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代末，海南走私汽车之风盛行。我八叔和马天明合作，往北方发了很多汽车。面包车小汽车都有，主要是一些日本车。丰田、本田、尼桑和日产。那个时代，我们国家的广阔土地上，奔驰着的大都是日本进口汽车。小部分是有正常报关手续的进口车，绝大部分是走私车。
鼎盛时期，海南全岛停满了各种走私汽车，远远看去，就好像是肆虐北方的蝗虫南下过冬了一样。海南变成了一座汽车岛。海南特产椰子，这些椰子树像母鸡下蛋一样结着椰子；椰子落到地上，变成了汽车。海南的沙滩也改成了停车棚，海南的椰子汁进化成了汽油，所有的海南人都成了汽车司机。
小汽车是好东西，无数的大小官员都嗷嗷乱叫着排队换车。有些地方很多老百姓连饭都吃不饱，但是县里尽是高级汽车。小汽车是身份的标志，是有地位的标志，是权力的标志。有些人等不及，还带着大笔的现金，亲自到海南提货。
各国的大轮船穿梭往来于海口和三亚的港口码头上，它们像爬上沙滩的海龟，生下一窝一窝的汽车。这些汽车长出四个轮子，爬出沙滩，混进丛林，一溜烟就消失了。后来，山东的烟台威海等地不干了。他们说，俺们这里靠小日本更近，俺们怎么就不能弄汽车？于是，山东的渔民乡亲们也弄起了汽车。本来日出而作日暮而归的渔民们摇身一变，成了运送汽车的船员。他们运上瘾了之后，还运摩托，运电器，运各种你想象得到和想象不到的商品。就是这些林林总总的商品，让我们老百姓一下子就进入了——应该说是靠近了——现代化。现代化就意味着享受商品，使用各种你本来想都不敢想的家用电器，穿上世界上你数得出来和根本就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名牌衣服。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罗州也临近海边，所以我们罗州一夜之间就变成了一个商品物质极大地丰富了的城市。人们很快就看上了黑白和彩色电视，听上了劣质组合音响，穿上了各种廉价的假冒世界名牌衣服和皮鞋运动鞋，吃上了各种饼干点心巧克力，所有舌头正常的人都唱上了卡拉OK。
那个时期，罗州的大街小巷上，到处都是简易的录相厅、卡拉OK厅和舞厅。罗州的文化娱乐生活，终于跟上了全国其他地方的步伐。城市变得喧哗，杂乱，热情似火。里里外外都拱起了无数的小楼：三层、四层、甚至六层。以茶色玻璃为基调，外面贴上马赛克和瓷砖，就像北方的澡堂子翻面。有钱人的楼房里，每一层阳台都装有巨大的防盗笼，里面的人看起来宛如一个个呆头呆脑的大鸟。这些小楼以一种非常物质化的方式，表达了我们这个城市的富庶。乡亲也纷纷进城，做起了各种有本和无本的生意，什么赚钱做什么。赚到钱的，也盖起了房子，摇身一变，成了城里人。
他们的乡村口音立即消失无影踪。
有一天，我们家来了一个老得连牙齿都掉光了的干瘦老头。老头想发财都想疯了，竟然找到了我大哥钟文长，要把好几十亿的美金便宜卖给我大哥。他交给我大哥两张皱巴巴的富兰克林。我大哥拿起一张餐巾纸在上面擦了擦，颜色就掉了。
老头牛皮烘烘地说：“我有的是美金，有好几十亿……”
我大哥说：“那么你的美金放在哪里呢？”
“放在山洞里。”
我大哥笑了。我大哥在两个小时前刚刚把一个身家几十亿美金的老太太打发走，老太太地美金也藏在山洞里。我大哥问我：“你知道几十亿美金是多少吗？”
我说不知道。
“以一节车厢装载三十吨计算，这些钱需要六十节车皮才能运走……”我大哥说，“堆起来就像一座小山。”我大哥转而对老头说：“两角一张，我买十张……”
“什么？我的美金很值钱的哩……”
“你的美金最多就值两角一张，”我大哥说，“算我买来玩玩的，别人还不一定要。”
老头说：“我有的是美金，还怕没人要？”
老头牛皮烘烘地走了。
总之，什么人都有，都想眨眼间就发财。我大哥也想发财，也想往北方发汽车，但是不知道发给谁。
各种汽车在我们城市里横冲直撞。富有的大哥大姐大伯大叔大婶大妈，坐在汽车里神气十足，他们开起汽车来，就像当年人们在县城里开手扶拖拉机。
每个人都从汽车上得到了种种乐趣。有的发了财，有的丢了性命。而且各种丢性命的方式都有。出车祸很平常，被黑社会绑架勒索撕票相对特别，还有些人莫名其妙地被枪决了。
死神伴随着汽车，在我们的大街小巷上骝达。当然，死神是西方的叫法，我们这里叫做阎罗王。我们的阎罗王官大一级压死人，手下供差遣的大鬼小鬼不计其数。他老人家想勾谁就勾谁，根本就没有什么道理可言。他想勾谁了，就派出他手下的小鬼，手持断魂索，倒扛夺命枪，雄赳赳，气昂昂，光天化日之下，大模大样地走在大路上。他们意气风发，斗志昂扬；誓把那，人间无辜的性命抢。小鬼们惯会变化。有时候是一只鸟，有时候变成猫；有时候是个女人，有时候变成了高大的铁门。
水果北运的头几年，我父亲赚到了几万文钱，也像大家一样搞了一块地皮盖楼。盖到了三楼半，就盖不动了，也没钱装修，一直是毛坯。我们家毛坯楼火砖露在外面，呲牙豁嘴，跟周围很不协调。我们家前后左右都是装满了铁笼子的房子，我大哥唯独对大门对面的房子主人黄仔充满了艳羡之情。
黄仔走私汽车发了大财。黄仔的父亲是南下干部，在浙江老家有很多关系，王仔倒汽车就比较方便了。黄仔家里的钱多得都长了脚，像爬来爬去的蚂蚁。为了保护这些蚂蚁，他的小楼虽然不算太高，但是被铁门和铁笼子防护得好像是一座戒备森严的金库。有了钱，人们的胆子就变小了。有钱人多了，相应地飞贼、强盗、抢劫犯也增多。原来有钱人和盗贼都没有，大家心态都很平和。五十年代初那种良好的社会风气，我父亲回想起来感慨不已。那时候，人们的精神面貌极其高昂，大家路不拾遗，整天忙着大搞建设，备战备荒。大家过得都十分平等，地主和富农甚至比我们贫农还穷。不像现在，盗贼多得恨不得天天跳墙。你到菜场买棵萝卜，也有可能被人盯上；到处人影憧憧，防不胜防。我大哥因为帮助我父亲做生意，被中国银行开除了。他还遭到黑社会阿贵的绑架，被打坏了一只耳朵。
我大哥整天想发财，发财之后趾高气扬，向那些让他受气的人实行报复。
在我们罗州，所有人都有遭到绑架的危险。我大哥一度十分羡慕的黄仔有一天也被人绑架了。他家的铁门虽然牢固，他家阳台的笼子虽然结实，绑匪却从他们家的楼顶上钻进去。家里人把一百万文钱给绑匪送去之后，在土匪的老巢里发现了黄仔的尸体。这些悍匪绑架了黄仔，就没有想过让他活着回去。他们把黄仔关在一所空房里，不给他饭吃不给他水喝，让他活活饿死。饿死的王仔瘦瘦小小，骨脱形销，就像一条死狗。我大哥只是被打坏一只耳朵，已经十分幸运了。
黄仔死于非命，让我父亲感慨万千。相比之下，我们罗州最大的农场、国营红光农场的原农场场长兼党委书记曾国明的事情，则让我父亲吓了一大跳。曾国明巨额贪污，被判处死刑。押赴刑场执行枪决途中，他吓得大小便失禁，双腿乏力，淌了一地的屎水。
我父亲盯着电视荧屏里的曾国明，看得大汗淋淋。他本来正在吸水烟筒，但是火柴点着了，一直烧到了手指头，他才发现没有点烟。
我感到很奇怪，我问，老窦，你怎么啦？
我父亲说，好险啊！
我更加不解，什么好险？
我父亲手里又团了一撮熟烟丝，但是他捏着熟烟丝，还是忘记点了。
我父亲说，七九年落实政策，我要是回去当了党委书记，这个曾国明就是我了。
我说，老窦，你一贯都很正直的，你不会贪污。
我父亲说，这个难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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