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台中一中
一九五三年农历年后，我在台中重逢的南开同班同学沈增文介绍我到台中一中代她的课，教高中英文。她考上了美国国务院战后文化人员交换计划奖学金，六十年来世人皆称它为“傅尔布莱特交换计划”，对国际文化交流有深远悠久的影响。她去受英语教学训练，半年即回原职。我对教书极有兴趣，除了父母之外，我最念念不忘的就是南开中学的老师。我最敬爱的孟志荪老师，和其他的老师，无论学识和风度都是很好的典范。而在武汉大学。朱光潜老师不仅以高水平授业，且在我感情困顿之时为我解惑，使我一生有一个不易撼动的目标。如今我已在“家里蹲大学”（我母亲的自嘲语）蹲了三年半了，这个代课的工作开启了我人生又一个契机。我第一次走进育才街台中一中的大门。就看到那座创校纪念碑，五年间多次读碑上文字都深受感动。正面刻着：
吾台人初无中学，有则自本校始。盖自改隶以来，百凡草创，街庄之公学，侧重语言，风气既开，人思上达，遂有不避险阻，渡重洋于内地者。夫以彪龄之年。一旦远离乡井，栖身于万里外，微特学资不易，亦复疑虑丛生，有识之士深以为忧，知创立中学之不可缓也。岁壬子，林烈堂，林献堂，辜显荣，林熊征，蔡莲
舫诸委员，乃起而力请于当道……
募捐二十四万余元，林家捐地一万五千坪，一九一五年建成，是日治五十年里以台湾子弟为主的中学:即使为了维持台中一中的校名，亦经多年奋斗。
这样值得骄傲的立校精神，令我极为尊敬，在那里执教五年，成为那可敬传统的一分子，也令我感到光荣。台中一中，让我时时想到教育我成人的南开精神，也常常想到父辈创办东北中山中学，不仅为教育“以髻龄之年，远离乡井”的家乡子弟：并且要在国破家亡之际引导他们，在颠沛流亡路上养护他们。而中山中学于抗战胜利回乡，竟更无依靠，校名、校史埋没四十六年。直至一九九五年才由早期校友协力在沈阳恢复校名，重建校史。台中一中能秉持创校理想。作育一流人才，近百年稳定发展，风雨无忧，校友多为台湾社会中坚分子。
这样以忧患精神立校的学校，都有相当自强自信的气氛。那时日本殖民者离去不到十年，几乎所有教员都是由大陆历经战乱来到台湾，大多数出身名校，教学水平与热忱均高。台中一中即是安身立命之所。
能从菜场、煤炉、奶瓶、尿布中“偷”得这几小时，重谈自己珍爱的知识——用好的文字抒情、写景、论述都是知识，我自己感到幸福。一班四十多个仰头听我讲课的脸上似乎有些感应，令我有一种知音之感。
一年可以是很长的时间，除了寒暑假外，九个月的时间可以讲很多，听很多。如果善用每堂五十分钟，凝聚学生的注意力，一个教师可以像河海领航一样，以每课文章作为船舶，引领学生看到不同的世界。
教书实在是充满乐趣的事，你一走进教室，听到一声“立正敬礼”的口号，看到一屋子壮汉“刷”地一声站立起来，心智立刻进入备战状况，神志清明，摒除了屋外的牵虑，准备挑战和被挑战。那时的高中英文课好似写明白了，三份之二的时间讲课文，三份之一讲文法，大概当年大学联合招生的英文考题是这个比例吧。文法一“讲”就可能变得苦涩，这是我面临的第一个挑战 把文法教得简明有趣，一步步融入课文。什么词类啊，时态啊，规则啊，都是语言树上的枝干，字、句都是叶子，文学感觉是花朵和果子，我不用中文翻译字句，而鼓励学生用自由的想象，可以印象深刻而增加字汇。风可以由："whispering"到"sobbing:,"groaning","roaring"and "howing"（低语到悲咽，到怒号），潺潺溪流由"ripping"到"rapid currents","over-powering flood","violent torrents"（激流，洪水，怒涛……）形容词比较级也不只是加"er"或"est"就对了。中国人爱说某人最伟大，英文说"one of the greatest",因为人外有人，天外有天。我用自己学英文地方法讲解课文，随时扩展他们的文字境界，效果不错。我一生教书，不同程度的使用这种方法，颇受学生欢迎。台中一中的学生程度好，求知心切，自信心强，从不怕难，是我教学生涯的很好开始。
暑假之后，沈增文由美国回来，我代课期满，金树荣校长很诚恳地邀我留下专任，聘书是高中英文教师。似是命运给我进一步的挑战，但我必须评估自己的实际困难;必须先得丈夫同意，再得父母支持。这些年来。母亲奔波在台北、台中道上，我在育儿、疾病、裕昌出国出差时都有母亲及时支持，而爸爸那些年正开始陷入政治困境。他们担忧我身体赢弱，无法应付家庭与工作的双重负担。但是，自恃年轻，在代课半年间又重新拾回南开精神，我终于接受了台中一中的聘书，从此踏上我自幼敬佩的教育路途。另有一个隐藏在后的原因是，三年后，我也要去投考“傅尔布莱特交换计划”。我的中学同学和大学同班（谢文津，早一年）能考上，我大约也能考上。在那时，只有这样的公费才能申请护照出国。这也是我前程的一大站。
像台中一中那样的学校，除了一贯的高水平功课外，高三拼大学联考的目标似乎渗入了每一口呼吸的空气里。他们不仅是要考上大学，而是要考上什么大学、什么科系。这件事难不倒我，我曾经呼吸那样的空气多年。高三甲、乙、丙、丁四班，据说是按学号平均分班，数学和英文是“拼”的重点。各班任课老师为了自己学生上榜的成绩，暗自也有些课外题的竞争。
在这样的环境里，我遇见了终生好友，徐蕙芳。
她比我大十岁，沪江大学英文系毕业。她的父亲是江苏无锡著名的藏书家，哥哥徐仲年留法回国，曾在重庆沙坪坝时期任中央大学外文系教授，且是著名的小说家和文评家，我在“时与潮书店”读过他几本书。
台中一中的教员休息室很大。有几大排长长的桌子，各科的同事都自成天地。我刚去的时候，由于林同庚老师（台大讲师）由美国写信介绍，认识曾任教台中一中的杨锦钟（她不久随夫胡旭光到驻美大使馆任公使），她的朋友李鉴娴（国文科），孟文槛（历史科），路翰芬和徐蕙芳（英文科）几位资深老师对我相当照顾。徐蕙芳教高三乙班，我教丙班。她家住立德街，与我家相距不到两百公尺，有时下课一起回家，渐渐约好早上有课亦同去，坐在三轮车上。最初只谈功课已谈不完，家里还有一屋子事等着。她随夫蒋道舆先生全家来台，三代同堂，数十年维持大家庭的规模。
高三下学期最后一个月，所有课程结束，开始升学辅导，由各科名师各按专长轮流到四班上课，要自编教材，专攻联考可能题目，训练学生敏锐思考，精确作答。徐蕙芳和我在开会时分配到翻译和词类变化等文法领域，每人尚需自选精练短文数篇，可供诵读，增加阅读能力。
我们竭尽所知地搜集资料，那时我开始跑台中的美国新闻处图书室，我哥哥和他在《中央社》的老同学杨孔鑫有时会寄一点英文稿，有关文学和文化的新文章等。我们两人讨论之余，晚上孩子睡了，她由立德街走到我家，在我的书桌上写好，多数由我用钢板刻蜡纸，第二天到教务处印成全班的讲义或测验题。钢板刻出的讲义相当成功，后来几年的畅销升学指南“盗”用了不少，当然我们那时代没有人想到什么版权。我的字方正，不潇洒，很适合刻钢板，那时不到三十岁，做那么“重要”的事，觉得很快乐。
在台中十七年，家庭生活之外，最早跃入我记忆的，常常是放在走廊尽头的小书桌;用一条深红色的毡子挂在房槛隔着卧房，灯罩压得低低的小台灯，灯光中我们两个人做题目写钢板的情景，既浪漫又辛酸。其实其中并没有太多浪漫的情调，多半时间，我们只是两个家庭主妇，在家人入睡后才能在走廊一隅之地，面对心智的挑战。英文有一个最确切的字:“Necessity” （必然性）。家人和自己都明白，一旦进去了，便必须打赢这场仗。在我那张小桌工作（一直到一九七二年到台北丽水街宿舍，我才有了一间小小的，真正的书房），在我的小家庭，只须得到丈夫谅解，比较单纯。我的丈夫“允许”我们那样工作，因为他一周工作七天，经常出差，他不在家的时候，我从无怨言。
那张小书桌奠立了我们一生的友谊，直到她二00七年二月高龄逝世，五十年间，人生一切变化没有阻隔我们。她是我三个儿子至今温暖记忆的蒋妈妈：而我，自台中一中开始教书，一生在台湾为人处世，处处都有俯首在那小书桌上刻钢板的精神。
晚上十点钟左右，我送她沿着复兴路走到立德街口，常有未尽之言，两人送过去送过来多次。直到我离开台中一中多年后仍未分手，功课之外，我们也谈生活与家庭，她的雍容、智慧与宽宏对我影响很深。
在那五年中，每年暑假看大学联考榜单也是我生命中的大事，好似新聘教练看球赛一样，口中不断地教他们不要想输赢，心中却切切悬挂，恨不能去派报社买第一份报纸。在那一版密密麻麻的榜单上用红笔画出自己的学生名字，五十年前和今天一样，先找台大医学院和工学院的上榜者，工学院又先找电机系，因为分数最高。我不能自命清高说我没有这份“虚荣心”，尤其是担任导师那一班的升学率，占满我年轻的心。那几天之内，只差没有人在门口放鞭炮，上榜的络绎不绝地来谢师，整体说来，成绩够好。但是也有些录取不理想的和公立大学落榜的，他们晚几天也有来看我的，有人进门即落泪，我不但当时劝慰，还追踪鼓励，第二年再考，多数都能满意。成功或挫折的分享，使我相许多当年十八、十九岁的男孩建立了长久的“革命感情”，在他们成长的岁月中，有写信的，回台中家乡时来看望的，尤其是他们到成功岭当兵的那些夏天，我听了许许多多新兵训练的趣闻。学生络绎不绝地按我家门铃，每星期天我准备许多酸梅汤凉着，蒸许多好吃的包子，有些人多年后还记得。当兵的故事中最令我难忘的是石家兴，他问我要一些短篇的英文文章，可以在站岗时背诵，简直令我肃然起敬。他在台大生物系念书时和几位同学定期研讨文学和文化问题，与简初惠（后成名作家简宛）相爱，也曾带来给我看。毕业后教了几年书到美国康乃尔大学读博士学位时，邀我前往胡适的校园一游，看到他一家安居进修。当晚他邀来几位台中一中同学和她的妹妹简静惠等畅谈当年乐事，五十年间，我看着他从少年成为国际级学者，二00八年他获颁四年一度的世界家禽学会的学术研究奖，我真正分享到他们的成就感。
在台中一中的传统中，以文科作第一志愿升大学的似乎占少数，数十年间常有联系的有在外交界杰出的罗致远，主持中国广播公司的政论家赵守博，台大法律系教授廖义男等。台大外文系毕业的林柏榕、张和涌、张平男和陈大安等。林柏榕是我第一年教的学生，他在创办立人高中和竞选台中市长前曾与我谈及他要为台中做事的理想。他任市长时，我已离开台中了，但是从竞选文宣，看得出来文学教育的格调，虽然我也知道他所进入的政治和文学是两个不同的世界。与他同班的张和涌，在大同公司服务时，曾帮“协志丛书”翻译了许多世界经典人文著作。张平男是徐蕙芳的得意学生，中英文俱佳，文学作品涉猎亦深，我在国立编译馆时，邀他将文学课程必修读本奥尔巴哈的《模拟：西洋文学中现实的呈现》译成中文，一九八0年曲幼狮文化事业公司出版，是一本很有意义的书。
在我任教的最后一班，进入台大外文系的陈大安，是真正喜爱文学的学生，读文学书亦有很深入的见解。他读大学时，常常请教我课外必读之书，五、六年间写了许多新诗，很有创意与深意，我都是第一个读者。他后来也去了美国，从事文化工作。一九九0年初期，我在电视上看到他与友人创办的Muse Cordero Chen广告公司赢得美国全国广告协会的银铃奖，一九九四年又得美国销售协会颁发广告效果金奖。在这样全国性的竞争中脱颖而出，必须有扎实的文学艺术根基和真正触动人心的创意。
台中一中学生日后在理工界和医界都有杰出表现，大约是传统的主流力量。那时成绩最好的都以医科为第一志愿，有一位笑口常开的学生对我说，“老师，我将来作了医生会照顾你。”我那时年轻，从未想到需要医师照顾。多年以后看到他们成为名医的报导，甚至在街上看到他们的诊所招牌，但都末以病人身分求诊。只有曾找我叙师生情谊的仁爱医院副院长刘茂松，当时我胃部不适，他安排照胃镜，我竟然在等候队伍中溜走“逃跑”了，后来再不好意思去。几年前我在和信医院作一场最后的演讲，题目是“疼痛与文学”。是台中一中的老学生蔡哲雄，在美行医二十多年后回台湾，到那著名的癌症医院任副院长，他念旧，找到了我，请我去作了那样跨界的演讲。我叙述自己在种种病苦关头以背诗来转移难缠的疼痛，而且，还不改教室旧习，印了一些值得背诵的英诗给听众呢。
二00六年夏天，我在一中第一班的学生，在台湾水产养殖方面大有贡献的中央研究院院士的廖一久，以及四十年来首次返台的雷射专家王贞秀与张和涌一起来看我。门启之际，师生五十三年后重聚，不仅我已白头隐世，他们也已年近七十，事业成就私人生沧桑之感涌上心头，岂止是惊呼热中肠而已!他们寄来的当日合照，我一直留置案头。
数十年间我在台湾或到世界各处开会旅行总会遇见各行各业的一中学生，前来相认的都有温暖的回忆;许多人记得上我的课时，师生聚精会神的情景，课内课外都感到充实。方东美先生曾说:“学生是心灵的后裔”，对我而言，教书从来不只是一份工作，而是一种传递，我将所读、所思、所想与听我说话的人份享，教室聚散之外，另有深意。他们，都是我心灵的后裔。
2、文化交流之始
一九五六年初夏，我在台中一中专任教书满三年，考取“美国国务院交换教员计划”奖助，九月去美国进修英语教学一学期，旅行访问共半年，那时我已大学毕业九年了。
傅尔布莱特文化交流法案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最成功的国际和平促进计划。外交委员会的参议员傅尔布莱特一九四六年提案，选派美国文化人士和各国教育文化代表，互精工作访问，藉由不同文化的交流，抚慰战争的伤痛，增进世界和平。五十多年间。仅自台湾与美国互访者即已超过万人。全世界受邀者数十倍于此，是美国文化外交影响最深远的计划。我一生做文学交流工作，应是由此有了良好的开始。
那时在台湾的甄选由美国新闻处主办，像考学生一样，摆了一些长方木桌，七十二个报名合格的教员围坐写英文作文，回答许多问题。通过初选后，还有一个五人口试小组的个别面试。其中有一个我最想不到的问题，那时的美国新闻处长MiSS Whipple 问我，“你家里有这么小的三个孩子，你的丈夫会让你去吗?”我除了说母亲会来照顾他们之外，一时急智竟加上一句话，，My husband encourages me to go，He i sa domesticate dman．，（我丈夫鼓励我去，他是一个顾家男人）。此答引起全体大笑，大约对我得分帮助不小。在一九五0时代，全世界的女性主义运动刚刚萌芽，“居家男人”这个说法只是她们的一个梦想而已。而我不过在台中一中图书馆唯一的英文周刊《时代》 （Time）上读到过一篇报导，对于“domesticated man”这个观念印象很深，是我最有兴趣的英文词类变化的好例子。但是，这个问题若晚间两年，我就不能这么回答了。因为他自从投入铁路CTC的工程建设到二十多年后退休，很少有居家的日子。
在战后喘息初定，中华民国迁来台湾初期，全省生活都很苦，许多小孩确实没有上学穿的鞋，夏天的电扇都是奢侈品。美国在太平洋的彼岸，是二次大战英雄麦克阿瑟和陈纳德的家乡，是个遥远美丽的梦土，而观光旅游只是字典上的字。如今我考取了这个交换计划的奖学金，确是梦想成真，得到一般人民难于申请的护照、签证，还有展望未来的职业进修的最好安排。我到达华府那一天晚上，坐在一扇十八楼上的窗前，一切似真似幻的感觉，激荡不已。
我这一届的交换教员（大、中学都有），来自二十多个国家，欧洲和南美最多，伊朗和日本各来了四人（也许他们最需要和平交流？），落单的是韩国梨花大学的一位讲师高玉南和来自台湾的我。我们先在华府接受十天的简报和训练，主持人是美国国务院一位专员mr Shamlin。他对美国的生活观念与方式和我们这些国家的不同，有许多精辟幽默的比校，他那种知识分子为国服务的态度令我佩服。
接下来我们被送到密西根大学Ann ArbOr的英语教学训练，扎扎实实地上了两个半月的课，欣幸赶上创办人Dr Fries退休前最后一期课，听到他对英语文法的改良见解。我们这三十多人朝夕相处，对于各人的国家文化有很多交流认识的时间，也有相当深入的了解。由于被安排住在不同的接待家庭里，对于美国生活方式能亲身经验。
我住的是密大生物系教授惠勒Dr.Albert Wheeler的家，那是我第一次看到美国高文化的黑人家庭。他在大学的绰号是阳光博士（Dr.SUnshine）。一九六0年代，我在《时代》杂志上读到他是诺贝尔生物奖的候选人。我住在他们家的那一段时期，他夫妇待我很好，和我谈了许多黑白种族的问题，也回答了我许多有关文化的问题。金恩博士已是他们好友，他也是“美国有色人种促进会”在密执安州最早的奠基者，他在七0年代曾任Ann ArbOr市长，城里有一座公园后来以他为名。在语言教学的周末，我们参观了汽车工业、中西部农场，看了好几场足球，甚至学会了为密大油的喊叫。
那一年冬季离开寒冷的密西根州，我选择到更寒冷的怀俄明州去实习教学，试用Dr.Fries的新文法。所有的人都讶异我为什么作那选择。一则是因为我的小妹妹那时在邻州犹他（Utah）上学，再则是想体验我从未回去过的故乡（东三省）的严寒况味。怀俄明州的人非常热诚地招待我这个少见的中国女子，有些牧场主人带我去看他们的大漠牧场，有一位老先生说，他们邻界五十哩外搬进一家新牧场，太拥挤了。那三个月，天气一直在零下十度以下，而户内设备之舒适，生活之正常，甚至兴高采烈，充份显示美国精神，有时会令我想起父亲半生为家乡的奋斗。有一天降至零下四十度，我竟然下车步行想尝受“冰天雪地”之美，五分钟之内，便被警车追上，押回室内，“避免愚蠢的死亡”。
访问结束时，我们三十多人又都回到华府，聚会座谈，叙述了各人的经验与感想，临别竟然依依不舍。从美国东部，我搭乘著名的观光火车“加利福尼亚春风号”，横过美国中心各州到西岸的旧金山，沿途看到美国的山川壮丽，各州不同的风光，真是大开眼界之旅啊。
一九五七年春天，结束了傅尔布莱特交换计划课程，我搭机返台。回台飞机上，坐在我旁边的是一位美国老先生，问我许多关于台湾的问题，我都尽我所知地回答。他临下飞机前给我一张名片:安德森博士（Dr.AnderSOn ，华盛顿美国大学（American UniVerSity）校长。回台后，我再度回台中一中任教。当时的教育部长是张其均先生，有一次他到台中来，通知台中一中宋新民校长，说要召见齐邦媛教员。那时有地位的人才坐三轮车，校长很兴奋，带我坐他的公务三轮车去见教育部长。张部长对我说:“安德森校长几次演讲都提到你，非常称赞，说你们台湾的中学教员水平很高，教育部希望你到国际文教处工作。”我回家后与先生和父亲商量，果然如我所料，他们都不赞同。后来教育部长又来封信，提到我若愿意，他可以帮忙，将我先生的工作也调到台北，但他岂是肯受如此安排的人，我回信说志趣在教书和读书，谢谢他的好意。
3、我有一个梦
第一次交换教员进修回来，回到台中一中教书满两年后，一九五八年秋天，转任台中的台湾省立农学院教大一英文，事实是学术生涯的开始。
台湾省立农学院在一九六一年改为省立中兴大学，而后才又改为国立中兴大学。英文是共同科，除此之外还有国文、历史、三民主义、体育等。在共同科的教员休息室听多了“杂拌”的言谈，下定决心一定要推动中兴大学外文系，可以有切磋琢磨的文学同道。
一九六0年左右，学校开设两班大二英文课程，请我教一班，教材自定。
这一年正好是约翰·肯尼迪当选美国总统，他的就职演说以及一九六二年去世的胡适先生最后的演讲稿，加上美国黑人民权领袖金恩博士一九六三年的著名演说“I Have a Dream”，我在台中美国新闻处取得这三篇稿子，我大约读遍了那里的文学书。当时台中图书馆、学校图书馆的英文数据少得可怜。
我拿这些篇章。再加上读书时读过的一些好散文，还有狄金荪（EmilyDckinson） 、惠特曼与佛洛斯特（Robert FrOst）的诗作教材，并且比较中西文化的差异。学生对我讲的都觉得很新鲜。尤其在肯尼迪总统和金恩博士被暗杀后的国际氛围中，大学毕业去美国的留学潮已经开始，有关美国文化的，较有深度的新文章非常受欢迎。
这门课是选修的，约有七、八十个学生选，但上课时挤了一百多人。教室大约只有七、八十个位置，学生因为座位不够，就把隔壁教室的椅子搬来坐，常起纠纷。那时的校长是林致平和后来的汤惠荪，刘道元校长时期我开始向校长要求设立外文系，他们也常常在重要场合请我出席。
一九六五年，诺贝尔经济奖得主海耶克博士（Prof.Friedrich a Hayek）到台中各校演讲，我受命担任现场翻译。他对我说:“待会儿我讲一段，你就帮我翻译一段。”我心里志忑不安，因为我大一虽然修过经济学概论，但并不懂，所以很紧张。到了会场，看到台北还有好多人陪他来，包括台大名教授施建生、华严等，整个会场都坐满了人，我有些心慌。
海耶克先生没有给我演讲稿，而且他讲的英文带有德国腔，不容易听懂;他往往一说就是五、六分钟才让我翻译，这真是很大的挑战。还好，他偶尔会在黑板上写几个字。那是我第一次听到“Closed Society”跟“Open Society”这两个词，我想“Closed”是封闭，“Open”是开放，所以就翻成“封闭的社会”与“开放的社会”，应该不会错吧。后来大家果然继续这么用，这给我很大的鼓励。台大法学院长施建生后来对我说:“我带他们走了这么一大圈，你是当中翻译得最好的。”而且也对别人这么说。
后来。很多重要人士来台中，我曾为浸信会主教翻译，这种翻译我还能胜任。六0年代左右，蒋总统邀请《读者文摘》总编辑来台，因为他曾写过一篇关于台湾是个新宝岛的文章，到台中来他曾请我帮他翻译，这些经验给我很大的鼓励。当然，紧张的心情是免不了的，每次站在台上，我都像是战士披着盔甲上战场，总想怎么样能生还才好。文学作品的翻译必须到达精深的层次，日后我推动中书外译的一些计划，那是更高的挑战。
4、北沟的故宫博物院
可以称为奇缘，在中兴大学任教期间，我曾在当时位于台中县雾峰乡北沟的故宫博物院兼差六年。
一九五九年刚过完春节的时候，电话响了，有位武汉大学的黎子王学长任职故宫博物院，急需一位秘书，他们把校友会名册翻来翻去，符合外文系毕业，家住台中，又加上刚接受傅尔布莱特交换计划进修回来，我似乎是最佳人选了。
当时我除了诚惶诚恐地备课上课，家中尚有三个念小学、幼儿园的孩子，怎么可能再去雾峰乡的北沟上班?黎学长说，我只需把中、英互译，公事文件会派人送到家里，做好来取，不用天天到北沟。他的口气不像商量，倒像派令，而且工作方式也定好了，由不得我说“不”。
这份工作为我带来新的视野。为了要做出一件件文物的数据，我必须向专家请教艺术方面的问题，比如向庄严、谭旦问及那志良先生等请益;我研读相关文献、做笔记，问他们各种问题，自己也意外地得到很多收获。当年，为了熟记重要数据，一手抱幼儿一面猛背著名的窑名与特色的情景，如在眼前。
除了文书翻译，遇到邦交国元首到故宫参观，有时我也必须到现场口译。其中，最难忘的是曾任外交部长的叶公超先生陪伊朗国王和泰国国王来访的那两次，我近距离地与他们接触，留下深刻印象。
叶先生和汪公纪先生是老师辈，他常常侧着头问我:“那个东西英文叫作什么?”简直就是考我。他的性格使我不敢怠慢，他一问，我就赶快回应他。那时的主任委员是孔德成先生。最资深的庄严先生指教我最多。
那时是邦交国的伊朗国王是巴勒维，长得高大、英俊，皇室威仪中带着现代绅士的优雅，简直就是童话中白马王子现身。
我几乎是用一个爱慕者的心情，留意所有跟他有关的讯息，也想找几本书看看历史对他如何评价。因此，我想到那时能在故宫为他作解说，深感荣幸。犹记得那日，他很仔细地看铜器和瓷器;行进间，因为周边都是男人，他怕我被冷落，就常跟我讲话。看瓷器的时候他对我说:“我的皇宫里有一些跟你们这里一样大的瓷器，但都不如这个好。”他还问我：“像你这样工作的女人在台湾很多吗？”我说:“大概不少吧。”其实我他不知道，我想这样说比校有面子。伊朗是回教国家，他大概很难想象女人工作的样子吧。
巴勒维在那时是一位英主，不是一位暴君，一九六八年我在美国读书时看到各报的头条都写着:“不愿做乞丐们的国王”，标题底下有一张他的加冕照片，在继位十几年后才正式加冕，因为他立志要把伊朗变成一个没有乞丐的国家，所以等到经济改革成功了才正式加冕。我对这则新闻印象非常深刻。难以预料的是，多年的励精图治却引发政变，他被迫去国，不久即抑郁而终，死于流亡的异乡。
那天黄昏由北沟回到自己日式房子的家，换上家居服用大煤球煮晚饭，灰蒙蒙的炊烟中，想着巴勒维国王英挺优雅的身影，突然想起灰姑娘的故事，送我下班的破汽车已变成南瓜了吗?
那一阵子故宫接待好多贵宾，后来泰国国王和王后也来了。约旦国王胡笙，许多的总统、副总统……更重要的是，欧美各大博物馆，大学的艺术史家都到北沟来了。那大大的荣华和雾峰到北沟的那条乡村道路，时时令我想起北京的宫城黄昏和万里江山。
胡适先生常到故宫，在招待所住几晚，远离世俗尘嚣，清净地做点功课。他去世前一年，有一次院里为他请了一桌客，大概因为我父亲的关系，也请我去。
那天他们谈收藏古书的事，胡先生也和我谈了些现代文学的话题，我记得他说：“最近一位女作家寄了一本书给我，请我给一点意见，同时我又接到姜贵的《旋风》，两本书看完之后觉得这位女士的作品没办法跟姜贵比，她写不出姜贵那种大格局，有史诗气魄的作品。”这些话对我很有一些影响，
一九六八年我去美国，就选了两次史诗（Epic）的课，一定要搞清楚是怎么回事。后来胡先生又说自己的工作是介乎文学与历史两者之间的研究，写感想时用的就是文学手法，他说:“感想不是只有喜、怒、哀、乐而已，还要有一些深度。深度这种东西没办法讲，不过你自己可以找得到。如果你有，就有，没有,就是没有，但是可以培养。”这些话对我来说都是启发。胡先生对我父亲的事很了解。也很尊重，所以会跟我说一些相关的话。后来我给学生上课或演讲，都觉得文学上最重要的是格局、情趣与深度，这是无法言诠的。
我在故宫也有过一阵子矛盾，想跟随这些学者做艺术史研究，也许可以另外多学一门学问。后来想想，我的背景并不够，而且我一心一意想深谈文学，所以又回去教书，再图进修。
一九六五年，故宫迁到台北外双溪，偶尔我去参观，还有很多人彼此都认得，直到他们一一去世。
5、教学领域的拓展
一九六一年有一天下午，下着大雨，突然有人按门铃。我开门一看，是一位穿着密不透风的修服。五十多岁的老修女。她手里拿一把很大的雨伞，一进门就大声地问:“你是不是齐邦媛？”我说:“是。”她说:“我们现在需要一位教美国文学的人，请你来教。”我吓了一跳，说:“我没有资格教，美国文学也没有准备。”她不听我解释，说:“你会教，你也可以教，我知道，因为我已经查过你的资料。”
原来她是当时静宜女子文理学院（现为静宜大学）的负责人sister Frances，静宜是修会办的学校，修会的负责人就是学校负责人。她来找我的时候，态度非常强硬，气势俨然。
我一再推辞，她似乎要发脾气了，说:“你们中国人就是太客气了，我告诉你，我是经过考虑才来的，我派了学生到中兴听过你的英文选课。”
我太惊讶，他太意外，不敢跟她辩论，连说:I`ll try"的能力也没有。她立刻交代哪一天开始上课，说完，留下一份课表，撑起那把大伞，从玄关处消失。就这样，在一九六一年的台中，，我真正开始教文学课。
静宜在当时是很受重视的，因为她是一所以英语为主的学院，学生一毕业都是供不应求地被抢走。
“美国文学”是大三的课，教科书由学校指定，厚厚的上下两册，三外之二是作品，三分之一是背景叙述，这稍微减轻我的压力。
但不管怎么说，“美国文学”是外文系的重课，我生性胆小，又很紧张，自觉没有经验，只有拼命下苦功读书。当时静宜图书馆相关的藏书颇丰，都是从美国直接送过来的，除了美新处，这里也成为我寻宝的地方。我教这门课真是教学相长，把静宜图书馆里所有关于美国文学的书都读遍了，笔记本、教科书上面写了密密麻麻的小字。我虽然知道自己没有像胡适先生说的要有八年、十年以上的研究才敢教一门课，但我那时总超前一、两年。
静宜的英文老师大都是洋人相修女，为了培养学生的英文程度，不用中文讲课。教了第一年，学生反应很好，我猜想吸引他们的是我对文学的态度。
Sister Frances是一个非常严格的人，拿着一把大伞，到处巡视，对老师的教学质量盯得很紧，经常去听老师上课。她全心全意奉献给学校，以校为家。她对学生也很严格，举凡仪容、用餐礼仪、生活常规都要管，她曾说:“女孩子打扮得干净、漂亮不是为了好看而已，而是为了礼貌。”一九六0年代从静宜毕业的女孩子，一听到SiSter FranCeS都会发抖。但是她也制定了相当高的水平。
我到东海大学外文系任教，完全是个意外。就像Sister FranCeS拿把大雨伞敲到我的头，我就去教一样：不过，这次敲我的不是伞，是一封信。
有一天，我收到素不精识的杜衡之教授的信。
他说他在东海外文系教翻译，因为太忙了，问我可不可以接这门课?我不知道他怎么认识我的，我也不认识他。但是，我就又接受一个挑战去了。
东海大学外文系在当年是比今天风光、受重视多了，因为他们做了很多开风气之先的事情，加上学校的建筑、规画具有前瞻性，校长也是当时具有社会地位的人士，所以颇受瞩目。
外文系最早的系主任是Miss Cockran，接着是Miss CraWford，她以前是图书馆馆长，之后就是谢颇得教授（prof.Ian Shepard）接任。系里老师几乎都是外国人，我是唯一的中国老师。为了教翻译，我用我的老牛劲自己编教材。每个礼拜给学生做一次中翻英、英翻中作业。那是非常辛苦的，我拿回来批改，改完后下次上课时第一个钟头发还作业并且讨论。每个段落，我都摘出重点。和学生谈翻译的各种可能性。
我不太赞成翻译讲理论，直到今天也不认为理论可以帮助人。我的翻译课完全要动手去做的，有累积的英文能力不是平白就能得来，也要有很好的范例，我必须眼观四面、耳听八方似地找很多资料，才能教得充实。
有一次，我让学生做一篇沃尔特·佩特（Walter Pater1839——1894）的《给蒙娜丽莎（"To MonaLisa"）的翻译，大家坐在位子上做得“快死掉”了。那实在是很大的挑战，那短短一页，充满文艺知识，深刻的描写内在的奥秘。每个人都纠着眉头，一副快要阵亡的样子，真是精采。翻译课这班是大三，每年有二十多个人，最早的学生有钟玲、孙康宣、郭志超等。钟玲曾写了一首诗《听雨》送我。
我一九六七年赴美国进修，在印第安纳大学的郭志超处处照顾我，常请我去听印大著名的音乐会和歌剧，由他认识了许多终身的朋友。
一九六七年，裕昌突然接到调差令，调往总局，负责铁路电气化的研究及准备工作，因此家必须搬去台北了。
这年初有一个美国很有份量的“美国学人基金会”（Amercan Learned sociCty）经美国新闻处寄来一函，说他们开始给台湾人文科进修奖助二名（奖学金很高），在一切考虑之中，有一项是“年龄在四十五岁以下”。这一年，我已经四十四岁了，自己由青年已进入中年，在进修这方面，竟十年搓蛇，浑然不觉……许多年来，父亲不只一次说，你一生作个教书匠，很可惜啊。他似乎忘了我大学毕业时，兵荒马乱之际，他反对我出国念书，虽然当时已得到霍利约克学院的入学准许，怕家人失去联系，更怕我成为孤僻的书呆子，耽误婚姻。这十年来，学校每年都有一些国际交流的通知，但是丈夫工作极忙碌劳累，三个孩子尚小，我收到那些通知连看都不敢看，更不敢想。而今发觉所有的公费资格都限在四十五岁。既然家必须搬往台北，可以搬在父母家附近，妈妈易于伸出援手。如果想留在大学教书将来不被淘汰，今年是最后的机会。
这个基金会初审通过了我的申请，但是必须在八月三十日之前到纽约面谈再待决审。我同时也再申请傅尔布莱特交换计划的旅费与书籍补助，那又是一场“三堂会审”式的考试……他们之中有一位是刚由哥伦比亚大学来台访问的夏志清先生。他问我对于艾略特（T．S．Eliot）的戏剧有什么看法?恰好在前一年暑假我读了他的三个剧本，《大教堂中的谋杀》 、《家庭聚会》 和《鸡尾酒会》，所以颇有可谈。
这一年暑假，两个大孩子办了转学高中一、二年级，小儿子考上了第一志愿大安中学初一（当时自以为已经安顿，今日回想。何等无知），中兴大学为我办了留职留薪进修一年（当年薪俸以台币换算，不足一百美金），我才有身分得交换计划奖助。但期满必须回原校任教三年。这年暑假我由教育部审定，升等为正教授，距我来台整整二十年，我仍在奋斗，求得一个立业于学术界的学位!
那个七月是难忘的炎热，我们一家五口，放弃所有的猫，只带了一只小狗，由台中的大院子，高架的日式房子，搬到铁路局代祖位在金华街的三十多坪公寓，好似塞进一个蒸笼（那时还不普遍装冷气），三个青少年失去了伸展的空间，烦躁不宁。而我却在“安顿”之后，立刻要渡重洋漂大海追求一个他们听不懂，也许至今他仍不谅解的“学术理想”!许多年后，我只记得那不安的熬煎，焦头烂额的夏天夜晚，已全然看不见天上的星辰。
6、树林中的圣玛丽
这年的八月二十八日我按补助机票的规定，乘美国西北航空公同经阿拉斯加州的安哥拉治，到西雅图换机到纽约，二十多小时飞行之后，午夜一点半到机场。台北美国新闻处的友人帮我订了旅馆，他们保证纽约机场的出租车是全世界最安全可靠的。第二天上午（会面最后一日），我赶上与“美国学人基金会”的面会。但是，后来收到他们寄到我妹妹家的信，通知我，他们不能支持我读学位的计画。所以我就只好先到印第安纳州首府印第安纳波利斯西边的特雷霍特市，在“树林中的圣玛丽”教半年书再说。
世间的缘份，环环相套，实非虚言，我当年意外到静宜文理学院教书，遇见教英国文学的Sister Mary Gregory，也是一位Fulbright Exchange Scholar。她知道我的出国计划，鼓励我去印第安纳大学（indiana UniVersity）进修。三年前她在该系修得博士学位。印大的比较文学系当时可以说是美国最早也最有实力的开创者，美籍德裔的比较文学理论大师如Ramak，Nina Weinstein，HorSt Frenze，Newton P.Stalknecht等都在印大开最好的课。良机不可失。她也借给我几本这方面的原文书，使我有进一步的认识。她是第一位用英文作《红楼梦》研究而得到比较文学博士学位的。一九六七年四月底，她知道我到美国作傅尔布莱特交换教授去访问的学校尚未定，邀我去创办静宜的母校。距印大只有七十哩的“树林中的圣玛丽”教一门中国文学的课，一门专题研究的课。我可以一面教书，再安排到印大注册选课，通勤去读比较文学和英美文学。这个意外的邀请，对于我，是上帝最慈悲的安排。
“树林中的圣玛丽”是天主教在美国的一个修会（order），座落在美国中部印第安纳州的修院，有一片占地三千亩的树林。一八四0年在树林中创办了这所女子文理学院，在那一区是有名的贵族学校。
十年前我已见识到美国的地大物博，这次在这“小小”的学院，更感受到土地的实力。那一望无际，郁郁苍苍的树林简直就是世外桃源!右边是梨树园，左边是苹果园。十月开始，苹果成熟，没有人采。落在地下草丛中如一片红花，我们初去时会惊呼，弯腰去拾最红的大苹果，后来才知道自己拾起的只是沧海之一粟，采苹果的人是开着小货车去的，车子开出来时，轮胎是辗过万千苹果的鲜红色!我台中家前院一棵龙眼树，每年结实时，邻里小孩用长竹竿劈了钳形头，越墙摘取，我的孩子追出去时，一哄而散，大家都很兴奋，成了每年初秋的庆典一样。最初看到那果汁浸透的轮子时心想，他们若来到这苹果园，会怎样想？
初到时又有一天黄昏前，餐厅外树林外缘一片枫树红了，林里升起轻雾，夕阳照来，实在是中国山水画中极妙境界。我与一个由台湾静宜去的学生韩韵梅从餐厅出去想靠近枫林看看，正在叹赏欢呼的时候，一辆警车从后面追来，把我们“押”回宿舍。我对他们说，你们看这样的美景，怎能不尽情观赏?校警板着脸说，树林太大了，我们的责任是保护年轻女子不要走失。
从充满魅力的树林走进学院，可忆念之事更多。第一个让我震惊的是我的朋友Sister Mary GregOry的身份。
我一生对官位相当迟拙，在台中她聘请我到美国她的学校教书时，拿大雨伞掌静宜一切大权的Sister Francis在旁一直大力赞助，我以为那是她的权力也是她的行事风格，“说了就算话”，而Sister Mary GregOry是我谈文学的朋友。只是出面邀请我的人。九月初我由纽约乘飞机到印第安纳波利斯,再换灰狗公交车到特雷霍特市的汽车站，她邀了在学院图书馆工作的胡宏毅小姐来接我。她见我风尘仆仆地带着行李等她，立即过来拥抱欢迎，帮我提了行李上她的汽车，开三十多哩小路进了树林。校园不大却很有气派，高大的数幢红砖大楼，不远处有一所小小庭院和浅绿色的小楼，即是我将层住一年的极舒适的教职员宿舍。她提着我的箱子送我进了一间舒适的套房。要我休息一下，六点钟会请邻室的胡小姐（Janet）带我去餐厅。餐厅在丛树深处，高敞明亮，可供全院师生近千人进餐，靠近圣母玛丽抱着圣婴。一区是教职员区，也是校务会议的场所。在这里，我相当深入地看到一个修会在某些体制上的改变，和改变过程的辩论、冲突与痛。
我们进了餐厅，坐在第二排长桌。晚餐极正式，总院的一位年长修女带领谢饭仪式之后，说:“现在请校长介绍新来的老师。”此时，只见我的朋友SiSter Mary GregO屯利落地由正中间的座位站起来，引我向前，向全厅介绍了我 我想我当时必是满脸困惑、张口结舌不知说什么才好的样子。因为我不知道她由台中回到美国是出任校长的（给我的聘书上签名的是上一任校长）。到那餐厅之前，没人告诉我。在我们多次谈话和通讯中她自己也没有提过。原来，邀请我开中国文学课程，也是她的“新政”。
我上课的内容和资料都与她充份讨论，适合学生程度，省去双方摸索的苦恼。选课的学生近二十人，算是很不错的了。上课不久又举办了一个东方文化展，很成功地加深了我们文学课的背景。而在生活上，她对我处处照顾。和我同住宿舍的胡宏莱小姐，会煮一手精致的中国菜，这位新校长和一位韩国学生丁英慧（后来才知道她是韩国总理丁一权的女儿，也上我的课）与另两位中国修女（其中的蔡瑛云回国后在静宜大学工作至今）常是我们座上高朋。她也帮我找了几位定期去印大上课的教员，开车去时带我去。但是，时间的配合并不容易，每周去一、二次是不可能的。从特雷雹特到印大开花城之间没有公共汽车，更何况须先走出三千亩的树林!在美国人看，区区七十哩小事情，对于我却似不能逾越的河汉。所以我去印大比较文学系拜访了系主任PrOf. HOrst Frenz，谈了我的困境，取得了所开课程表，回到树林。认命专心教书，下学期再说。
那四个月是我一生有系统地读书的开始，树林中的圣玛丽学院办学态度相当事业，教学亦是水平以上，绝不是只为养成高贵淑女而已，所以其图书馆虽不大却质量不差，尤其英美文学方面，藏书相当充实，是主力所在。为了教课，我遍读馆中所有有关中国文学的书，看到中国现代文学部外，除“五四”后的新小说如鲁迅的几本，有茅盾的《春蚕》，巴金的《家》，老舍的《骆驼群子》、《猫城记》，甚至还有中共的样板作品《金光大道》等，只是没有台湾的任何资料。当然，那时我们也没有任何英译作品 这也是我后来发愿作台湾文学英译的心愿萌芽之地。我却在此意外地亲自看到天主教修女制度在一九六0年代面临形式与内涵“现代化”的一段过程。
我抵达树林的第三天午餐后，修会在会场有一个历史性的投票，决定是否卸除头纱。投票前后都有激辩，充满了“声音与愤怒” （"sound and fury"），主张废除头纱的年轻修女一派得到胜利，有人甚至欢呼，而保守的元老派明显地显得悲伤、愤怒。过了几天又将长裙藉投票缩短至膝下三寸，不久校园上即见到新装修女步履轻快地来去，那些始终不变的面容更加严肃了。除此外，修院生活内规也放松了许多。
第二年暑假，有相当多的年轻修女退会、还俗。西方文化与宗教息息相关，我有幸在近距离看到最核心的奉献形式与内涵的变迁过程，以自己来自古老文化，真是感慨良多。也因此结交了几位天主教修会的朋友，终生可以谈学问、谈观念。也谈现实人生。一年后我由印大又回树林教了一学期书，颇有宾至如归之感。
7、开花的城
既然无法克服那七十哩的困难，我在一九六八年一月初便辞职，去到位于开花城的印大注册，专心读书。出国前在台北办签证时，遇到我在东海大学外文系教翻译课上的学生郭志超，他正好也要到印大读书，所以知道我先到“树林中的圣玛丽”教书。印大的宿舍是他帮我接洽的，以我学者的身份及年龄，配得一间眷属宿舍。
在那寒冷的一月初搬进去的时候，看到门上钉了一张纸，用中文写着:“齐老师:我们是郭志超的朋友，他今天出城去了，我们上午十一点钟来看你。徐小桦、蔡钟雄留言。”进屋不久，由那扇大窗子看到，外面薄雪覆盖的山坡上，有两个二十多岁的中国男子抬着一个臣大的篮子朝我这面走上来。这两位我终生的小友抬着的篮子里，装着大大小小的锅、碗、杯、盘、水壶、瓶罐，还有一条真正的窗帘一个人基本生活所需全有了。
这间单间的宿舍，有大幅的玻璃窗，窗前芳草铺至山坡之下，总有一种仅小于鸽子的红胸鸟在上面散步，据说是知更鸟，但是我在英国文学中读到的知更鸟是一种颇有灵性的小鸟，也许在美国中西部的谷仓变种，壮硕难飞了。
一九六八年是我今生最劳累也最充实的一年。自从一月八日我坐在那窗口之后，人们从草坡上来总看见我俯首读书或打字，我自己最清楚地知道，每一日都是从妻职母职中偷身得来!在一学期和一暑期班时日中，我不顾性命地修了六门主课:“比较文学和理论”、“西方文学的背景与发展”是必修。“文学和现代哲学”、“十六世纪前的西方文学”、“文学与文化”、“美国文学——爱默森时代”是选修。
“文学与文化”的穆勒教授（PrOf．Mueller）上课有一半时间问"Why?"，催迫听者思考书中深意，譬如由托马斯·曼《魔山》 和以歌德《浮士德》主题不同书写所呈现的文化变貌等，这种教法对我后来教书很有影响。“美国文学”由爱默森的“自信”作为连系一切的至高存在，辐射出去，将美国文学提升到更高的精神层次。他讲得翔实生动，我更是有备而来，一点一滴全都了解吸收，那宝贵的求知岁月，只有在战时的乐山有过——而如今我成熟冷静，确切知道所求为何，也努力抓住了每一天。当年印大的文学课即使在美国也是一流的水平，我上这些课凝神静气地倾听，尽量记下笔记，常觉五十分钟的课太短。
“十六世纪前的西方文学”全班二十多人，说五种以上不同母语，在如此压力的“灾难”中互相安慰。有一位真正娴熟法、德、拉丁语的俄国同学，被师生羡称为“怪胎”（monster）的大胡子竟然问那刚从哈佛拿了文学博士的教师Gros Louis，英国更上的阿尔弗雷德国王（King Alfred）是谁?那简直和问中国人秦始皇是谁一样丢脸，旁边来自各邦国的同学几乎快把他推到椅子下面去了。
这些课最可贵的不仅是上课言谈所得，尚有参考用书书单，少则数页，多者竟达八十页。这些参考书单，是我回台湾后最有益处的指导;尤其“西方文学的背景与发展”一课是全院必修，教授是英文系大牌，一刷白色的胡子，给人很大的安全感。他那满座的演讲课在很大的教室，三个月间为我搭建了一个心智书架，教我把零散放置的知识和思想放在整体发展的脉络上，不再散失，日后读书，寻得来龙去脉，也启发我一生爱好研究史诗和乌托邦文学的路径。先识得源头，再往前行。
在五月二十日学期结束之前，我没日没夜地在那小打字机上赶出了三篇报告，参加了一场考试后，回到宿舍立即倒床大睡，昏天黑地睡到午夜醒来，窗外竟是皓月当空，想到《红楼梦》中，宝玉醒来所见当是同一个月亮。我这个现代女子，背负着离开家庭的罪恶感，在异国校园的一隅斗室，真不知如何在此红尘自适!起身在泪水中写了一信给父母亲，叙此悲情（当时父母已年近七旬，我怎末想到如此会增加他们多少牵挂…），第二天早上走下山坡将信投入邮筒，往回走上了一半山坡就走不动了，坐在草地上俯首哭泣许久。当时心中盘旋着（春江花月夜》:“昨夜闲潭梦落花，可怜春半不还家。”诗中情境。正好此时，小友蔡钟雄和幸玑夫妇驾车经过，他们上来带我去文学院Ballentine Hall后面，全条路盛开着桩花，红白交植的桩花，茂密而不拥挤，每一枝都能自在潇洒地伸展，恬适优雅，成了我一生诗境中又一个梦境。
过了几天去系里拿学期成绩单，四门课三个A，一个A-，总计4．0。我问另一小友徐小桦，这4．0代表什么？刚拿到物理系博士学位的他说，是straight A啊!是我们中国人的光荣啊!我说，且慢光荣，你们刚开始人生，无法了解，我这么晚才能够出来读这么一点书，所付的代价有多高……暑期班各处来的名师如云，我照修三门凶猛的课。我背负离家的罪恶感，得以入此宝山，一日不能虚度。这段苦读时间，我最大的世界是那扇大玻璃窗外的天空和变化万千的浮云：台湾的消息来自家信和七天前的《中央日报》航空版，开花城那间陋室是我一生中住过最接近天堂的地方。
我的唯一生活或社交圈子是几位中国同学和他们的家庭。印大那时有大约三百个中国学生，十分之九是台湾去的，香港和东南亚的约占十分之一，尚没有一个大陆学生。那一年他们的文革噩梦刚开始，
台湾政治上尚未分本省、外省，大家心思单纯。互相照顾。离校的人把可用的家庭物件装在大纸箱里，开学时分批送给新来的人。开花城外有几个树木葱笼的小湖，他们开车去时常邀我。有一次为了撮合曾与我同住的杨巧霞和曾野的姻缘。曾有六车人开到湖畔“看月亮”，大唱中文歌，太晚了，被警察“驱离”。有几次随徐小桦、蔡钟雄、胡耀恒几家开车到芝加哥，到俄亥俄州、爱荷华州……长途所见。使我见识到美国地大物博的中西部，广裹万里的大谷仓，令我怀想我父祖之乡的沃野。
印大著名的图书馆和她的书店是我最常去的地方。在占地半层楼的远东书库，我遇见了邓嗣禹教授（TengsSu，Ssu，l906-1988），是学术界很受尊敬的中国现代史专家。他的英文著作《太平军起义史史学》、《太平天国史新论》、《太平天国宰相洪仁轩及其现代化计划》皆为哈佛大学出版，是西方汉学研究必读之书。邓教授，湖南人，虽早年赴美，已安家立业，对中国的苦难关怀至深，我们有甚多可谈之事。他退休时印大校方设盛宴欢送，他竟邀我同桌。在会上，校方宣读哈佛大学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l907-1991）的信，信上说他刚到哈佛念汉学研究时，邓教授给他的种种指引，永远感念这位典范的中国学者。
这样单纯、幸福的读书生涯到一九六八年寒假即被迫停止。当初申请傅尔布莱特资助进修的条件是必须有教书工作，而且期限只有一年，不可因修读学位而延期留在美国。我已申请延长半年，所以先必须回到树林中的圣玛丽学院再教一学期。那学期我去特雷霍特的州立大学读了“十六、十七世纪的英国文学”，任课的MUllen教授是研究史宾塞诗的专家。另一“文学批评”课也非常充实，对我日后研究帮助甚大，而且印大承认这六个学分。我且回到开花城去参加硕士学位考试通过，只待再修六个法文课的学分即可得硕士学位——但是我今生竟未能回去修学位。
交换学者签证到期之时。我仍在犹豫，要不要再申请延长半年。这时，我父亲来了一封信。他说，裕昌工作繁重辛劳，你家中亟需你回来。签交换计划的合法期限既已到期，已承诺的话即须遵守。《圣经·创世纪》里，雅各布梦见天梯。我在印第安纳大学那开花城的春花冬雪中也似梦见了我的学术天梯，在梯子顶端上上下下的，似乎都是天使。而在我初登阶段。天梯就撤掉了。它带给我好多年的惆怅，须经过好多的醒悟和智慧才认命，这世间并无学术的天梯。也无天使。我虽被现实召回，却并未从梯上跌落。我终于明白，我的一生，自病弱的童年起，一直在一本一本的书迭起的石梯上，一字一句地往上攀登，从未停步。
8、筑梦成真
繁花落尽，天梯消逝。我回到台中的中兴大学，履行我回原校服务三年之约。家已搬去台北，所以我每周二由台北乘早上七点开的光华号火车去台中，周五晚上六点搭乘自强号由台中回台北。星期六上午在台大教研究所的“高级英文”课。有两天时间靠一位女佣协助，努力作一个家庭主妇，住在父母家对面，共享一个巷院，一切都在呼应范围之内。但是父母已经七十多岁了，我的三个儿子都进了青少年阶段，我每星期二早上五点多钟起床，准备家人早餐，再去赶火车。内心万千的牵挂，有时天上尚见下弦残月，我离家时真是一步三回头——最初只是践约，渐渐地，我回到台北，也会牵挂台中那一间小楼里的系务了。
中兴大学外文系的成立是我多年梦想的实现，在林致平、汤惠荪、刘道元三位校长任内，我都不停地以一个教员的力量在推动。作为中部唯一的国立大学，总应该有文学院，文学院设立后先成立了中文系和历史系，外文系最困难的是师资。那时全台湾合格的外文系教授人数不多，英美文学博士仍是“贵重金属”，渐渐有少数学成归国的，到了台北就被台大、师大、政大、淡江、辅仁等校留住了，不愿到“外县市”去。同在台中的东海和静宜有他们自己的修会师资来源，国立大学有较严的资格限制。这个问题就是理想与现实的最大差异之处，我在过去那些年，侈言文学教育的重要时，并未预想到。
当我一九六九年春季班开学前回到中兴大学时，发现我已被“发表”为新成立的外文系系主任，而且新招收的第一班学生四十五人已上课一学期，系务由教务长兼代，课程按教育部规定开设，几乎全是共同科，与中文、历史两系合开选修课程，逻辑学、文学课程到二年级才有。我回国第一次进了校长室才懂，我由美国写来的两封信说学位尚未拿到，系务工作不懂又无准备，只能作个尽职的文学教员而已，不适合当主任的真实话，在校长与教务长（那时尚无文学院院长）看来只是民族美德的谦辞。已升任正教授，且得到教育部的红色教授证，多年来努力推动成立外文系，如今外文系已经“给你成立了”，系里就这几位名人（教大一英文、法文、德文等，六人中有一半已六十多岁），等了你半年，你不管系务谁管？
教务长王天民先生原是我的长辈，由校长室出来。看到我“惶恐”为难的神情就说，“我相信你是有能力做的，公事上的问题可以来和我商量。这里对系主任有保守的期待，以后少穿太花的裙子。”那时流行短裙，而我长裙短裙都没有，上课只穿我宽宽绰绰的旗袍。
就这样，我由苦读的书呆子变成了系主任，面对的全是现实问题。幸运的是，由大学联合招生分发来的学生相当不错。那时还没有中山大学和中正大学，全台湾国立大学只有四校有外文系，而外文系录取的份数比较高，学生资质都相当好，后来在社会上的表现也在水平以上。
我在系主任三年半的日子里，最大的煎熬是文学课程的教师聘请。新聘专任的施肇锡、许经田和很年轻的张汉良，三位先生都证明了我的“慧眼”，很受学生欢迎。
原任的丁贞婉、姚崇昆、孙之煊、唐振训、萧坤风也都鼎力合作，系里有一股融洽的向心力，任何人走上我们向农学院借用的那小楼的二楼两大间办公室常会听见笑声。我的办公室门永远开着，老师、学生出出进进神情愉快。
那第一届的元老学生一半是女生。一半男生。我刚就任时，那些女生在宿舍为我开了个欢迎会，摆了几碟脆硬的饼干和汽水，她们没有唱歌等类的节目，只是把我团团围在那两排上下铺的中间，问了我许多问题：考上了外文系很高兴，但是上了一学期的课，不知外文系要学些什么？现在上的课和高中的课差不多，国文、英文、现代史……，只是老师比较老一点……。这一场聚会，开启了我与学生直接谈话的作风，由大学新生的困惑，到后来三年功课沉重的压力，我是陪着那四十多个青年走了成长的每一步。对于那个由无到有的系，我似乎有个筑梦者的道义责任，对于那些十九、二十岁的寻梦者（如果他们寻的话），我不知不觉地有像“带孩子”似的关怀。
对于这新系，我最大的道义责任是建立它的学术水平。第一年，台中的美国新闻处由于我多年借阅的书缘，以及我两度作Fulbright SchOlar的关系，捐给我们最初的一些文学书，配上丁贞婉借来她夫婿陈其茂先生的几幅画，我那空无一书的办公室顿时有些文化的样子。
他们指点我，在台中有个美国国务院训练外交官中文的使馆学校（Embassy SCholar），好多学员是具有英文系硕士以上学位的人，另外一处是台中水湳的清泉岗空军基地，那时是越南战争期间，借驻的美军数目很大，有不少医护和通讯等文职人员，他们的太太有些是美国合格的教员，也许合于我们公立大学兼任的资格。经由这两个途径，第二年我将二年级分为四组，开设教育部规定的英语会话，请到四位在使馆学校进修的学员每周来上两小时课，之后两年有六、七人来上课。课内课外他们颇为融洽。我们的学生纯朴天真。有些课外活动郊游带着这些老师同行，还曾带他们回家吃拜拜，深入认识台湾民间生活。经我认真申请而来教莎士比亚的是一位医生的太太，教小说课的是一位军中信息官，他们合格而且有经验，授课内容也达到我希望的标准，帮我度过了最早的难关。我自己教英国文学史，第二年请到了东海大学的谢颇得教授来教英诗。他是英国人，在东海已是最好的英诗课教授者，因为另有一种自然的深度与韵味，与其他老师不同，给我的学生极好的启发。
外文系成立之初，原属共同科的英文、法文、德文老师都成为基本师资。由农学院时代即教大一英文的田露莲（MiSS Tilford）和孙宝珍（Mary Sampson）是美国南方保守派的浸信会传教士，她们的教会即盖在学校门口的一排凤凰木后面，多年来与我十份友善，但是很不满意我聘来兼任的文学课程美籍年轻老师的教课内容，认为太自由派（radical）。我主编的大一英文新课本取代了幼狮公司出版的大一课本。也引起另一批真正“老”教授的指责。但是我刚刚读书归来，对英美文学的基本教材曾认真研究过，也搜集了相当多的资料，确知学生不能再用陈旧的标准选文，须加上二次大战后的文化各领域新文章，幸好获得多数支持（包括学生）。大一的课程只有一门“西洋文学概论”是本系的傅伟仁（William Burke）教，他是长老会传教士，思想相当“前进”，很得学生拥戴，那一年我与他合编一本教材，解决了当年仍无原文书的困境。法文课的顾保鹄和王永清（卫理中学校长）都是天主教会神父，法文造谙深，教学极认真。大一国文老师是中文系的陈癸淼先生，给他们出的第一个作文题目是《给你一串串的阳光》，刚从高中毕业拼完联考的学生那里见过这样的境界!三十多年后仍然津津乐道。我留住他教外文系大一国文直到他去台北从政，他竞选立法委员时，很多学生是热心的助选者吧。另一位令他们难忘的老师是教《中国通史》的曾祥铎先生，他对当代史的开放批评的角度有很大的启发性，后来竟引来当年政治不正确的牢狱之灾，出狱后主持一个政论节目，我与他在台北街头相逢，真不胜今昔之感，不知一切从何说起。
一九七0年秋季开学后，我筹划召开的“第一届英美文学教育研讨会”，准备在中兴大学开会，在那些年这样的会议甚少，各种学科会议都不多，在台中召开的更少。我很诚恳地希望各校在教学方面多些交流的机会，给台大以外的学校一些援助，全省只有四校有外文系，一直是文科学生的第一志愿，而师资普遍不足，教材又需大幅汰旧换新，以适应新的时代。全省开文学课程的同行来了三十人左右，台大的朱立民和颜元叔自然是会中明星，人少，大家畅所欲言。我那小小的新系忙了许久，那股欢欣的热情，是我在日后所参加的无数会议中不易再见到的。
里里外外忙碌到了一九七二年夏天，中兴大学外文系的第一班学生毕业时，令全校意外的是，我也辞职了。我已按约定教满三年。放下这个我推动、促成、创办、奠基的系，我是万分不舍，一草一木都似说着离情。我到台中一住二十年（全家住十七年，回国后我两地往返三年），最安定的岁月在此度过。如今我终于看到许愿树上结了第一批果实，可是我必须走了……惜别晚会上，学生人人手持蜡烛，一圈圈围着我，哭成一团。没有人知道，一向积极，充满活力的我，此时面临一个全然陌生的末来，内心是如何的无奈与惶惑。
这一班学生，二十二岁左右年纪，从这日起要去开始一生了，四年来像独生子一样受到我一切的看顾与督促，在功课上达到应有的水平，气质也相当自信明朗，他们以后也有很多人成为认真的好老师，大半的男生进入贸易等行业也都相当成功，至今三十多年，李善琳、赵慧如、陈碗玫、王永明、丁义桢、李明朝、吴怡慧、徐春枝、徐淑如、丁振娟、徐松玉等人经常聚晤或来信，全班已产生手足之谊，对我仍存当年相依为命似的顾念之情。
最后的几个月，我在校园中骑脚踏车来来去去，看到的一切都感到留恋，处处是自己年轻的足迹。
告别中兴大学也就是告别了我的前半生。在台中十七年，生活简朴，却人情温暖。我亲眼看着国立中兴大学的牌子挂上门口，取代了原来农学院的牌子。看见原是大片空着的校园盖出了许多大楼。外文系成立之初。所有教室皆向别系借用，一年级上课的“基地”，是最早为政府援助非洲农业计划的训练教室，两间瓦厝，小院有棵美丽遮荫的大树。二年级借用畜牧系一间紧靠牧场的教室。有一天我在上英国文学史最早的史诗《贝尔伍夫》的时候，一只漂亮的牛犊走进门来，我们双方都受了惊吓，幸好无人喊叫，牠终于好不容易地转了身，由原门出去。事后畜牧系主任告诉我，那是刚进口的昂贵种牛，是为台湾改良农业的珍品，你对牠讲文学，彼此都很荣幸呢。
事实上，自从农学院时代，各系对我都很好，我开大二英文课总是满座的原因，是一九六0年代台湾的农业学术研究已相当现代化，成为台湾发展的先锋之一，各系都鼓励学生出国进修。办得最有声色的农业经济研究所所长李庆薯教授是立法委员，“派”他所有的研究生上我的课，并且以父执的口气，令我多给他们改英文作文。他后来大约把他们都送去美国读了专业学位，回来都有实际贡献。
一九六0年代，许多毕业学生在中部和嘉南平原开创了一些现代化农场，常常邀请老师丢“指导”。农学院长末勉南的太太刘作炎教授和我是英文科同事，也常常邀我们同去参观。当时已有一些外籍交换教授住在校园宿舍，也常一起下乡。那些年，深山僻野，上山下海真是走了不少地方，认识了真正的台湾，验证了高等教育在台湾“十年生聚”的扎根力量和热情。我们招待国际友人最常去的有一座在员林的玫瑰花圃，场主张君的妻子，后来当选为玫瑰皇后。初见那么大规模的花圃和科学化养殖法，听着他们讲新品种的动听的命名，大规模推广及外销的展望……那时没有人会肤浅地问你“爱不爱台湾”？
我也忘不了一九六六年初冬，期中考刚过，突然传来校长汤惠荪先生，到南投县仁爱乡森林系的实验林场视察，登山殉职的消息。他在攀登山顶时心脏病发，倚着宋院长，坐在林场土地上逝世。四十多年来，我每次看到惠荪林场已成观光景点的消息，就会想起他和末院长那些温文儒雅的早期开创者，也会想起台湾第一任农业委员会的主任委员余玉贤先生。我刚去上课时，他是农经系讲师，娶了我最早的学生纪春玉。他们在为台湾农业奋斗的时候，会和我谈他农民十万大军的观念，谈他们为改良品种的水果命名为“蜜斯杨桃”、“杨贵妃荔枝”、“葡萄仙子”……和我分享开创的快乐。当我看到美丽的行道树时，也想起他五十八岁与癌症奋斗三年去世前，最后的希望是看到窗外有树!
一九六八年我在美国进修的圣诞节，收到一张灰狗长途车票。信来自中兴农学院的客座教授A.B.Lewis夫妇，刘易斯太太的父亲清朝末年在中国传教，她出生在天津。她在台中时把我当北方老乡，常和我分享读文学书之乐。她邀我乘灰狗车作一趟真正的美国之旅，由印第安纳州到康乃狄克州，坐两天一夜的灰狗Bus，然后他们带我在新英格兰跑跑，看看他们的农村。带我穿上长筒雪靴在积雪中去看诗人佛洛斯特的树林。追踪雪中的灰兔子……有一天大清早开车说，“带你去看一个人。”车子在狭窄的乡村路上不停地开了六、七小时，一半的路被密密的玉蜀漆杆子和灌木丛交围，充满了神秘感。正午过后，突然眼前一亮，前面是阳光照耀的小山坡，山坡上有一所独立的农庄，房子里走出一个穿着旗袍、梳着高髻的中国女子，欢呼迎宾。一向寡言的刘易斯教授给我介绍说:Thisi sMrs．Buck，出现在大门口的是布克先生（JOhn Buck），是写《大地》得诺贝尔奖的赛珍珠的前夫。
赛珍珠自幼随她传教士父亲赛兆祥曾住在我家南京宁海路附近，她一九二一年结婚后随夭到安徽凤阳一带从事早期的中国农村复兴联合委员会的改良农村工作，搜集了荒灾的小说资料写出《大地》，一举成名，后来离婚嫁了她的出版人。Mr．BUck娶了一位中国淑女为妻。她到美国后，坚持穿旗袍会客，作为对故乡的思念。在他农庄的壁炉前，我们兴奋地谈他曾献身服务的，我生身之地的。苦难的中国。
这些人和这些事，缘中有缘，是忘不了的。
我家自一九六七年搬到台北以后，我一直在为自己的学业、工作忙着，有一半的时间都不在家，从美国回来这三年多都在台北、台中往返通勤，风雨无阻地每星期二坐早上七点的火车到台中去，星期五下午六点多搭自强号回台北。我不在台中的时候，系上有事都由丁贞婉先生率助教黄春枝代为处理，她写给我的“救火情书”累积数十封。星期六早上，我去台大上三小时为中文、历史两系研究所开设的“高级英文”课，下午多半会去中山北路敦煌书店看新出的盗印版英文新书，看看可不可以用作教材。那样的日子，身心俱疲而不敢言倦。家搬到父母对面有了照顾，但是拖累妈妈太多，裕昌的工作又进入铁路电气化工程的高峰，我内心的不安渐渐成为熬煎。那些年中，能静下心想想事情、看看新书的时间反而是台北和台中间火车上那三小时，那种全属于自己的独处三小时。我终生感激!如今，这第一班毕业了。我坚持辞职的要求终于得到刘道元校长的同意。离开中兴大学后，我往何处去?那时也无暇安排，台北的那些外文系没有人会相信，我会离开办得那么有劲的新系，我也并不想为找个工作而引起揣测，也许先在家安定一年再看更好。
这时，是不是命运之手又伸出来了呢?王天民教务长受新任教育部长罗云平之邀，到台北出任国立编译馆馆长。王天民先生（一九二~一九八三年）字季陶，是我父亲的革命同志，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出身，在东北家乡有良田数千亩，曾捐产报国。东北沦陷成满洲国，他到北平成立的“东北中山中学”教历史，由北平到南京、湖南、四川，流亡路上看到我由小长大。中山中学在胜利后由四川迁回沈阳时他担任校长，原以为可以服务故乡，安定办学，一九四八年共军进城，他一家十口辗转逃来台湾。他的学生说，他的历史课从古史到现代史是一本本不同朝代的兴亡史，内容极丰富。在一九七0年代初期，国立编译馆在台湾的大、中、小学教育上有重要的份量。他知我确已离职，邀我去担任人文社会组主任，可以施展一些书生报国的想法，尤其希望我去作编译中书外译的计划，把台湾文学先译出一套英文选集，让台湾在国外发声。他对我说，“一生在学校教书，也没作过公务员，你先到编译馆落脚，帮帮我，若不行再说。”如此，我又走上一条从未梦想过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