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叫萧玉，今年十四岁半。照地方风俗，人们说他十五岁。十五岁还是个孩子，只是，他发育较早，已经是一米六的身个。不过，身体却很消瘦，脸蛋也有些儿贫血似的，加上衣着褴褛，看上去，他是个地道的农村既贫又弱的男孩。萧玉本来不是农村男孩，他生在城里，长在城里，父亲是城里的干部，一家人吃着城镇口粮。
一场“文化大革命”，父亲成了“反革命”，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快要过完的时候，他们全家被遣送回原籍。那时候，萧玉才九岁。在原籍安家之后，爸爸把一家人——萧玉的妈妈、萧玉，还有一个比萧玉小两岁的妹妹——叫到面前说：“家境变了，虽然自信是冤案，可是，前途难测。一家人必须准备过艰难的岁月，所以，人人都要谨慎，慎言慎行，不可生事。”爸爸转过脸，对萧玉说：“小玉，尤其是你。这几年，家遭不幸，我知道你心里不平，有怨气，想发作。不行!家庭问题不是孩子可以解决了的，只盼你别给家里添乱!”“爸爸，”萧玉认真地说：“你的话我记住了，我只好好读书。以后不读书了，就好好劳动。”
转眼，几年过去了，萧玉都是按照爸爸“慎言慎行”的教导生活的，到也平安无事。不想，在萧玉初中毕业，因为家庭株连无法再上学读书的时候，他竟闯了一场大祸，以致连累了家庭，连累了爸爸——萧玉，经历了一场刻骨铭心的锻炼……仲春，傍晚的彩霞本来是最美丽最美丽的。那色彩，先是嫣红，后是桔红，从西天边向东撒去，把重重叠叠的云彩染上浓浓淡淡的颜色，整个天空变成了一幅无边无际、绚丽壮观的水彩图画!柔软的东风抚摸着枭枭低垂的柳丝，淡淡的炊烟，轻纱样的挂在树林的枝头，天地间要多好看有多好看!可是却不。“文化大革命”开展七八年来，天还是那片天，地还是那片地，彩霞、村庄、树木都没变，人们却总觉得再也看不到仲春傍晚昔日的美丽了!
你瞧，我们东葛庄，除了偶尔几声鸟啼，里里外外，都格外宁静，宁静得就像寒冬腊月大雪封门一样，真使人气闷!
东葛庄，座落在黄河故道的沙滩上，河道常年不见水，沙尘随风起波浪，是一片连荒草也不旺盛的地方。庄稼人大多穷得糠菜半年粮。“文化大革命”动乱之后，这里的人不仅盼饱暖，更盼平安。所以，村子总是死气沉沉。
今儿有点意外，太阳压着西山头的时候，村中忽然出现了喧闹声——原来村头上出现了一辆大板车，大板车上送来了一台崭新的柴油机!柴油机很大，几乎占满了大半车箱。拉板车的是三个小伙子，身强力壮，一个个累得满头大汗。
柴油机进村的时候，大多数社员还没有从田里回来，被招引来的都是些爱看热闹的孩子。他们有的是刚刚放了晚学，肩上还背着书包，有的是刚刚放下草篮，身上还沾满着泥土。大家像一群猴子似的，向拖运柴油机的板车涌来。
“柴油机来啦!是个大家伙，快来看呀!”孩子们跑着、喊着，转眼间把个大板车围得里三层外三层，腿脚慢的小学生隔在最外一层，翘着脚尖也看不到，小脸蛋儿都急红了。年龄大的学生见过世面，他们指手划脚地议论，这个说：“这不是柴油机，柴油机比它小。”那个说：“这是大号的。”……
孩子们正在拥拥挤挤地吵嚷着的时候，生产队长宋小良大摇大摆地过来了。
宋小良两只手插在裤兜里，在一个高高的土墩子上站稳脚，从衣袋里摸出大半截子香烟，又摸出一个蜡烛头那么大的圆形打火机，“咔嚓，咔嚓”打出火来，点上烟，把烟叨在嘴上，吸了一口，然后神气地开了腔：“闪开闪开!有什么好看的?往后新东西多着哩，够你们看的。”
宋小良这么一喊，孩子们不再拥挤了，有的抬起头来，张望着那张白净净的脸，猜测着他想干什么；有的用警惕地眼色瞅着他那“三滴水”的衣襟，好像那里面会突然跳出一只三条腿的蛤蟆；也有的专门看他那油光油亮的分丝头上是不是有苍蝇，因为听大人说过，“苍蝇落在宋小良的头上也得滑倒。”
宋小良高高的个儿，白白的面皮，宽额头，尖下巴，脸模子像只新出窝的鸡蛋。不足之处是眉毛过于疏淡，眼睛过于细眯，但大致上说还是满漂亮的。再加上他很爱打扮，那就更漂亮了。就拿他身上穿的衣服来说，里边贴身的是一件大红运动衫，外边是一件玉白府绸褂，最外一层是咖啡色的学生装；这三层衣服从里到外，下摆一件比一件长。所以三种颜色的衣摆都露了出来。这种打扮称为“三滴水”。社员们只要远远看见他，就互相递着眼色说：“注意，‘三滴水’来了。”这样，“三滴水”就成了宋小良的外号。衣服“三滴水”，衣领也有讲究，总是别着一圈回形针，太阳光一照，放光放光的。帽子也总是坎在后脑勺上，抹了生发油的分丝头，也就跟着放光。宋小良还不到三十岁，年青人讲究一点穿戴，本来也是应该的。不过，宋小良这个生产队长从来就是只讲穿戴不干活，又加上整天指手划脚教训别人，这就使大家不高兴了。以前，大家对他印象倒也不坏，说他当了几年兵，回村的那一阵子虽然不干重活，轻活还是肯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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