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墙倒塌十年来，在前苏联东欧不少国家都流行“两个没想到”的说法：“前政权垮得这么容易，连反对派也没想到；私有化这么难搞，连共产党也没想到。”
的确，比较起政治改革进程来，东欧各国的经济市场化步履要艰难得多。不管搞不搞“休克疗法”，各国全都出现过一段经济滑坡，连有西德扶助的前东德也不例外。但回升的情况则相差甚大，且一些国家还有反复。其中，前东德地区在1991年下半年回升，波兰在1992年，斯洛文尼亚、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阿尔巴尼亚在1993年，保加利亚、克罗地亚等多数国家在1994年，而俄罗斯除1997年出现弱回升外，迄今仍未走出谷底，罗、保、阿等巴尔干三国后来又出现再度下降。就近期情况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为1998年波兰经济已达到1989年的117.2% ，捷克为95.6%，斯洛伐克为101.4%，匈牙利为96.4%，斯洛文尼亚为98.3%。而世界银行的数字更为乐观：它认为1997年波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1990年的2.4倍，捷克2倍，斯洛伐克1.37倍，匈牙利1.2 6倍，斯洛文尼亚1.12倍，两种估计之差可能主要在于是否考虑“灰色经济”。而一些家庭调查数据也可参考：1989年波兰家庭平均食品支出占收入的46%，1996年只占37.8%。近三年来私人小汽车销量每年增长50万辆，而1 999年头8个月就增加40多万辆，再创纪录。在人口仅3860万的该国，这无疑是相当可观的。现在波兰2/3的家庭有私车，其中35%的家庭有不止一辆。
另一方面，从俄罗斯传来的数字则令人触目惊心：统计的经济总量已累计下降一半，关于寡头暴富与人民贫困化的谴责充斥俄罗斯传媒。长年的金融危机更给俄雪上加霜。这些年来，关于俄将要发生饥荒、将过不了严冬，要发生社会爆炸等等的预言除1995年、1997年外几乎年年不断。“悲观者预言未来会变得更坏，而乐观者认为不可能有比目前更坏的情况了”这是俄罗斯社会上流传的“幽默”。但另一些情况又使人对“俄罗斯之谜”困惑不解：与许多人关于俄罗斯“魏玛化”的预期相反，近来俄国的公众情绪并未出现像一战后推翻威廉帝国改行民主的德国魏玛共和时期那样因经济长期衰退社会不稳而人心日益趋向“逃避自由”、日益极端化而寄希望于铁腕人物、最终选出了希特勒这个反对派头子。各方民意调查表明俄罗斯近一年来倒是出现了“中派化”：安皮洛夫与日里诺夫斯基等极左极右派已不成气候，俄共与“家园”等左、右派也在衰落，而卢日科夫和“亚博卢”等中左、中右派则影响上升。尤其在长年经济再现危机而叶利钦总统的行为又日益变得乖戾和病态的情况下，这种通常显示社会情绪稳定的“中派化”更令人纳闷了。1995年大选时，叶利钦曾倡导建立中左、中右两派以“排挤”极左，极右，但那时他失败了，而今天这一设想却似乎在接近实现。尽管这中左中右的首领（卢日科夫与亚夫林斯基等）都是叶利钦的冤家，但想当年，叶本人不也是戈尔巴乔夫的冤家么？
有人说俄国现在是人人都把事情说得越坏越好：反对派自然愿意说坏，知识界与传媒标榜社会批判与迎合公众也不奇怪，而政府呢？有趣的是政府也喜欢说坏！由于近两年叶利钦频繁地更换政府，每届政府上台都喜欢强调前任不行，自己面临的形势多么严峻，以显示自己的回天之力，然而他们总是位子未坐热来不及为自己评功摆好便被赶下了台，于是便形成了这种“政府说坏”现象。
但不管怎样，俄罗斯的经济糟糕是个基本事实，而东欧的情况虽比俄好，但转轨之初也都有过滑坡。人们对此提出了多种解释：
“经济空间”解体加剧了制度转轨的困难。东欧是经互会解体，俄罗斯等国则是经互会与前苏联两层经济空间同时解体、它引起的经济混乱不亚于制度改革。
“帝国后遗症”：前苏联、前捷克斯洛伐克联邦与前南斯拉夫都是各族联邦，而且核心民族人口不占多少优势，其他东欧国家民族成分虽较简单，但在“大家庭”中实际也相当于帝国的一部分。强控制条件下的帝国一旦失控，社会重新整合会相当困难，以至不是乱极而至内战，就是久乱后民众推出新的铁腕。而这种状况不以“主义”为转移，也不会受 “文化”而定，苏联的后遗症与沙俄帝国、中国清王朝、德国威廉帝国乃至苏哈托之后的印尼、蒙搏托之后的刚果（金）和苏军撤走后的阿富汗等等类似，都是一种社会重组困境。应当说，除前南斯拉夫地区与前苏联的高加索地区外绝大多数苏东国家在后帝国时代并未发生内乱和新“铁腕”，就已很难得了。
民主政治与市场经济除契合的一面外也有矛盾之处，需要一个调适过程。在波兰等国，转轨之初“工会吓跑投资者”的抱怨曾经充满传媒。一位波兰学者对中国友人坦言：我们吸引外资是难与你们比啦，哪个老板不愿把工厂设在政府全力支持而工人不得讨价还价的地方呢？
转轨策略的选择也是重要因素。但已很难简单以“渐进激进”来分类。如今比俄罗斯更“激进”的波、捷与前苏联波罗的海诸国都比俄罗斯状况好，而比俄罗斯更保守的白俄罗斯与乌克兰的状况都比俄罗斯更差。就俄罗斯而言，1993年“炮打白宫”后激进民主派基本退出政府而由技术官僚取代，俄国自1994年进入了由民主化到总统集权下缺少民主而有自由的新权威体制、由以“分” 为主的大众私有化到以“卖”为主的寡头化、由世界主义到民族主义、强国主义的三位一体转折，这种转折对俄的发展进程是好是坏，目前还难以估量。但那种抨击寡头化却肯定民族主义化而且认为寡头化是大众私有化的结果的议论显然是不客观的。事实上寡头化与民族主义化相同步，而寡头化根本不是什么“私有化证券集中到少数人手里”的结果，而是改“分”为“卖”造成的。
前苏联和东欧的十年转轨，坎坷而执着。在柏林墙倒塌十周年之际，回顾前苏联和东欧的经验教训，是不无益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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