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天日记（97）
2007.6.8 星期五 晴
今天上午训练队列，训练效果不错。10点半进饭堂练字。
午休后吃了雪糕。下午教员开会，我们在操场坐桩，而后开始训练。完后我们在饭堂讲故事。我一直在盼，家人什么时候来，就快来了。我一直不时朝门口张望。果然，我看见爸爸进了大厅。我耐住兴奋，继续听故事。一会儿，爸爸经过食堂进了校办公室，我不知他看见我没有。这之后吹哨集合，我被叫进去见了爸爸一面，提了些东西出来，我好高兴。之后，一些学员被叫去接受爸爸的采访，也可以说是谈心。我们则在外面站桩。我一直在想，爸爸会向他们询问些什么呢，我很好奇。完后我们练体能，展幅跳，蛙跳，鸭子摆步，最后是俯卧撑蹬腿，击掌，全部练下来全身都麻了，一直在抖，满身大汗，很累。
吹哨集合开饭后，我帮爸爸打了一碗饭，今晚他和我们一起吃。我们一起吃了饭，聊了会儿天就去洗澡了。澡前，我们光脚在操场上活动了一会儿，爸爸则是在照相、和学员聊天、和教员交流之类的。澡后写日记。今天专门腾了一间空房供我们写日记，看来条件是越来越好了。
我今晚还在这里住一天，明天玩一玩，后天可能就回武汉了，这也许是最后一天写日记了。我要趁为时不多的这时间里，好好和同学们最后呆一呆。
工作室随记（三十二）
还有一点我想说，即使我变了这么多，我还是无法改变父母对我的某些看法。那已经是一种烙印，抹不去。不时听到他们对我以前的一些评价，我的心就一阵绞痛，难道以前的我在他们眼里是那么千疮百孔吗？我一直想辩论，希望不被他们否定，但我知道无论我怎样辩论也改变不了那木已成舟的事实了。
算了，过去了就过去吧，讨论太多我的过去没有意义，也太伤神。不论父母怎样看我，怎样理解我，我始终有自己的想法。
我只能说，我们两代人的观念已经分岔了，我们对一些事物有着不同的看法，很难保持一致，很难完全理解。我曾因父母的不理解而埋怨父母，抵触父母，变得消极、冷漠，但以后我不能这样做了。问题是，这分岔是合不拢的，代沟是消不下去的，而我的思想也会越来越独立，我们以后依旧会有不理解，依旧会有不和，依旧会有矛盾，我们又应该怎么办？交流能解决一切吗？我不知道。让我们一起摸索吧，我相信一定会找到合适的办法（我注：儿子似乎胸有成竹地把后来的一切都预见到了）。
写到这儿，已经不知道还能写些什么了。最后，为这段时间作个小结吧。
工作室生活，历时103天（我注：加上首尾实为106天），这是我16年来最困苦的一段时光。在这之中，我感悟了许多，成熟了许多，这我自己清楚就够了，不必多说。我所经历的，我也无法用几段文字概括，也不多写了，我只需永远把它保留在记忆中就可以了。不论别人怎么看，我为拥有这样一段经历无比高兴。
就此搁笔。 2007.6.8
儿子的“百天日记”到今天结束，“随记”也于今天停笔了。
在106天里，儿子的思考达到了他这个年龄所能思考的极限，用97篇日记和6万字随记记录了一个16岁孩子于“黑暗”之中每日每时的蜕变，提前完成了他的成年礼，给自己，给父母，也给与自己同龄的孩子们奉献了一部弥足珍贵的心灵史。
6月8日，我一人来宜昌。晏紫终于放手让我一人来接儿子了。一天里，她不断电话催我9日就把儿子带回，我则“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我要带儿子去我的故地。我怎能不带儿子去我的故地！
下午到训练基地后，我很快见到了儿子。儿子站到我面前时，脸色是浅浅的红褐色，胸是挺直的，表情是兴奋的，气质是青春的，眉眼五官全都冒着遏制不住的喜悦。这些都不让我吃惊，意外的一个细节却打动了我——儿子两手攥着一溜捋得整整齐齐的小纸条。我问他这是什么，他说，这是家里人发给我的所有的留言，我一条也没弄丢。
随后我对陈锋提出要求采访受训的孩子们，陈锋爽快地答应了，说你随意挑选。我要求以集体采访的方式，陈锋随即作了安排。
8日下午和9日上午， 在学校小会议室，我分三批与来自四个男女纵队的23名学员进行了座谈，一，了解他们与儿子的异同；二，他们对这类学校的看法；三，作一次编外管带，与孩子们谈谈心，鼓励他们说出自己未来学习和生活的目标，尽微薄之力以期对孩子们有所裨益。
第一批是9个男生，他们分别是河南的司成、深圳的唐威仪、福建的谢伟、浙江的华杰、湖北的黎闯、重庆的刘均、广西的黎洋、江西的黄学前、新疆的徐彬。9人中最大的16岁，最小的13岁。
为了叙述的方便，我将9日上午孩子的名字也在此一并录列。第二批是8个男生：昆明的何一林、云南的孔迪、广东的杨冬、贵州的沈朋、湖北的周崴、武汉的桂程、江西的澹浩、香港的黄衡。第三批是5个女生：江西的何晨、四川的马丽君、湖北的郑黎黎、浙江的石婷、重庆的阮文君、贵州的胡先玲。
第一批9个孩子，8个是骗来的，1个是自愿来的。其他14个孩子也大致如此。他们的有些故事听来用“惊心动魄”一词决不为过。司成来时一头红头发，为了让他上学和不在外面惹事，母亲曾无数次跪地求他。唐威仪来自单亲家庭，父亲是大学教授，曾留学英国牛津大学。教授也不斯文，经常对儿子动粗，结果“培养”出儿子同样的暴力倾向，进三纵后敢与管带动手。华杰可以离家出走一月不归。徐彬自闭，可以两个月不出家门。黄学前烟瘾超人。儿子曾告诉我七、八个孩子一拥而上去抢管带扔下的烟屁股头那个情景，其中就有黄学前。而且在儿子离开三峡基地的最后一个晚上半夜去走廊的尿桶室时，发现黄学前还躲在里面抽烟。还有一个孩子我忘了是谁，他说他半个月换了5所学校，最短的只半天就遭“驱逐”，听起来难以置信。女孩何晨深陷早恋。还有一个女孩，快17岁了，已经两年没上学了，赌博，流浪……
23个孩子有通病，也有不尽相同的各自原因。他们个个聪明个个都有个性，而且特别的独立、自我，没有一个人说自己不“叛逆”。就此我与他们进行长时间讨论，还争论，有时甚至十分激烈。讨论、争论的结果，我们的观点基本上达成一致，孩子们从两个方面对“叛逆”论证其有——优裕的生活和浮躁的社会环境所致。这是他们能够到达的思想高度。
我先站在家长的立场，后换位从孩子的角度和他们说掏心话，说反思说看法。他们看上去好像都基本接受并理解了，只有一个孩子委婉却不无调侃地说，你说的这些，也许等到我50岁60岁就明白了。
23个孩子中，除个别女生，都挨过戒尺。我让第一批9个男生给这所学校打分，他们都不打。我说那就说感觉吧，于是5个说“一般”，2个说“还好”，1个说“好”，1个说“失去的和得到的相等”，我笑道：“这不扯平了，可来可不来么。”
有个孩子这时“别有用心”地告诉我，听说此前有两个男生送来后跳楼，还有个女生喝洗衣粉自杀。我听了表面平淡，内里心澜暗涌。
我又想起鲁迅先生的那声“救救孩子”。
可是，怎么救啊？
访谈毕，我最后让23个孩子在我的笔记本上写下了他们的家庭地址和父母的工作单位以及他们的联系电话。我还附带了一个要求：每人写一个自己的近期或远期目标。孩子们有的写了，有的没写。新疆徐彬的目标是将来开一间面包房，浙江华杰的目标是开一家食品店，昆明何一林的目标是“一定上大学”，云南孔迪的近期目标是职业车手，广东杨冬的近期目标是读好高中，考上好一些的大学，贵州沈朋的近期目标是考上好的大学，湖北女孩周崴的近期目标是把学习好好搞起来，江西女孩何晨的目标是当名好护士，四川马丽君的目标是考上一个好的美院，重庆阮文君的目标是考取四川音乐学院，贵州胡先玲的目标是当警官。写得最长的是黄衡，繁体字：“短期目标：离开这学校回到香港后，如果能找到学校，努力读书，考上大学；如果找不到学校，出来社会找一份合适的工作，自食其力，尽快摆脱父母的束缚。”
我之所以让孩子们写“目标”，是出于希望每个孩子都有一个清晰的生活方向的愿望。我不知道自己能为这些孩子们做点什么，可我真心希望自己能给孩子们做点什么。我真是很心疼他们，因为他们和儿子一样来到了这里。他们很困难。他们的爸爸妈妈很困难。别不相信我的真诚，换了任何一个父母，面对这样一群孩子，我相信都会有与我一样的真诚。这真诚最后催生了一个我与孩子们的共同“约定”：我给每个孩子留了一张我的名片，我说，不管是现在还是将来，不管怀恨还是感恩，不管说好还是说坏，不管将来生活得好与不好，希望你们每个人都能给我写一封信，信中一定要写心里最真的话，如果有一点假，这信不如不写。我的承诺是，只要收到信，我将立刻回赠一本我写的书。23个孩子全都爽快地答应了。
我想，这是我唯一能做的了。
我和三批孩子照了合影照，保存至今，倍觉珍贵。
6月8日下午的第一批访谈进行到6点时，儿子突然给我端进一盆饭来，饭菜堆冒了尖。我说还没谈完呢，完了我和大家一起吃食堂。
和孩子们一起走进食堂已经入夜，见儿子仍然手捧饭菜守候在食堂门口。他面带微笑，眼神纯净纯真，血缘之爱，父子之情，全在这双眼睛里。这是儿子第一次给父亲捧送饭菜，那情景美若童话。
饭菜已经凉了，孩子们坚决不让我吃，纷纷争着给我拿碗递筷，重新盛热饭热菜。菜是黄瓜和包菜。好大一个不锈钢碗啊，这哪是碗啊，明明是盆啊。这可是我一天的饭量啊！最后几口撑得我实在吃不下了，旁边一个男孩连忙说，叔叔，给我吃吧，说着要夺碗过去，我忙阻止。我知道，在这里饭菜是不允许浪费的。再看他的碗，只剩一层汤水几颗米粒。他不是没吃饱，饭菜是可以自由添盛的，可他竟然愿意吃我吃剩的最后几口饭菜！谁知道这一刻我心里多感动有多感慨？当时就喉头发硬饭菜难以下咽。男孩的爸爸妈妈，你们可知道你们的儿子？真想拜托家长们问问自己的孩子，问问他是否就是那个愿意吃我剩饭的孩子。
饭后的夜幕中，还有一排学员在站桩。一米多高的圆石墩，容不下第三只脚，稍有晃动便会掉下来。听站桩和亲眼看站桩，感觉完全不一样，我的神经不由自主地高度紧张，害怕真有人掉下来。一个本地的“网王”来此戒网瘾，因故被罚倒立撑——双手俯撑着地，双脚却在高高的乒乓球台上。见我过来，眼镜男孩顽皮地笑着腾出一只手朝我打“Ｖ”。我看见了儿子，他们班二三十个孩子全部赤脚，在水泥地上双脚起跳100次。完后，他们整队喊着口令排队洗澡。
等待洗澡的间隙，我终于有了和杜义交谈的机会。我问他，见过几次，为什么总戴墨镜？杜义沉吟不语，然后说，习惯了。接着又说，主要不想让孩子们看见他的眼睛。我问为什么，他说不想让孩子们看见他眼睛里的泪水。我心一凛。杜义说，长年累月，看着这些小孩子吃这么样的苦，吃这么多的苦，总是忍不住流泪，但他不能让孩子们看见他的眼泪。训练时，有孩子两腿颤抖不止，却咬牙坚持，直到咬出满眼的泪花，看到此时此景，他忍不住。行军路上，半边馍，有的孩子自己不吃给了战友，最后一口水，自己不喝给了别人，离别时，孩子们能不哭吗？有两兄弟都送到这里，行军到傍晚，弟弟实在拖不动腿了，一屁股坐在地上哭，杜义让他上车，弟弟说哥没上车，他也不上。杜义为了让弟弟上车，就让哥哥先上。哥哥说，弟弟没上，自己更不能上。杜义只好说，都不上，那就一起走。说这话时，他说自己心里酸酸的真忍不住。爬神农架高山的那次，山高坡陡，爬得动的要爬，爬不动的也要爬，有个9岁的孩子真的只能在石坡上趴着爬，杜义说他真想去把他背到自己身上往上爬，可他不能这样做。杜义说看着那情景却欲帮不能，心里不是滋味。几个月、半年的时间，孩子们之间在患难中培育了、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临到毕业了要离开了，孩子们集体哭，个个抱着哭，冯龙离开时就是和徐修远抱着哭着分别的。所以杜义说每次学员毕业送别时，他都提醒自己不要忘了戴墨镜。说到戒尺，杜义说，都说我是三纵最严厉的管带，其实，每次戒尺打在孩子身上，疼在自己心里。虽然自己连对象也没有，可打这些孩子时就像打自己的孩子，心里那种矛盾，那种心疼的……杜义说，我严，是怕他们回家后不久又被送回来，我既不想在这里重新看到他们，又希望他们在这里多呆些时，几十几百个日日夜夜在一起，和每个孩子都有了亲如家人的感情，每送别一个孩子，心里就难受一次……
6月8日晚，洗完澡，学员在教室写日记，我和杜义继续谈，直到学员们写完日记上完厕所9点钟睡觉熄灯，我才离开训练基地回酒店。我感觉自己的身心都浸泡在泪水之中。杜义送我到楼梯口时，最后才说到儿子。他说了这么一段话：徐修远只要解决了勤奋和自控力两个问题，将来不仅会成为一个人才，甚至会成为一个人物。他不勤奋是因为他知道自己很聪明，他自控力差是多年优裕的生活形成的，所以解决的时间也会更长更难一些。杜义最后嘱咐我，修远回家以后，千万不要让他使用洗衣机，他的衣服让他自己用手洗，他很会洗，而且洗得非常干净。
遗憾哪，儿子回家后再没洗过一次自己的衣服鞋子和袜子。
就在我接回儿子的这几天，发生了重庆大东方行走学校13岁北京男孩小义喝高锰酸钾自杀坠楼的事件。同时我又从报道中看到小义脱离危险后对父亲暴烈地发脾气：“我知道你有很多朋友，你厉害，现在你去把陈华（大东方行走学校校长）弄死呀，弄死我就开心了！电话在那，你去呀！”对此，我的感情、感觉非常的复杂，既同情这个难弄的孩子和他的父母，更能深刻体会孩子父母的绝望。
“择差教育”这一教育形式，又一次处于舆论与现实的风口浪尖。
由于儿子的原因，我跟踪了徐向洋的“择差教育”三年多，我想我也该说说“择差教育”了。
我说关于“择差教育”
“择差教育”，是和体制、社会、中国国情紧密关联的。有独生子女政策存在，有主流的、追逐“重点”的“择优教育”和应试教育存在，“择差教育”的产生就是时间早晚的事情。它还会以不同于“择差教育”的名称和形式大量产生，比如行走学校、戒网瘾中心、拯救训练营、魔鬼训练营、心理咨询中心等等，但万变不离其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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