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二根曾经几次去大金刚家找英子姐，但是没有找到。她又被转了手。大金刚对他说：“我就是买来玩的，根本没打算长留她，亏吃大了，才玩了三天，就他妈的赔了五块钱！”
“你把姐姐还给我！”
“姐姐？”大金刚嗬嗬怪笑，“小毛崽子，你还挺会玩女人！喂，毛长齐了吗？”
大金刚当时没有或根本不屑去注意一下那孩子的眼神。如果他看到了那双眼睛里的痛苦、愤怒和决心，他就不会怪笑，也不会说那些无聊的废话。
在以后的时间里，大金刚至少有三次差点儿死在那孩子的手上。
一个下午，他和两个玩主在街边闲聊，他们的身后，是一垛闲置的水泥构件，几个小孩在构件垛上爬上爬下地玩。
他先是觉得有尘土往头上落，就不经意地掸了掸头，又有尘土落下来，他火了，抬头往上看，想骂大街。这一看当时就吓尿了。在他们的头顶上方两米处，一块三四百斤重的水泥块颤颤悠悠地正在往下掉。
水泥块是擦着他们的脚后跟落下来的。
随后，贺二根若无其事地从构件垛上爬下来，拍拍身上的土，扬长而去。
那是一九六六年春天的事，贺二根十四岁。
一九六六年盛夏，流血的“红八月”，英子被红卫兵抓了起来。
她是在一个“老流氓”的床上被红卫兵抓走的。那是个四十几岁的三轮车工人，当场就被打死了。他们原来是准备结婚的。因为年龄相差太多，老实巴交的三轮车工不敢去街道办结婚证明。英子怕他变卦，坚持让他先要了自己的身子。
他要了。第一次，就被警惕性极高的街坊邻居向红卫兵告了密。第一次，笨手笨脚，窘态百出，却送了自己的命。
英子没挨打。红卫兵说她是受害者，因为她的出身是工人，属“红五类”。几个女红卫兵对她挺好，打了水让她洗脸，还端来一碗热腾腾的面条。
吃完饭，红卫兵就动员英子造反，大胆揭发“男流氓”。
她挺感动，呜呜地哭，哭完了就写，写出长长一列男人的名单。名单写出来，她的性质也变了。和那么多流氓有过那种事，她不就是女流氓吗？
打，游街，脖子上挂着一双破鞋在操场上暴晒。最让她受不了的是逼供刑讯。一拨又一拨的红卫兵提审她，反反复复地逼她讲细节。他们爱听，听完了又打她。
一天夜里，英子跑了。跑出去是为了寻死。
那天夜里，英子曾到过贺家，但她没敢敲门，只是在窗户外边喊二根的名字。二根睡得太死了，没有听见。
邻居说，那个姑娘趴在窗台上哭，哭了很久。第二天早上，贺二根在屋外的窗台上找到一个被泪水和露水打湿了的手绢包。包里有三元钱和一封信。
信上说，姐姐给二根弟攒了钱，为的是给弟弟买一条新的游泳裤。姐姐喜欢红色，但是一生也没有穿过一件红衣服，弟弟就买一条红色的游泳裤吧！
信中还说，姐姐去了，到陶然亭去了。过去，我们姐弟俩经常去湖边玩，湖水里，就有我们的眼泪。
二根疯了似的跑到陶然亭公园。英子刚刚被人从湖里捞上来，仰面躺在岸坡上的绿草中。
她还是那么矮小、黑瘦，湿漉漉的头发凌乱地贴在脸上，她很平静、安详，脸上没有了那副愁眉紧锁的苦相，显露出从未显露过的妩媚和娇艳。
许多人围观。
一个老头子说：“小丫头命好，一口水就呛死了，没受一点儿罪。你们看，小肚子是瘪的。”他说着，撩起英子的衣襟，猥亵地按她那对小窝头似的乳房。
英子胸脯和小腹都袒露在阳光下，皮肤细腻、洁净而有光泽。她十八岁，正是豆蔻年华，女人最有光彩的阶段。她却不愿再做女人了。
贺二根撞开围观的人群，扑倒在英子姐的身上，放声大哭。没人敢劝，谁劝就骂谁。
哭够了以后，他跪在英子身边，替她整好衣衫，捋顺头发。然后，把她背在背上，摇摇晃晃地走了。
一路走走歇歇，每次力竭而停下来时，他都紧紧地抱住他的英子姐，不让她的身子再沾上一星尘埃。
一天一夜，他和她不知去向。
第二天清晨，他回到家，满身泥水地躺倒在床上，一睡就睡了三天三夜。
没有人知道，这个十四岁的孩子把英子背到什么地方去了，又埋在哪儿。
有人曾提供过一个线索。那天上午，有个半大的小伙子背着个死人进了永定门外一家商店，把商店里的售货员吓坏了。他掏出几块钱要买件红衣服，但是钱不够，就扯了几尺红布走了。
他和她又去了哪儿？还是不知道。
人们只知道从这天起，贺二根就下了“海”，成了南城一带人见人怕的魔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