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4章 热干面事件(3)

　　池莉说中了什么？我理解为男性、父性在现代家庭中的地位失衡以及对孩子教育的缺位。“父亲教育”的缺位，既与中国的文化传统有关，更与妇女解放后女性地位的提升有关。这种缺位有两种情形，一种是主动缺位，一种是被动缺位。主动缺位大多是因工作繁忙，劳作辛苦，长年离家在外，或是不负责任，懒惰，乏力，乏能，乏爱；被动缺位却是缘于家庭中母权强大妻权强悍，作为丈夫或父亲的男人，不仅在对子女教育上，甚至在日常生活中也被剥夺了话语权。我文学院的同事诗人阿毛，曾在武汉市妇联挂职体验生活，她多次告诉我，因为中国没有“夫联”，所以经常有男人到妇联告状，寻求妇联保护，说老婆经常打他，有的被打得头破血流，有的被追打得无处藏身。这样的家庭中，父亲教育的缺位是再正常不过了，一如池莉在访谈中所说的那样：建国以后，在城市家庭中，“怕老婆”几乎成为日常生活习惯。

　　母权、妻权的强势和“世界上独一无二”，很可能导致男性在家庭生活中各方面的缺位，由是，母爱便成了“问题”，“问题孩子”的产生也就不足为奇。

　　和池莉的观点稍有不同，我以为女性在过去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并非真的拥有那么大的权利，母仪天下和垂帘听政只是极端的个例和极为短暂的历史现象，妇女其实一直是被不人道的“三从”压迫着，被不自由的“四德”强制规范着。她们在家庭中发挥的作用也极其有限。仅以教育为例，传统文化强调“子不教父之过”，实质上已经硬性规定了父亲的义务：必须对子女的教育负全责。丈夫或父亲确定了子女教育的理念和方法后，妻子或母亲则必须遵照执行。随之，妻子的“相夫教子”相伴而生。

　　客观地看，中国女性在家庭中权利大到“世界上独一无二”，确是在“建国以后”，这是妇女解放的成果。尤其当代，尤其当代的城市家庭，妇女在家庭中的强势更加明显。回到教育，当独生子女时代来临后，传统的“相夫教子”被颠覆了，变成了丈夫“相妻教子”、“相姥教子”、“相奶教子”，孩子是母亲“自己的”，母亲强调孩子是“自己身上掉下的一块肉”。有些丈夫甚至是“相妻教子”也不能。很多家庭，直到孩子出了问题母亲束手无策了，这时才掉过头来指责“父之过”，实际上是将母亲的失误诿过于父亲。为什么独生子女心理那么脆弱，那么受不得委屈经不起挫折，此与孩子长期和女性（母亲、奶奶、姥姥）生活，受女性影响、被女性庇护有关，表现为“阴柔” 的强化和男孩的“雌化”，是一种消极、负面、被颠覆的畸形现象，至今不被很多人意识，深觉悲哀。

　　无数生活事实和惨痛的教训都证明了这种“颠覆”的失误。宏观地说，现代家庭教育必须回归到“相夫教子”的正途，而非“相妻教子”，因为“相妻教子”是一条歧路。理由很简单，教育是理性，理性的教育本身就包含了爱，子女教育必须以理性为主导。而男人理性，女人感性。这是我个人坚定不移的认识。尤其当代独生子女的父母亲们，务必在理性与感性达至平衡的前提下，牢固确立这种观念和意识。至于无知寡情没有责任心的窝囊废男性，在此不作个案表述。

　　爱，是教育的真谛，是教育的最高境界，现在已成共识，但什么是爱，什么是真爱，怎样爱，在实践中却没得到完整深刻的理解和正确的实施，反而因误读误解适得其反。

　　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当徐向洋工作室、“少年西点”的孩子们正流着泪唱着歌颂母亲的歌，写着美好感人的母爱征文时，武汉某届国际楚才作文竞赛中，有3000名孩子在作文中“妖魔化” 母亲，以“母老虎”、“变色龙”、“河东狮吼”谓之，还有孩子愤怒地撕碎了二年级时写的“我爱母亲”的作文。武汉晚报记者胡俊和秦杰以此写了一条新闻，获得了2006年度中国新闻二等奖。这也是“世界独一无二”。“妖魔化”最爱自己的人，这算不算黑色幽默？这些作文是否与“大虎杀母”同质异象殊途同归？我也当过楚才作文竞赛的评委和终评委，这类“妖魔化” 母亲的作文也看得不少，孩子不领母亲的情，不屑母亲的爱，是因为母亲的强蛮和缺乏理性以及以爱的名义施于他们的各种难以承受的压力，钝化了他们爱的感觉，遏制了孝与顺的欲念。有些作文几近控诉——控诉“爱的暴力”。他们已经有意无意在内心开始了对家庭中母性强势的反抗。这是别一种“颠覆”。3000篇反抗母权的文章啊，真真是值得当今的母亲们深省了。

　　一边是“无边无际的爱的泛滥”（包括父爱的滥施），一边是孩子“妖魔化”母亲，这种畸形的爱和反爱贻害了多少孩子！过去，全民争说“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一路奉行下来，如今却演变成“再穷也要富孩子”的全民行动，既而激发出“再富不能富孩子”的危机临头的众声呼喊。然而，在许多父母那里，这呼喊声如同“狼来了”一般不足为信。

　　生活，硬是生生地给弄拧巴了！

　　武汉大学教授彭富春在《论中国的智慧》一书中对应着论愚蠢，他说：“愚蠢”就是不知道。它甚至不知道自己不知道，也就是不知道自己的愚蠢。愚蠢在自己和世界两方面都处于无知的状态。这话令我惊觉之余，又颇受刺激，因为我已对应着检阅出自己曾经有过的无数的愚蠢。

　　中国妇女是被解放的，解放了的女性成为母亲后，将母亲爱和教育的权利异化为对孩子压迫的强权，孩子却不得解放了，反而要求解放了。一个又一个、一轮又一轮“大虎杀母”的现代版的故事和现象轮番上演，也不让人觉得匪夷所思了。往深里说，它既与个人性格有关，也与现行政策有关；而更与意识形态有关，则会令人大惑不解。它已成为一个哲学问题甚至政治问题，对此，尤其中国的绝大多数妇女尚处于集体沉睡之中。

　　“妖魔化”母亲早在100年前的文明现代化进程中的美国就开始了。台湾著名学者孙隆基耗时四分之一世纪，最近写出了一本50万字的《美国的弑母文化——20世纪美国大众心态史》，作者从百余部好莱坞电影以及美国上个世纪的众多小说、诗作、电视剧作等材料着手，剖析并证明了“杀母”文化乃美国20世纪大众文化的主流。看过此书的很多章节，无论标题还是内容和论述都叫人心惊。它是工业化和城市现代化的伴生物，也与妇女解放、女性主义、女权运功、女权主义相伴随，呈现着深层、复杂的巨大悖论，引人深思。我无力深写，只写我感到的严峻和恐惧：这种文化已然在今天的中国正在成为一种事实，数不清的个案在证明我的恐惧绝非虚妄和神经质，从而引导我思考中国式的母爱如何走向了它的反面——“妖魔化”母亲是文字杀母，拳打脚踢刀劈斧砍是暴力杀母，不敬不孝是文化杀母……除了这些显性的杀母，还有隐性的杀母，即年轻一代普遍的“啃老”，虽然许多父母是自愿的。这或许与“断奶”有关（孙隆基还出版了《未断奶的民族》一书）。一个不能“断奶”的母亲，势必养出一个不能“断奶”的孩子，无数不能“断奶”的子民，势必形成一个不能“断奶”的民族。当父母不将孩子视为一个具有独立意志的生命给予尊重时，无论父爱还是母爱，都会走向它的反面。

　　我很害怕某一天有人也写出一本中国的此类书来。一旦杀母成为一种文化，哭泣的必不止于母亲。我们要惊醒起来，用行动，用我们独立的意志、独特的文化和独有的民族智慧，阻止这部恐惧之书成书。

　　写到这里，我想到了儿子10岁生日的那个夜晚。儿子和一群小伙伴们正在校园的夜色中玩躲猫猫的游戏，快乐得发疯，晏紫这时硬逼着儿子上楼回家。儿子说，还只8点多钟，让我再玩一会儿。晏紫说，不行。满头大汗的儿子这时说了一句令我至今想起都心痛不忍的话，还有至今想起都心痛不忍的儿子的眼神，儿子说：“妈，今天是我的生日……”儿子已经是在乞求了。晏紫峻颜厉色，断然道：不行！儿子的眼睛看着看着就红了。他看看他的小伙伴们，然后将目光转到我脸上。我知道儿子是希望我为他求情。我也曾是个小男孩，我也有过和小伙伴们在神秘的夜色中快乐疯狂得无与伦比的男孩的童年和永生难忘的童年记忆，我怎么不理解此时此刻的儿子，我当然是支持儿子的，我当然是希望儿子继续疯狂和快乐，生日这天玩它个天翻地覆的。我也知道，晏紫是担心儿子的安全，黑暗中万一摔倒或撞到什么受伤、甚至比受伤更严重怎么办？但我此刻坚定地排除了“万一”，坚定地站在儿子这边。但是，我的意见和劝说同样被晏紫断然拒绝了。最后是父子一起妥协。我想如果我不妥协必与晏紫冲突，纵是儿子得以继续玩下去，他那快乐的心情早已破坏，怀揣回家后可能被惩罚的心理包袱，他的开心快乐必定是大打折扣。

　　儿子流着泪，哽咽着离开了小伙伴们，跟在晏紫身后，一步一回头……

　　我从来没有这样深深地同情过儿子，至今都是。

　　我的如上表述，似有偏袒或开脱男性的嫌疑。平心而论，我绝无此意，父亲教育的主动缺位，同样是孩子的灾难，父亲负有不可推卸的天然责任。我写此“说”，是想突显一下父亲教育非主动缺位的状况下，当下中国家庭教育遭遇的普遍困境和灾难性后果，也是几十年亲见亲闻亲历无数个案后个人思考的一个小结，并善意地提醒天下年轻的母亲们，于意识到自己在家庭地位中日益显得举足轻重的同时，将之升华为准确、优秀的角色意识。

　　《论语》有言：爱之能勿劳乎，忠焉能勿诲乎。爱他怎么能让他不劳动呢，欲使他承担起责任，怎么能不教他培养生存的能力呢。有这样一件事，一位新疆母亲欲将懒惰、依赖、怕苦、自私的儿子送到徐向洋工作室参加55天的暑期训练营，全家人反对，特别是老人，反对最坚决，逼问：如果孩子出了问题怎么办？见她坚持，老人们说，那好，你若一定要送去，你写保证书，你就在那里陪着，孩子什么时候回家，你什么时候回来！这位母亲最后写的不是保证书，而是两份遗书，然后将儿子送到了淮安。

　　这也是一种母爱，不同于大多数人的母爱，一种避免了杀母的母爱。

　　我生在一个传统的“严父慈母”家庭，父严过苛，母慈温厚。父严令子女们不敢接近，不能亲近。父亲一辈子都没能走进8个子女感情的深处，这是父亲的不幸。可以肯定，这也是以往年代无数父亲的不幸。今天我也做了父亲，经历了很多，才知道用心去全面地反省和检讨。我想避免我的父亲的不幸，我希望自己能永远被儿子想念和怀念。我尽量使自己做得和我的父亲多有不同，不走极端，让父严带着父亲的温暖，让儿子在父严中感受到父爱。我知道，对我来说做起来很难，我也知道对于我同样是知易行难，但我必须学着做，这是使命和责任，生活和艺术，哲学和情感。这是和母爱一样都要用心面对的。

　　我也有母爱，母亲公平地分配给我八分之一的爱，没有多给，也没法多给。11岁那年我生病发烧，母亲给我做了一碗榨菜肉丝面，端到我的床前。吃面的时候我就想，我要一辈子报答母亲的恩情。我基本做到了。晚年，母亲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有我，尤其是作为她的精神支撑，支撑她活到年近九十。我到现在都不明白，为什么我那时那么小，只有11岁，为什么母亲的一碗榨菜肉丝面，会让我产生报答母亲一辈子的想法。母亲去世后，好长时间我都不能从失母的痛苦中自拔出来，自责为什么在最后的时刻没有将母亲送到武汉最好的医院，让我心痛一生，追悔一生。

　　俗语说：一升米养恩人，一斗米养仇人。大俗大雅，有大哲理。此语无论用在家里家外，无论如何解读，都能获得真理性的阐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