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捷克奇迹”
在一个东欧地区历史上左派传统最浓郁、经济国有化、大型化与计划化程度最高、经济结构重工业比重极大而剧变前市场化试探步伐最小的国家，捷克人通过“在起点平等基础上找到最初的所有者，在规则平等的基础上找到最适合的所有者”的思路，通过证券分配或“大众私有化”进行了快速而民主化的产权改革，在两波私有化之后又经过一段时间的拍卖等个案处理，捷克政府于1996年宣布完成私有化。此前曾推算，第二波私有化证券完成后捷克国民资产中私有化比重将达85%-90%，但由于“资产”概念变动（如地价、资源估价等），最后宣布全捷资产中有70%或600亿美元已经私有化。而在“大私有化”涉及的1800多个大中型企业中，600多个已经完成私有化（即已无国有股份），其余1200多个即2/3的企业仍然有国有股份，但其中只有150个企业国有股仍占一半以上，另外还有60个企业国家拥有“战略性”股份，一般认为这是指保证可以参加董事会的股份，即一成以上。 [1]
这时各种私有化形式的比重如下：“大众私有化”资产6260亿克朗，约占总量的47.5%，其中证券私有化3430亿克朗，占大众私有化份额中的54.8%(私有化资产总量的26%)。“小私有化”资产230亿克朗，占总量的1.7%。国有资产转给市政当局（即产权下放）的超过3500亿克朗，占总量的26.5%，国有资产转给合作社的约2000-2500亿克朗，约占总量的17%，还有700-1200亿克朗的资产（占总量的7.2%）退赔给了原来的所有者或继承人 [2] 。从这组数据看，捷克证券私有化的比重并不是特别大，在“大私有化”中它仅占一半多，在整个私有化过程中仅超过1/4，其比重甚至小于国家下放给市政当局的那部分资产。但证券私有化涉及了大多数骨干企业，它对捷克转型期经济的实际影响远比上述数字大。而它所造成的公平感与对初始产权合法性的社会认同，更对捷克转型期社会的稳定起了重要作用。
大众私有化之后的捷克经济很快出现了复苏，考虑到上文所说捷克转型条件在东欧各国中相当艰巨，而这期间还经历了联邦解体的冲击（在转型国家中，苏联、南斯拉夫与捷克斯洛伐克是三个解体的联邦，前两者解体造成的后果是众所周知的），这不能不说是奇迹之一。
捷克经济于1992年末走出谷底，是继波兰之后第二个经济复苏的东欧国家。在此之前，捷克与波兰一样曾被看作是“激进改革失败”的样板，而与据说是走“渐进路线”的匈牙利形成了对比。当时捷克国内的许多理论界人士，其中包括“布拉格之春”时代的经济设计师姆利纳日、科马雷克等，都断言克劳斯的冒险会导致经济崩溃。的确，1990年匈牙利经济只下降了3.3%，而实行巴尔采罗维奇“休克”方案的波兰则下降了11.6%；1991年匈牙利再下降11.9%，而实行克劳斯“休克”方案的捷克则下降了14.2%。
然而，再往下就不然了，波、捷于1992年开始回升，而匈又连续下降两年，此后也回升乏力。1994年波经济增长4.6%，捷增长2.5%,而匈只增长1.5%；1995年波增长6.5%,捷增长4%，而匈无增长。总计转轨五年来，波兰经济跌至谷低时为剧变前的81.7%，捷克为84.8%（1991年），而匈牙利跌至79.7%（1993年）。到1995年，波兰国内生产总值已回升至剧变前的96.9%，捷克回升至91.6%（另一算法为85.6%），连同灰色成分在内，这两国实际可能已经超过剧变前。而匈牙利至1995年只回升到剧变前水平的81.3%，以至于不得不在“左派”政府领导下实行被称为“休克补课”的博克洛什紧缩纲领。至此人们认为，“渐进”的匈牙利实际付出的总代价也比经历过“休克”的波、捷要大，而匈取得的成果则不如波、捷。当时连一些原先批评过克劳斯“激进”政策的人，如科马雷克，也改变了态度，承认原先的判断是不对的。
直到1997年捷克经济出现新的“停滞”为止，捷克在“大众私有化”后出现的增长持续了四年。按几次调整后确认的数据：捷克经济（国内总产值）在1993、1994、1995、1996四年间分别增长了0.6%、3.2%、6.4%、3.9%。而固定资产投资在1992——1996的五年间分别增长8.9%、-7.7%、17.3%、21%、8.7%，五年总增长55.1%，大大超出了1990、1991两年“滑坡”的亏空（这两年投资分别减少2.1%与17.7%）。这五年私人消费分别增长15.1%、2.9%、5.3%、6.9%与7%，五年总增长42.7%,也超出了1990、1991两年的亏空（这两年消费分别增6.7%和减28.5%）。后两项指标都与公认为表现最好的东欧国家即波兰不相上下（波兰该五年投资总增长64.3%，私人消费总增长27.5%。） [3]
如果与同属前捷联邦的斯洛伐克相比，对照就更为鲜明。第一波大众私有化时捷、斯尚未“分家”，第二波大众私有化时两国分别独立，斯洛伐克走上了另一种私有化道路：不仅没有搞第二波，而且对于第一波时斯洛伐克公民分到的私有化证券，国家后来也通过分期赔偿的办法收回了。实际上，斯洛伐克成了前东欧各国中唯一一个公开取消已实行的大众私有化并开了“倒车”的国家。当然斯洛伐克这样做并非不搞私有化，甚至也不见得没有捷克“激进”，尽管斯洛伐克后来几年的主政者梅恰尔往往被认为有左派色彩，而不同于捷克主政者克劳斯这个公认的“右派”，斯洛伐克与西方的关系也没有捷与西方的关系那么好。但事实上斯洛伐克在把产权从“大众”那里收回后，很快采用俄罗斯的方式交给了所谓信得过的“自己人”，主要是前企业经理，而且对大批工人采取了毫不客气的裁员政策，与捷克克劳斯政府的保证就业政策（如下所言，它后来成了捷克经济困难的原因之一）形成鲜明对比。在捷克的失业率由1991年的4.1%下降到1995年的2.9%时，斯洛伐克的失业率却上升到了13.8%。实际上，斯洛伐克的这种做法比捷克更可以称得上“休克疗法”，只是它属于更不讲公平的另类“休克”而已。由于这种做法比捷克更加“一步到位”，避免了捷克式人人持股造成的公司治理困境，因而在1997年以后斯洛伐克的经济困难没有像捷克那样明显导致增长的停滞。但在1992-1996年期间，斯洛伐克不仅因转轨的不公平方式引起了比捷克剧烈得多的社会-政治动荡，经济状况也比捷克差。虽然两国的增长率相差不多（1993-1996四年间捷克的GDP增长14.8%,斯洛伐克增长15.3%），但斯洛伐克的固定资产投资在1992-1996年五年间只增长8.1%，远低于捷克的55.1%，私人消费更只增长了6.7%，远低于捷克的42.7%,这期间捷克的工资平均增长了43.8%，斯洛伐克只有20.3%。 [4]
总而言之，捷克这一时期的经济复兴不仅比大多数转轨国家出色，而且在转轨国家中公认为经济状况最好的所谓“第一方阵集团”或曰维谢格拉德集团四国（波、捷、匈、斯）中也是佼佼者。见下表：
1990——1996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 [5]
年份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谷底产值a
1989=100
1996年产值
1989=100
捷克
-0.4
-14.2
-3.3
0.6
3.2
6.4
3.9
82.6(1992)
94.8
波兰
-11.6
-7.0
2.6
3.8
5.2
7.0
6.1
82.2(1991)
104.6
匈牙利
-3.5
-11.9
-3.1
o.6
2.9
1.5
1.3
81.9(1993)
86.6
斯洛伐克
-2.5
14.6
-6.5
-3.7
4.9
6.8
6.9
75(1993)
89.8
a：括号数字为经济降至谷底的年份。
在四国中，捷克复兴速度仅次于波兰，而付出的代价（经济滑坡的程度）则最小。其中如果以大众私有化进程的年份作比较，就更为明显：
私有化进程中其他经济指标（1992——1996年总计，不变价格）% [6]
国家
GDP增长（93-96）
私人消费增长
固定投资增长
平均工资增长
捷克
14.8
42.7
55.1
43.8
斯洛伐克
15.3
6.7
8.1
20.3
匈牙利
5.2
-7.5
13.7
-19.8
波兰
24.0
27.5
64.3
3.4
可见在这五年中，捷克经济除增速不如波兰、斯洛伐克，固定资产投资增长仅次于波兰外，在关系人民生活水平的消费增长与工资增长上均为东欧之冠，尤其与在前期号称“不搞休克疗法，坚持渐进路线”，私有化实行“只卖不分”的匈牙利形成鲜明对比。1991年前后以捷匈对比来抨击“休克疗法”的声音至此一度沉寂，轮到休克疗法的鼓吹者来宣传这一对比了，直到1997年后才又有变化。
不仅经济增长，在宏观经济的其他方面也是如此。在财政方面，1996年预算赤字占GDP的比率，捷克最低，为1.2%，而波兰为3.1%，匈牙利为3.5%，斯洛伐克为1.9%。 [7] 就通货膨胀而言，捷克消费价格指数上涨年率（年末值）由1992年的12.7%稳步降至1996年的8.6%（期间最高为1993年的18.2%），匈牙利由23%降至19.8%（最高为1995年28.3%），波兰由44.3%降至18.5%（最高为1992年44.3%），斯洛伐克由9.2%降至5.4%（最高为1993年25.1%），与波、匈相比，捷、斯可以说已无通货膨胀问题。捷克克朗对美元的汇价从1991年的29.5比1（年均值）稳中微升到1996年的27.1比1，斯洛伐克克朗则从29.5比1微贬为30.7比1，波兰兹罗提从1.o6比1贬至2.7比1，匈牙利福林更从74.7比1贬至152.6比1。 [8]
在经济滑坡小、恢复快、通胀低、币值稳、财政好的条件下，捷克的体制转轨幅度则是最大的。并被国际评估组织认为是前华约国家中最稳定的国家，她也是在1995年就第一个加入经合组织的东欧国家。该组织秘书长让-克洛德.拜耶指出，经合组织所以吸收捷克为成员国，是考虑以下情况的：宏观经济状况令人满意，生产增长率为4%左右，通货膨胀率在10%以下，失业率低，预算平衡。在捷被吸收为经合组织以前，对各国经济状况进行排行工作的国际组织标准-蒲耳氏公司，将捷克国家银行以及捷克经济信贷信誉由BBB+级提升为A级，这在整个东欧国家中唯独捷克一家。在世界银行1996年以0——4为分数统计的改革进度指标中，上述四国与斯洛文尼亚是26个转轨国家中仅有的上了4分的国家。而按欧盟政治发展程度指标计，捷克、匈牙利同为3.5分，波兰3.3分，斯洛伐克更只有2.5分。1995年这四国GDP中私有成分所占比重，捷克达70%，其余三国均为60%。1989——1995年这一比重的上升幅度，捷克达59个百分点，斯洛伐克为50个，匈牙利45个，波兰仅为31个。 [9] 1996年传统基金会公布的一份调查报告说，欧洲经济上最自由的国家除瑞士外，英国、荷兰、丹麦、捷克、法国、意大利属于“通常自由”的国家，捷克是唯一上了该等级的中东欧国家 [10] 。以欧盟15国1998年经济水平为100计算，斯洛文尼亚为72，捷克63，匈牙利51，斯洛伐克49，波兰40，罗马尼亚29，保加利亚26。 [11]
有种流行观点认为腐败是转轨的“代价”。但转轨最快的捷克，腐败程度却是所有转轨国家中最轻的。“世界反腐败组织”与世界银行在1997年对50个国家（地区）按法制透明度、制度规范、民间流传的证据及许可证制度、市场进入政策、司法效率、官僚、财政、税务、海关的状况加权统计，以0——10给出各国的“腐败透视指数”（0为最腐败，10为完全无腐败），捷克在6个转轨国家中得分5.20，高于匈（5.18）、波（5.08）、罗（3.44）、俄（2.27），而成为这类国家中相对最廉洁的一个。 [12] 又据1997年国际非政府组织“自由之家”与世界银行的“民主化指数”，以1为最好，7为最差。在25个转轨国家中共计算8项指标，捷克有5项位居第一，分别是“媒介独立”、“政治过程”、“法治规则”、“经济状况”、“私有化成分占GDP比重”，有一项居第二位：“私有化”次于匈牙利，两项居第三位：“社会民主”与“政府和公共行政管理”均次于匈、波两国。 [13]
二、“休克中的福利国家”
有趣的是，号称搞了极端自由主义的“休克疗法”的东欧剧变后最典型的“右派”政权之一的捷克克劳斯政府，一方面私有化大刀阔斧，另一方面社会保障与“福利国家”的政策却超过东欧大多数“左派”执政的国家。在“大众私有化”时期捷克的失业率不升反降，从1991年的4.1%、1993年的3.5%、1994年的3.2%降至1995年的2.9%，不仅为东欧最低，在全欧也为就业最充分的国家。而绝大多数转轨国家这一时期失业率均明显上升，斯洛伐克已如前所述，波兰失业率从1991年的12.2%，升至1993年的16.4%，1995年仍达14.9%。匈牙利从1991年的7.8%，升至1992年的13.2%,到1995年还有10.4%。这一时期，捷克以实际平均工资与人民消费均高达43%左右的增长在东欧拔了头筹（而GDP增长更快的波兰平均工资几乎无增长，ＧＤＰ增长缓慢的匈牙利平均工资反而减少了近两成），而且是东欧极少几个在这一时期退休金增长比工资增长更快的国家。平均退休金占平均工资额的比重（所谓“替代率”）从1993年的43.4%升至1996年的47.8%，而同期匈牙利由47.3%降至41.4%，波兰由76.8%降至61.3%，斯洛伐克由44%降至42%。在1996年，捷克的这项指标实际上仅次于波兰（61.3%）而居于转轨国家最高之列。 [14] 同年捷克退休保障体系依赖率（领退休金者与正常上班者之比）由1990年的42%上升到61%，在22个转轨国家中名列第6，但由于捷克失业率低，即正常上班者更多，因此实际上捷克的社会保障程度比前五个国家更高。
于是，捷克一方面以“平均分配，还资于民”的方式实行“激进自由主义”的私有化，另一方面又奉行高税收高福利的社会民主政策。以至于1995年哈佛教授、东欧自由主义改革的理论顾问萨克斯与东欧自由主义改革的实践者克劳斯有过一场有趣的争论：萨克斯建议克劳斯学习“亚洲虎”，削减社会保障开支并以国家资本主义促使经济起飞。而号称是“激进改革家”、“撒切尔夫人学生”的克劳斯则断然拒绝这种“亚洲思想”，声称对那种想用“大规模国家干预追求超常的经济成就”的企图他只能说“不！”他还认为社会党式的高税收、高福利政策体现了“欧洲文明”，改变这种社会政策并使之“降低到那些亚洲国家的水平”是不能允许的。 [15] 他反对使尚未私有化的国企破产，尽管这要使国家预算每年多支付几亿美元的资金，又限制了劳动生产率的增长，但这却体现了“欧洲价值”，为许多人保证了就业机会。在克劳斯执政的8年里竟然没有一家大企业破产。1995年捷克的社会福利事业为预算开支的最大项目，占预算总收入的1/3以上，此外，该年预算还把发展交通基础设施、科研、提高教师工资和住房建设列为优先关注的领域，这与匈牙利1995年大幅度削减社会福利形成明显的对比。从1994-1997年这四年间，维谢格拉德集团的捷、波、匈、斯四国中，后三国的失业率都在两位数（波兰、斯洛伐克平均为15%，匈牙利平均为10%），只有捷克始终维持在4%以下。因此捷克公民对克劳斯政府的信任率在1996年以前一直保持在50%以上。
而研究转轨经济的东欧左派著名理论家、曾任波兰社会民主党政府主管经济的副总理的科沃德克则这样评价“右派”治下的捷克与“左派”治下的斯洛伐克：捷克的社会保障政策“允许部门过度就业，从而过分扩大了雇员人数；而斯洛伐克则采取了更为激进的改革战略，允许高失业率的增大”，然而另一方面享有退休金的斯洛伐克人又远不如捷克人多。于是由于高就业率其退休金依赖率本应更低的捷克，其实际依赖率反而比斯洛伐克要高得多！看来，在这位波兰的“左派”副总理眼里，捷克的“右派”政府最大的缺点就在于它太“左”了！ [16]
这样，当捷克经济在1997年以前十分风光的时候，它得到了“左”“右”两边的国际舆论的一致赞扬。它被誉为“中欧之星”、“波希米亚虎”，奉行新自由主义和效率至上原则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们，称赞克劳斯政府的改革是中东欧国家的榜样，而西欧一些左派也开始称赞克劳斯，有人甚至说克劳斯是“欧洲最大的社会民主主义者” [17] ！
显然，克劳斯也罢，当时的捷克政权也罢，实际上都并不信仰社会民主主义。但具有社会民主主义和左派传统的捷克在激进的大众私有化和发达的社会保障下出现了东欧最稳定、执政时间最长的“右派”政府这一事实，却表明新自由主义者的效率追求与社会民主主义的公平追求在那时的捷克至少是共存的。
三、大众私有化的社会反映
到了1997年以后，这样一种亦“左”亦“右”政策的局限性变得日益明显了，然而人们不能因此无视1990-1997年间这样的转轨在道义上与实践上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当时捷克国内外、左中右的媒体与民意调查机构的许多资料十分耐人寻味：
据民意调查机构1991年6月和1996年1月对捷克人的调查：1991年有21%的受访者对自己就业的预期良好（加上“也许好”则为55%），1996年这个比率上升到了37%（加上“也许好”则上升到74%），而同期间对自己就业的预期悲观者则由20.3%降至6%（加上“也许”不好者，则从45%降至26%）。
还是上述这两个时段的调查，对本人工作的企业发展前景持肯定乐观者占受访者比重从15.%升至32%（加上“也许”乐观则从41.7%升至79.8%）；而对企业前景肯定悲观者则从24%降至4%（加上“也许”悲观，则从58.3%降至20.2%） [18] 。
显然，“民主私有化”对转轨时期公众信心与良好预期的建立作用不小。这一转轨方式还有效降低了利益格局变动带来的社会紧张：
1992年大众私有化高潮期间，据一个跨国组织对捷、匈、波、斯四国就“社会冲突水平”做的民意调查，有6%的捷克人认为转轨引起了强烈的贫富冲突，而这样认为的斯洛伐克人有8%，波兰人15%，匈牙利27.5%；加上认为引起“比较明显”冲突的人，则捷克有28.5%，斯洛伐克36%，波兰56%，匈牙利70%。相反，有18%的捷克人认为不会引起这种冲突，而这样想的斯洛伐克人有18.9%，波兰有9%，匈牙利有3.5%；加上认为“有冲突但不明显”者，则占捷克人的71.5%，斯洛伐克人的64%，波兰人的44%，匈牙利人的30%。
把上述问题换成“企业与雇员的冲突”，则只有7%的捷克人（11.3%的斯洛伐克人、8.8%的波兰人、20.1%的匈牙利人）认为这种冲突会很强烈，加上认为冲突会“比较明显”的，则有47%的捷克人、56%的斯洛伐克人、45.5%的波兰人和64%的匈牙利人。相反，有7%的捷克人、6%的斯洛伐克人、8.9%的波兰人和5%的匈牙利人相信不会有这种冲突，加上认为“有也不明显”者，则有53%的捷克人、44%的斯洛伐克人、54.5%的波兰人与36%的匈牙利人。 [19]
可见捷克社会在私有化时期的相对和谐程度是四国中最高的。
另一项在捷克进行的关于“贫困化”的民意调查，从1991年到1996年间给出了如下变化：
关于贫困化（回答者的%） [20]
时间
1991．6
1991．12
1992．6
1993．1
1993．11
1994．11
1996．1
你担忧贫困化吗？
完全肯定
42.1
39.5
29
36
33.5
30
30.8
完全和比较肯定
81.8
75
66
73
71
68.4
68.4
完全否定
2.2
6
7
6
7
7
7
完全和比较否定
18.2
25
34
27
29
31.6
31.7
你的家庭已经贫困化？
肯定是
8.2
7
6.7
9
9
6.6
6.5
肯定和或许是
38
33.5
30.5
34.4
39.1
34.1
35
肯定不是
15
16
19.8
20
21.2
19.9
20
肯定和或许不是
62
66.5
69.5
65.6
60.9
65.9
65
自认为经济困难的家庭中
困难大
40.1
—
23.8
—
32.3
30
24
困难大和较大
80.1
—
65.2
—
70.5
68
62
困难小
4
—
9
—
8
9
11
困难小和较小
19.9
—
34.8
—
29.5
32
38
上述调查反映私有化时期捷克人对贫困化的担忧总体上呈下降趋势。
1994年的一项民意调查中，对于“总的来讲，你认为自己从证券私有化中是否获益？”这一问题，22%回答“肯定是”，38%回答“大概是”，合计共占60%，另外20%回答“肯定否”，20%回答“大概否”，合计共占40%。同年的调查还表明，1/5的被调查家庭自认为从股市中获益，平均获益率达到78%。1996年1月的调查则表明有30%的家庭在这些年的金融操作中获益。 [21] 当然这些来自二级市场的盈利已经完全脱离了证券分配“起点平等”的状态，而呈现出比其他收入大得多的差异。但捷克股市监管严格、法制规范在转轨国家中是一流的，因而社会对此能够认可。
私有化证券发放后不久捷克便成立了布拉格证券交易所（1993年4月开市）与“人民股票交易所”（1993年7月开市），前者主要是职业投资者活动场所，后者主要面向持有私有化证券的公众，使用证券私有化的注册账户进行交易与后续拍卖。但这两个地方的主要交易都是通过统一的“证券中心”结算的，并因此接受统一的监管。1996年的调查表明：公众对股市的参与与关心程度极高，宣称坚持查阅股市报告与上市公司报表的人有15%，23%的人是经常查阅，26%的人不常查阅，而只有36%的人表示他们从不查阅此类信息。
四、抱怨与期望
在所有的转轨国家，当人们从剧变之初的狂热与对改革的浪漫幻想中冷静下来后，面对转轨的艰难和市场经济本身的缺陷，批判现实、埋怨与怀旧的情绪都会上升。捷克也不例外。但证券私有化的“起点平等”仍然使这种不满得到缓和，这从1995-1996年间斯洛伐克“开倒车”引起的强烈愤怒可以反证。1996年1月当斯政府一宣布把已登记参加第二波证券私有化的斯洛伐克公民手中的投资点作废，并以每张1万克朗（350美元）的国债取而代之，立即引起了公众的强烈抗议。民意调查表明65%的受访者认为政府这样做是错误的，只有11.5%的人认为这样做可以接受，67%的受访者抗议停止证券私有化，只有19%的人支持这一停止。传媒批评这是“‘人民’资本主义被更有权势的‘政治’资本主义取代了”。甚至连官方人士也说：这种改变“基本是不公正的，可能是腐败的，肯定是政治性的，——但仍然应该执行。” [22]
相比之下，捷克人对证券私有化及相关改革的埋怨就要轻得多。尽管在多元化的舆论中，当时的政府总理克劳斯把它说成是“最伟大的成功”，而最大的反对党——捷克社会民主党主席泽曼则称之为“世纪骗局”，公众的普遍态度是虽然有批评，但比斯、波、匈等同类转轨国家要远为缓和，而认同程度则比这些国家高许多——至于像俄罗斯及巴尔干诸国这类“转轨不成功”国家就更不用说了。正如捷克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耶日.韦塞尼克所说：今天捷克人对私有化的态度是：“大多数人都宣称自己已经从中获益，但他们仍然更愿意讲新的财富是非法的。” [23]
下面两个表反映了这种差异。
捷克与斯洛伐克：“你对经济改革是否满意”的回答率% [24]
国家
1991年
12月
1992年
6月
1993年
1月
1993年
11月
1994年
11月
1996年
1月
完全满意
捷克
6
12.5
9
7
8
9.5
斯洛伐克
3.1
4.2
2.9
2
1.9
1.7
完全+比
较满意
捷克
40
59
49.9
51.5
50
51.7
斯洛伐克
19.8
33
20
24
12
9.9
上表反映：从“天鹅绒革命”到大众私有化启动前的一年间，公众对改革无成效明显不满。而大众私有化在1991年底全面启动，到次年第一波形成高潮，公众的满意度明显上升。这时捷、斯的民意变化方向是同步的，只是斯洛伐克公众的不满现状总体更突出。到1992年秋捷、斯分家并各自走向完全不同的私有化道路后，民意变化的方向即产生重大差异：捷克人的满意度虽比1992年夏的浪漫时期有所下降，但完全满意与比较满意则基本都维持在半数以上且有缓慢增长之势。其中完全满意者也稳定在接近一成的水平，而斯洛伐克的公众满意度则大幅下降且持续恶化，到1996年初已只有不到一成的人满意或比较满意，其中完全满意者只剩下1.7%。
另一个重要的指标是转轨后公众对“国家变革的总方向是否正确”的判断。
中欧四国公众对“国家变革的总方向是否正确”这一问题的回答：
答“正确”者%—答“不正确”者% [25]
国家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捷克
38
19
22
28
25
23
匈牙利
—
-20
-47
-46
-34
-70
波兰
13
-40
-29
-3
-28
5
斯洛伐克
13
-9
-0.5
-33.3
-40
-27
可见，在1990年时四国公众基本都认同变革方向，其中捷克尤为突出：认同者所占比率比否定者高出38个百分点之多。1991年以后进入“休克”阵痛，上述民意开始逆转。但在捷克它只表现为对变革方向的认同程度下降，却并没有发生总体上否定变革方向的情况。而且从1992年后这种认同还有所加强，赞成变革方向者对反对者一直维持着25个百分点左右的明显优势，而另外三国就不同了：那里对变革方向的怀疑乃至否定情绪似乎已经占了上风，尤其是匈亚利1995年（即社会党政府搞“休克补课”之际）否定国家变革方向的人竟然比认同这一方向者高出70%。斯洛伐克、波兰也有类似趋势，只是到1995年随着两国经济复苏，这种否定情绪才明显减弱。
该项调查还有“你对目前国家民主发展程度是否满意”一问，结果如下：
“满意”者%—“不满意”者% [26]
国家
1990年
1991年
1992年
1993年
1994年
1995年
捷克
-16
-25
-19.2
0
-9
-4
匈牙利
-54.
-30
-50
-54
-43
-58
波兰
0.1
-20.5
-24.5
-14
-40
-2.7
斯洛伐克
-42.2
-55
-53
-59
-61.5
-40
可见各国公众都有继续发展民主的要求，对当前的民主发展程度不满意。但捷克自大众私有化第一波以后，这种不满明显减弱，匈、斯两国这种不满却有增长的趋势，波兰则大起大落，在捷克大众私有化之前，波兰公众的满意度胜于捷克，大众私有化启动之后，1992-1994年间公众的不满意便大于捷克了。到1995年以后，由于波兰经济改善和1994年大选对“休克”承担责任的政府下台等原因，波兰公众的满意度又再次比捷克略高。
由维也纳人文科学研究所在1995年实施的“经济转轨的社会成本”调查，在波、捷、匈、斯与前东德各抽样访问1000个家庭。就“目前的统治与以前相比，你认为是更好还是更坏”一问，四国的统计如下：
1995年对当前统治的评价：与以前相比（回答率%） [27]
坏得多
坏得多+
坏一些
一样
好得多+
好一些
好得多
捷克
8.2
23
18.8
58.2
24
匈牙利
26.2
50.1
23.3
26.6
5
波兰
19
39.1
16.9
44
10
斯洛伐克
23.5
50.2
17
32.8
5
换言之，在两波大众私有化完成后的这一年，捷克人对当前统治的评价是四国中最好的：有24%的捷克人认为如今的统治比过去“好得多”（其余三国只有5%、10%、5%），58.2%的捷克人认为比过去好（其余三国只有26.6%、44%、32.8%），而77%的捷克人认为至少不比过去坏（其余三国只有49.9%、60.9%、49.8%）。
捷克人对私有化、对经济改革以及对当前统治的这种评价，与以“大众私有化”为核心的市场化改革较好地做到了改革代价与机会的公平分配、即“交易权利初始配置的平等”显然有关。关于这一时期捷克人收入分配的差距与社会分层，目前有多种统计。根据捷克科学院社会学所“经济期望与态度调查”的抽样统计，捷克家庭人均收入的吉尼系数1992年为0.23，1996年为0.27，最贫穷的1/10家庭1992年享有总收入的5%，1996年享有4.4%，最富有的1/10家庭1992年享有总收入的20.5%，1996年享有24.5%，亦即最穷的人收入为人均收入的近一半，最富的人收入比人均收入高一倍多。 [28] 如以家庭总收入计，则剧变前1988年吉尼系数为0.29，剧变后、大众私有化前的1992年为0.32，1996年为0.36——这是按粗收入计，经过税收、福利调节后三个时段的净收入吉尼系数为：1988年0.20，1992年0.22,1996年0.26。最穷的20%家庭1988年拥有总收入的11.1%，1992年为11.9%，1996年又恢复为11.1%；最富的20%的家庭拥有总收入的份额为:1988年30.9%，1992年34.0%，1996年37.8%。在剧变前，这个分配状况与“福利国家”的北欧诸国相当，剧变后则与北中欧（德国、荷兰）相当，而比匈、波（吉尼系数均为0.29）都更平均，也比美欧各发达国家分化程度更小。 [29] 另一方面，按曾任波兰左派政府副总理、对“捷克模式”持批评态度的科沃德克选择的资料，从剧变前的1987-1988年到捷克完成两波大众私有化的1993-1995年，维谢格拉德集团四国的吉尼系数演变为：捷克从0.19升为0.27，波兰从0.26升为0.28,匈牙利从0.21升为0.23，斯洛伐克则从0.20降为0.19。 [30] 按这组统计，捷克转轨后吉尼系数的升幅是四国中最大的，但就绝对值而言，捷克的收入分配如今仍比波兰平均。
当然，重要的是无论按哪组统计，这几个国家都是所有转轨国家中分配不均度最小的，而捷克又小于波兰。比起1994-1995年前后吉尼系数已上升到0.4-0.5水平的中国、俄罗斯等国几不可同日而语。分配不均度小亦即“结果不平等”程度小，而这种本来不大的“结果不平等”中不公平的成份（即用强权占有、欺诈、勒索的成份）又比“自由交易”即至少形式上公正的成份更小，这是捷克人认同变革的最根本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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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Vecernik, p148.
[2] Vecernik, p148.
[3] W.科勒德克：《从休克到治疗：后社会主义转轨的政治经济》上海远东出版社2000年，459、492页。
[4] 同上，503、504页。
[5] 同上，86——87页。
[6] 笔者根据W.科勒德克：《从休克到治疗》一书459——461、469——471、492——493、503——505页提供的数字综合而成。
[7] W.科勒德克，前引书，101页。
[8] W.科勒德克，前引书，459——505页。
[9] W.克勒德克，前引书，139页。
[10] 《华尔街日报》1996年12月15日。
[11] 黄振民：《中东欧经济开始回升》见《中国经济时报》2000年12月29日。
[12] W.科勒德克，前引书，193页。
[13] Boris Shor (ed.),”Nations in Transit 1997.Freedom House Rankings.” Transition. Vol 7,No. 3. June. Washington, D.C: the World Bank.1997.
[14] W.科勒德克，前引书，213页。从统计看来吉尔吉斯与土库曼这两项指标略高于捷克，但正如科勒德克指出，这首先是由于该两国养老保障覆盖率比东欧诸国低的多，而不说明退休金有多高。
[15] Lidove Noviny (Prague), 20/10/1995.
[16] W.科勒德克，前引书，214——215页。
[17] (保)《捷为何成为东欧的佼佼者》《言论报》1994年6月22日。
[18] Vecernik, p29.
[19] Vecernik,p40.
[20] Vecernik,p95、96、104、127.
[21] Vecernik,p159.
[22] Vecernik,p162.
[23] Vecernik,p166.
[24] Vecernik,p219.
[25] Vecernik,p230.
[26] Vecernik,p245.
[27] Vecernik,p246.
[28] Vecernik,p53.
[29] Vecernik,p74、p85.
[30] W.科勒德克，前引书，244——245页。
[注]无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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