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束
“慢餐俱乐部”的美食，让我尝到了吃饭里的文化和另一种人生哲学；阿爸一年多以前的邀请，却好像那根狗骨头，一下子又卡到了我的胸口。从纽约回到家里，好不容易迷迷糊糊地进入梦乡。深更半夜电话铃遽然狂响，我一下子坐了起来，心里怦怦乱跳，好像预感到不祥，赤着脚站到羊毛地毯上，看着那只不屈不挠不肯停下来的电话座机浑身发抖。
丈夫起床，拎起电话，一分钟以后他看着我说：“马上订购机票，妈妈在等你…… ”
几个小时以后，我登上了联航的班机。我奔跑，拼了命地奔跑。从美国跑到中国，跑到上海，跑到淮海中路，跑进那条魂牵梦萦的大弄堂，上气不接下气地扑上那扇陈旧到发黑的小门，大声呼叫：“妈妈，我回来了！”
想起童年往事，多少次都是我站在这扇小门前，等待着上班的母亲回家，等待着被批斗的母亲回家，等待着出差的母亲回家。无论在任何艰难困苦的情况下，母亲总是想方设法在回家的时候，从包包里摸出一点吃食。有时候是老大昌的小蛋糕，有时候是食堂里的肉包子，实在没有东西了，她也会给我一粒别人塞给她的水果糖。
母亲就好像一只每天出去觅食的小鸟，辛苦劳作。年复一年，母亲一天天萎缩，我一天天长大……
想到这里，我不由趴在小门上大哭起来。这时候小门打开了，出来开门的是新来的保姆，我问保姆：“妈妈呢？”
“妈妈在等你。”保姆说。
我问乐乐：“妈妈呢？”
“妈妈在等你。”乐乐说。
我问姐姐：“妈妈呢？”
“妈妈在等你。” 姐姐说。
我冲进卧室，一把抱住母亲大叫：“妈妈，我回来了！我给侬带美国的牛腱子来了！”说着我便从我的行李箱里拎出硕大一盒牛腱子，摸一摸还是冰冻的，那是离开美国的时候，我从家里的冰箱里拖出来的。还记得好几次告诉母亲，美国的牛腱子如何鲜美筋道，母亲说她没有尝过，可是以后每次回来都忘记了这件事。
姐姐一边流泪一边炖煮牛腱子，她告诉我母亲在最后的日子里胃口大开，拼了命地吃饭。常常刚刚吃过午饭就要吃晚饭，于是姐姐就指指墙上的挂钟对她说：“时间还没有到。”
母亲说：“挂钟坏掉了。我饿了。我要吃饭了。”“我要吃饭了。”这是母亲在清醒的时候说的最后的话。
姐姐又说：“妈妈好像在那段时日里，把一生当中所有没吃的东西都吃了一遍，逃荒时期的、抗战时期的、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的、‘文革’时期的……她吃了自己碗里的、家人碗里的，甚至客人碗里的食物。”
乐乐说：“专门雇用了一个钟点工，骑着自行车全上海地搜索，搜索那些侬妈妈点着名要的食品。尽管买来的东西常常驴唇不对马嘴，但是她倒也吃得津津有味。”
大家都说母亲是幸福的，想吃什么就有什么，可我心里知道，她就是没有吃到早就渴望的美国牛腱子。我把牛腱子汤端到母亲的嘴边，把脸紧紧贴在母亲渐渐变得冰冷的脸颊上，轻轻呼喊：“妈妈，我回来了。”母亲没有声响，她的眼珠子在眼皮底下注视着深爱的我，似乎因为终于等回了不归的女儿，她松了口气，喝了一口迟到的牛腱子汤，安心地进入她吃饭的梦乡。天塌下来了，地陷下去了，母亲走了。
母亲穿戴整齐地平躺在她生前躺了大半辈子的床上，这是她自己的意愿：“我要在我自己的床上离开，不要医院，不要抢救。只要安安静静地吃饱了上路。”
母亲走了，老太公来了，他两只手捧进来一个巨大的瓦盆，念念有词地走到母亲穿着一双大红鞋子的脚旁，一转眼，瓦盆已经坐稳在母亲的脚底板下面了，两根送行的红烛高高竖起，两粒烛火照亮了瓦盆里褐色的泥土。
母亲，踏着她这一辈子踏熟了的土，走上了不归的路。敞开的窗户外面是夜间凛冽的风，老太公面孔铁青，笔笔挺地守护在母亲的脚边。我不自觉地闭上了眼睛，渐渐地，我的呼吸变得平稳起来，深沉又匀长。突然，在我的眉心里嗖嗖窜出一股冷气，迅即看见母亲的脚，正迈出去了第一步。我随之大叫，没有声音，只是母亲的脚腕颤抖了一下。烛火在原地踟蹰，可是母亲没有停止，仍旧一步一步向着另外一个世界行走。
烛火在跳动，母亲朝着前面走。这条路好像特别漫长，周围一片苍凉，母亲一个人固执地踏着干燥的泥土执着地走。她走得很快，似乎放下了人世间的一切恩怨，无牵无挂地甩着手向前。想起来这也是她一贯的行为：一旦作出决定就不会患得患失，立刻独立果断地坚持着自己的意愿。
大半个黑夜过去了，我浑身冻得僵硬起来，突然看到母亲的脚步变得欢快，瓦盆的另一边竟然莫名其妙地跳出了另外的两粒火苗，我看得惊呆了，大叫：“妈妈！妈妈！好婆和小孃孃来接侬了！”母亲跳跃起来，脸上呈现出来了微笑，她加快速度向着对方扑过去。终于她们拥抱到了一起，烛火一下熄灭了。老太公吐出一口气说：“妈妈走到了…… ”
我霎时瘫软到了地上。趴在母亲昨天还乘坐的轮椅上，感觉着她身体上的余温。轻轻抚摸着床上雪白的被单，被单底下是母亲僵直的身体，我不能相信，一床被单就可以把我和母亲分隔在两个世界。偷偷掀开母亲脸上的手帕，我看见她的嘴角呈现出一丝安宁的微笑，就好像她刚刚扑到好婆和小孃孃身边的时候一模一样。
母亲头七的那天清晨，老太公又来了，他闭着嘴巴对我吩咐：“因为我们家里情况特殊，子女儿孙多在远方，所以做七的排列有所不同：头七东东做，二七哥哥做，三七姐姐做，四七乐乐做，五七孙子做，六七外孙做，七七大家做。”
我说了一声“好”，就提着一个竹藤结构的八角灶篮出去采购了。灶篮有三层，每一层可以放一个大盘子或者两三个小盘子，上面有一个盖子，大红颜色。现在的大街上已经没有人会提这种笨重的灶篮了，这只灶篮还是好婆家里留下来的呢，要用两只手才能合抱起来。过去逢年过节的时候，好婆就会让她的保姆阿莘提着这个灶篮过来，里面是糕点小菜。现在我提在手里去为母亲采购头七的食品，我是想让母亲老远就认得这是她的小菜。
我提着灶篮直奔淮海路，我记得在襄阳路附近有一家叫茂丰的水果店，有一年水果店的门口出售堂吃新疆哈密瓜，那瓜甜到了让人爱不释手。我的母亲，一个上海小姐，顾不上脸面，当街就啃了起来，她啃了一块又一块，还邀请我的朋友一起啃。可惜这个水果店没有了，明明记得是在汾阳路和襄阳路之间，我在这两条小小的马路当中走了一大圈，就是找不到这家水果店，代替这家水果店的是一幢冰冷的摩天大楼。
我还记得陕西路过去一点有一家叫江南的包子店，那里的面食做得极其精到。可惜这家店也找不到了。小时候和母亲坐在那里吃生煎包子，邻桌上的一对男女竟然把肉吃掉了，包子皮堆在旁边像小山一样准备丢弃。母亲站立起来走过去说：“这样的吃相太难看了，没有人教育你们我来教育你们，记住，头顶三尺有神明，浪费这么多的粮食，总有一天会得到报应的。”
看样子在淮海路上再也找不到过去的味道了。我还是找到那个专门为母亲寻找吃食的钟点工，她在手机里告诉我：“去云南路，你妈妈喜欢的东西都在云南路。”
“云南路啊？那条每天早上家家户户都要出来倒木头马桶的地方？” 我问。
“什么时候的老黄历啦？你去看看就知道现在是怎么一个样子了。”钟点工说，言外之意是：“你怎么比我这个从乡下出来的乡下人还要乡下人啊！”无奈，只好抱着灶篮，叫了一部差头，直奔云南路。
到了云南路才发现，这里和老早的云南路完全不是一回事了，干干净净一条步行街，两面一家挨着一家的吃食店。抬头望去，好像当年大马路上的各种老字号特色小吃，都被赶到这里来啦，其中还挤进了几家不伦不类的快餐店。
据说云南路是从九十年代初期才开始变成这样的，随着大上海的不断现代化，那些趾高气昂的新式餐饮，特别是带着外国面孔的新式餐饮鸠占鹊巢，最终把黄面孔的传统饮食扫地出门到了这条倒马桶的云南路上了。
我马上就在这条云南路上找到年糕排骨、白斩鸡、酱鸭、粽子、鸡鸭鱼肉、蹄髈火腿等，一下子就把我的灶篮塞满。抬头看见一家曾经和母亲经常光顾的西餐馆，怎么也搬到这里来了？坐进去要了一份汤，端出来的时候有一点冷，用一把铝制的小勺舀到嘴里，清汤寡水，我感到有些失望。
提起了沉重的灶篮，我回到大街上，转了几个弯，来到了繁华的南京路。记起来，在我结婚的前一天，母亲和我就在前面的大光明电影院看了一场印度电影，一支没完没了的爱情歌曲唱得观众们纷纷逃跑。只有母亲和我坚持到了最后，走出电影院，母亲让我先回家，她说她要一个人走一走。我知道她当时的心情是复杂的，后来她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这是第二次分娩的痛，第一次是女儿离开我的身体，第二次是女儿离开我的生活。”
我知道那天母亲一个人在南京路上走了很久，后来又走回淮海路。我现在就站在母亲走过的地方，这是母亲走了一辈子的大马路，这些大马路上的每一粒小石子都有母亲的脚印。我踏在母亲的脚印上，我不知道要到哪里去。
抬起头来，只看到头顶上的天空，被水门汀的建筑物切割成了碎片，冰冰冷地窒息在那里。我感到非常沉重，沉重到了自己也好像变成了水门汀。我迈不开脚步，我流不出眼泪，我真害怕自己流出的眼泪也是水门汀。
坚硬的水门汀，牵引着无意识的我在母亲的脚印上走动，一步又一步，我已经记不得自己走了多久，我的脚开始僵直，手臂发麻，我好像感觉不到自己的存在，这时候我突然发现，冥冥当中的母亲，已经把我带到了长乐路三十四弄的大门口。这是我母亲的娘家——好婆家，母亲就是从这里走出来。
我提着好婆的灶篮，站在好婆的弄堂口，两只脚就好像被捆绑住了一样，纠结在那里不能移动。门口的小皮匠和裁缝师傅也不晓得到哪里去了，前弄堂第一排的街面房子，都已经变成了一间间的小商店，有的是卖服装的，有的是卖化妆品的，还有一家灯红酒绿的，不知道里面卖什么。
我吃力地抬起我的腿，强迫自己走进那条铺满了水门汀的台硌路。我发现两边的青砖瓦房已经刷满了白颜色的墙粉，我在白颜色墙粉的夹缝里寻找，寻找我的好婆家，寻找我母亲念念不忘的地方。一开始我还奢望可以遇见一两个幼时的熟人，但很快就放弃了，开口询问扫弄堂的阿香老头的消息，没有一个人能够回答。
儿时的记忆里，这是一条僻静安宁的石库门弄堂，走在弄堂当中，两边的天井里不时会传出留声机里绍兴戏的唱腔或者无线电里说书的声音。有时候从一家半敞开的大门里看进去，正看到两个老先生在那里对弈。旁边的藤椅上，一只小花猫躺在那里打哈欠。
然而现在，这条僻静安宁的石库门弄堂就好像是一条大马路，沿着大弄堂的小窗口里，个个充满了商机。细想起来这些窗口的里面，原本应该是吃饭间，现在不是在这个窗口里出售廉价的化妆品，就是在那个窗口里出售手机装饰，甚至还有一家的窗口里挂满了奶罩三角裤，不知道这些人家会在哪里吃饭？
又走了几步，耳朵里充满了哗啦哗啦洗麻将的声音和吆三喝四叫牌的喧嚷。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那么多不会说上海话的上海小姐，心急慌忙地在弄堂里蹿进蹿出，我感到失望，因为在这里我似乎再也找不到上海人那种笃悠悠的生活情趣了。
我的好婆家在哪里？
我一步步走着，一个个数着小弄堂里大门上的门牌号……10 号、11号、12 号……我停了一停，摒足一口气，准备迎接我母亲的娘家13 号。咦？ 13 号为什么没有了？我走过去又走过来，12 号和14 号的中间，就是少了一个13 号！ 13 号，13 号，我突然想起来了，13 号就是我的母亲，母亲把13 号带走了。她不但是在这个13 号里长大，也是在13 号这个日子里离开了这个世界！我被我自己的念头吓了一大跳，世界上哪有这样的巧合？
然而母亲的13 号真的没有了，不仅13 号没有了，连过去一直竖立在那里的、和别人家一模一样的那扇漆墨黑的木头门也没有了，木头门后面的那棵无花果树和天井都没有了！有的只是两扇对开的玻璃门，玻璃门旁边的水泥柱子上，挂着一个红白蓝间色的转灯，原来母亲的13 号竟然变成了一间理发店。
听到我在门外的动静，天井改成门厅的前台后面，刷一下站起来两个穿着短裙的女孩，实际的年龄不会那么年轻，看见是我，又毫无兴趣地缩了回去，我不甘示弱地一脚踏到里面，这时候我发现，那里早已面目全非。穿过门厅，外公出殡的客堂间里放着几张理发和洗头的升降椅。硕大的一间房又被木屑板分割成两个部分，木屑板后面安放外公灵床的地方居然横着一张按摩床。我感到有些亵渎……
一个油头滑脑的小老板正坐在那里吃盒饭，盒饭是从外面小摊上买回来的。看见我，他紧张兮兮地放下了盒饭，跟到了我的后面，大概以为我是工商局的检查人员。我不予理睬，自顾自地用手轻轻抚摸新刷过的墙壁，只希望帮助母亲寻找到当年的痕迹。没有了，什么也没有了，哪怕是一道裂缝。这时候，我熟门熟路地推开通向后面灶披间的小门，里面一片黑暗——窗户已经被灰土埋没，没有电灯，一股霉变的味道扑鼻而来，看样子已经很久没有人在这里烧饭了。
等我的眼睛适应了黑暗以后，我打了一个寒战，因为我看见靠着灶披间的后墙，居然站立着一口红漆剥落的家橱，那红漆和我手里的灶篮一模一样。我一眼就认了出来，这是我好婆的家橱！这口家橱还是“文革”期间，好婆一家被赶出13 号的时候留在那里的。
家橱是江南人家厨房里的家具，分上、中、下三层，上层是两扇对开的铁纱窗拉门，两边的板壁也是由铁纱窗做成，那时候没有冰箱，剩菜剩饭放在里面比较通风；中层是两个抽屉，放放菜刀、剪刀、案板、擀面杖一类的用具；下层和上层一样是两扇对开的门，不过不是铁纱窗而是两块木板，上面雕了花草图像。里面是锅碗盘瓢。
面对我好婆的家橱，眼面前影影绰绰浮现出我们坐在这里吃饭的景象：好婆从家橱里把醉鸡、酱鸭、咸香鱼端出来，母亲和小孃孃在一边比赛切鸭胗干……
我惊呆了，我好像真的看见了我的好婆、母亲和小孃孃，她们都在这里，这间被废弃灶披间顿时回复到原先的兴旺，渐渐变得亮堂起来。我想了想，把灶篮里的白斩鸡端到家橱里，然后轻轻地说：“妈妈、好婆、小孃孃，我给你们添菜来了。”接着，我关上家橱的门，回到客堂间里的理发店。我抱着我的灶篮，一屁股坐到高高的理发椅上，顾不上中国人传统——亲人去世不能理发的规矩，指着自己的脑袋说：“剪发！”
我要让我的头发撒落在这里，撒落在13 号，陪伴着我的好婆、母亲和小孃孃一起吃饭……
这天晚上哥哥问我：“不知道是不是我出了毛病，今天侬从那些老字号店里买来的小菜一点味道也没有。”
我看了看他说：“也是，我觉得那些小菜变了，变得和老早不一样了，没有那个小时候的味道了。”
姐姐在一边说：“我看是你们这些到了国外去的人变了，变得和老早不一样了…… ”
姐姐的话让我想起来哈佛的一个教授做过的实验，他把一座小岛上的昆虫统统赶尽杀绝，结果几个月以后，这些昆虫又回来了，这些看上去一模一样昆虫，生活的习性却和过去完全不一样。
我不知道是我不一样了还是那些食品不一样了，总之就是不一样了。我找不到那些在我异乡的长梦里常常出现的味道，过去的味道，小时候的味道，我自己的味道……我迷失了，二十多年以前，我在迷失当中走出了家门，建立了新的家，然而那里永远都不是我的家。二十多年以后，我要回家，可是我再也回不去了。
我迷失了，那是在台北的夜市里迷失的。老天也来和我作对，劈头盖脸地对着我浇灌下来一场瓢泼大雨。我站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雨雾当中浑身是水，瑟瑟发抖。突然，一只强有力的手抓住了我的胳膊，把我拖到一个屋檐下，那里有一排老式的带着窗格子的木头门，其中的的一扇在我走到跟前的时候，嘎吱一声打开了，我懵懵懂懂地一脚跨过了高高的门槛。
一个声音传过来：“来啦？来啦？”
有人回答:“来了，来了。”
穿过杯盏交错的前厅，我被引进正面的一间不小的房间，那里面有两张八仙桌上散坐着客人，我看不清他们是什么人。靠着后窗还有一个高几，我坐了过去。脱下湿透的外套，立刻就有一块滚烫的热毛巾递了上来，我把毛巾盖到脸上，一下子捂热了我的全身。我感到有些奇怪，为什么毛巾里有一股我所熟悉的却又遥远的味道？这是双妹牌的花露水！我把眼睛凑到毛巾前面看了看，上面没有印花，只是一条最普通的全棉本色毛巾，老式的螺旋织法，握在手里厚实柔软。
我不记得自己点过小菜，一个貌似好婆丫环桂花的小大姐，踩着碎步从后面端出一个个大大小小的盖碗，小大姐把一双银色的筷子架在我前面的筷枕上，然后就好像变戏法一样，把那些盖碗统统打开，我愕然了！
我愕然了，那里面竟然都是我梦中思念的菜肴，一份单档油豆腐、百叶粉丝，其中的鲜美绝不是味精，而是海蜒；一盘油爆虾，外脆里嫩，略微甘甜的酱汁从外壳一直渗透到虾肉当中；最最让我感动的还是那道咸菜黄鱼汤，我没有办法形容，只晓得就是这个味道，这个味道和很早很早以前，好婆家灶披间里的咸菜黄鱼汤一模一样。
雨仍旧在下着，积水在泥土地上流淌，一切都是平常自然地发生着。旁边一扇卍字纹花窗的外面，一棵茂盛的无花果树，在烟雨蒙蒙的雾色当中，正孕育着自己新生的果实。无止无尽的天雨，就好像是人生舞台上的一幅大幕。渐渐地，大幕拉开了一条细缝，在那里，我仿佛看到了一个我自己—— 一个正背着累赘的行李，从东到西辛苦地找饭吃的我自己。
我找到了吃饭，却丢失了味道，这是在我异乡的长梦里常常出现的味道，过去的味道，小时候的味道，我自己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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