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外公的父亲周万千，在连续失去了两个女儿之后，死于1946年的秋天。主持葬礼的是我外公的叔父，周万千的堂弟——周万隆。说起来，当初周家的祖宗分给二太爷周万隆这房的田地房产原本不在麦村，而是运粮河往东已经快要接近青山县城的地方。二太爷在他中年的时候便输光了家业，没办法，带着一家老小投奔大哥。周万千不但收留了他们一家，而且给了周万隆衣食无忧的家业。周万隆虽说也是周家子弟，却和周万千完全不一样。他既没有治国齐家平天下的志向，也没有周万千正人先正己的道德准则。他曾经满腹经纶，却只用来吟诗弄月，麦村的人都知道他精通四书五经、能将《本草纲目》倒着背，却既没做过一天官也没做过一天郎中。他好泡茶馆、进澡堂，也喜欢赌个输赢。他是个书生，其实没有赌博的天分，又没什么心机，所以大家都说他不过是拿钱买个开心。他虽然在德行上不如周万千，但在亲和力上却比周万千强。他在周家他没有周万千的威严，但一家老少都很喜欢他。尤其是我外公，和他二堂叔的关系跟兄弟一样亲密、随便。只是我外婆不大喜欢二叔，她总觉得二叔没有长辈的样子，就是一个游手好闲的老小孩，她还怕他带坏了她老公。但周万千说过，万隆有大智慧。我外婆一直将信将疑，有时相信有时怀疑，一直到周万隆死了。
周万千死前日本人投降了，这个消息曾经让卧病在床将近一年的周万千突然自己能够下床了。就在大家以为他会慢慢好起来的时候，只有二太爷摇头。果然，内战升级的传闻又让周万千旧病复发终于一命呜呼。在周老太爷的葬礼上，二太爷周万隆涕泪横下，他声情并茂地吟唱了陆游《示儿》：死去原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毋忘告乃翁。他不是吟诵，是吟唱，哀婉悲壮。我的外婆说，本来她一直以为她的公公是因为两个女儿的丧风败俗郁闷而死，可是，经过二公公这么一唱，她也觉得公公这一生的确忧国忧民，是个壮志未酬的人物。而这个二叔，显然只是表面放荡，其实骨子里跟她公公一样是个传统的读书人。因此对二叔的看法有了些改变，家里有大事总找他来商议。然而，周万隆根本不管家事，他对我外婆说，我不过是个老糊涂，半截都入土了，能活就活着，不能活也是意料中的事情。若不是我大哥当初收留我一家，我现在早就没家了。我不过是个苟且的人，自己的家都管不好的人。你千万别指望我这个老糊涂。侄媳妇啊，你看得起我，我也说句不该说的话，你是个聪明能干的女人，但轮上这个年头，还是笨点好啊。
他说得颠三倒四，我外婆听得糊里糊涂。
我外婆说，她公公死了以后，二叔也不管家事，却更爱赌了，而且，常常带着我外公。他们俩都是老少爷作派，十赌九输。偶尔赢一次就将那九次的信心都壮起来了。眼看着家产一点点地败光了，我外婆一点办法都没有，只觉得对不起她死去的公公，天天以泪洗面。最后，跪下来求我外公，让他看在几个孩子和老太太的份上，别再赌了。二太公在一边一声长叹：大家都没饭吃，你一个人吃不安稳的，及时行乐吧！又过了半年，二太爷又输得只剩最后一块地了，他不会种地，还要靠那块地的租子吃饭呢。才暂时罢了手。年底时候，出去收租，回来口袋里一分钱也没有。不要说租子了，那一块地也没有了，输得精光。我外公也好不到哪里去，他不断地从我外婆的手里骗去地契，房契，最后，终于连陪嫁的首饰都没有了。周万千死去不到四年，他收留的堂弟和亲生儿子便将两个殷实的家都败得精光，老太太也给他们气死了。我外婆原本也是个有名有姓人家的女儿，做姑娘的时候挺娇气的，做梦也没想到，后半辈子差点没有饿死。不过，更没想到的事情还在后面。
因为一无所有，解放后我外婆家被评定为中农成分。而那些赢了他们土地的人呢？赢来的土地成了他们的坟墓。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外婆怎么也弄不清楚，她到底为什么在一无所有以后会运气变得这样好？他们的孩子在阳光雨露下成长，从小就树立了为人民服务的理想。不仅如此，有那么一阵子，他们建人民公社、吃大食堂、每天都去大队吃饭，放开肚皮吃饱饭，大踏步走向共产主义了。有人连自家的灶都拆了。粮食有的是，吃不完还往运粮河的水里倒呢。这么好的社会，他们以为让他们赶上了。我外婆对二太爷从恨得咬牙切齿到心服口服，她有些怀疑二太爷早就算好了前面的路。可不是，他简直救了他们一家呢。而且，后来的二太爷在新社会里说不赌就不赌了。
说也奇怪，解放后的二太爷如同变了个人。他不仅洗心革面，不再赌博，还上台痛陈旧社会的罪恶。他把自己赌博的恶习说成是那个时代的毒瘤，他决不会把旧的毒瘤带到全新的身体上。他对中医烂熟在心，所以被乡里指派做了赤脚医生。他不会打针，也没有西医的知识。但是，他有激情，那时候他已经将近六十岁了，但像个小伙子一样学习各种实用的西医常识。他常常说，我这么老还能赶上艳阳天，我总要做点什么。
他呀，我外婆说。那段时间，他风光得很！
据说，我二太公从解放开始便像充了气的皮球，在一个接着一个的运动中都是中坚力量。土改开始的时候，他还不是任何领导，但是他很积极。农民们因为有了自己的土地而欢天喜地的同时，总也会为了土地的好坏而有些矛盾。这个，在别的村庄都有，只有麦村，土改工作做得一点问题都没有，农民们除了感恩就是戴德。这得归功于二太公，他丈量土地、熟悉整个村土地的好坏，制定各种方案供工作组参考，协助工作组在村民中开展各种工作。他原是周家二太爷，又在村民们中有很好的亲和力，所以大家都觉得他说话有道理，不会让人吃亏。他自己呢，也身先士卒，并不要最好的土地，甚至有些没人肯要的他也拿下了。那些原本属于他的，后来被人赢走的良田，现在大部分都到了原先他的佃农手中，他们不仅感恩新社会，还对二太爷有些歉意，总觉得是拿了他的东西。
接着斗地主运动开始了。那些交出土地的地主并没有想到他们的厄运还没有结束，在激起的一轮又一轮斗地主的高潮中，农民们将开始白得土地的少许不安换成了从前被剥削的仇恨，整个运粮河各乡各村的地主们都被揪出来了。尤其是外地人在这里做地主的。
我外婆说，那时候，每个乡被枪毙的地主一般不是本地的，都是外乡人。他们在家乡还有大的家业，在家乡他们可能跟我太外公一样，靠祖上的家业租种给佃农田地，收租也有数，能保证佃农一家的温饱。他们并不那么霸道。但是，到了外地就不一样了，他们打算在这里立足，当然要扩大自己的势力，于是，他们纠结了一帮本地的二流子。为了不那么辛苦也不会饿肚子，那些本地的二流子便成了他们的打手、耳目，狗一样地听他们的话，出卖乡亲的利益。于是，他们中的一部分不久就在这里霸占了更多的田地，娶了这里好看的女孩做姨太太。这部分人叫恶霸。这部分人死也就死了。还有一部分人，也是外地的，但他们在西乡镇发的家，他们已经把这里当作了自己的家乡，所以奉公守法、勤俭持家。就像街西头的花脸，谁都知道他家大便纸是一个反复使用的薄薄的瓦片。这些人最后也成了地主。他们土改的时候，早早地就交出了土地。他们以为这样就没事儿了。没想到，后来除了那些恶霸，最先拉出来的就是他们。而拉他们出来的，就是你二太公这样一些人。
那二太公也是外地来的，原来也是地主，就从没有人揭发他？
我外婆说，他们和我二太公不一样的是，我二太公是失去了良田所以到了这里，他们因为良田来到这里。良田原本不是他们的，是他们买来的或者赢来的。
所以二太公，不但没有遭殃，还积极地检举揭发当初跟他一起赌博的大小地主。那些恶霸就不说了，在西乡镇，有好几个“隐藏地主”都是通过二太爷被揭发出来的。
我外婆说，他呀，人缘比你太公还好。乡亲们都说他是好人。
你可以想象的，我二太公，有钱的时候没欺侮过人，没钱的时候就更不用说了。所以，虽然他算是个外乡人，但走在西乡镇上，那些街坊都已经当他是麦村人了。他早上出去晚上回来，每天在西乡镇上东游西逛：吃早茶、泡澡堂、一壶酒喝到黄昏，半场戏听到散场。
他在他自己的家乡土地被人家赢去了，来到麦村，土地又被人家赢去了。怎么会有人揭发他？他人缘又好，所以他就跟祖上八辈子贫农一样，对地主充满了仇恨。他那段时间不仅仅在西乡在麦村，还在他原先住的地方都积极地揭发了地主，那些人他当然都熟悉，有些一起喝过酒赌过钱。他连他们的老底都清楚，所以凡是他揭发出来的最终都没什么好下场。
现在看起来，你二太公那时候实在是太过分了。他每天都忙得不得了，跑公社、跑区里、好像还有监视地主的任务。那些地主，有些是不大好，不过说句实在话，除了一些真的恶霸，大部分地主也不至于不明不白地就枪毙了。回头想想，人有时候也是有报应的，要不，兰花怎么后来就成了大华的媳妇了？那个三先生，要不是你二太爷，不会死。
三先生是外婆说起的大华的爹，他不是周家的人，跟周家的家谱没有直接关系。我写三先生并不是因为外婆说起的报应，倒似乎是因为二太公，但也不全是。实际上，在二太公和三先生之间，很多事情在我看来说不清楚，比如：谁善谁恶，谁对谁错。但如果没有三先生，可能没有后来的二太公；没有二太公，三先生是谁？而最重要的可能是：没有1949年之后乡村翻天覆地的变化，也没有我在这里的絮絮叨叨。我写的未必是外婆说的，因为二太公，三先生在我的想象里是一个介于读书人和商人之间的聪明的人。我想，我的二太公可能一直都不大喜欢他。
三先生也不是麦村人，甚至不是青山县人。他来到西乡的时候，才十八岁。十八岁的三先生是坐着运货的船顺着运粮河飘到西乡镇的，他可能也说不清楚为什么要在这个码头下船。我以为，那时候，大部分人都是蒲公英的种子，飘到哪里就是哪里。可是我外婆说，三先生有意停在西乡码头的，他看出来了这里是他发迹的地方。三先生来的时候，我外婆也是刚刚嫁到麦村不久。有一天，我二太公从西乡镇上回来，说，潘大户家里来了位白白净净的三先生。三先生是我们那里对账房先生的称呼，他真名叫什么，我外婆说，还真不大弄得清楚。
潘大户是当时西乡镇上绸布店的老板，他也不是西乡人，他是青山县城人。据说青山县很多地方都有他的田地，秋收的时候他家的稻谷通过运粮河送到青山县以外很远的地方。那时候，他来到西乡镇不久，他的绸布店刚刚开张。一个地主为什么要开绸布店？我外婆说，西乡镇那时候有家业的人多，不是穷地方。什么时候都有聪明的人，他们知道什么地方需要什么东西。潘大户的绸布店开张了，正好缺个账房，三先生来了。三先生的算盘打得跟夏天的暴雨一样快、准、响亮。潘大户问三先生，你还会什么？三先生说，我会钱生钱。
三先生从此成了西乡镇的人。
我外婆说，这个三先生是有本事的，没有吹牛，他在潘大户家一共五六年，潘大户成了名副其实的潘大户，从仅有一个门面的小绸布店开始，短短五年遍地开花，那条青石板的小街隔两三家便有潘记的招牌：南货店、药店、米店，就在有人谣传他要在西乡开钱庄的时候，三先生离开了潘大户。
我外婆说，三先生离开潘大户的时候，正是二太爷和你外公把家败光的辰光；也不光他们俩，运粮河边上原本家业还算殷实的人家，基本上托了三先生的福，银子和田地都跑到了潘大户的家里去了。
潘大户不赌博、三先生也不赌博。但是，三先生知道谁会赌博，谁精于赌博。潘大户在西乡和麦村的田地都是三先生从外地赌徒手里三文不值二文买来的。三先生知道，真正的赌徒是没有根基的，他们并不要固定的田地，他们把赢来的西乡镇周边的土地卖给了三先生，他们的家底都在赌桌上。
外婆说，二太爷原本不恨三先生的，又不是三先生赢了他的钱。就算是，愿赌服输也没什么好说的。所以，在二太爷还没有完全倾家荡产之前，常常还会在西乡镇的茶馆里和三先生喝上一壶雀舌茶。二太爷说三先生是潘豁嘴（即潘大户）的财神；三先生说二太爷是麦村的“仙家老爷”，看得开放得下的有大智慧的人。二太爷还开玩笑地说，潘豁嘴家那些原本是他二太爷的良田，总有一天还是他二太爷的。三先生当时怔住了，随后哈哈大笑说，那是那是，只要二太爷想要，就没有要不到的。二太爷说这话的时候，周家还没有明显的家道中落的迹象。可是，事实并不是二太爷说的那样，二太爷越想赢回那些土地，自己手里的土地就越向潘大户家里流去。
外婆说，你太公公看错人啦，二太爷哪里是大智慧，他就是一个赌徒。他也想赢啊，赢不了。
从来没有赢过三先生的二太爷并没有想到，他有一天真的赢了三先生，不是钱，是命。
三先生离开潘大户的时候，潘大户已经将西乡镇大部分的财产都搜刮到自己的囊中了。潘大户还娶了麦村一个佃农漂亮的女儿做姨太太。我外婆说，潘大户还托人来周家提过亲，那时候大小姐雁如已经成了望门寡。潘大户说只要我太公同意，他会把雁如当太太一样对待。那言下之意，她命凶虽然不能做太太，但在麦村，她就是潘大户的太太。我太公连一杯茶也没给来提亲的人喝，就让人送客了。外婆说，可见潘大户也是个只会赚钱的暴发户，周万千怎么可能让自己的女儿给人做姨太太呢？不要说做姨太太，就是再嫁，他也未必会同意。
但潘大户敢向周家提亲，还有喜子敢抢雁如，可能都说明周万千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只是，那时候，他还并不自觉。我的外婆，至今也没弄清楚为什么。
潘大户娶了麦村的女儿，拥有了西乡镇最好的良田，就在西乡快要变成潘大户天下的时候，三先生向潘大户辞别了。
三先生要去哪里？
三先生说，他也不知道。三先生还说，在西乡镇他该做的都做了。
潘大户很奇怪，好日子才开始呢。潘大户为了留住三先生，提出将自己的侄女嫁给三先生。三先生原先还婉拒过，但后来也不知道什么原因，真地留下来了，并且，和潘大户的侄女结了婚。陪嫁都是潘大户出的。
三先生留下来了，他也有了自己的家业。谁都以为三先生说要离开是为了争取自己应得的那份。本来么，潘大户家的所有都是三先生挣来的，可三先生却还是三先生。现在，三先生在西乡有家有业了，谁都以为三先生永远是西乡人了。
外婆说，说实话，三先生那时候虽然帮潘大户得了很多不义之财，但三先生在西乡镇人缘并不差。说起来，他也没偷也没抢，良田也不是他直接从人家手里赢过来的。而且，作为外乡人三先生知道必须谦恭和气，在西乡镇，三先生对谁都礼让三分，用他带有浓重口音的不知道哪里的话跟人热情地打招呼。他总是八面玲珑、满脸带笑，在西乡镇五六年没见谁跟他红过脸，结过仇。
三先生留在了西乡镇，娶了潘大户的侄女后第三年就生了两个儿子。三先生不再是潘大户家的三先生了，他自己开了个小小的书店，可是在西乡镇并没有多少人对书店感兴趣，倒是我家的二太爷，没钱没地了，消停了，有时候还去三先生的书店坐坐。三先生请他喝好茶、有时候还有不错的点心。
二太爷回来说，三先生是个奇怪的人，他不是一般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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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先生是作为“隐藏的地主”被揪出来的，而揪出三先生的，就是我的二太公。
我二太公不知道花了多少时间，找到并动员了那些当初被潘大户买去土地的人，一起上台控诉三先生如何帮助大地主潘大户买卖良田的罪行。
那时候，潘大户早就被毙了。三先生也早就交出了潘大户送给他的良田，他的小书店也关闭了。三先生和妻子两个儿子在西乡镇过着和普通村民一样的生活。三先生每天早出晚归，在青山县的四乡五村靠磨剪刀养活一家四口。
二太爷说，三先生鬼鬼祟祟，出没无形。他看到三先生跑到了三星桥下，三星桥下面有个鬼啊。鬼知道是不是和特务分子去接头。
我外婆说，那时候啊，不管是恶霸地主，还是勤俭致富的地主，只要有人揭发你，你就跑不掉。何况，三先生还有特务分子的嫌疑。
有人揭发就枪毙？不要法院审判？
傻孩子。我外婆咕咕地笑起来，哪有那么多法院？那时候，谁该杀由区里决定。被揭发的人送到区里，调查清楚了就开批斗会，有血债的罪行严重的不多久就枪毙了。
外婆笑得我浑身发冷，那么，有没有被冤枉的？
我外婆想了想说，像三先生这样的，不知道算不算冤枉。前些年，据说有人来我们县调查过他，县里面派人到我们乡，好像就是三先生，说他当时是地下党。
那后来调查结果呢？
外婆慢慢地说，后来好像也没调查出来什么结果，大华娘死了，大华和他哥什么也不知道。我们这里，都知道他是三先生，谁也不知道他是地下党啊，连他真正姓什么叫什么都没多少人晓得。也许是弄错了，他就是三先生。不过，这件事情，你二太公的确做得太过分了。从揭发出来到枪毙，我记得不到一个月。主要是这个三先生不是那么个恶人，让人可惜。
那，在哪里枪毙？
东山凹啊。那时候，东山凹就是枪毙人的地方，潘大户啦、七拐子都是在那里枪毙掉的。
东山凹现在是西乡镇最大的农贸市场，上下两层，下面卖粮油蔬菜鱼肉，上面卖鞋袜劳保还有农具用品。
外婆说，东山凹原是我们西乡镇前不着村后不着庙的一片荒地，前后两三里地这样，两边高中间低。据说那里种瓜瓜不结，种粮粮不长，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东山凹成了运粮河周围类似于地狱的代名词。我们那里的人诅咒人最狠的就是：送你去东山凹；一个母亲气急了也会骂她的儿子：你这个讨债贵，总有一天要去东山凹。虽然东山凹现在车水马龙，但我外婆这辈子的人还是不接受。
我外婆说，那时候，在阴雨绵绵的夜晚，东山凹那块地方磷火堆积得比一个人还高，远远望过去好像所有的冤魂野鬼在喊冤。
这事儿我的确听我母亲说起过，她那时候其实还小，但每次逢上枪毙人就非常兴奋，因为我大舅带着她，把她扛在肩膀上。她五六岁，在我大舅的肩膀上看到被五花大绑的人如何面如死灰，如何浑身发抖，她说她是小孩子，眼睛好，在我大舅的肩膀上看得很远很清楚，她看到有人尿湿了裤子，有人软得跟面条一样，有人眼睛里眼珠子在枪响之前已经凸出，样子像早就死了。开始的时候，她吓得哭了，后来，看多了她就不怕了，倒还有些兴奋和期待，总嚷嚷着要大哥带她去看枪毙人。我不知道，她有没有看到枪毙三先生。
后来，当谍战片蜂拥而至的时候，我常常会想起了三先生开的书店，难道那是三先生的联络点？如果是这样，三先生显然没有等到来证明他身份的人。如果三先生真是地下党，我不太能弄清楚为什么他要帮潘大户挣那么多的钱？为什么要让运粮河边上那么多人破产？难道，三先生在西乡镇的去留都不是偶然的？从一开始，他就不是三先生，他不是像蒲公英的种子那样飘来的，也不是外婆所说的，看出来这里是他的发迹之地。他若是能看出来发迹，也能看出来灭亡。
我那能倒背《本草纲目》却不是郎中、会唱诗也会赌博的神仙二太公，在新中国来临的开始，如鱼得水，感恩戴德地觉得自己做了国家的主人，却千方百计地将拯救者送上了断头台。
说实话，我外婆家解放以后划分的是中农，本来总有些战战兢兢地过日子。我母亲和她的兄弟姐妹，不管在外面和谁吵架，也不管谁对谁错，回来总是要被外公骂。但因为我二太公，渐渐地他们也开始觉得自己没必要那么低声下气；而那些被枪毙的地主，更让他们觉得自己是新中国的主人。
我外婆说，有一段时间，二太公在我家堪比当时周太爷的地位，说一不二。
不久，人民公社开始了。
当人民公社开始的时候，我二太公终于做了领导。他很快就领会了人民公社的意义，率先把自己的田地充公，并且一家一家地游说那些怎么也搞不懂为什么刚得到的土地又必须交出来的农民。
你们知道的，现在是新社会了，新社会就是人人都一样，有饭一起吃，有活一起干。没有剥削！你们知道什么叫没有剥削吗？
我外婆说，这是我二太爷的开场白，然后他会引经据典或者从自己的切身体验说起，说到听的人都相信，只要加入了合作社，只要加入了人民公社，未来就什么也不用担心了，有公家做你的靠山。你那么忙那么操劳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一家子吃得饱穿得暖么？现在，大家一起干，比你一个人干怎么样？大锅里有小锅里才有，有大家吃的才有你吃的。而这种相信的确是建立在没有剥削的基础上的，没有剥削了，谁还担心自己有没有田呢？
我爷爷那时候还不是我爷爷，是西乡镇上一个药店的小老板。他在成为我爷爷很多年之后，依然记得我的二太公是怎样地劝说他把自己的药店加入到国药的过程。他跟我外婆的说法不大一致。
你二太爷是个好人。我爷爷说，我们药店的生意解放前全靠坐诊的医生，最挣钱的不是人药，而是牛药。牛药跟人药也没多大区别，就是量大，一贴牛药相当于十几二十贴人药。所以，我们开药店的是要巴结坐诊医生的，家里舍不得吃的鸡蛋米酒啥的都等着他们来我药店坐诊时泡给他们吃。你二太公虽然不是医生，但大家都知道他精通中医，所以，也有人不找医生就找他开方子。开方子的人会说到哪家药店去买。我这个药店没少收过他的方子，但他一点要我们回报的意思都没有，他是个好人。解放了以后，合作社开始，他作为人民公社的领导找我谈药店合作社的事情。有一句话特别打动我，他说，识时务者为俊杰！你不想进合作社就不进了？我爷爷被一个他认定是好人的人一句话就吓住了，当场就说，行！当然，那些死扛着不肯进合作社人的命运，证明我爷爷听了我二太公的话是对的。
所以，对于我二太公的形象，在我的脑海里一直是模糊的，理不清楚的。我不知道他算是一个好人还是一个坏人，是理想主义者还是机会主义者。
我二太公自己是不是知道呢，我也很怀疑。
不过，我外婆告诉我，她从前以为的和她公公以为的其实都不对，周万隆就是麦村读了很多书的一个农村老头。他哪里会算，哪里有大智慧。
我外婆对我二太公的看法反反复复，都是以一时的得失为基准的。开始的时候，她说老二是赌徒，后来输光了钱赢得了命以后她说老二是有大智慧；而现在，当一切都成为可以回顾反思的过去的时候，她觉得她似乎可以看清楚了。
在如火如荼的人民公社之后，我二太公像打了鸡血一样动员社员参加各种现在看起来愚不可及的运动：在深耕深翻的指示下来之后，我那即将七十的二太爷每天和青壮年们一起拉牛翻地，本来拉一两遍就可以播种的地被他们拉得像掘墓一样深，牛拉死了还有人。我二太公在别人提出怀疑的时候，作为一个领导狠狠地批评了这种怕苦怕累的作风，他似乎真的觉得，为了社会主义的土地更加肥沃，必须把土地翻到黄泉。
在大造钢铁的那阵子，我二太公率先把家里凡是跟铜铁有关的东西全部拿出来了，最后剩下一只用了十几年的铁锅也被他砸了，当作废铁贡献出来。我外婆对她这个二叔从来就没有办法，后来就更没有办法了。
但接下来我外婆又信服这位二叔了，锅没有了根本就没关系，公社在每个村都造了食堂，家里不需要开火了，还要锅干嘛？食堂不要钱，白米饭大馒头都有，红烧肉也不稀奇。
全新的二太爷活跃在全新的社会，他积极参加各种运动：如果不是他实在太老了，他一定去了抗美援朝战场。他的确去报名了，报名的人不肯要。但他这种精神被宣传队当作了模板，在那阵子几乎传遍了青山县。
让我二太爷醒悟过来的是1959年的夏天，瘦得如同一堆白骨散在草席上的二太爷既没有了解放前的仙风道骨，也没有了解放后的激情澎湃。他深凹而浑浊的眼睛像两口干旱的土井，隐隐约约有一些光线反射出来。高耸的颧骨下一张闭不上的黑黝黝的嘴含糊不清地总结他最终的人生感悟：都是草民！都是草民啊！！及时——行乐吧！！！
二太爷死在了建国以来最困难的三年自然灾害，既没有葬礼，也没人哭。谁还有那个力气？我外婆这才相信，二太爷不是仙人，不会算。否则，他倒是宁愿死在老爷子之前。他是谁啊，他宁肯快快乐乐地死，也不愿意活得那么辛苦。
而我在想，其实我的二太爷，是个典型的中国式文人。难道不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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