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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桶金:我要大富贵》 作者:林雪

第4章 1988,我们在海南一文不值(2)

  李伟还买了整整两打丝袜。他脱下叶子腿上带洞的丝袜,说:“我这一辈子,也不要让你再穿带洞的丝袜了,记住!”

  叶子换上这些衣裙鞋袜,整一个港台丽人,超凡脱俗。

  李伟看了心花怒放,满心欢喜。

  “小丫头,想不到你原来这么漂亮,我原来还以为自己捡了一个别人不要的丑丫头呢!”

  叶子幸福地倒向他怀里,用小拳头捶他。

  “乱说,我本来就很漂亮嘛,谁让你花这么多钱。”

  “别心疼,钱是人挣的,也是人花的,我会挣钱给你花。”

  李伟的话充满豪气。

  我的经理陈先生,不苟言笑,身材高大魁梧,皮肤白嫩,五官精致,线条分明,像雕刻出来的一般。除了比贾宝玉多一副眼镜外,其他的,都像极了电影《红楼梦》中的那个大情圣。

  可他从来一身牛仔工装,一双运动鞋,不苟言笑,从不拿正眼看他身边的一个个青春靓丽的女孩子。

  没有人知道他的年纪。他的名字,也是后来他签文件时,我才知他叫陈尊莱。

  他办事认真细致,中规中矩,每天准时上班,见面一声“早晨好”;每晚准时下班,告别时一声“晚安”或“拜拜”。上班时间从不闲聊工作以外的话题。

  上班不到一星期,我就发现,这间占据了整整半层楼的大办公室里的几十个女孩子,几乎都疯狂地爱着陈先生。

  她们上身穿着柠檬黄的工装,实在是因为公司规定统一着装,没有办法。但她们却有本事,在头上、脸上、身上和脚上,精心侍弄,使自己有别她人,别具风情。

  她们总是没事找事,找个借口就来找陈先生,请示这,批示那。每到中午休息时间,她们都会赶紧脱去工装,露出好看的裙衫,希望有幸能让陈先生看上她们一眼。可惜陈先生永远是那副公事公办的样子,一点表情也没有,仿佛她们是一群没有生命的物品,而不是活生生的人。

  “可怜。”我在心里为她们鸣不平。

  她们都是些又漂亮又能干又聪明的正值青春年华的女孩,哪一个配不上那些香港人?就因为内地穷,挣钱少,而不被这些香港人看重。同办公室的几个香港女孩,又矮又瘦又黑,却个个被那些经理主管,捧得如公主般骄傲。

  我庆幸自己有李伟,否则,万一不幸爱上了这个或那个香港人,可就惨了!

  然而,我不知道,一个危机,正在悄悄向我逼近,将我包围。

  我像一只侥幸捡到野兔的狐狸,正被一群饿得眼睛发绿的狼包围,它们个个正恨不能把我撕碎吞食。

  而我浑然不觉。

  自工作后,每天晚上九点下班,李伟都要在离厂有500米远的街角等我一起回家。

  他用单车载着我,一路吹着凉爽的海风,说着话或唱着歌,看天上闪闪的星星,湛蓝的天空,碧绿无际的田野,心情愉快轻松。

  回到家,冲凉、睡觉。

  第二天一早,七点,准时起床上班。

  我们的日子充满了希望,平静而幸福。

  我时常能带给他一些令他高兴的消息。

  “喂,李伟,猜猜,我今天有什么好事?”

  “老板表扬你啦。”

  “你怎么知道?”

  “你的这点小心思我还不知道。”

  “那你怎么奖励我?”

  “亲一口。”

  “不行。”

  “干干我的小宝贝。”

  “你坏!”

  我们是这样计划我们的生活的。

  每个月领到工资,留下800元做生活费,剩下的,一个月差不多能存到2000。

  工作两个月,我连加了两次工资,现在基本工资一月800,加上加班费奖金等,一月能拿到1500元。这样高的薪水,当时,很多名牌大学生还拿不到呢。我很开心。

  看到存折上的钱,一点点在增多,喜悦之情,就会溢上心头。

  我们计划,先打两三年工,存满五万元,就开我们自己的电子加工厂,从小干起,一点点扩大,自己当老板,不再受资本家剥削。

  这是我俩的理想。

  伟力公司的总公司在美国,在世界很多地方都有分公司,香港是子公司,深圳和海口的公司是孙公司。海口的分公司,员工有五千多人。

  进了这家外资公司才知道,资本家是真正的阶级分明,等级森严。

  香港地区的人和外国人,是不和内地人交往的,也不一起吃饭。他们住的是美国大老板给他们包租的别墅,有专门的保姆给他们做饭。

  内地人中,管理层也就是所谓白领,是不与“坐拉”的工人说话的。白领人员吃的是小食堂专门做的好菜好饭,住的是两人或一人一间的宿舍。

  “坐拉”的工人,只能住16人一大间的大通铺,吃的是白菜煮肥肉片。

  白领阶层,虽然拿的薪水比内地工人高出好多倍,但不平等的感觉,数他们最强烈。许多人在暗中都做着和我们一样的梦:存足钱,自己当老板,最好将来能请港澳台人士给自己打工,那才叫扬眉吐气。

  第三个月领工资时,我领了一千五百多元。

  领钱时,还没有来得及高兴,就感到那个负责发工资的文员白了我一眼。

  当时,我有些不快:又没拿你钱,你翻什么白眼?

  中午吃饭时,一大桌人,都讲白话,唧唧喳喳,讲了一中午,又快又多,我一句也没听懂,被冷落在一边。她们走时,互相招呼,唯独不叫我,把我一个人晾在餐桌上,孤零零的。

  每天上下午上班中间的十分钟休息时间,她们这些女孩围在一起,你吃我的零嘴,我吃你的零嘴,嘻嘻哈哈地笑闹,唯独不叫我,不睬我,只有我孤身一人坐在桌边。

  我觉得很没面子。这种时候,我总是特别怕那些男孩子看见我。

  我不明白她们为什么要这样待我。

  我觉得我工作认真努力,工作三个月来,连一个小数点的错误也没有,从不给别人添麻烦,知道他们喜欢陈先生,每次她们来找他,我都借故走开。对陈先生,我从来都是公事公办,不和他调笑,不讲多余的话,也不多看他一眼。

  过去我知道国营单位人事关系复杂,没想到外资企业也是这样。

  我再次尝到了孤独的滋味。

  自小我就是一个孤独的人。

  小的时候,我随父母下放回老家。

  被打倒的父亲,虽然也和农民一样耕田、种地、播种、除草、挑大粪、割水稻,但我们兄妹三个,并没有被那些农民的孩子接受。他们跳房子、打水漂、堵田缺、摸鱼、钓虾、跳绳、过家家、捉迷藏……做任何游戏,都不叫我们。我们只能在旁边看着他们玩耍,眼中心中充满羡慕。

  父亲调回城里后,由奶奶带我们。奶奶一人要看二伯家、小叔家和我们家一起六七个孩子,她怕看不过来,出危险,就把我和几个小的用绳子绑住一只脚,拴在桌腿上,除了吃饭时间,整天都只能围着这八平方米的地方打转。大了才知道,这比犯人的自由还小。

  我们一家返回县城时,我已是小学二年级的学生了。城里的同学,都嫌我土头土脑,一口农村土话,更没有人跟我玩。

  慢慢地,我就习惯了一个人的世界。

  下课了,我一个人坐在凳子上看小人书;或静静看窗外树上的麻雀与蝴蝶;或看什么都没有的空气;看悄悄而下的连绵的雨丝;看一片一片交头接耳的树叶;或哼唱自己编的无名的曲调歌词。

  放学了,同学们三三两两,有说有笑往家走。我总是装着上厕所,等所有的同学都走完后,才慢慢往家走。我不想一个人走在那一大堆说说笑笑的同学们之外,被人奇怪地看。

  这种孤独感,深深地镌刻在我的心中,我的灵魂深处。

  来海口的这三个月,真挚的爱情,满意的工作,创造的价值被肯定,曾使我的心充满绚丽的阳光,让我感到海口的天是那样的高远明媚,自由开阔。

  如今那种灿烂明丽,渐渐被一层阴影遮去。

  见人都走了,在另一桌吃饭的公司翻译若芬,走了过来。

  她是美国籍管生产的厂长的翻译兼秘书。

  在我们这帮女孩当中,她是年纪最大的,也是地位最高的。

  她戴副无色眼镜,模样清秀,但有些憔悴,二十八岁了,听说她老公去了德国,她正在打工挣钱,也想跟出去。

  刚进公司的那天,陈先生把我介绍给她,让她带我熟悉公司的每个管理部门的主管,并把我介绍给大家。同时她还带我领了公司发的工作服、被褥、洗漱用具,带我到宿舍,帮我整理好分给的床铺。

  她干活麻利,干脆,一看就是个能干的女人。

  最后,她跟我紧紧地握了一下手说:“欢迎你,希望你会好好干,我们公司是个不错的公司,有很多可学习的地方,相信你会喜欢。以后有事随时可以找我。”

  “叶子,你别生气,她们嫉妒你,认为你拿得多,她们有些人只有你一半的工资,有的干了三年也才拿八九百元。”若芬说。

  “她们怎么知道我的薪水?”我从不知道别人的薪水,我吃惊地问。

  “这个世界没有秘密,你别把这里想象得太纯洁。”

  “又不是我要的,是老板给的,是我劳动赚来的。”

  “你犯不着跟她们生气,赚钱最要紧。”

  我有些惊讶这位白皙、秀气的翻译,一张嘴是这样一句直截了当的话。

  父亲来信。

  叶儿:

  近好?!

  你的来信收阅,知你在外平安且找到工作,我和你母亲略略放心一些。

  你厂里,我们去给你补办了停薪留职手续。我们的考虑是,还是留着这个职位好。现在国家待业青年那么多,工作难找,要想找个国营单位就更难,不要轻易丢弃。现在每月向厂里缴30元保证金,这个你就不用操心了。

  你一个人在外,凡事一定要小心,留心,千万不要爱慕虚荣,丢掉自己的人格和尊严,要自尊自重。工作一定要认真、负责,努力替老板干好;下班不要乱跑,就在宿舍里待着,要抓紧时间,提高自己,要改掉你粗枝大叶的毛病。

  ……

  我们在家一切如常,你不必挂念。你母亲很想你。

  如果外面不好干,就赶紧回来,不要勉强。父万千嘱咐。

  甚念、甚念!望你善自珍重。

  祝

  平安顺利!

  父字

  1988年10月16日

  父亲的“甚念”“善自珍重”这几句话,令我泪流满面。父亲是个性情沉稳,感情内敛的人,他写下这样的文字,可见是出于一种怎样的思念之情啊!

  就像我只字不提我在海口的难处一样,父亲也只字未提因我出走而给他们带来的压力和伤害。只一句“你母亲很想你”,已令我心疼哽咽。

  父亲在信中反复告诫的是:做人要有人格,有尊严,要自重,要好好工作和学习。我感到父亲的这些话说得太重,他太不了解自己的女儿。但我完全能体会到我父亲的良苦用心和爱护女儿的拳拳之心。

  我深爱我的父亲和母亲,他们是正直之人。在我上小学第一天,父亲送给我的礼物是一本《雷锋的故事》连环画,他希望他的女儿是个爱人、爱社会、积极向上的好公民。而我从小到大,也一直努力做一个好孩子、好学生、好工人。现在呢?努力做一个老板的好文员。

  李伟见我流泪,搂紧了我,不住地劝慰。

  我暗自下决心,一定要好好奋斗,干出成绩,不让父母丢脸,要让他们以我为荣,不再替我担忧。

  我没敢把我和李伟的事告诉父母,害怕他们更多的担心。

  李伟从不写信打电话给他在沈阳的父母,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

  每次我说:“阿伟,给你家里写封信吧,免得你爸妈担忧。”

  这种时候,他总是不高兴,闷闷地说:“知道了,不想写。”

  我如果再说,他就会决然粗声道:“你别管!”

  展现在公众面前的李伟,是个聪敏、开朗、热情、精力充沛的人。其实当他静下来时,实在可以算得上一个忧郁的人。就是在他最开心最高兴的时候,我也能看到他明亮的黑眼睛里隐藏的一丝遥远的忧郁。我不知他的忧郁从何而来,缘何而起。

  住在杨沙村的红砖房的日子里,除了我,他最好的伙伴是那把从北京背来的吉他和房东的大黄狗阿随。

  子夜时分,坐在那个土丘的青石上,他拨动吉他,弹唱的都是一些苍凉、悲伤的歌,比如齐秦的《北方的狼》、崔健的《一无所有》、三毛的《橄榄树》、美国的《老黑奴》。

  挨着他的肩膀,看着幽蓝天空中的闪闪寒星,我的心也似这些曲调一样,被忧伤笼住。这种时候,我们总是挨在一起,长久的不说话,静听这夜的世界,直到他弹累。

  自从若芬那天中午主动找我说话,安慰我后,我们就成了好朋友。

  每天中午,她叫我到他们那一桌上,并把她的几个朋友介绍给我。工间休息时间,她也来找我说话。

  由于若芬是这间公司的内地打工仔中,地位最高,钱也挣得最多的,她和我成了朋友,其他的那些人,就有渐渐跟风的,也陆续来找我,主动和我接触。

  我也尽量装着什么都不知不懂,大大方方和她们交往。

  那种被孤立的僵局,才渐渐打破。

  我从心里感激若芬。

  下午下班后,从五点至七点,除去吃饭半小时,有一个半小时的空闲,若芬有时叫我陪她去打电话,同行的还有工程部的主管阿锋。他是公司唯一的内地主管,四川大学毕业的研究生,很有才能。

  她打电话时,我们站得远远的等她。

  她总是很快就打完,一两分钟就从电话间出来。

  “阿芬,你怎么打这么快啊,这么短时间,讲什么?”

  “能讲什么啊,就是一句话,你好吗?我好!他问我答,我问他答,像鸟儿问答。”

  “骗人。”

  “不骗你,国际长途很贵的,一分钟十几元。像你们小姑娘多好,天天守着,这么幸福。”

  “那你干吗让他走,你俩一起打工多好。”

  “他要不走,我们就用不着打工了。在广州,我们有好工作,好房子,什么都有。他是学建筑设计的,他说,真正的好建筑都在欧洲,趁年轻辛苦几年,学出来,就可以赚大钱了。”

  这种时候,阿锋待在我们旁边听我们说话,一声不响,像个保镖。

  电话如果通了,阿芬的脸色和情绪自然就好,话也多。电话如果没人接,阿芬的脸色就更暗淡,也就更显憔悴。

  我知道她和我一样,也是个孤独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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