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文章并没有什么诀窍，是什么样的人就会写出什么样的文章；作品不过是作者人格的外化。罗曼·罗兰说“性格就是命运”，其实也可以说“性格就是文章”，于是，文章就表现了作者的命运。我“下海”以后，许多关心我的朋友和读者曾担心我从此会中断写作，维熙还专门就此在《文汇报》上召唤我“魂兮归来”，但如果仔细看过我过去所有的作品，就会发现我是一个积极关注和投入社会活动的人，就会发现我把写小说不过当作是关注和投入社会的一种活动方式，倘若有机会，我肯定会采取写作外的另一种方式。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说过“，上帝或自然在造人的时候，也就是说人在母胎中的时候，并没有决定这人将来的职业，因而每一个人天生下来都是全能的”，如有可能，我会挖掘上帝或自然赋予我的一切潜能。所以，“下海”就是我的必然，是我的命中注定。
我想大约也正是我有这样的性格，才能熬过长达22年的劳动改造，才能入死出生，才能代表死者告诉世人我们曾经过一段那么黑暗的时期，从而对现在的“活”应倍加珍惜“。生命对于我们只有一次”，生命对每一个人都只有一次，佛经中说人获得人身之难，如“盲龟之遇浮木”，用现在人们熟悉的话来说是：每一个人都是“珍稀动物”j任何人，不管他在历史上多么重要，有多么了不起的成就，都无权残害其他任何一个人，漠视其他人的生命和让其他人为他献出生命。我认为我有权代表死者写出：
《我的菩提树》！
譬如，在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之际，在我们回顾那段令人痛心切齿的历史的时候，很多人都写了非常好、非常动人的纪念文章，而好像只有我一个人却偏偏不满足仅仅“以史为鉴”，一定要现在就有所作为不可，于是产生了：
《我为什么不买日本货》
拒绝，也是一种行动说到“下海”，我想，我会比坐在书房里完成单纯的写作计划的作家能更深切地体会到，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历史任务面前，在各方面都准备不足。我们在肉体上跨入了新时期，但肉体内仍笼罩着旧时期的阴影。如果说关键的问题是“换脑筋”的话，那么恰恰是“脑筋”还没有完全转“换”，归结起来可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就是上层建筑严重地制约了经济基础。这就产生了：
《无法苏醒》！
我想用这部“近作”来回报关心我的友人和读者。所谓“近作”，正是我“下海”以后写作的，除了收入这部书的和一部长篇、一部中篇和一篇文章外，这期间还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一部散文集《边缘小品》。作为一个业余作者，两年多出版了这些作品，我想在数量上至少还能算及格，即使是用单纯的任务观点来衡量，我也完成了一个“专业作家”的任务了吧。
我还会利用业余时间继续写下去，我很赞同王蒙这样的看法“，写作基本上应该是业余的事”。
那么，又什么是“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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