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回到办公室的时候，漂亮的护士小姐正在用一条湿毛巾擦拭着门上的玻璃，看来，墙壁她已经擦拭过了，“西江市心理咨询与治疗所”几个金色的大字正在闪闪发着亮光。
“早上好。”我说。
她点点头。
“办公室里还没有人来上班？”我指着房门紧闭的办公室问。
“是的。”她回答。
“不是九点钟上班吗？”我问。
“是的。”
“可现在已经是九点过十分了。”我看了看挂在导诊台旁边的挂钟，说道。
“是的。在这里就是这样。”
“我应该怎么称呼你？”我问。
“周若暄。”
“幸会，周小姐，”我说，“我是龙昭宇，刚来治疗所上班。”
“我知道。”她仍头也不抬，自顾擦她的玻璃。
“既然我在这里工作，”我继续我的话题，“我是医生，而你是护士，今后我们见面的时间会很多。假使你不欢迎我，我也不会喜欢你。”
她把毛巾放在身旁的水桶里洗干净了，在直起身来把毛巾拧干的时候，看了我一眼，说：“随便。”然后，她继续擦另一扇门的玻璃。
我走过导诊台，在后面的椅子上坐下。过了一会儿，我问：“除了等候他们上班，我能够帮你做什么吗？”
她摇摇头。
我从口袋内掏出一包香烟，从中抽出一支，点燃。椅子是硬的，我想把自己的身体放舒服一点，但我尝试了几次，脚都无法放到导诊台上，只好作罢。我一边抽着烟，一边让自己的头脑放松，想趁他们都还没有来上班的时候，小睡一会儿。早上为了能够见到傅东升，我起得很早，因为我要计算遇到各种阻碍的可能。但事实证明我那样想是多余的，从走出我的老屋到龙泽花园小区，再到走进去在龙虎山上与傅东升见面，每一个过程都没有任何阻碍，格外顺利。但我牺牲的却是宝贵的睡眠时间。
电梯的门打开了，接着便是铿锵有力的脚步声。九点十五分，笛卡走了进来。
“龙昭宇，看到今天的晨报没有？傅东升为了员工的问题专程从国外赶回来了。”笛卡冲着我兴奋地喊着。
“嗯哼。”我应付地回答着，这个时候，我感觉眼皮非常沉重。
“我要跟你好好地谈一下，我们商量一下，如何去见他。见到他，我们的这次义诊就可以顺利进行了。”笛卡掩饰不住的兴奋，好像这件事情已经解决了一样。
“我已经见过他了。”我含糊地说，感觉声音好像不是从自己的喉咙里发出来的一样。
“这是真的？昭宇，快告诉我，你是怎么做到的！”他停了一下，说道，“不，现在不要说，我要你到我的办公室来，我给你冲一杯可口的咖啡，你看起来太累了。”
我摇摇晃晃地跟着他走进了他的办公室。我将见傅东升的经过与他讲了一遍，我看到他的眼睛在慢慢地放大，最后，喝尽杯里最后一滴咖啡的时候，他说道：“你真是一个有脑筋的好人。告诉我，你是怎么得到他回国的消息的！”
“全都是跑腿的结果。”我说道。我看到他的沙发正好能够让我舒适地躺下，于是告诉他，我要借用他的沙发半个小时，请不要介意。
他连声地说着不介意，不介意。几分钟后，我听到他打开办公室的门，然后又轻轻地关上，听脚步声是向另一个办公室走去。接着便是短时间的安静，而在这个时间，我及时地进入了梦乡。
电话铃声把我惊醒，然后我听到笛卡接电话的声音。我一下子从沙发中弹起，看看时间，已经是十点半了，我睡了一个小时！心中不由得暗暗埋怨自己，现在是在单位上班，不是以前那种自由的生活了，怎么睡起觉来没头没尾的？自己也真是的，上班的时候，怎么能够睡觉呢？看来自己的自控能力还不行，需要加强，不然在以后的工作中，非闹乱子不可。
笛卡还正在打电话，我冲他做了一个要去上班的手势，轻轻地离开了他的办公室。当我急急忙忙地走进办公室，在我的座位上坐下来，等待电脑启动的时候，一个男人的吵闹声在办公室里响起。我抬头看到那个男人正站在李梅面前，气势汹汹地向李梅劈头盖脸地呵斥着。而李梅却一言不发，任凭这个男人大吵大闹。
李梅是治疗所里的首席心理咨询师，她在单位里的时间比苏米娜还长，现在还担任着治疗所的主任职务，是什么事情让她在这个男人面前忍气吞声？我不由得竖起了耳朵，总算对事情的来龙去脉有了个大致的了解。
两个月前，一位姓王的女士前来治疗所求助，当时接待她的就是李梅。王女士其实并没有什么心理疾病，主要就是因为丈夫与另一个女人好上了，心里十分委屈，并且有严重的自杀倾向，她想通过心理咨询来解决问题。王女士要求的是全套服务，她希望通过治疗所的服务，能够将丈夫重新挽回到自己的身边，以使家庭重新和睦团圆。李梅接受了这个案子，并且承诺有办法解决她的问题。
李梅是一位很负责的心理咨询师，为了帮助王女士解决问题，她主动联系到了王女士的丈夫及其情人。王女士的丈夫姓龚，李梅叫他龚哥，龚哥的情人叫文静。文静35岁，是龚哥的初中同学，只比龚哥小1岁，长相也普通，李梅甚至觉得她的长相还不如王女士好看。
在找文静谈话之前，李梅先跟龚哥有过一番沟通。虽然她甜甜地叫着龚哥，但龚哥对她非常抗拒，劝她不要狗拿耗子多管闲事。李梅则坚持着，向他说着家庭和睦的重要性，他的婚外情对妻子和孩子的伤害等等。最后，龚哥叹了口气，说：“唉，我这情况跟别人不一样，我可不是寻找刺激，我和文静是真心相爱的。我当然知道婚外情对家庭不好，可我和文静的感情确实是难以割舍的。这样吧，你去跟她谈吧，要是她愿意退出，我也无话可说。”
李梅就去找文静，说文静明知龚哥有老婆有孩子，还做他的情人，是不道德的。如果她真爱龚哥，就该退出，否则对龚哥和她本人都不好，她所谓的爱就是假的。在这个过程中，文静一直没怎么分辩，只是在那里静静地流泪，最后，文静喃喃地说：“我是真的爱他，我退出，从此不会再出现……”
文静真的与龚哥分开了，王女士的心理疾病也得到了好转，不再有自杀的倾向，她的家庭虽然无法恢复以前的和睦，却也很安静。李梅当时认为自己做了一件心理咨询师应该做的并且很有意义的好事，她还对此事引以为荣。这件事就这么过去了。
可谁曾想到，两个月之后，也就是前两天，李梅突然接到了龚哥的电话：“你太残忍了，你当时是怎么对文静说的？你与她谈话后，她说要与我分手，我接受了，此后我不再与她联系。可现在，她自杀了！你当时是怎么对她说的？”
这个消息，让李梅的脑子里一片空白。文静与一个有妇之夫有婚外情，这固然不对，但李梅知道文静是个好人，一个善良的女人。当初文静流泪决定退出那段婚外情时的样子，还刻在李梅的脑海中，而她竟然自杀了，一个善良的女人竟这样离开了世界！
李梅自知是自己的言语伤害了另一个女人，所以，对于龚哥的当面斥责，她唯有沉默。
然而，李梅的言语固然有些不当，或者是过激，但她绝不是杀人凶手，她不应该受这样的斥责。更何况，斥责她的这个人，才是真正的杀人凶手。
我觉得一阵恶心，对这个叫龚哥的大吵大闹的男人。谁都可以来这里吵闹，唯有他不行。不管是什么原因，李梅在这个时候都不能退步，这不仅牵连单位的声誉，更是涉及了人命。
我调整了一下情绪，使声音听起来尽可能的舒缓，说：“你就是龚哥了？”
龚哥愣了一下，说：“你又是哪一个？我就是龚哥，怎么了？”
我尽量使自己沉住气说：“你不要误会。我只是想知道，文静现在怎么样了，没有别的意思。”
龚哥咬牙切齿地说：“怎么样了？你们想她怎么样了？她现在躺在医院里，无法动弹！我告诉你们，如果文静真的有个三长两短，我跟你们没完！”
“如果真的出了事，还有公安机关来处理，我想于公于私都轮不到你吧。”我的声音没有像他那样歇斯底里，但很威严，有一种不可侵犯的威慑，“你有没有想过，这次事件真正的凶手，不是别人，正是你自己！是你害了文静。你与她不正常的恋情害了她，也害得你自己的家庭随之受到影响。”
龚哥显然没有想到我会如此说，他猛然间愣住了，但很快，他便又恢复了歇斯底里的吼叫：“你这是在为自己辩护！你们绝对脱不了干系，你们这害人的凶手——”
“住口！”我冷静地喝断他，“即使我不知道当时李梅医师是如何治疗的，但我敢保证她的出发点绝对是为了你的爱人着想，为了你们的家庭着想。你怎么不问一下，平白无故地，李医师怎么会没事找事，去拆散你们的婚外情？还不是为了维护你的家庭！如果你非要说李医师有错误的话，那她最大的错误就是肯答应帮助你们！”
“可是，我必须知道，她当时跟文静都说了些什么，让文静这么想不开。”龚哥的声音低了下来，但他最后挣扎着，把手指向李梅。
“你认为我们会告诉你吗？这涉及患者的隐私问题。不仅是我们，我相信你到任何一家单位，他们都不会告诉你的。不仅是你，即便是警察，如果不是办案的需要，而来这里随意打听，我们也照样不予理睬。这是作为一名心理咨询师起码的职业道德，也是心理咨询行业必须遵守的准则。如果你真想知道当时的情况，你可以问一下你的爱人，相信她比较清楚。”
龚哥说：“她不告诉我！”
“作为夫妻，你都无法从她那里知道答案，你还想着能够从别人那里知道答案吗？或许你最应该问问自己，你到底都干了些什么事！”我毫不犹豫地拋出这句话，希望能够给他当头棒喝。
这是心理咨询中常用的“冷处理”。说的是金属工件加热到一定温度后，浸入冷却剂（油、水等）中，经过冷却处理，工件的性能会更好、更稳定。长期受表扬头脑有些发热或者一直高高在上的人，不妨设置一点小小的障碍，施以“挫折教育”，几经锻炼，其心理会更趋成熟，思考问题也会更加周全。龚哥显然就是这种情况，文静的自杀让他一直高高在上的心理有些一时无法承受，然而，当他真正地受到了“冷处理”、“挫折教育”，他就能够使自己冷静下来，从而寻找出一条更合适的方法来解决问题。
其实，在很多时候，心理咨询师不过是在起一个引导的作用，而纠正自己心理疾病的往往靠的还是患者本人。经过几分钟的沉默与对峙，龚哥的眼睛里涌出了泪水，他最后低声向李梅说了一句“对不起”，便离开了治疗所。
看着他神情黯然地走进电梯，我的心里说不出是一种什么滋味。而李梅，更是用复杂的目光注视着这个男人的背影，久久地，没有转过头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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