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一：我和爷爷走在H城的一条小街上，我们将步行去参加一个追悼会。那年冬天灰暗肃穆，一九七六年的H城没有风景。人们很悲哀。一个男孩从我的身旁“倏”地跑过，他的左臂上戴着黑色“袖章”。
我问爷爷，为什么所有人都戴黑袖章，而我偏偏戴红的？
爷爷说，小孩子都戴红的。
我立即哭闹起来，因为知道他在撒谎。我弯腰蹬掉鞋和袜，赤脚站在沿街的枯叶上。爷爷继续前走。司机把我抱回街道拐角处的吉普车里。
后来仍不能原谅这个错误，觉得自己是站在外围，硬是挤不进去──连颜色也无法选择。作为补偿，司机买了一双黑布鞋送我。因为我不久就要回乡下父母家里。我想像着在那崎岖的山路上，是无法穿红皮鞋的。
爷爷回来的时候，眼睛肿得厉害。我后来才知道，敬爱的周总理死了。
背景二：母亲不久来H城接我回家。我一见面就喜欢她了，她是个美丽的女人，高颊骨，白皙，很“洋气”。我曾经为怎样称呼她讨教过奶奶。奶奶说，在学校你喊她“李老师”，回家就叫“妈妈”。
母亲带我逛街。她似乎对走路报有极大的热情，她在灰暗的H城穿街走巷，并任意停留。她叫得出各种街衢的故名。她说，这条街原来不叫向阳街，叫郝巷。她说的时候很满意。
我说，妈妈，你喜欢城里吗？
母亲好看地笑了起来。她说，不久我们还会回来的，还有爸爸和弟弟。
我们去“红旗”照相馆拍影留恋。母女俩的头紧密地相靠。那是一张普通的经典照片，照片上的母女很相爱。孩子眉飞色舞，快乐地大笑，她的眼睛大而黑，嘴巴咧得很大，露出不整齐的牙齿──人们总是根据这个来断言一个人的童年，诸如天真可爱，幸福单纯。
可事实上正好相反。人们总在犯错误。
那一年，我四岁，母亲二十七岁。
背景三：我叔叔在浙江当兵，当时正和师长女儿谈恋爱。他才十九岁，是个美男子。他生性腼腆而多情，有许多女人为他发疯。
那一年他回家探亲，顺便来乡下看我们。有一天，他顶着红头巾，挤眉弄眼地朝我冲过来，嘴里嚷着：“我是江青，江青来了。”我尖叫着滚进被子里，快乐而凄凛地大笑。这已是七六年下半年了。
关于江青，一个农民一天愤愤然地说，听说她一生和七个男人睡过觉！我父母都笑了起来，显然他们以为这是个大数字。农民仍在激愤，他觉得很不平。
我抬头看他们，装作没听懂。事实上我早就明白“睡觉”的另一种含义。此睡觉不是彼睡觉。
时间在一九七六年流得浩荡而缓慢。一件件大而空旷的事情接踵而来。人们来不及地悲恸、忧虑、欢欣、声讨。他们甚至来不及调整自己的表情，显得呆若木鸡，丧失了背景。
这一年成为中国人的集体记忆。历史学家们开始总结它的含义，时代在这一年分叉、拐弯，一拨人永远消失了，一拨人回来了。一九八O年，我读郭沫若的《科学的春天》，我读得很吃力，许多字我不认识，趣味索然。然而我还是感到那文字里的希望，充满着热情和力量。
我坐在窗前读这篇文章，是在午饭后，人很饱，快要睡着了。记不起是在什么样的季节里，只觉得屋子里很冷，脚冻得冰凉。我睁眼看窗外灿烂的阳光，想起那“科学的春天”──仍很迟钝。后来一想起午后的阳光，春天，希望，绝顶认真的人──就非常伤感。我想跟那年读《科学的春天》时无动于衷的态度不无关系。
由于一些伟大而崇高的理由，不经意的念头和语气，迅疾而正确的动作，我们记住了一九七六年。它已经远去了。当时的青年正在衰老，当时的婴儿已经长大──
我之所以怀念一九七六年，附会上很多庄严盛大的政治背景和各种不相干的小事情，完全是因为在这一年里我认识了我的弟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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