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从里耶到贾坝
“丁零零……”
一阵清脆的电话铃声将我从睡梦中唤醒。我伸手从床头抄起听筒问：
“喂，哪位？”
“黑马吗？我是骆驼。快起来吧，三点钟了，咱该走啦！”
“黑马”是我的绰号，因我属马，又常穿黑皮衣，喜在外奔波，故友人送了我这么个别名，“骆驼”是我的搭档——摄影发烧友罗兆勇的绰号。因他背着摄影包，常爱玩命似的摄影，故此我送他这称呼。这日凌晨，按照约定，我们将一同赶火车去出差。
接电话后，我随即一骨碌爬起来，然后我们在星光微明的街上碰头，一起租车直奔火车站。
半个小时后，我俩准时登上了张家界至怀化的列车，这时是2001年农历腊月二十五凌晨三时半。
一路乘车，我都在乘暇思考一个新的创作计划：我想写一部有关湘西土匪的长篇纪实小说。关于湘西土匪题材的小说，我知道过去已有许多人写过，也出了不少好作品，但是，已往写湘西土匪的作品，要么是虚构的，要么是写真实人物的作品太简略，太史料化，而真正从文学纪实的角度来看，这样的长篇似乎还没有，我想我应该写出这样一种介于纯文学与纯史料之间的真正纪实性的长篇文学作品，因为此前我写作“大湘西三部曲”之一（大湘西演义》一书时，已经掌握了大量第一手资料，这些资料在那一本书中未能用完。比如古丈著名土匪张平、永顺绿林豪雄彭叫驴子等等，这些人的故居我都采访过，只有龙山的师兴周、瞿伯阶的老家我未去。这一次我们专程到龙山采访，我就是想好好挖掘一下素材，为这部有关土匪的长篇纪实小说作素材准备。
在车上，我反复思索，这部新长篇应写哪些内容。既然这是一部纪实性的长篇小说，首先要搞清土匪的含义，了解湘西土匪起源兴衰的全过程。
关于“土匪”一词的含义，在《现代汉语辞典》中，是这样解释的：“地方上的武装匪徒。”而查“匪”字的本义，在古汉语中则是和“非”字相同相通的。《诗经·卫风》中的“匪”字还有当“被”字用的用法。但《说文解字》及《康熙字典》中却找不到一处和“土匪”的“匪”字用法贴近的释义，这至少说明在康熙之前，还没有土匪一词的说法。另据有关考证，“匪”字被用来组成“土匪”、“教匪”、“匪首”等丑恶的字眼，最早应始于十八世纪“白莲教”起义。我再查阅清史，发觉《清史》本纪中，除了白莲教外，对湘西的苗民起义也有称呼为匪的记载：比如《清史·高宗纪事五》中，就有“贵州松桃厅苗匪石柳邓，湖南永绥苗匪石三保等作乱”的字眼。其中石柳邓、石三保等人其实就是湘西一带的苗民起义首领。可见，在清朝统治者的眼中，湘西在那时就有土匪产生了。不过这种所谓的“土匪”，其实还只是清朝统治者对农民起义者的诬称而已。
知道了“土匪”——词的起始源流，我们便知“土匪”一词约定俗成的历史其实只有二三百年。而以往有几种说法：一说湘西匪患起源于两千年前，证据是东汉时伏波将军马援征剿过武溪蛮；二说湘西匪患起源于元末明初，证据是湘西覃垕起义遭官府镇压；三说湘西匪患起源于明末清初，证据是李白成、张献忠起义军流落到湘西作乱等等。这几种说法实际上都是不准确的。据有关地方史料考证，湘西土匪真正的起源历史，应当在清朝末年，其标志是这时期在湘西民间出现了拦路抢劫财物的“棒棒客”，又称“棒棒脑壳”。以后，进入辛亥革命时期，由于全国时局失控，各地军阀不断混战，土匪在整个中国都开始泛滥起来，湘西变得更加突出，有组织的靠打劫为生的武装土匪比比皆是。我是比较赞同后一种说法的。但尽管如此，因为“土匪”一词称谓太笼统太模糊，要准确区分一些历史时期的武装首领是否为土匪，还应对其一生的所作所为作具体分析。因此，我想若要把湘西土匪的起源及兴衰过程弄清楚，只作一般性的土匪史料调查是不够的，最可行的办法，就是有代表性地选择记述几支影响最大的武装首脑人物，通过反映他们及其部属们一生的命运，真正弄清当时土匪产生的原因，了解其兴衰的全过程。
话说回来，要描写湘西几个有代表性的武装首脑人物，就离不开去写20世纪20至40年代湘西的师兴吾、师兴周、瞿伯阶、彭春荣、张平等人物。特别是瞿伯阶和彭春荣合股的队伍，一度号称有一万九千人之多。国民党曾把这支队伍视为湘西最大的土匪武装而不断围剿过。所以，瞿伯阶和彭春荣这两个人物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对彭春荣，此前我们已作了采访，而这次龙山之行，采访的重点准备放在瞿伯阶和他的几个主要部属上，我希望此次到瞿伯阶的老家去能够找到相关的当事人。
这么设想着，一路采访就到了龙山贾坝乡。当日已是落暮时分，在乡政府住下天就黑了。再至一小店去吃晚餐，与店老板闲谈中，得知瞿波平的一个女儿女婿就在这街上开店铺，而瞿波平乃瞿伯阶的族弟，是瞿伯阶部的得力骨干，瞿伯阶病逝后，其师长之职就是由瞿波平担任的。瞿波平过去还有个绰号叫“舍命王”。这些情况我在读过瞿波平口述的回忆文章后即已获知。瞿波平当年投诚后就一直住在武汉，没想到在这贾坝街上，竟然找到了他女儿一家。真所谓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我们当时很兴奋，饭后即去了瞿波平女儿家采访瞿波平女儿瞿桂香。瞿波平的女婿姓冉，还有个外甥名叫冉世程，当我们说明来意后，这一家人都十分热情，当即请我们坐下，要我们吃橘子。闲扯几句后，我们便问其父瞿波平现在在哪儿，回答是瞿波平已回到老家贾田溪了。听闻这一消息，我们觉得真是太凑巧了，顿时欣喜异常，当即决定第二天去瞿波平老家采访，并请冉世程带路，他欣然答应了。当晚约好后，我们便回到乡政府美美地睡了一觉。
2.贾田溪村中访“师座”
第二天天刚朦朦亮，我们便起床。冉世程用一辆两轮摩托车载着我们驶向了老兴乡。
老兴乡过去又叫二所乡，曾是瞿伯阶部队活动的地方。从贾坝到老兴，约莫二十多里山路，全是简易公路，途中一座大山，名曰岩星山，有800多米高，山势陡峻。从盘山公路驶下去，那路面的陡窄令人捏一把汗。好在冉世程把车开得较慢，也比较稳当。不到一个小时，我们就到了老兴街头。老兴街面狭小，四面是山，乡政府所在地只有数百人，房子大都是五六十年代修的旧房。简易公路到此为止，再往各村去就要走路了。
在老兴街，冉世程有一个亲戚，我们在他家吃了一顿丰盛的早餐，然后便沿着一条羊肠小道向贾田溪方向走去。翻了三座山，直走得大汗淋漓，中午时分才到达贾田溪的瞿崇柏家，我们果然见到了瞿波平。老人已85岁，身体仍结实硬朗，身材显得敦实魁梧，个子约有1.7米左右，戴一顶鸭舌帽，穿着西服，精神矍铄，人很爽直，问起当年的历史，他如数家珍。
“您当年投诚后，有过哪些经历呀？”双方寒暄入座后，我细问他道。
“我投诚后到了长沙，不久被送到南岳学习了两年多。”瞿波平回忆道，“我那时参加学习只三个多月就戒掉了鸦片。后来学习完毕，被安置到了武汉市人民政府参事室，一直到退休，现在工资还在那里领！”
“现在一个月工资有多少？”
“两千块吧。”
“够不够用？”
“够了，我一个人能用多少？主要还是帮帮家里。”
“您有过几位夫人？”
“我结了三次婚！大夫人是田幺妹的姐姐田四妹。1948年我又跟符开菊结了婚，她那时只有18岁，解放后她跟我去了武汉，我们生了一男两女。1973年我们又离了婚。1979年我在武汉又与一个街道居委会主任邓柳仙结了婚，只过了两年，她得脑溢血死了，此后我就一个人过着单身生活了。”
“为什么不再找个老伴呀？”我开玩笑说。
“不找了！有老婆不自由得很，我一个人好得多，不想结婚了！”
瞿波平的回答把我们大家都逗笑了。
“您总共有多少儿女？”我又问。
“我有七个儿女！田四妹给我生了四个，三女一男，依次叫桂香、玉香、水银、崇柏。符开菊给我生了一男两女，依次叫崇林、桂珍、桂芳。田四妹生的孩子都住在老家，符开菊生的孩子住在武汉。所以我每年都要两边走走。”
“您解放后第一次回家乡是什么时侯？”
“1980年！那时县里作了隆重接待！现在我基本上每年要回来一次，到老家看看。”
“和你一起干事的那些部属，现在还有人在吗？”
“有是有，瞿家寨下寨的朱明德就是一个。他给我当过警卫，现在还活着。不过，像这些活着的已没有几个了。他们绝大部分都死了。有的是病死的，有的是在战场上被打死的，还有些投诚的被错杀了，八十年代才被落实政策平反。比起他们的命运，我要好得多。”
能够从解放前的乱世年代活到跨世纪的今天，这的确是件不容易的事。瞿波平平静地叙说着他的一些传奇经历。八十年代他曾患病与死神擦肩而过，现在的身体反倒好多了，他的眼中闪烁着一种平安渡过人生千难万险之后的自豪之情。
与瞿波平叙谈一阵后，有人说瞿伯阶的儿子瞿祟胜在瞿家大屋搓麻将，我们又走了约两公里路到瞿家大屋去找他。在一栋空木屋前，有人给我们指点，说这地方过去就是瞿伯阶的老宅，原来的房子已拆毁了。摄影师“骆驼”急忙大显身手，随即有许多大人小孩围过来观看。
此时，瞿伯阶的儿子瞿崇胜闻讯，从一户人家走出与我们热情握手。我仔细打量，只见他穿着一身蓝布外套，身材高大修长，留分发，脸上像喝了酒一样红光满面，身体看起来还很健康，看不出已有66岁了。据说他的相貌与瞿伯阶差不多。
“你的家在哪里？”我问他。
“在瞿家寨下寨，就是你们刚来的那个寨子！”瞿崇胜回答说。
我们于是又往他家走去。一路走，一路听他介绍情况。他自称文化不高，但人很健谈，无论问到什么事，他都回答得比较详细。到了他家之后，我们坐下来，又听他细说了父亲瞿伯阶和母亲田幺妹的一生历史，其中不少是有价值的内幕故事。
与瞿崇胜交谈一阵后，我们又一块儿来到瞿波平家中，这时朱明德老人也赶来了。大家围着火坑吃过晚餐，又细细座谈起来。当晚一直座谈到大半夜。根据这次座谈的内容加上手头已掌握的采访材料和有关史料，我且把这部作品演绎成文，还请读者诸君品头论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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