私有财产制度，更没有出现包涵宗族家族的奴隶制文化，远古时人们主要想的，就是使个体灵魂得到永生，即我们现在赠给死者的词：“永垂不朽”。
于是，我想，人不可能没有宗教情结。唯心主义干脆就公开宣称这样那样的宗教了；唯物主义以反对各种宗教自居，但最终也可能变相地成为这样那样的宗教。号称唯物主义者的理性知识如转为崇拜与信仰，其失去理智的狂热程度，比唯心主义的宗教狂人有过之而无不及。这已由一连串历史事实证明，不用再遮遮掩掩地否认的。所幸的是，历史命定的循环反复，好像逐渐使长期以来争论不休的两大哲学派别有“合二而一”的可能性，或者换种说法，是人们逐渐摆脱了机械唯物论的统治，开始承认唯心中有唯物的因素或唯物中有唯心的因素了。人类已经制造了一种仪器将它送上太空，寻找一种叫“反物质”的东西，其意义在哲学上将会引起不可估量的影响。再譬如，人们通过先进的科学仪器也已发现，人在临死亡那一刹那，躯体竟会猛然减轻少许体重。那么，失去的究竟是什么？躯体所有物质的部分都处于精密仪器的严密监视下，证明物质部分包括最后的那一口气体，并没有丝毫减少，而生死之间意然会有一种有分量的东西逸出躯体！于是，令人不能不怀疑到虚无飘渺的灵魂真的是具有“质”的某种“物”了。
我想，从人们喜欢“老照片”这种心情看，我们所谓的“文化”，说到底，大约应该是对灵魂的终极关怀吧。
我为什么不买日本货及其后记
我为什么不买日本货
本世纪初，鲁迅先生在日本专攻医学，偶然看到一部报道日俄战争的纪录影片里有日本兵杀中国人的镜头，围观者皆中国人，麻木之状可掬，自此弃医从文，在他当时的心目中，似乎文学才是富国强民之道。这则轶事文化界尽人皆知，不必饶舌。
最近因纪念反法西斯胜利五十周年，电影电视里又看到许多日本兵杀中国人的镜头，且都是当时的真实记录，有的是外国传教士和医生偷拍的，有的是中国人冒着生命危险偷藏的，还有的更是“大日本皇军”自己留下的赫赫战果。不知鲁迅先生那时在银幕上看到的是怎样情景，但可以断定，日俄战争中日本兵杀中国人的头与鲁迅先生逝世后日本兵的作为相比，绝对是小巫见大巫。到本世纪三十年代，日本已经进入机械化时代，日本兵不再是一个个地杀中国人而是成批成批地杀，成千上万地杀；杀中国人的方式已大大进步，机枪加大炮再加毒气弹，用著名的日本军刀把中国人头手工处理掉，已经成为一种娱乐，就像放着整套的电气煮具不用，非要用符合“茶道”的规则来浅斟慢饮相似。亲自用手操作有用手操作的乐趣；机械作业其实是最沉闷最无趣的，手工作业才能显出个人风格，也只有用这种方法才可展开竞赛，机械化批量生产中国人头，不能算人的本事。
日本兵比赛杀中国人取乐还嫌不足，对中国妇女好像是先奸后杀更为开心，于是我们今天才能看到许多中国女性的解剖照。这类珍贵的照片和纪录片，鲁迅先生都无缘见识，不知倘若他老人家见了会有怎样的感想，是不是又会放弃文学而改行干别的什么去？而我们这一代人看了后是怎样的心情，我没调查也就不便发言。仅就我个人说，真是“剪不断理还乱”，看了后心里就像打翻五味瓶一般。
当然我还不至于愚昧到看了这些照片就憎恨起日本人，从此心怀报复，发誓要跑到日本去杀他些日本人的程度。一、这都是五十多年前日本军国主义者干的事情，与现在日本老百姓毫不相干；二、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五十周年的今天，重新发表这些历史材料，正是为了让全世界、让整个人类都牢记血的教训，防止历史在今后重演，决不是要挑起仇恨也不会挑起仇恨。以上两点已是人所共知的一般性常识，区区者如在下，也还是明白的，况且战犯已在东京法庭受到惩罚，时过境迁，今天的中日关系也正常化了。
但是，现在，中国人倒是宽容大度地原谅了日本军队曾在中国干的兽行，而很多日本人尤其是很多当权者（其中当然不乏当时日本军人的后代）却不承认他们前辈做的事情；我们无心让后代人还前代人的欠款，而后代人却不领情，压根儿要赖这笔账，这就很难叫我心平气和了。
据报载，受现代日本教育成长的一代日本人，大多数对五十年前的中日战争的认识是：“一、中国和日本之间曾经有过一次战争；二、我们打败了；三、我们赔偿了。”不能怨这一代日本人无知，因为他们受的就是这种教育。如果我们的教师按这样的教科书教育我们说：“日本人侵略过中国不止一次，日本能够成为现代化国家全靠‘马关条约’的战争赔款，他们在我们身上发了财又来打我们，所以日本过去是我们的敌人，现在是我们的敌人，将来也是我们的敌人。”全体中国人不摩拳擦掌才怪，中日友好便无从谈起，两个大国之间会一直敌对下去，世界也就永无宁日了。
也是据报载，日本战败五十年后，终于有一位政府首长出来代表日本政府公开承认，过去日本“进出”亚洲，发动太平洋战争是对亚洲的“殖民统治”，是对亚洲赤裸裸的“侵略”，而且誓言“日本将不会重犯这些错误”。然而就在首相“反省与道歉”的同一天，首相领导下的内阁倒有半数成员，即十名内阁部长，跑到放置被国际法庭绞死的战犯东条英机灵位的“靖国神社”，拜祭所谓“为国捐躯”的“英灵”，其数量和规模大大超过往年。日本政府大概忘了日本人与中国人同属东方人，有大致相同的心理和文化背景，这葫芦里的药只能骗骗“老外”，骗中国人真可谓班门弄斧了。
我在1936年12月生于南京，可以说我一出生就领教了日本人的招数。祖父是国民党政府的外交官，住宅很大，就在那时的“国民政府外交部”后面——湖北路狮子桥，祖父给它取名“梅溪山庄”，是当地小有名气的一座园林。我呱呱落地的第四天发生“西安事变”，国共开始合作抗日，日本军队也就加紧了侵略步伐，1937年11月“大日本皇军”兵临南京城下，我们举家成为“难民”，逃往四川。今日想来，其惨状肯定比“波黑战争”中的难民有过之而无不及（“波黑战争”的难民还有国际救济）。我母亲后来回忆说，在从南京逃往祖籍安徽途中一个下大雪的夜晚，我在她老人家背上哭闹个不停，待逃到安全地方歇下来，才发现我脚上的鞋袜都掉了，裸露的小脚在严寒中冻了一路。自此以后，我有个与别人不同的习惯，就是总穿着袜子睡觉，夏天也必须如此，因为我的脚非要严密包裹起来才能焐暖。我不能说这个毛病绝对是日本人给我造成的，也许有其它原因，但谁叫日本人曾逼着我非逃难不可呢？如不逃难，今天很可能我就是那三十万烈士中的一个而享受祭奠了。在找不到其它原因的情况下，每晚脚冷得睡不着时，我不想日本人想谁？
抗日战争胜利后，我随家人回到南京老宅，已经从婴儿成长为少年。在这个过程中，我当然不可能去前线，而即使身在重庆，也可说是日本人的炸弹燃烧弹伴随着我成长的，几乎每天都要“跑警报”，也亲眼见识过“大隧道惨案”。我想这点也应感谢日本军国主义，它不知使多少中国人培养成坚强无畏的性格。对老宅我毫无印象，但据长辈说庭园已面目全非。小时喜欢玩耍，老宅的庭园比鲁迅先生笔下的“百草园”大得多，足够我自由驰骋，而我所见的已是满目荒凉，破落不堪。名曰“梅溪山庄”，其实既无梅也无溪了，假山倾圮、杂草丛生，宅院里所有的房门全改成日本式的纸糊拉门，地板上铺着“榻榻米”。邻居告诉长辈说，我家曾被日本军队当过“宪兵司令部”，此说确实与否存疑。不过有一次我曾玩到一个地下室，确实看到过墙上有血迹，阴森的地下室里摆着几张莫名其妙的长板凳，屋顶上吊着铁链，少不更事的我感觉到有点恐怖兮兮的，后来我再没去那里玩耍。大了才知道，这就是所谓的“老虎凳”吧，这也应该感谢日本人给我的认识。
老宅院落里还有一间大房子，说是日本人原先的仓库。我去玩的时候，里面还存放着成堆成堆的白糖，一袋袋横七竖八地摞着，已经变质，硬的跟岩石一样。留在南京的邻居告诉我，日本人爱吃甜食，煮鸡也要放糖（？），他们到处搜刮糖，所以仓库里直到现在还有这么多糖带不走。大了，知道吃甜食并不是日本人特有的习惯，邻居逗我玩罢了。可是虽然我小时没见过一个日本人，却对日本人产生这样的印象：一、和血与恐怖有关；二、爱吃甜的。不知怎么，这种印象在我脑海里可说根深蒂固。如今我当然不能说我对日本人的印象仅此而已。可是细细琢磨起来，这种印象好似真有点象征意味哩：
鲜血与白糖！
再后来，众所周知，在中国，好像是“阶级矛盾”上升了，不但尖锐而且激烈，所以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对外国，除了“美帝苏修一小撮”，别的外国人一律是团结的对象，更要时刻准备着去解放世界上还在受苦受难的三分之二的劳动人民。我以为这一历史阶段虽然荒谬，却也使中国普通老百姓受了一次广泛而深刻的世界人民一体化的教育，中国人再也不像过去那样狭隘，把“非我族类”视为非人异类，即使是带有极左色彩的国际主义，也大大消除了中国老百姓一贯怀有的盲目排外情绪；如果历史地看问题，我们应该承认这种观念的变化奠定了今日开放和与世界各国正常交流的基础。
我当然不再简单地把日本人和血与糖联系在一起了，更没有一点点敌对情绪。平反后，随着我的小说被译成日文，也结交了一些日本朋友。十几年来跑过很多国家，虽无大的长进，至少这点常识还是有的，任何国家任何民族内部，都有好坏人之分，而好人总是占大多数。如今，不管是对西洋人、东洋人或是中国人，作为个人，我都以一个人的平常心去对待。“平常心”是个佛家语，也是全世界人一体化观念的最好表述。
第一位翻译我作品的是北海道大学的年轻学者野泽俊敬。他千里迢迢一人跑到偏僻的宁夏，就为了与我面谈，弄懂《绿化树》中的几个问题，其实这些问题通信中也能解决。他的敬业精神感动了我，当他提出出版这本日文本的出版社是个小企业，付不出较多的版税时，我马上表示主动放弃版税，帮助他顺利地出版第一本译作。译本不久就出来了，虽没给我支付版税，但邮寄来两大箱装帧得很好的样书，并附了一封诚恳的感谢信。
我自然是和中国人打交道的时候多，所谓人生经历就是个不断和人交往的过程。碰见的中国人有可气可笑的，碰见的外国人中免不了也有。接下来的故事，就不那么令人愉快了。东京有家大出版商名曰“二见书房”，连续翻译出版了我两部书——《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和《早安朋友》（日文译本为《早熟》），不但没给我打招呼，样书也不给，更不用说版税了。中国人向来有“不蒸馍馍争口气”的说法，于是趁日本共同社上海支局长高田智之采访我，就让他评理，他听了极为我不平，写了篇报道登在日本报纸上。“二见书房”招架不住，终于通过高田先生给我来了封信，大意说，当时考虑到张先生不便（指《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受到批判），所以我们自行翻译出版了，现在我们表示深深的“谢罪”。整封信里找不出“版税”二字，真有点幽默感。我回信道，你们的信使我想到一则寓言：一个姓张的小贩在集市上卖酒，人告他卖的是假酒，把他拖到派出所，而另一个小贩趁机将酒拉到别的市场上去卖了。等张姓小贩弄清是非出来，找这小贩要酒钱，这小贩却说，您老人家那时在派出所，没法跟您联系，现在我表示深深地“谢罪”，酒钱嘛，没有的！我不客气地告诉他们：
“收回你的谢罪，付出你的现款！”
这事也就不了了之。世界上到处都有痞子，“环球同此凉热”，有什么办法呢？直到1993年宁夏书法家代表团访问东京，柴建方还看到超级市场里摆着我的作品。他买了一本回来，定价1300日元。据说此书发行的时候日本各大报登出大幅广告，说是“现在中国的《金瓶梅》”（那时《废都》还未出版）。把我抬举了一番，我还不领情。
痞子过了又遇见君子，因而不用“平常心”来对待所有的人怎么能行？日本有一家文学协会，翻译出版了我的《土牢情话》，有“二见”的经验，我压根没想到要钱，而他们却托人把版税带到北京，尽管不多，我竟有喜出望外的感觉。
该给中国的战争赔款中国都不要了，我个人的一丁点儿版税还计较什么？中国人似乎向来有个“人心换人心”的传统心理，钱可以不要，人心非要不可。如今你给了人家一张热脸，而人家却给你一个冷屁股，怎么也叫我想不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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