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之后恢复高考的第二年，二十岁的罗卫星考上了南京艺术学院。
畜牧站的尘土飞扬的大院里热闹非凡，杨云的同事邻居都赶着来向她贺喜。那个时候能够考上大学的年轻人少而又少，考上了艺术学院，而且是学西洋油画，在青阳县的老百姓看来，简直就有点天方夜谭的意思了。之前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还从来没听说过“油画”和“艺术学院”这两个带着奢糜气息的词。
罗家园借了这个由头，把自己上上下下好好收拾了一番，带上罗想农做后盾，不请自到地上了门。在罗想农的记忆里，自从父亲母亲分居两处后，这是第一次，他们能够心平气和地坐到一起。
杨云喜气洋洋，穿着一件新做的浅蓝色的确良短袖衫，头发整齐地抿在耳后，左右各别着一根两寸长的钢丝发夹，露出精致的耳廓和一段依旧白晢的脖颈。
“同喜，同喜。”她眉眼花花地反反复复对她的同事邻居说这两个字。她甚至还拿出家中备好的“大前门”的烟，像款待同事一样款待罗家园。她完全忽略了她的丈夫其实不抽烟这个事实。
罗想农很感慨：母亲有多久没有这么开心过了啊！好像还是在初到江边良种场的短短两个年头，乔六月叔叔还在场里当育种技术员，还没有被县里来的吉普车带走的那两个年头，母亲的脸上有过这样花朵一样明媚的笑容。
母亲对于大儿子罗想农，却是一以贯之的冷淡和粗疏，不停地支派他干这个，干那个，似乎从来都没有想到儿子已经是县医院挂牌执业的堂堂内科医生。
“罗想农，茶叶没了，你上街再买一包去！”
罗想农在汗背心上面匆忙套上一件小褂，奔出门采购。
回来，气还没有喘匀，杨云瞥他一眼，眉头已经皱了起来：“茶叶有了，怎么不去烧水呢？还有，茶杯不够你看不见吗？到对面李伯伯家借几个过来用。”
罗想农这个，罗想农那个，张嘴就喊，挥手就指。这么多年罗想农在杨云的这个家里缺席，没有关系，一点儿不妨碍杨云对他的吆喝驱使。而在同样的时刻，新科状元罗卫星反倒不见了踪影，他正骑着父亲罗家园的“二八式”自行车，肩上装模作样地背着一个画夹，满大街转悠，逍遥得不亦乐乎。
满院子闹闹嚷嚷的人群里，本应是一家之长的罗家园无论如何显得落寞了。虽然他贵为局长，但是畜牧站的地盘是杨云的，人们拥来贺喜是冲着女主人面子的，冷不防地撞见罗家园，就不知道如何应对才好。罗家园这一天倒也自觉，暂时地抛开他的局长身份，很低调地坐在屋角竹椅子上喝凉茶，吐唾沫，一边慢悠悠地摇着一把芭蕉扇。罗卫星是他的小儿子，小儿子考上大学，他自然也高兴，只是他不明白儿子干吗不好好地学一门科学，反要去学什么画画。画画能有什么名堂呢？能帮助国家建设“四个现代化”吗？能把氢弹原子弹送上天吗？能画出万亩良田万吨钢铁吗？
这样想的时候，他不断地、怜惜地用眼睛去看大儿子罗想农。时代是完全地不同了，如今是罗卫星这样的新一代大学生趾高气昂的时候了，之前几届的“工农兵大学生”，曾经的天之骄子，此刻只能退出潮流，如罗想农一样沉默地站在墙角，等着被他母亲支使，跑堂小子一样地奔前奔后，出力流汗。罗家园自责当年的急功近利，他想尽了办法把罗想农送进大学，却在无意之中阻断了儿子的前程。
罗想农不知道父亲此时的心理活动，他从大院对面的李伯伯家借了六个茶杯，一只手扣着三个，顶着热辣辣的太阳，汗流浃背地往自己家里走。汗出多了手滑，进门槛的时候胳膊被门框挂了一下，左手的三个茶杯齐齐滑落，砰地一声砸落在地，杯底和杯壁统统分开，大大小小的玻璃碎片溅得到处都是，家门内外映出无数个金灿灿的太阳。
一屋子的客人都扭过头，不无惋惜地去看那一地的茶杯碎尸。
杨云的面孔倾刻间变得惊慌：青阳当地习俗，喜日子里不作兴打碎碗杯，这不吉利。她冲过去把罗想农右手里幸存的三个茶杯抢救下来，小心放在茶几上。“成心的呀，你是？”她恼火地责备儿子。
“手滑……”罗想农小心解释。
杨云却没有丝毫原谅的意思：“你就是看不得罗卫星考上大学！”
这句话就重了，相当的重了，像一把斧子砍在罗想农的心上，让他的血肉像茶杯碎片一样飞溅。同样都是儿子啊，她怎么可以对罗想农说出这么刻薄的言词？是的他是被推荐上大学的，没有经过考试，没有像罗卫星那样经过一道一道严格的程序，公平合理地站到宝塔尖上。可是这又是他的错吗？时代的法则就是如此，他又能如何逃避？
满屋子的沉默和尴尬中，罗想农置身在一地碎玻璃中间，每一片玻璃都腾空飞起，分别扎在他的身体各处，锥心刺骨。
罗家园看不下去，咳嗽一声，站出来维护他的大儿子：“杨云你说什么话呢？想农他不过是早生了几年，真要论考试……”
杨云冷笑一声：“是啊，他成绩好，论考试他更优秀，他能上北大清华……谁断送了他的机会呢？当年有人为达到目的，用了什么样的龌龊手段，忘记了吗？”
罗家园再坐不下去了，愤怒地站起身，甩一甩手：“胡搅蛮缠！”
贺喜的人见到局长两口子起了内讧，不免尴尬，找个借口，纷纷地脚底抹油。罗想农一声不响地找来扫帚和畚箕，哗啦哗啦地把碎玻璃扫干净，送到院墙外，拿脚尖踢出一个坑，埋进玻璃片，再踢土盖上，用劲地踩实。
阳光炽烈，晒得他头晕目眩，放眼望过去，河流，菜地，碎石子铺成的小路，高高的杨树和低矮的桑林，一切一切都是白花花的一片，死一样的寂静，空虚得让人想哭。
乔麦子沉默地从里屋走出来。刚刚这院子里热闹喧哗时，她把自己成功地隐藏了。她那年刚满十八岁，即将升入县中高三，稚嫩的眉眼中带着一点点遗世的孤寂，什么都心知肚明、却什么都放在心里的那副过早成熟的神情。
她走到堂屋，开始帮忙收拾客人们走后的一地狼籍。她穿着一件浅蓝色短袖衬衫，深蓝色三角短裙，细溜溜的胳膊，薄薄的肩膀，脖颈修长，像她妈妈年轻时候一样优雅柔软。她手脚利索地把茶杯里的残茶倒进脸盆，把茶杯放进木桶，而后一手提桶，一手夹脸盆，出门到井台上清洗。
罗想农慌忙地伸手要接那个脸盆：“我来。”
他觉得他今天犯了错误，所以要加倍表现来争取母亲原谅。
乔麦子身子一转，从他面前绕过去，坚决地不给他机会。
罗想农不由自主地喊一声：“麦子！”
乔麦子的后背一紧，脚步随即停了一停。几秒钟之后，她忽然转身，迎着罗想农的目光：“你干吗不报考研究生？”
罗想农微微地张嘴，怀疑刚才听得不十分清楚。
乔麦子迅速地垂下眼皮，语气平淡：“我瞎说的。我们语文老师在备考。”
她转身走开，把表情愕然的罗想农扔在火辣辣的日头下。
罗想农久久盯视乔麦子的背影。单薄的、完完全全还是个小女孩子的背影，胳膊和腿细瘦得一拧就断，而且，因为用功得过分，因为沉默和退缩，肩膀有一点窝起来，像是随时随地都愿意把自己折叠，隐藏，塞进别人看不到的地方。
可是罗想农的心里为什么会为她疼痛呢？她那么的戒备和疏离他，而他却情不自禁地想把她收藏在心里，好好地照顾，好好地怜爱，一千次一万次地把幸福给予她。
她说：“你干吗不报考研究生？”在罗想农听起来，这是来自上天的昭示，是人类最动听的声音，他要循着这个声音往前，脱胎换骨地改变自己。
罗想农去找医院人事科长，希望拿到单位里的“准考证”。
“出什么妖娥子啊？你不是已经大学毕业了吗？”人事科长很不客气地责问他。
“实际上……”他小心地解释：“三年时间里，一大半是在搞批判……”
“批判也是学习，路线斗争不重要吗？”
文革刚刚结束，干部们都还没有摆脱“纲举目张”的直线式思维。
“我希望有机会回个炉，多学点东西。四个现代化需要科学知识。”他也把一顶大帽子祭出来。
人事科长毫不理会。“你以为我看不透你那点心思？真放你去读了研究生，你会回来？将来我们这个小庙里能容下你这尊大菩萨？”
人事科长的心不坏，他不放罗想农走，是真的怕他有去无回。青阳医院是县级医院，经过十年浩劫，侥幸留下来的医生们大都卫校毕业，有个专科学历就算是大拿，像罗想农这样正经医学院出来的，全医院屈指可数。
罗想农转而去磨内科主任，磨院党委书记，没用，谁都不敢开口子放跑一个“有前途”的年轻人。那时候人才稀缺的程度，放到今天简直就像说故事。以集体的需要为缘由，阻碍一个人追求个体的价值，全国上下都是这么干的，所以领导们面对罗想农时都显得理直气壮，他们有一百个理由认为自己做的是一件无比正确的事。
然而罗想农对医生这个职业没有兴趣。他每天早晨从家里过来上班，穿上白大褂，穿过长长的方砖铺砌的走廊，进入狭窄的内科诊室时，心里就开始往下沉，沉到井底，深渊，看不见尽头的地方。诊室里弥漫着酒精药棉味，蒸煮过的消毒包的陈旧纱浆味，病人和家属们口中呼吸出来的食物残渣味。青阳人看病都喜欢赶早，八点钟上班时，他的病人们已经争先恐后地拥挤在门口，似乎第一个坐到医生面前就能讨得一个天大的便宜。他们眼巴巴盯视他的神情，他们愁苦面容上显露的惶惑，紧张，担忧，对自己疾病的恐惧，对即将听到的命运宣判的恐惧，一点一滴地都压迫着罗想农的心脏，使他在整整一天中神经高度绷紧，以至于肌肉酸疼，呼吸不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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