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二十日晚，北京市老红卫兵召开了它历史上的最后一次领袖会议。
这次会议的地点仍在东城区二十四中的一间破旧失修的教室里。
会议景况凄凉。刺骨的寒风从没有玻璃的窗口灌进教室里，卷起阵阵尘埃，纸片和残破的布片在地上飘来滚去。只有一管日光灯在勉强地工作，发出不堪重负的嗡嗡声。
到会的只有十几个人，都是一色的毛头初中生。他们用军大衣紧紧裹着身子和脖颈，绿军帽低压在眉际，只露出一双双目光矜持、阴沉的眼睛。
短短的半个月，老红卫兵的队伍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真正的老红卫兵们，那些在“文革”初期叱咤风云、掀起翻天巨浪的一代闯将，那些第一批奋起与“中央文革小组”、江青之流进行殊死拼争的政治早熟者，已经心灰意冷，悄然隐退了。他们或闭门修炼，锤锻羽翼，以图东山再起；或看破红尘、厌弃政治，另谋他途去了。
继之而起的一茬是一群不知天高地厚、粗蛮浑横的小初中生们。他们也厌恶“文革”，但是他们却不甘于寂寞。于是，他们扯旗为王、呼啸街市、偷摸砸抢，已经接近于一般的市井流氓了。
最重要的是，血统意识和传统的子承父志的神圣使命感，在这一代新秀的头脑中已经逐渐淡化。他们不再关注那些虚无但能使人振奋的理想，而代之以厚颜无耻地谋夺钱财和女人。
他们是弟弟辈的一茬新人，比之兄长们，他们唯一优秀的方面是：在街头战争中的战斗力已经获得了长足的进步。而且，在心黑、手狠、狡诈、无耻等诸多方面，他们已经丝毫不逊色于他们的宿敌——平民反叛者。
堕落。但是一切进步都是从堕落开始的。
一九六八年底，复仇战争无声无息地停演了。在北京黑社会历史上出现了罕见的“兵匪一家”的局面。两大相互冲撞的反社会集团摒弃了政治偏见，开始合流。
许多过来人都说，那个冬天奇冷。大雪一场接着一场。厚厚的白雪，能遮掩住城市的斑斑污迹吗？
唯一到会的老高中生是阮晋生。
望着会场里的这些乳臭未干、举止浮躁、骄横狂妄的所谓“领袖”，阮晋生心里一阵凄楚，几乎掉下眼泪。一切都完了，他想，我们为之拼争、奋斗的那个理想，这一代中国的赤子和栋梁，都完了，结束了，而且永远也不会再度辉煌。
会议原定的议题是《中国目前政治形势及斗争方略》，现在看来，已经毫无意义，也没有了兴致，谁愿费唇舌去对愚盲演讲美文精义呢？
阮晋生双手抱拳，语调悲凉地说：“今天在座各位都是闻名遐迩、威势赫赫的风流人物，是我们干部子弟中的英才和领头者。实不相瞒，今天请来各位，是我有一事相求各位，希望提携、襄助。”
各位少年豪杰果然豪气逼人、威风八面，听了阮晋生的话，立即齐声鼓噪：“晋生，有话就说，你的事就是我们大家的事。说吧，打谁？要死的还是要活的？”
“边亚军。”阮晋生一字一句地说，“打死边亚军，要他的命！”
“没问题，打死他！”又是一通鼓噪。这些人都知道边亚军的名但没有和他打过交道，也没吃过他的苦头。
会议最后决定，兵分五路，在西直门到香山公园这一线上的几个重点地域设伏，务求抓住边亚军，打死他！
行动时间定于次日上午。据可靠消息，届时边亚军将由城里去香山公园，肯定要经过上述五个设伏地域。
阮晋生后来补充说：“与边亚军同行的，还有一个干部子弟装束的女孩。”
“对那个女孩怎么办？也打死她？”
阮晋生意义模糊地摆摆手，没有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