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可恼可恨的是工资迟迟未发，本来就没叫家中寄钱来的我，早已囊中羞涩，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唯一的办法就是向厂方借。我跟平时对我很看重的生产部主任钟俊说了，希望他能帮我借到20元钱，他答应第二天借给我。
可是，不知过了多少个第二天，还是没有音讯，此时的我身上只剩下两毛钱了，买一张三两的饭票就要四毛五分钱。没办法，只好硬着头皮再去找他，钟俊说前几天因几个湖南妹子借了钱作路费跳到别的厂上班去了。所以，总经理批示：以后没有他的批条，财务科不借钱给任何员工。
工友们见我借不到钱，个个给我出主意，说英子你如果不秤棉花的话，整个流水线都要停工，这样他非借不可。这不是叫我罢工吗？我没敢这样做，不是不够胆而是我深知这样做带来的后果。想来想去，我伏在桌上哭了，好伤心好委屈。出门在外，我忽然觉得自己好无助好无奈。
不知哪位好心的工友叫来了钟先生，也许钟俊真的是感动了，抑或是良心发现，他领我到总经理办公室。借到了20元钱，这20元一拿到手，四妹立即要我借给她10元，自己只剩十元钱了，这是我永生难忘的。为了这10块钱，我不得不牺牲一个女孩的自尊和矜持。
我记得，那是我离家第一次掉泪，至今回想起来，我都觉得辛酸、幼稚、好笑，也夹杂着一份初来的感伤。
那一年，我十八岁，许多花季女孩正在校园编织少女诗一般的青春梦想。而我，已经过早地进入了酸涩的人生之旅。
没过几天，工资发了。第一个月只做二十天的货，拿了多少工资，告诉你吧，83元。这是我打工的第一份工资，我非常高兴，也非常珍惜。
云霞的父亲听说我们这里上班非常辛苦，就帮云霞在家乡的小县城找了份临时工，还千里迢迢来这里接她回去。四妹早就不想做了，正好跟云霞的父亲一起回家，我拿了20元要她帮我带回家，却不料连她自己的60元，在京沪线上的火车上，压给骗子设下的红黑牌的赌局上，输得分文不剩。云霞和她父亲怎么都没劝住她。到家时，四妹不敢跟我父母亲讲，写了封信向我道歉，说有了钱再还我。
其实，我们家里一个中学教师都拿不到60元工资。我做一个整月下来，第一个月的薪水是150元，比我叔婆当年这个县组织部长的工资还高一些，而且第三个月我的工资还会高。计件取酬，手工艺技术会越来越好，工资也会逐渐增加。想着美好的明天，我乐观向上的心态也在感染身边每一个人，她们都喜欢我这个小妹妹。
天上掉了个好事情 （六）
海珠说：“英子永远都不觉得累。”小青说：“英子，过来我们聊一会儿，今天我心情不好！”我成了大姐姐们的调节器。我也乐意陪她们快乐地工作和生活。
身在异乡，也许是爱情，也许是乡愁，海珠有一个在广西当兵的男友，大概是部队有凉茶发吧，经常寄些夏桑菊之类的凉茶给她喝，我们也跟着沾了不少光，享受着海珠男友送的凉茶，分享她的快乐与甜蜜。
常平镇的司马乡离镇上十多里路吧，也送去了五十个永新县的家乡姐妹，她们一放假就到我们这边与我们这一群姐妹走亲戚。如果哪个星期不放假，她们就请假来我们这里玩，要是厂里不答应，她们就集体抗议。因为都是一个地方来的工人，她们团结起来都不干活，厂里拿她们没办法。司马乡管理区不大，她们很快跟本地人打成一片，我真佩服她们的适应能力。其间，陆陆续续的有些姐妹跑回家不做了，我们一起来的六十个女孩只剩余十四个，司马那边也有人跑回去，还有的转到别的地方去工作了。深圳的京华电子厂，有我们县劳动局送出去的姐妹、那边是特区，又在市内，工资待遇很好，但因不是高中生，我们一般对那个厂可望而不可即；樟木头的一家小毛织厂里，也有我们家乡送出的姐妹。
姐妹第一次懂得了自己去找工作，当然“跳槽”一词，那个时候还没发明呢。
受不了苦累的姐妹们都回家乡了，这并没有结束，回去的那些女孩到家后没说一句广东的好话。她们为了面子，也为了不让村里的三姑六婆说她们是吃不得苦受不得累的，尽情编造故事，吓唬有孩子在外打工的家里长辈，说什么的都有，把家长的人心捣乱了。怨言满天飞，像稻谷撒进火塘里，劈劈叭叭地在永新的乡村大地响开了，流年蛮语比去之前时还要多。
“干活还坐着不准动，去上厕所还要有人顶位，一点自由都没有，这样的工作，像坐牢一样。”
“一日三餐，既然没一粒辣椒，青菜水煮的，上面漂一点油腥味，广东的菜是用水煮熟的”，“我们在家一日三餐，广东只吃两餐，早点自己买，还没饭卖，只能像北方人一样吃面包，油条、包子之类，一点都不好。”
从封建闭塞的山村，到现代化开放的南方前沿阵地东莞。观念的改变、快节奏的生活还需要一些时间来适应。那些让人心里不舒服的流言蛮语，从一山传过一山，从这村传到那村，惊动了未回的姑娘家的父母兄姐。
有一件令人气愤又哭笑不得的事，那是我们来东莞的第三个月。
小翠和石英、红妹，三人省吃俭用每人寄了三百元回家，家里人却怀疑这笔钱来得不干净。村子里许多闲话，说她们一个女儿家哪里能挣那么多的钱呀？
人家村里一起劳务输出到番禺一个采石厂采石的那些男孩，一个月辛苦下来，也就一百多元，那几个女的可能在广东那边没干什么好事！挣那么多钱，丢人呀！
小翠家里来了信，石英家里也来信了。说村人闲话多，要她们好自为之。石英的父亲说：“乖女，村里村外的闲言碎语很多，都猜你们拿这么高的工资是不是做的不是正经职业，是不是陪舞女。如果你们那儿不好，就别去干那丢人的事，回家好了。”石英拿了这封让她哭笑不得的信来给我们大家看，大家看完心里都有气。
都说：“我们累死累活省吃俭用寄钱回家，还惹来一身的是非。”
我笑了，说：“身正不怕影子歪，石英，你别理这些人。她们是整天吃饱了没事干，看你家里有钱进来就嚼舌根，别理他们，那是眼红你挣钱了。”
于是，顶不住闲言碎语的乡亲们，千里迢迢亲自来东莞了，他们来了厂里，目的就是要探个究竟。云霞的父亲，小云的哥哥等一干人，省吃俭用存下来的几个钱，买了硬座火车票，一包干粮、一袋行李、跋山涉水，一路奔波而来，沿着崎岖的小路，纷纷来到建达玩偶厂，叫嚷着要接女儿、妹妹回家。
人事部的黄经理和温一秀大姐，对嚷着要见自己家儿女的，坐在厂门前栏杆上、或夹着烟袋、或卷着裤管、露出黝黑发亮的脚肚的山村人说：“我带你们去厂里参观，你们的人在我们厂是怎么过的，她们变成什么样了？你们自己看看吧。”
乡村人像刘姥姥进大观园一样，进去的几位家乡父老，他们见到气派的洋楼铺着地砖，是给自己的女儿住宿的，厨房里青亮的菜，肥肥的肉，现代化的厨具让他们这些煮了一辈子菜的人不知怎么动手操作。
她亲自带领家乡的父老乡亲到各个车间参观，让他们亲自感受热火朝天的工作进度、生活场景。他们才发现原来是个大工厂，三千多员工，工作即辛苦又劳累，晚上还得加到十点半。回去的父老乡亲们很负责地跟各家有孩子在东莞这边工作情况跟家里的父母做了交待。经过了这场风波，家里再也不会相信各村人的胡言乱语了。也知道了自己孩子赚钱的艰辛，于是对我们充满了敬意，也对工厂充满了好感。我们再也不用怕人说闲话了。
因为厂领导告诉他们：“你们的子女在我们在这个厂做工尽管可以放心，因为我们是一流的工厂，一流的管理。还有人性化的娱乐文化设施，我们会让大家留下来安心工作的。”
温大姐告诉他们：“你们的孩子来这里打工，除了生活开支，每月还可以挣到近两百元钱，比她们在家里的地头田里干一年还多，厂里的香港老板是按中国的规定办事的，并派专人领他们去镇内的大街上看摩天的大楼，黄头发的外国人，进口的小汽车，晚上到霓虹闪烁的花园员工宿舍。
他们赞叹，这比我们江西的八一南昌城还阔气！
从此，再也不用担心寄回去的钱来路不明了。各家的父母亲是尊重现实，尊重自己的真实判断。
她们知道社会变了，一切都在变。热火朝天的车间，几百个来自天南地北的女工都激情地忙碌着。
回到家后，看到不干正经事的后生，或无用武之地的落榜青年。就说：“别在家里闲着，跟英子她们去广东、深圳特区吧。”
善良的村人没读什么书也不常出远门，不知道广东包括了深圳特区和东莞等地。以为广东、深圳都是相同级别的两个城市。所以一直有这样的说法，直到近几年才好一些。因为来这里的人多了。父亲听说后，写来信，你们那边比家里什么都好，那你就好好做吧，万一吃不消的话，再回来也不迟，好好工作，要听厂里领导的话，要团结家乡的姐妹，团结同事。父亲是村里的生产队会计，什么都以集体利益为重，包括教育儿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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