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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一九七五》 作者:林白

第十五节

    姚红旗、罗慕霞、郑放歌,她们分别是一班、二班、三班的吴清华。

    最后一个学期,上面要移植样板戏,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在我们省移植成了彩调剧,高中各班,每个班级都排演同样的彩调剧《红色娘子军》第一场《常青指路》,是校团委的思路,群众运动的意思。

    但谁都不知道彩调剧是什么东西,连听都没听说过。彩调,多么生疏生涩的一个词啊,像一块奇怪的石头。到了操场上,由培训过的老师一句一句教,十几个吴清华和十几个洪常青在下面学,“昏沉沉,只觉得,天旋地转”校园里一时满是这样的唱腔,彩调原来就是这样的啊,这就叫做彩调啊,很好听的呢,有一点像京剧,甚至跟京剧差不多。我们分辨不出彩调跟京剧有什么不同,便又糊涂了。糊涂着仍然认真唱着“昏沉沉,只觉得天旋地转”,并做着昏沉和眩晕状,一律动作夸张,表情过火。

    姚红旗,姚红果的姐姐,小学跟我同班。她处处要拔尖,如果要在一班找一个吴清华,毫无疑问,应该找张二梅,想想张大梅吧,不找二梅找谁呢!却是姚红旗。二班的罗慕霞是转学来的,人很闷,听说学习不错。她是二班的吴清华。

    三班,全年级最活跃,人才济济。他们自己排练了《白毛女》序曲《在人间》,半个班都上去了。他们的歌声响彻在走廊,浩浩荡荡进入我们的窗口,“看人间,哪一片土地不是我们开,哪一片山林不是我们栽,哪一片房屋不是我们盖,哪一片庄稼不是我们血汗灌溉。可恨,地主狗狼豺,土地他霸占,庄稼是私财,又逼租子,又放高利贷!”我们坐在自己班的教室里,心怀向往。

    三班的罗明艳,长得有点像波姬小丝。小学五年级,林南宁曾找她演喜儿,是首选,但她有两个很大的问题,一是太高,没有那么高的大春,二是脚太大,不可能穿进芭蕾舞鞋。练了一天,淘汰了。此后再无机会。

    罗明艳一直不服气,早操列队,队还没排好,罗明艳会忽然走到谁的跟前,飞快地用食指和拇指在某个女生的脖子上比画一下,接着又在自己脖子上比画一下,她跟旁边的人说,你看,她的颈不够我长呢。神情颇为骄傲。多年以后才知道,颈的长短,原来是美女的重要标志!罗明艳的脖子颀长,圆润,优美,而且她腿很长,上身短,她的脸圆而不肉,眉毛很浓,眼睛很大,眼睫毛黑而长,垂下眼皮是一层阴影,顾盼则生辉,嘴唇是厚的,性感。总而言之,罗明艳是一个大美人。

    但无人能识。罗明艳走在南流街上,鹤立鸡群,她像天鹅一样,走路仰着头,抬着下巴,但她在学校里没有任何风光,她是街上居民的孩子,就住在大园。每天傍晚,她都要到学校门口的水井,去挑水。她总是穿着一身蓝布衣服,用木桶,她不停换肩,桶里的水是满的。到后来,我才隐约明白,进学校文艺队的,几乎全是县委机关或县直属单位子弟,街上居民的孩子,只有极少数,一个吹笛子的男生,一个能在敲扬琴的同时唱歌的女生,还有,就是杂技世家的翟青青。

    罗明艳注定被忽略了。她想念林南宁。她在家里关起门来自己练舞蹈,幻想林南宁调到镇中学当文艺老师,再次看中她,让她扮演吴清华,而她将穿上红色的绸衣,出现在黑暗的椰林中,让所有的人惊艳。罗明艳不甘心,每次,文艺队在本校汇报演出,她总要看到谢幕的时候,所有的人哗哗往外走,她不走,她站在中间,望着台上。曾经有传说林南宁要调到镇中学管文艺队,但没有真的调来,一个中学为什么要调一个小学老师呢。她没有来,罗明艳站在台下,罗明艳精彩的人生还没有开始,她没有想到,多年以后,她会成为南流街上所向披靡的女人,她的情史也同样振聋发聩。

    二00四年冬天,她从南流给我打来电话,她说:我是罗明艳。她在电话里没有说什么,只是说很多年没见了,问我什么时候回南流。挂机之后我才想起,我忘了问罗明艳的电话,再回南流,我到哪里找她呢?二00五年夏天我回南流,没有找到她。但我再次听到了她的传说,是那样令我震动,始料未及。

    一九七五年,罗明艳的人生无比平淡,班级排练彩调剧《红色娘子军》第一场,罗明艳还是不能演吴清华。在三班,吴清华是郑放歌。

    郑放歌现在N城,已是G省大学土木工程学院副院长,全年级女生她学历最高。她一九七七年高考上了名牌大学,毕业分回N城,结婚,生子,到四十岁又只身北上念博士。我和雷红吕觉悟都说她不要命了,但她好好的,拿了博士学位,回到G省大学,学校里给了大房子,可观的科研资金,她勇往直前,在业界声望日隆。

    二00三年秋天,我们约在王府井见了面。她没有变,穿得很整齐,没有发胖。我们在东安市场五层吃了快餐,她要了牛肉面,我要了桂林米粉。然后又到地下一层喝茶说话,却没什么话说,我提到陈黎明,我们医院的子弟,她G省大学土木工程系的同事,十几年来她们关系一直很僵。她认为陈黎明不值一提。我们不再说话,只喝茶,看着购物的人走来走去,空气沉闷而混浊,我知道,我和郑放歌的话就快要说完了。我知道,我们的话迟早是要说完的。

    她忽然说,我觉得,你要写点反映女科研人员生活的东西,这方面,我们国家很少。这个话题我没有兴趣。她说:现在看不到写女科研人员的小说和电视电影,这么大个国家,怎么就没人写呢。她说着就有一点兴奋,像是发现了一个科研上的空白。我没有回应她。她便也终于扫兴。

    我和郑放歌的关系很奇怪,我们永远不能谈心,怎么都找不到一个契合点,但我们陆陆续续一直有联系,从一九七五年,她从南部公社转学,到现在。三十年了。我们是最后一个学期文艺队的队友,插队的时候她跟雷红同在一个生产队,她跟我们一直是朋友。

    那一次,雷红跟一名有妇之夫热恋,眼看就要私奔,郑放歌却跑来,劝雷红在本院找一个青年医生,好好恋爱结婚。雷红对青年医生很不屑,她转述给我听,说郑放歌劝她抓紧时间找一个青年医生,真可笑。郑放歌真诚、善良,充满好意,却被我们这些不知天高地厚的女文学青年认为可笑。她真冤枉,不值。

    过了两年,我准备离婚,郑放歌又特意从西塘赶来,她那时正准备考同济大学的硕士研究生,又要讲课,又要搞科研,但她坐上公共汽车,横跨半个N城来到我的宿舍。是夏天,她爬上四楼,脸上冒着油汗,我只有白开水给她,开水很烫,她吹着喝。我在地上铺了一幅草席,我们就坐在席子上。那次说了什么我已全无印象,好像什么都没有说下去,我心怀鬼胎,说不出一定要离婚的理由,她便说她一定要考研究生,她跟陈黎明住一间宿舍,两人太别扭,呆不下去。她只劝我,知足者常乐,不要离。我们坐在草席上度过了N城炎热的一个下午,然后她就回去了,没有吃晚饭。

    雷红没有劝我,吕觉悟也没有劝我,我认为她们懂我。郑放歌劝我知足常乐,我觉得她太不知我心了,我忽略了她对我的深情厚谊,把她的话当成平庸的笑料。

    我对不起她。

    八十年代,我和雷红都是狂妄的女文青,盲目热情,向往一种别样的人生,那里风生水起,风云浩荡。我们都不愿意过平凡的家庭生活,尤其不愿当贤惠的家庭妇女,生孩子、买菜做饭洗衣服,这种日子不值一过。我们喜欢激荡的爱情,喜欢文学艺术在爱情中穿越缠绕。我特别羡慕雷红,因为她真的私奔了,跟一个有名的剧作家。她抛掉了职业、城市户口和家庭,而她的恋人跟她有着同样的勇气,他们乘风而去,远走高飞。我恨不得揪着自己的头发也私奔一把,但没有人跟我私奔,我只能写诗。

    多年以后,雷红回到N城,她失去了丈夫,没有工作,身无分文,我意识到,当年郑放歌劝我们好好过日子,真是怀有最大的善意,设若能听进一句,我们的生活就不至于如此颠沛流离,无所依傍,我们将拥有平安踏实的一生,像吕觉悟和郑放歌那样。

    一九七五年,郑放歌不演吴清华又谁来演呢!

    她刚刚转学来,她并不拔尖,但她是郑怀民的小女儿。郑怀民是新来的校革委会主任,一把手,他的大女儿郑里冰一到县城就进县文艺队了,她长得很好看,放歌不如她姐姐。但郑放歌不骄纵,她很努力,也单纯、天真、热情,不招人厌烦。我们甚至是喜欢她的,她常常让我们到她家去,给我们吃她家的花生,还告诉我们,她妈妈和爸爸吵架了,妈妈脖子太粗,脾气不好,爱吵架,一吵架脖子就会更粗更红。

    她家就在校内。我们穿过操场,走过长长的走廊和医务室,下台阶,又走过两个教室,就到了。原来郑放歌家就在这里啊,就在初中教室旁边,门口空地的拐弯处是当年我和雷红吕觉悟的据点,议论孙向明,或闲站着。看本班女生用一只松果踢足球。那时候没有郑放歌,现在她忽然就来了,像是从地里钻出来。她原来在石窝,那是南部的公社,南流街上的人眼中的十万大山,山高水远的蛮荒之地。

    郑放歌,她忽然就从地里冒出来,她站在几盆指甲花旁边说,嘿,我家到了。她天真单纯,她的热情是跳跃着的,像一只鹿,她的动作也是有点像鹿的。她从舞台上碎步走过,舞台上就出现了一个鹿一样的吴清华,这只鹿很认真,从舞台的这头跳跃到那头,虽然不像吴清华,但像鹿,也是不错的。

    她踮起脚取下她家的糖果盒,圆的,比大海碗还大,上有暗红的漆,盖上还用金边描了花,里面装着玻璃纸包的水果糖,糖果圆圆的有红的绿的,甚是稀罕。郑放歌一人发一颗,她又在米缸盖上找到了装花生的夹箩,她大把抓着花生,让我们在嘴里含着糖的时候嚼花生,那样特别香,等于吃花生糖。见我们都听话地把花生和糖果同时放进了嘴里,放歌就很高兴,她端着夹箩高举过头,飞快地转了一圈,那是《大红枣儿送亲人》里的动作,当时我们正在排练这个舞蹈。

    那段时间校文艺队不活动,校礼堂不再传出歌声和器乐声,我无比失落。我想念张大梅、周青、凌玲、李小宇,也想念童小萌和李永青。校文艺队的鼎盛期,像一锅汤,热气腾腾。

    但是汤凉了,来了另外一些人,宁夏女篮和山西男排,他们来自遥远的北方,到我们亚热带的南流镇冬训。他们体格高大,简直比我们高一倍,不可思议,目瞪口呆,而他们就在我们眼前,就在我们学校,就在我们的礼堂打球。真是天外奇观啊!我们每到下课就到礼堂看他们训练,真是很好看的。什么叫国家水平呢,看看宁夏女篮和山西男排吧,他们一跳就跳得那么高,不跳也高,投篮进去总是空心的,所有的姿势是又帅又透着洋气,哪里像我们这些土番薯。

    宁夏女篮是第二次来。

    那十几个人我们个个都认识,还给人家取了外号,一个最矮的,叫矮婆,是五号,年纪偏大,听说都有二十四五岁了,比别人矮一截。我们以为她不会再来了,结果她又来了,她技术超好,作风顽强,体力充沛,每场比赛她都打满全场,她像一只母老虎,威风,神气,统领全队,她是女篮队长。另有一个,九号,全队最漂亮,很白,腰细,我们管她叫小姐。小姐技术也过硬,但她慵懒,训练不积极,上场也不爱跑动,场上场下都像游魂一样,心不在焉。她很绝,球一到她手里,她立马就醒了,漂亮转身,迅速投篮,两分!这次她又来了,仍懒散,也漂亮,但瘦弱了些,更白了。姚红果主张叫她白骨精,没叫开,大家心疼她,仍称她小姐。十三号,一看就是农村姑娘,朴实,健康,剪着齐耳短发,皮肤黑黑的,黑里透红,刚下地回来就是这样的。她只有十八岁,圆脸,一笑一口整齐的白牙,耀眼迷人。我们叫她白牙。白牙这次也来了,我们一看她就很高兴,她长大了,高了点,明显胖了,举手投足,像了一个成熟的球员。这真让我们高兴,白牙简直就是我们看着长大的呢!我们跟她最亲。吕觉悟说,我喜欢白牙。我说,我也是。

    白牙、矮婆和小姐,她们让人惦记。我们跟到灯光球场看她们比赛,就像宁夏女篮是我们南流中学的校队。

    文艺队,演出,舞台。俱往矣。仿佛校礼堂天生就是用来练球的,好像宁夏女篮就是在我们的礼堂里长出来的。矮婆、小姐和白牙,她们迅速成为了我们的偶像,张大梅、杨海燕、王雪,她们的身影正在淡去。

    县里忽然又要汇演,队伍重新聚集,文艺老师,工宣队长,乐队,结构依旧,人马早已翻新。郑放歌、姚红旗、罗慕霞都进来了,还有雷朵。又要排《白毛女》第一场,这样一支队伍,稀里哗啦的,芭蕾舞的功夫谁都没有,我们穿着上一届的芭蕾舞鞋,立不起足尖,一试就扭了脚。喜儿也没有,无人堪此重任。

    找到了崔鸽子,她来演喜儿。我们多年不见,本来幼儿园同班,后来不见了,原来是跟父母下放公社,现在她又回来了。她跟来路不明的童小萌不同,她就是我们南流街上长出来的喜儿,童小萌的皮肤是白的,她来自天上,崔鸽子长着黑皮肤,她是地里的。我喜欢长得黑一点的人,无论男女,结实、弹性、有健康的光泽。

    崔鸽子,她端着灯盏就出来了,北风那个吹,雪花那个飘。但她跟童小萌一样,动作软塌塌的,比童小萌还要软。郑放歌、姚红旗、罗慕霞和我,我们四个人跳窗花舞,谁也不比谁更好。整个文艺队破罐子破摔,文艺老师也没了心思,就让我们自己练。乐队本来就不齐全,干脆放录音。后来加上雷朵,六个人排了一个舞蹈《大红枣儿送亲人》,一字排开,穿插,围成圆形,转圈,每人手里端着一只空篮子。

    有一天,要拍学校的宣传照。化妆,穿上演出服,在一间空教室,新建的教学楼,尚未启用,白色的墙,没有黑板和桌椅,窗户还没装上玻璃,光线空荡荡的。我们穿着花布大襟衫,腰上扎着黑绒小方围裙,头上接上长辫子,手上拿了花篮。

    这张照片至今还在我的影集里,六个人排成一排,踮着脚,花篮举在腰部的左边,窗户的光线只到达腰间,把每个人的身体分成了两半,上身是黑的,脸也是。

    拍完后大家意犹未尽,决定上街,到照相馆。

    大白天,光天化日,脸上顶着浓妆,一咬牙就走出了校门口。又是六月份,快要毕业了,凤凰花正在开,走出校门,走过东门口和陵宁街。新华书店、文具店、照相馆。我们七手八脚开票,五六个人乱糟糟的,拿着票上二楼,脱衣服穿衣服,盘头发照镜子,我们要照一个藏族姑娘的,把辫子盘在头顶上,再轮流穿上一件毛背心,面带微笑,心满意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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