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母亲的安息
进入一九八三年，八月，酷热异常，真是农历的七月流火季候，母亲的身体渐显衰退，我们送她到三军总医院看心脏科做些检查。
她出院第三天早上六点多钟，内湖家中来电话，说老太太过去了。这样突然，真是令我惊骇莫名，与妹妹宁媛奔回家，看到八十四岁的妈妈安详地躺在床上。她早上起来自己梳洗，去阳台浇了花，回房坐在床沿吩咐女佣给老先生做午餐，然后清晰地说:“主啊!你叫我去，我就去了。”坐着就逝世了。——那时父亲坐在门边的椅子上，听得清清楚楚。她离世时有如此确切的依感，是我们最大的安慰。
母亲阪依基督教是一九五0年初，刚由我那甘蔗板隔间的陋室搬到建国北路，那时南京东路的国语礼拜堂，也刚在一间旧木屋开始聚会。主持的吴勇长老用很强烈的语言讲道，用天堂、地狱等鲜明的善恶对比，解释世间喜乐与悲苦。我的母亲，半世忧苦，十年苦候之后，到了南京，随着我父亲，奔波漂流二十年，从来没有自己的家。如今渡海来到全然陌生的台湾，与儿媳一家挤在三十个榻榻米大的日式房子里，切断了昨日，不知会有怎样的明日，苦苦想不出苦难的意义。虽然她不相信天堂和地狱那么强烈的赏与罚，但开始认真地读《圣经》。她把我结婚的礼物，一本大字《圣经》 （父执董其政伯伯赠，房页写“己所欲施于人”）三十五年间捧读万遍，红笔勾划背诵经文。这里面一定有一些解答她困惑的篇章。也许这是她真正崇拜的方式，是她为丈夫子女活了一辈子之外，唯一属于自己的心灵天地。
我应该是她最持久坚定的知音吧……我亦步亦趋地跟着她，走过一切寂寞的日子。虽然我们的时代和受教育的机会那样不同，六十年间存在着各种不同的“沟”，但是我们都轻易地以爱跨过。她在我最需帮助的时候，总适时地伸出双手，助我脱困，得路前行。我在台中十七年，每次到火车站接她和送她都是生命的转折;我的三个儿子，在我出去求学的几年，因为有她，从未缺少母爱。她在台中得与聚居五廊巷的，当年逃难路上的老友重聚叙旧，每年有一段假期心情。父亲给我理想深度，而我的文学情怀和待人态度却是得自母亲。在我成长的岁月里。颠沛流离的道上，躲避轰炸的树下，母亲讲着家乡原野的故事，家族的历史。我儿孙都知道她勉励读书向上的故事:“不可成为打狼的人!”不能因怠惰而落后，为狼所噬。百年之前，她幼时的东北家乡。犹是狼群出没的草原。她故事中的朔风寒夜，虎狼出没的威胁，春夏牧草重生的欢乐，激发了我一生的想象。
母亲猝逝之前，我们虽知双亲日渐老迈，却似从未想到他们会死亡，更未谈过后事。仓卒之间，我妹宁媛随着立法院的一位先生去淡水三芝乡找到了一块山坡地。地势开阔，面对太平洋，坡地依靠着巨大的面天山。如此，我齐家在台湾似乎有了一个立足点，母亲火化后埋骨于此，父亲在世时也常来墓前坐着，可以清晰地看到远洋的船驶过。他说往前看就是东北方，海水流向渤海湾就是大连，是回家的路，“我们是回不去了，埋在这里很好。”四年后父亲亦葬于此。裕昌与我也买下了他们脚下一块紧连的墓地，日后将永久栖息父母膝下，生死都能团聚，不再漂流了。如今已四代在台，这该是我落叶可归之处了吧!
2、飞来横祸——诗与疼痛
一九八五年九月我由德国柏林途中经过英国，在牛津大学参加了一个国际文化研讨会，我发表了煞费苦心写的论文《台湾中国现代诗的成熟》。回到已是空巢的台北家中，准备开学上课。
开学前的礼拜日清早，原与好友贻烈、俊贤和宁媛约定去登大屯山，我们五个人一起登山已十年了，贻烈称为“阿呆登山队”。五个在现实生活里很有头脑的人（贻烈是台糖副总经理，俊贤是台电会计处副处长，裕昌是台湾铁路总工程司，宁媛任中兴票券公司副总经理，我在台大教书）十年来风雨无阻，专找游客少的景点，爬遍了台北郊区的山，裕昌是可靠的司机。自以为已是半职业登山水平啦!我们到了山里，跳、叫、呼、啸，全然回归自然，进山后头脑放空，如同呆人。
这个礼拜天清晨，这位可靠的司机必须去开会，我自己到丽水街口对面的师大人行道等出租车，沿路去接他们三人。夭太早，人车不多，我专注地往左看有没有空车，突然十字路口一辆摩托车横冲出来，被遵守绿灯行驶的出租车拦腰撞上，摩托车弹至半空，一些闪光的碎片在阳光下四散，朝我站立的树下飞来。我下一个知觉，发现自己头枕在一只破球鞋上，而我的左脚不见了。我的右臂也不能动，勉强用左臂支持坐起，我看到我那穿了新鞋的左脚，像折迭椅脚似的，折断了，被压在左腿下面：右臂也断了，空荡在袖子里。但是尚未大痛，只感麻痹而已。这时有三、四个路人俯身来看我还活着，其中一个人问我名字，我请他立刻打电话给我丈夫。一辆汽车停下来，一个壮汉走下来，看到我血流如注，立刻将我抱起放到他车上后座，一位路人说:“你不能动她，必须等警察来。”他怒吼道:“等警察来时她已流血过多死了。”他一面开车一面问我要去什么医院，我说:“三总!（三十年来一直是最有安全感的地方）但请先在建国南路口转一下，有人等我。”到了桥下看到贻烈焦急地站在那里张望。我还清醒地告诉他去接我妹再去三总!我记得到医院拉住这位送医者的衣袖，问他大名，但他不愿说，勉强留下个地址，我家人后来始终没有找到他。但我一生忘不了他。
这一切都发生在十五份钟之内，那闯红灯的年轻人刚刚退役，被撞断双腿的他，和被撞解体的摩托车由半空飞落到我站立的树下，一些零件击中了我，医生说右肩那一片离我颈动脉只有一吋。我倒地时，头部倒在那骑士软软的破鞋上，下面是一堆石头，所以它保护了我的头。
多年来我百思不解，为何像我这样一生与世无争的人，会遇到这种飞来横祸?莫非那也是上帝的意思，教我亲身体验这一层的人生苦难?是惩罚我欧洲之行太快乐，纵情于历史陈迹和山川美景，不知躲避这尘市街角的杀机?
在三军总医院八楼的外科病房一个多月，我似真正走过“死亡的幽谷”。撞击初期的麻木过后，全身剧痛，止痛针、呼喊讯咒都没有用，我仍能维持一些沉静的自尊。那痛彻骨髓的疼痛，随着日升月落运行全身。左腿折断之处骨碎不能接合，膝盖之下须植入约八吋长的钢钉加以固定，右臂手术接合，盼能自然愈合。为我做这些手术的医师林柳池是神采焕发、英俊自信的年轻主治医师，他除了手术台上操刀，每天清早来查房，总是说:“今天我们要进行……他的笑容带我回到人间，也是终身难忘的。
那个酷暑尾声的初秋，漫漫长夜，我怎样度过的呢？只记得努力摆脱但丁《神
曲》地狱十八层的景象，攀爬到华兹华斯《露西诗》中最宁静的那首:“当我灵魂暂息，我已无尘世忧惧。”
我必须站起来，重拾大步行走的快乐：不长期依靠止痛剂。必须靠自己的心智抵抗这样暴虐的疼痛。一年之后，我按照台大复健科医师的指导，靠骨内钢条撑持，回校上课。
感谢天主，妈妈已经安详逝世，她不必再为我流这一场眼泪。
3、哑口海中的父亲
但是，万万想不到，现在轮到爸爸为我流泪了。
妈妈去世已经两年，他从不知人生这一步的寂寞。凡是他在家的日子，从来都是“饭来张口，衣来伸手”，妈妈全程照顾数十年，去世的早上还在嘱咐女佣中午要做的菜。留下他一个人后，我千方百计求他，哄他，甚至骗他，搬来和我同住，但他坚持不离内湖的家。我和宁妹每隔两天回内湖去看他，都在下课下班后，但是他早上九点起就在临街的阳台上张望。
我车祸后，他多日不见我回去，就不断问，妹妹说:“临时有事出国开会去了。”他说:“她不是刚从德国回来吗？”如此过了十多天，妹妹只好说:“姐姐摔了一跤，不能走路。”他说:“我可以去看她呀…”这样闹了一个月，他突然肠胃不适，也送到三总内科。就在我病房的楼下。我那时上半身已拆了石膏，左腿还裹着石膏。心中思念病中的爸爸，过几天得到医师准许，坐轮椅去他的病房探。下半身用被单盖着，已经不是最初那木乃伊的样子了。我进他的病房，叫了一声爸爸，他就哭起来，说:“你怎么了？你怎么摔成这样？”
他紧闭了四十年眼泪的闸门，自此冲破，再也关不上了。这位被尊称为“铁老”的汉子，在所有逆境中，不曾被世人看到他的眼泪，这之后，他在世一年多的日子里，每次看他“捡回一条命”的女儿，就流泪不止。他有时会说:“那些年，我去革命，你妈妈带着你可没少跟我吃苦，这么多年我都不知道她帮我撑这个家多么辛苦！”
他最后几年孤独的日子里，回忆往事大约占据了他的心思意念。他有时对我说，心中常是千军万马在奔腾，慨叹中国命运的大起大落。文革渐渐结束后，由各方面传来许多人和事的消息，让他更能从整体了解当年的情况。譬如说，一九八一年他在荣总住院时，张学良突然去病房看他。自一九三五年汉口不欢而散，近半世纪首次再见，令他心情很不平静。当年雄姿英发的青年，都已八十二岁了，乡关万里，一生坎坷，千言万语都说不尽，也不必说了。常常自问，“如果当年能够合作，东北会是什么样子?中国会是什么样子?”事实上，时光即使能够倒流，合作亦非易事。张学良二十岁继承奉军地盘，毫无思考判断准备，只知权力，冲动任性地造成贻害大局的西安事变，使东北军数十万人流落关内，失去了在东北命运上说话的力量，他和这个坚持人性尊严，民主革新的理想主义者齐世英怎么合作?那一天会面，两人唯一共同心意，是怀念郭松龄将军。张学良想的是郭将军对他权力的辅佐;我父亲想的是，如果巨流河一役郭军战胜，东北整个局面必会革新，不会容许日本人进去建立傀儡满洲国，即使有中日战争，也不会在战争胜利之后，将偌大的东北任由苏俄、蒋中正、毛泽东、杜津明、林彪，这些由遥远南方来的人抢来打去决定命运!这些憾恨，虽已还诸天地，却仍折磨着他的余年岁月。
晚饭时，我和妹妹总是给他斟一杯酒。每端起酒杯他就流泪，断断续续说当年事:明明不该打败仗的局面，却败了，把那么大的东北丢了。那些年，布满东三省，一心一意跟着我十多年在敌后抗日的同志都白死了。他们盼望胜利的中央会照顾他们的孤儿寡妇，也全落了空。没有出来的人，能在共产党手里活着的也很少，那些人都是爱国的知识分子，如不去革命，原可以适应生存。养家活口，都是我害了他们，是我对不起他们!这些话，他反反复覆地说着，折磨着他最后的日子。
妈妈去世后，他言语更少，近乎沉默，正似从汹涌的巨流河冲进了哑口海——台湾极南端鹅銮鼻灯塔左侧，有小小一湖海湾，名为哑口海，太平洋奔腾的波涛冲进此湾，彷佛销声匿迹，发不出怒涛的声音。正似莎士比亚的名句。人的一生，“充满了声音与愤怒，全无意义。”长日无言，有时他独自坐在阳台上望着我们来时的路。秋天白昼渐渐短了，我回去与他对坐，又念起他也爱的济慈《秋颂） ．
春天的歌声呢？.春之声在哪儿?
别想它了，你也有自己的乐音。
他又问，那些傻蜜蜂呢?我们就是那些傻蜜蜂，以为只要花仍开着，温暖的夏日永无止境。诗人记得那秋天，“燕子在秋天的弩苍下回旋飞鸣”。他说这一生在家乡时间太少，还记得庄院瓦房的屋担下有许多燕子做窝，开春时总盼望牠们回来。
一九八七年八月父亲节的下午，他勉强从床上起身，坐在床旁藤椅上。磕然逝世。宁静地放下了这一生所有的理想、奋斗和失落的痛苦。我们将他的骨灰埋葬在母亲身旁，面对着太平洋的穹苍。在这安居了四十年的岛上，冬季无雪，夏季湿热，太阳猛烈地照在他们埋骨的石座之上。
整理他们的遗物真是容易的事，我母亲一生没有一件珠宝，也没有一件值钱的东西。她的柜子里有一只小破皮箱，装了一些从南京到重庆，复员回北平又来台湾都不肯丢的老照片（我的童年一张照片都没有），最高一层放了八床棉被，我知道她搬到内湖后，常去台北长沙街一家传统弹棉花被的店，订做了各式厚薄的棉被，她说：“现在我有自己的家，客人来可以好好招待了。”事实上，她招待的人都已不在了，革命的，抗日的，守山海关的，打台儿庄的，拚滇缅路的，逃难的乡亲，流落的青年……全都走过去了。我留下她的两床棉被，在丽水街的冬天盖了十多年，那传统手弹的棉被时代也走过去了。
收拾我父亲遗物更是容易，他在一九五四年离开国民党后，一直有人跟监，一九六0年雷震伯伯被捕前后，他已把所有通信函件、文稿焚毁，以免连累友人。以后多年他也不留来信，我在他书桌抽屉中只看到几封张群为日本断交商谈的信，日本首相吉田茂的女儿麻生和子谢我父去日本吊唁的信;还有一个木盒装了吉田葬礼送的红色包袱巾，上面有四行中文诗;还有孙子女们寄给他们的小猫、小熊的生日贺卡：卧房内找到一本日记：他从德国买的《哲学丛书》二十册（一九二0年版精装）：当年在上海购买精制的全套二十四更一直在他书架上。母亲死后，我们不知该去为他晒书，这时已被白蚁啃食残破不堪，只剩上半页和封面，木盒已触手即碎，只有焚毁。
双亲俱逝之后，在层层的失落感中，我挣扎奋斗，游不出他的泪海，我的血液继承了他的飘泊之泪。第二年夏天我自台大提前退休——车祸之后重回讲坛，保持自己教书风格，连续两小时站立已感辛苦，下课提着书本和试卷等等资料，由文学院走到大门口，寒冷或炎热，站在新生南路口拦不到出祖车时，已无法走回家去。这是我该坐下来，，想和写的时候了。
4、齐世英先生访谈录
一九九0年八月，父亲逝世三周年。我兄妹授权同意。由我整理，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出版《齐世英先生访问纪录》。这项由首任所长郭廷以教授拟订进行的口述历史计划。开始于一九五九年。一九六九年沈云龙先生主持，林泉与林忠胜先生访间我父共十九次，口述录音之笔录文稿由林忠胜先生整理后执笔定稿。此稿虽完全保留口述原意，末予刻意修饰，但林忠胜先生文笔流畅，思考达到叙述者复杂经验的深度。访问前后，他对我父所处时代与理想产生了真正的兴趣与同情，详细检查求证。亦不断与我父讨论、核对，全书人名、地名、事件，甚少错误。书成后，不仅学术研究者肯定其价值，一般读者也会因文字的明快、清晰、中肯，以及内容的丰富而感兴趣。
林忠胜先生宜兰人，师大历史系毕业，访问时只有二十八岁，有真正研究历史的志趣，他后来经营大型补习班，事业有成，在宜兰创办慧灯高级中学，作育家乡子弟。出钱出力继续做访谈工作，在美成立“台湾口述历史研究室”，出版了《陈逸松回忆录》、《朱昭阳回忆录》、《杨基铨回忆录》、《刘盛烈回忆录》、《廖钦福回忆录》及《高玉树回忆录》等。十余年间，林忠胜独力撰述，贤妻吴君莹记录，为台湾本土人物留下可卖历史，文化深意，真令人钦佩。
在访谈录“前言”中，林先生回忆当年访问我父印象:“先生英逸挺拔，气宇轩昂。举止温文，谈笑儒雅，有古大臣之风……可叹人世沧桑，在本人离开近史所近二十年，先生访问纪录行将刊印之际，重校斯稿，而先生与云龙先生皆已相继辞世。哲人日远，往事历历，前辈风范，永铭吾心。深信先生的见证，必能为这动荡纷扰、是非难窥的时代网住一片真。”在这篇“前言”中他亦简洁提到，大陆沦陷，政府来台，齐先生不仅结束东北工作，“甚且后来被迫离开他曾准备为之身殉的此一政党，心中感触必深。惟先生雍容大度，处之泰然……”可惜访问时，我父秉持理想，坚守原则，笃信自由、民主、法治的理念，与雷震、李万层、夏涛声、高玉树等筹组“中国民主党”未成，与郭雨新、吴三连、许世贤等，鞠躬精粹于撒播自由、民主的种种努力，访谈时末肯谈及，不无憾焉。
这种种顾忌与遗憾大约是我父在世之日不愿访谈录出版的主要原因吧……他的一生，牺牲奉献，大半生有家归不得，对所谓荣华富贵不屑一顾，亦从未为妻子儿女安顿忧虑打算。在他逝世之前，更感一生亏欠，失落，一切随风而去，不必再留个人痕迹。中央研究院的访谈录也不必出版，世我两忘即好。
访谈录中以“凄凄吾行飞台湾”一节告别大陆之后，未有一字谈及台北的政局，而以对日交往至一九六七年参加日本首柑吉田茂国葬典礼结束。幸有梁肃戎先生为此书撰写《立法院时期的齐世英》一文，不仅追怀革命同志情谊，也详述我父与国民党关系，及初来台湾时立法院之状况。他认为“铁老一生，风骨嶙峋，对国家，对党都有责献，对政治有极高理想了……艰苦奋斗。不屈不挠的精神，（我）理解最深，师承最久。”
访谈录即将出版之时，我在台大“高级英文”班上，历史研究所的学生李孝悌和陈秋坤已从哈佛和史丹福大学读得博士学位，在中研院近史所任研究员，他们帮助我审阅全书，提供意见。孝悌陪我去访问正在办《首都早报》的康宁祥先生。康先生于一九七二年当选为第一批本省籍立法委员，与我父结为忘年交，当时他三十多岁，我父七十三岁，在长达七年多的时间里。每月两次周末在我们内湖家中，吃我母亲做的家乡菜，对饮畅谈。我去访问时，他与我对谈开始即说:“我一直想把铁老与我个人，和台湾政治前辈的关系，以及他对民主政治的关怀，留下一个纪录。”那一天，孝悌为《纪念民主的播种者齐世英先生）作了极好的记录。
我父访谈录既未谈及他来台后为民主、自曲、法治所做之事，我遂将他逝世时，报章杂志几篇不同角度乏悼文作为重要附录，可以客观看到他后半生在台湾经历，不仅是前半生理想的延续，亦是一种人格的完成。民进党创党人之一傅正，为《新新闻》周刊写《东北最后一位铁汉》：政论记者于衡《悼念和中国现代史有关联的齐世英先生》和田雨时《齐世英先生盖棺论》。田先生早年曾在张学长所组“四维学会”担任秘书长，与我父在中央主持东北抗日之“东北协会”竞争。但在西安事变后，田先生进入政府工作，对我父有进一步认识。齐氏家族早期由山西移民东北，有山西人传统忍耐而沉潜的性格。此文说:“他继承了从关内移居东北的先民创业精神;而留学德国接受日耳曼民族熏陶，混合成其刚毅果敢的气魄，实事求是的作风。对人热情义气，对事冷静沉着，铸有坚强意志，献身革命，奋斗不息……自中年至老年，视野广阔，胸襟放宽，迈进而深入于“中国问题”。先后却一直全走崎岖不平的道路，且越走越坎坷……但他却有似“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此文不仅为齐世英作盖棺论，亦富有当年东北人进关的史料。
访谈录后尚有一篇《吉田茂与齐世英》节稿，由林水补教授译自平正道《评价吉田茂》 （东京，读卖新闻社，一九七八年初版），详述郭松龄反张作霖事件，两人因此相识，彼此感到个性十分投合。吉田茂对于齐世英磊落的人品深具好感，中日战争时各为其国，但齐世英在日人眼中却是可敬的敌人。
书成之时，我也在致谢文全——十年的声音）中说明我随侍一生的看法:“先父自二十七岁加入当年形象清新之国民党，至五十五岁因拂逆权力中心。被开除党籍，一生黄金岁月尽在理想与幻灭中度过。个人得失，炎凉世态皆可淡然处之。但一九四八年，东北再度沦陷则终身伤痛，伤痛之心长年在沉思之中。郭松龄兵谏革新，兵败身死，或可说是时代尚未成熟;而东北，乃至全部大陆在胜利之后迅速弃守，核心原因何在?筹组新党，绝非出于失意之情，而是对未来的期望。”
这篇致谢文回溯《时与潮》在台湾复刊，一九六六年七月起连续选译《艾德诺回忆录》，我引用了宋文明先生执笔之社论《从文德诺回忆汲取教训》。这位领导西德自战败废墟中重建的老人，曾经历德国两次世界大战的惨败，对于他的国家的过去与将来，曾下过一番沉痛的思考:“民主政治是一种思想，它的根源在于承认每个人的尊严、价值及不可让渡的权力。”末文明说:“这些说法，虽然听起来很简单，很平实，但在实际的德国政治中，这一字一句，都代表了千百万人的鲜血，千百万人的眼泪，千百万人的颠沛流离。”这个基本却必须坚持的政治理想，即是先父自学生时代至埋骨台湾的心声。
他生前常言，到台湾来后，许多人仍在热中地追逐已不重要的权势，他已脱离那个框架，求仁得仁，恢复了自由身。即使已经没有当年革命维新的大天地，仍然恪尽书生本份，在立法院和革新俱乐部同仁推动加强民主法案的诸多法案。如出版法、言论自由、司法独立、法官调度法制化、辩护律师之设立、人权之保障等，皆以人民福祉为主要考虑。其他如建立国会图书馆、印行立法院公报及各种记录、档案之整理，以供民间参考……。这一切，在中国政治史上有极大意义，却不是他一个人的功劳。
他的前半世历经狂风暴雨，他尊敬蒋先生北伐相抗日的功勋，对目前小长安的局面可以壁目矣。
一九九八年十月四日，我父亲小友陈宏正先生发起，和梁肃戎先生在台大校友会馆举办了“齐世英先生百岁冥诞纪念会”。陈宏正经营商业有成，向来关怀民主、人权与文化，他对父亲一生相当了解，热心地提起此议。那天到场的不仅是师生故旧，还有许多政治上当年立场不同的人。会场挤得水泄不通。我父革命老友，已近百岁高龄的陈立夫先生坚持亲自到场，“有几句话要说”。他到的时候已无通道可走，几乎是被抬着到前排，他站立致词，说的是五十年前的革命感情，齐世英光明磊落的政治风骨令人敬佩。他也最了解我父对东北用情之深，失乡之痛。
当日在纪念会发言的尚有高玉树先生，谈他一九五0年代参加筹组“中国民主党”（当时一般人称为“新党”或“党外”）的往事。梁肃戎、康宁祥、杜正胜、刘绍唐、郭冠英等人出席谈话，认为当年组新党如成，今日台湾政治对立或可避免，不致如此突兀生涩。胡佛、张玉法先生更由历史看台湾与东北同为日本殖民地的影响，两地民间对自已命运的挫折感与希望。
二十年来，我无数次坐在双亲墓前，望着太平洋浩瀚波涛，想着他的一生，我多么幸运和这样的父母结缘，能有如此前世今生。
5、为诀别而重逢
一九八七年十一月开放大陆探亲，六年后，我终于也回去了。那几年间，几乎所有“外省人”都回去过了。炽热的探亲文学已由重逢相拥的痛哭激情渐渐冷却，甚至开始出现了幻灭的叙述。隔着台湾海峡，漂流者日思夜想的是故国山川和年轻的亲友，即使父母也应尚在中年，隔了四十年，回去时所见多是美梦的骨骸。还乡者已老，仍是断肠，所以我更迟迟不敢回去，不仅我无亲可探，也因怕幻灭毁了珍藏的记忆，更是近乡情怯。
一九九三年五月，我在武汉大学校友通讯《珞珈》上读到鲁巧珍肺癌已至末期的消息，如遭电击，立刻决定去上海和她见最后一面。巧珍是在通邮后最早由大陆写信给我的好友。她和我的友情也是我最美好的青春记忆，嵌在四川乐山的三江汇流之处。我怎能这样无情。不早一点去看她，竟拖到已经太迟的时候……
定了去上海的日期。我先与她的丈夫许心广学长通了电话，约好时间，电话里知道。一直住在上海的俞君已于一年前因心脏病去世。当年若嫁给他，我黑五类的身分必然是他的噩运。乐山老友姚关祖、苏渔溪、彭延德都已前后去世。我在上海可以看到的只有巧珍一人，而巧珍已至弥留阶段。
那时的上海机场还相当混乱，我没有找到接我的武大校友，将近五十年岁月。恐怕对面也不相识了。我几乎上了一辆由女子带路的假出租车，幸好到了车旁感觉不对劲，回到大厅找警察招来一辆真出租车，到了原定的希尔顿饭店，放下行李，即由在大厅等我的许学长带着到了邮政医院。巧珍被扶着坐起来，眉眼灵秀仍在，她说：“知道你要来，我一直等着。”
她从枕下拿出一张纸，隆重地，像致迎宾辞似地念杜甫《赠卫八处士）诗:“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今夕复何夕，共此灯烛光。少壮能几时，鬓发各已苍。访旧半为鬼，惊呼热中肠……她气息微弱地坚持念下去，直到“明日隔山岳，世事两茫茫。”我俯身在她床沿，泪不能止。她断断续续在喘息之间说了些别后五十年间事，青春梦想都已被现实击破，“你到台湾这些年，可以好好读书，好好教书，真令我羡慕。”她劝我珍惜已有的一切，好好活着。 我茫然走出医院时，知道这重逢便是诀别。回到台湾便接到她去世的消息。那年，她六十九岁。
对于上海我本无甚好感，此行更无逗留心情，由医院出来，坐车在原是最繁华街上慢慢驶过，想半世纪前我穿着抗战衣裳与他们格格不人的情景，真有啼笑无从之感。故人往事都已消逝，这时的我已见过世上许多重要都市，看遍各种荣华，而最重要的是读了许多当读的书，做了一些当做的事，一生没有自活。当年上海的虚荣若是吸引了我留下，我早已成黑五类而被斗死，即使幸存，也必须耗尽一生否定真正的自我。
6、铁石芍药的故乡
由上海我立即飞往北平（如今称为北京），由外甥甘达维买到火车票，到辽宁铁岭去看我生身之地。白天班的快车，早上八点钟开，晚上十点到。我可以和六十多年前一样，看到每一寸土地。可以真真确确地看到那些听了一辈子的地方，车过兴城、葫芦岛市、锦州、沟邦子、新民……，我几乎一直在兴奋的心情中，身体疲劳，却半刻不愿闭上眼睛。一九二五年冬天，我的父亲曾随着郭松龄将军率领千军万马攻占了这片江山。车过巨流河铁桥的时候，天已经黑了，铁桥很长，什么也看不到。我买来回票，希望回程时可以在早上过桥时清楚看看，谁知回程换了飞机，未能在那长长的铁桥上，看到巨流河东岸，怀想我那年轻的父亲，在雄心壮志的郭将军身旁，策马布阵，一心相信明天会进沈阳城，想不到一夜之后逃亡终身，脱身之时，曾一寸一寸地爬过这座铁桥。
这一趟还乡之旅，原已令我激动得目不交睫，竟还有惊异的奇遇。我用台胞证买到的是一张软卧头等票，一间车厢四个人，同车厢内是两个俄国人和一位通译。他们是从俄国海参岁到中国安徽省包工程的工程师，我是从台湾来的英国文学女教授。他们看我好似火星人，我看着他们，想着三十多年来反共抗俄的大口号，如今竟然和敌人十四个小时关在一间疾行快车的车厢里……四个人局促对坐，好似不同星球的人精遇于太空。他们对台湾好奇的范围超过了那位通译的字汇范围，所以有时用几个英文字，摊开他们随身带的世界地图，他们不停地问我问题，台湾的地理、历史、教育、家庭、女子地位、衣、食、住、行……我也问他们俄国的问题，从托尔斯泰到史达林……，那真是一场丰富的交流。
车过沈阳大站，上上下下，大大热闹一场，再过一小时，已夜晚十点半，车进铁岭站，但是除了站牌以外，一片漆黑，伸手不见五指。车上播音说正在更换电力设备，车外是月台吧，只见一个站员提着一盏风灯走过来，好似从黑暗的深渊中冒出来，看不见旁边还有没有人，我提着小箱子下车，那两位外层空间的俄国人说，“太暗了，别去!”，我说有人接我，他们说“但是看不到人啊!”随后竟然跳下车，用手比划，叫我跟着他们到哈尔滨，明早让他们的通译带我回铁岭，他们脸上充满不放心的关切和诚恳，就像托尔斯泰书中的俄国农民那般朴实。在犹豫中，我对着黑暗的站台喊我堂弟的名字，“振烈!振烈!”这时听到远远有人喊，“三姐，三姐!”（我在老家大排行）然后就是一阵脚步声，振烈带着他一家人跑过来。虽然都已老了，还是认得出来的。俄国人回到车上。车开了，他们伸出手来拚命挥着，在车厢的灯光中，可以看出来他们放心的感觉。
多年来有时回想，那真是一趟奇异的，充满象征意义的还乡之旅。我们到台湾反共抗俄，恨了他们半辈子，而在我家乡黑茫茫的车站，是这两个俄国人跳下车来要保护我!而他们带回俄国的台湾印象（在地图上和俄国比，是极大和极小的国土），应该是一个现代化"人民有充份自由的地方，所以一个女子能一个人着手提包，万里出山海关，寻找睽别六十年的故乡。
我能找到齐振烈，得以重回故乡的路，该是天意吧。
一九八七年台湾开放探亲时，我父亲已去世了，内湖的家空置没人居住，渐渐也疏于整理，院子里的草长得掩住了花床。我与妹妹已无能力维持一所没人住的空院，只能有时回去看看那满目凄凉。第二年过年前，我回去在已装满落叶的信箱看到一封信，封面有辽宁铁岭的地址。
振烈和我同太祖，抗战胜利后我母亲住在北平的两年，他两兄弟为了上学，曾去同住，四哥振飞读辅仁大学，六弟振烈读中学。他记得我两次暑假回家总是逼他念书，严格地给他补英文。我记得这哥俩都长得很英俊，很有精神。一九四七年我一个人来了台湾，家乡的人和事对于我，像铁岭那晚的车站一样，黑茫茫的一片。我们必须大声呼唤半世纪前的名字，才找到我回乡的路。大陆被共产党“解放”后，振飞哥辗转到了江苏镇江，因为大学资历，或因当年曾参与美国调停国共之战的马歇尔计划外围译事工作，在江苏理工大学找到工作，娶了贤慧妻子，三个女儿女婿都很孝顺顾家，是少数幸福的人。振烈中学毕业后投考空军，已经到飞行阶段，在三反五反运动中。因地主家庭背景被停飞，命令回乡耕地，在小西山种庄稼十多年，终得“平反”到铁岭市石油公司工作，妻子在卫生所作护士，一家得以温饱。但“从天上掉到地里”（东北人称“田”为“地”），对他心理创伤很大，一生未能平息怨忿。临别时，弟媳请我劝他脱掉那件空军皮外套，已经磨得发白了，他就是不肯丢掉，那是他一生最辉煌的纪念。
另一位堂兄齐振武，原在家乡种地，淳朴本份。一九五0年韩战爆发（韩战又称韩朝战争），大陆一片“抗美援朝”声（中国人民志愿军参与朝鲜战争者）。他参加村民大会时。冬天大家坐在热炕上，征兵的干部请志愿参军者站起来，一面叫人在炕下加火，热得坐不住的人刚一起身就被鼓掌，欢迎参军……不由分说拖上了瓦罐车（运货的火车厢）。第二天早上，车已过了鸭绿江，到了韩国的新义州车站，从此是暗无天日的生活，不断的血战，不断的转移，人只是个拿枪的机器，敌人是谁都不清楚，家乡当然不能联络。一九五三年七月韩战结束后，幸存者选择自由退伍或回乡：不愿回大陆的一万四千多官兵来台湾，成为全球瞩目的“一二三自由日”，这些义士给蒋总统的反共力量增加了很大的声势。
全世界的记者都到义士村访问，台北采访记者发现名单上有位齐振武，辽宁铁岭人，回来问我哥哥，“会不会是你的家人？”我哥哥即亲自去探访，临去时问我父亲，如何相认？父亲说，你问他爸爸的小名叫什么。他说他爸爸的小名是“老疙瘩”。我父亲自己也前去相认，是同曾祖兄弟的儿子，我们称他五哥。他退伍后找了个守仓库的工作，一九七0年后期死于脑溢血，我哥哥和我大姑的儿子 在高雄传教的毛中颖表哥，把他葬在高雄燕巢乡的基督教公墓。
又三十年后，振武哥的亲侄子齐长凯不知如何由一本笔会季刊看到我的名字，由沈阳打电话到台北笔会找我，取得联系。他说自抗美援朝战争结束之后，就不知他伯父齐振武生死存亡或流落何方，已到处打听多年了，如今得知他已死，埋葬台湾，电话中哭了起来，说:“他怎么死了呢?怎么会是这样呢?”（我请中颖表哥托人照了墓地的照片寄给长凯，他们看到白石墓的照片，似乎感到一些安慰。）
怎么会是这样呢?当我回到小西山时，我也问，怎么会是这样呢？
我独自从北京坐白天的火车回辽宁铁岭，就是为了要看见每一寸土地。堂弟振烈带我由铁岭回去小西山。我回到村庄旧址问人，“鬼哭狼嚎山在哪里?”所有的人都说从来没听说过这个山名。我才明白，幼年时听母亲说的“鬼哭狼嚎山”，原来就是她当时的心情。
由于父亲一直在国民政府做事，祖居庄院早已摧毁，祖坟也犁平为田，村子已并入邻村茨子林。我曾满山遍野奔跑、拔棒槌草的小西山，半壁已削成采石场。各种尺寸的石材在太阳下闪着乳白色的坚硬冷光，据说石质甚好，五里外的火车站因此得名“乱石山站”。齐家祖坟既已被铲平，我童年去采的芍药花，如今更不见踪影，而我也不能像《李伯大梦》中的Rip Van Winkle，山里一睡二十年，鬓发皆白，回到村庄，站在路口悲呼，“有人认得我吗?”。我六岁离开，本来就没有可能认识的人。
这万里还乡之旅，只见一排一排的防风林，沃野良田，伸向默默弩苍，我父祖铁石芍药的故乡，已无我立足之地了。
许多年来，我到处留意芍药花，却很少看到：在台湾大约因为气候的缘故。更少看到。几乎所有的人都住在公寓大楼里，没有庭院，也没有闲情逸致去种那种娇贵的花吧？我记得陪着哭泣的母亲去的祖坟，四周种满了高大的松树，芍药花开在大树荫庇之下，风雪中有足够的挡蔽。我记得祖母把我采回的一大把花，插在大花瓶里，放在大饭桌上，整个屋子都好像亮起来了。祖坟松柏随着故园摧毁，那瓣瓣晶莹的芍药花却永远是我故乡之花。
7、一九四三春风远
我在大陆住了二十三年，半世纪后回去，真正认识我的只有一起长大的同窗好友。抗战八年，重庆是我的家。到台湾之后，回忆最多的是沙坪坝：家和学校之间三里路，无数的水田，一条朴实的街，接着到小龙坎公路口，是我感恩难忘的母校，南开中学一九四三班同学见证了我成长的过程。开放探亲之后，大约是由在美国的同学开始。有了油印手写的通讯簿，我收到的第一封信来自加拿大的潘英茂，只是一张简朴的明信片，上面写了两行近况和她的住址。英茂是我高中三年的好友，总是排在邻座。宿舍床铺也常靠着。她的母亲是法国人，所以她是双语的人，有时又似徘徊在两种文化之外的梦想者。熄灯后，轮到我讲新看的书或电影故事，她是那最忠诚的，“我爱谈天，你爱笑”的听众。我记得最早讲拉玛尔丁《葛莱齐拉》的初恋与殉情，她一直不停地哭。拉玛尔丁是法国浪漫诗人，而书中的葛莱齐拉，和我们那时一样，也是十六岁。
胜利之后，英茂与我们失去联络，她的明信片到台湾时，我们都已七十岁。我原拟去欧洲开会，回程到纽约会晤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的总编辑康珍馥（Jennifer CreW），再到加拿大去看望英茂。谁知正逢美国的感恩节，安排旅程的人说，“所有的人都在公路上赶路，回家团聚去了。”所以我就未去美加，想着明年开会再去。谁知第二年收到吕文镜曲北京来信，说英茂因病已去世。我与她当聚而未聚，是我极大憾恨。以此歉疚之心，我写了一封无法投递的长信 《寄英茂》恕我迟迟至今才给你覆信。初接到你的信时，我兴奋许久，当年一切美好的、困惑的、可憾的记忆，都随你的信潮涌而至。你还记得么?我们毕业那年夏天，大家等着联考发榜，我们去重庆城里看你，五个人手牵着手往车站走，突然一辆吉普车冲来，把我们冲散，惊魂初定时，你用一贯静静的声音说:“我们以后恐怕不能再见面了，我母亲的法国迷信说，牵着的手被人从中冲开，就是分散的预兆。”这些年中，我有时会想起那一次的离别。那预兆可真准，这么彻底的分散，天南地北各自过着无从存问的日子……。
这封长信祭念我们战火下的青春，依怅取暖时不能遏止的悲与乐。我也将此信寄给了不断催促我回大陆团聚的一九四三班的好友，不久《四三通讯》将此信刊出，由此得到更多的讯息和催促。
促使我终于在一九九九年去北京参加四三班的年度聚会，是我另一位好友赖叔颖去世的消息。她与我小学中学两度同学，她的父亲是江西人，却在奉直军阀战争中，与我祖父相识，是我同学中最老的父亲。
我记得她家好像住在重庆曾家岩的山坡上，我父亲带着我很恭谨地拜望他。叔颖不是我那多幻想型的死党，却是我沙坪坝家中的常客，与我父母更多一层亲切。两岸开放探亲后，她即写信给我，请我帮她寻找当年随政府来台的哥哥赖光大的下落，我尚未打听到，却远班友通讯突然得知她因病去世。我知道她嫁给北京的吴姓名医，“解放”后受中共高层信任，大约末受折磨。但是怎么七十岁就死了呢?我再不回去聚会，还能看到多少人呢?
我回到北京时是农历暮春三月的夜晚，北国的春天仍有相当寒意。负责一直与我联络的邢文卫已在旅馆等我。我进了大厅，远远看到她在人来人往的接待柜台前站着的样子，脸上等待的神色就是与众不同。迎向我走过来的，就是邢文卫!南开中学真正的校花。男生宿舍“遥望受彤楼（女生部）”的焦点，她是我所见过最端庄美丽的中国少女。高一时，我座位、排队在她与英茂之间，羡煞许多人。如今紧紧握住我的，当然已不是那冷艳、矜持的少女。明亮的眼睛也黯淡了，但是她仍然与众不同。与她同来的是余瑜之（与柳志琦和我是班上三文友）。她们说柳志琦住在天津，这几年她一直说，等齐邦媛回来时，她一定来北京开班会。她们离开我的旅馆时，我说此行专为欢聚，一不谈病痛健身灵药，二不谈台湾回归祖国之事。
第二天早上我到邢文卫家（她大学毕业后，嫁给我们同班的男生，康国杰终身是她的仰慕者）。当年同班女同学到了十多位，见面都已不识，都是老太太了。只有在说出名字时惊呼一番。我们急速地把五十年前的影像延伸到眼前的现实，无数的“你记得吗……都似在解答我在台湾难解的谜。验证了我今生确曾那般欢跃活过的青春。这些人，这些事，那鱼池，那默林都真正存在过，岁月能改变，但并不能摧毁。
快到中午的时候，门铃响，邢文卫把我叫到门边，对我说，“柳志琦从天津来看你，你不要说你认不出她。”门开处，一对年轻人扶着一个勉强站立的老妇人走进来。我实在无法想象那倔得一寸都不肯让的柳志琦会弯腰!在进门的甫道，她抱住我，哭着说，“想不到今生还会看到你!” 昨晚她们没有告诉我，她脊椎的伤已不能坐火车，为了与我们团聚，她的女儿为她雇了一辆出租车，一路上可以半躺，由天津开了一百多公里路来北京。半世纪前，她与友伴去了中共的解放区，我只身来到台湾，两人不同的命运已定。吟诵清代顾贞观《金缕曲》“季子平安否？便归来，平生万事，那堪回首？”的词句，不胜烯嘘。
一九四六年暑假，胜利复员的各大学，开始由四川、云南迁回原校。秋季上课，柳志琦也兴冲冲地离开四川家乡到了北平。她读的飞生只大学战时迁往成都华西坝。我们同班大约有十人在那里，都只差一年大学毕业。我在复员到武汉上学前，与她在北平重逢，也同游欢聚。她初次到北方，充满了好奇，古都的政治文化场面很大。柳志琦应是亲身目睹燕京大学末日的人，因是“美帝”的基督教会大学，解放之初即被断然废校，美丽的校园。著名的末名湖（多不吉祥的名字!）硬生生地变成了北京大学校园;一九五0年以后写末名湖畔大学生活回忆的是北京大学校友。我相信在二十世纪后半叶的中国，没有人敢于公开怀念燕京大学和她的优雅传统。政治力量便如此断然消灭了一个共同的回忆!我那充满文学情怀的好友，在五十年激荡之后，如何回首我们分手的一九四九年?
这一场令我一直近乡情怯的重聚啊!时时刻刻都那么宝贵，说不尽的当年趣事，唱不够的当年歌曲，苍老的声音，疲惫的记忆，努力重燃南开精神……。第二天下午分手之前，她们开始唱当年的班歌，那是我十八岁文艺青年情怀写的班歌，“梅林朝曦，西池暮蔼，数载无忧时光在南开，而今一九四三春风远，别母校何日重归来……。”
当年在后方风起云涌的学潮，由街头游行演进成实际参与，我们班上大学后有几位也去了延安，每一位都有很长的故事吧。其中一位是傅绮珍，她从山西太原来，仍是高大爽朗，我立刻想起她在校时和我谈话响亮的笑声。上大学不久，听说她与几位友伴到延安去了。在中学时几乎看不出谁“前进”，谁“反动”，原来都是深藏不露的人啊!——这半世纪来，延安的人在中国当家，她的境遇应该是幸运的吧!（五年后曾接到她寄来南开时代的照片，有一张是她穿着解放军制服，旁边注“随军入太原城”，她信上说那不完全正确。）我充满了想间的问题，但是在十多个人团团坐的场合，确是不知怎么问这些纯属个人攸关生死（Vital）的大问题。如今在近六十年后，用忆起的热情一遍又一遍地再唱少女时的歌，这些饱经忧患的心啊……你们怎么还记得呢?我们这一代，在抗战的重庆长大，在荒郊躲警报时为《天长地久》、《葛莱齐拉》里的痴心爱情而神往，但是我们的一生，何曾有过蔚蓝的海湾?何曾有“黑发随风披散，腮际掠过帆影，倾听渔子夜歌”的可能?留在大陆的，历经政治动荡，很多尝过苦难;到台湾或到国外的，又总感到在漂流中，如此相见，真如隔世。当一切都是“一言难尽”时，一遍又一遍地唱着“如今一九四三春风远”时，记忆与遗忘似双股柔丝，层层绕着这一屋子白发的小友。这些当年菁英中的菁英，因为政治的断裂。
婚姻的牵绊，失去了许多正常生活的岁月，成为失落的一代，吞没在“春风远”这么简单直率的叹息乏中，无需记忆，也无法遗忘。
那一天中午，我们从邢文卫家走到巷外大街的饭馆吃饭，街名我忘了问，只记得沿街种的是杨柳或马樱花。四月正是柳絮飘飞的季节，扑头盖脸地落下，我和余瑜之在后面牵手而行，我看着前面七、八位同学的白发上和肩头洒着零零落落的柳絮，不禁忆起当年在孟志荪老师词选课上，背过苏东坡咏杨花的《水龙吟》，她说记得开头是“似花还似非花……”我们接力背诵下去，“也无人惜从教坠，抛家傍路，思量却是，无情有思……一池萍碎。春色三份，二份尘土，一份流水。细看来，不是杨花，点点是离人泪。” 站在这陌生的北京街头，白茫茫的柳絮中，人生飘零聚散之际，这铺天盖地的惆怅，是诗词也无法言说的啊!
两年后，我在台湾收到新的《四三通讯》，登着“邢文卫病逝”的消息。初看时，我不相信自己的眼睛，把它拿近灯光再读，它是真的了，但是在悲伤之外，邢文衛变成了邢文卫，令我恼怒，似乎也助我抗拒它的真实性。到了我们这年纪。死亡原已临近，但是。我竟不知她已生病，对她无一句慰问!而她的死讯却是用这个我不认识的名字宣告。最后一次相聚人多，无法说明白各人遭遇，歌声笑语，好似都不怨尤生不逢辰的痛苦和遗憾，早已将苦杯钦尽了——那样六十年后的聚首，对于我只是印证今生果真有过的青春吧…
渐渐的，班友的通讯也停了。一九四三的春风不但远了，也永久消逝了。
四三班会之后，我去朝阳门看两度与我同学的杨静远。她在南开比我高两届，曾住同寝室。我到武大的时候她已上外文系三年级，是朱光潜老师的高徒。在乐山我曾去她家吃过年夜饭。她的父亲杨端六教授是经济系货币学专家，母亲袁昌英教授，自一九二九年由欧洲回国，即在武汉大学外文系教戏剧和莎士比亚（我曾受教两年），被称为“珞珈三杰”之一。另两位是凌叔华和苏雪林。
在这样家庭长大的杨静远，书读得扎实，思想相当有深度，天性善良、浪漫，在正常的时代，应可成为她向往的真正作家，也必然是作学术研究的知识分子。但是，在一九四五年大学毕业前"她已卷入困惑着每一个大学生的政治思潮。同学中倾向共产党的自称为“前进”，称倾向保守的为“反动派”。那时，正面抗日的中央军在苦战六年之后，正陷入湖南、广西、贵州保卫战最艰苦的阶段。四川太大，一般城乡的人过着平静的日子，但是逃难来的下江人，又陷入战火逼近的恐慌中。
杨静远在二00三年出版《让庐日记》里记述她早期受吸引，觉得政府已经“彻
底腐败”，必须改组，左派同学借给她《延安一月》和《西行漫记》，使一直用功读英美文学作品的她说，“我必须看它，我得抓住每一个认识共产党的机会。”父母苦口婆心随时劝她先读书，不要冲动卷入政党之中，“政治和恋爱很相像，相处久了，就不能脱身。”她从武大毕业后，父母全力助她去美国密西根大学英文系深造，但是她在“解放”的浪潮下，因爱情径自放弃学业，回来建设新中国。五十年后她将当年两地情书结集出版《写给恋人——1945-1948》 （河南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九年）。
那一年我在北京看到她与恋人严国柱（武大工学院，与我大学四年同届），知她一生在爱情中是幸福的。但是她的父母所受的政治迫害，那般惨痛也许是难于释怀吧!二00二年她主编《飞回的孔雀——袁昌英》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相当详细地叙述了袁老师晚年极悲惨的遭遇：在校园扫街，被逐回乡，年老孤身寄居亲戚家，她自称为坐“山牢”的岁月，孤凄至死。令我这当年受业的学生泪下不已。
我也想到亲自召见劝我转入外文系，慨然担任我指导教授的朱光潜老师。台湾开放回大陆探亲初期，我在武大校友通讯《珞珈》读到一位王筑学长写《朱光潜老师在十年文革浩劫中的片段》中得知，四年“牛栅”生活之后，一九七0年朱老师被遣回北京大学的联合国数据翻译组，继续接受监督劳动改造，扫地和冲洗厕所之外，可以摸到一些书本了。有一天在西语系清扫垃圾时，偶然从乱纸堆中发现自己翻译的黑格尔《美学》第二眷译稿，那是他被抄家时给当作“封、资、修”的东西抄走的。重见这些曾付出心血的手稿，如同隔世，幸得组长马士沉取出掩护，他在劳动之余，得以逐字逐句推敲定稿，并且译出第三卷，文革后得以出版。在这方面，朱老师幸运多了。一九八九年钱穆先生到香港新亚书院演讲，重晤朱先生，我原也想去香港得以拜谒，未能成行，钱先生回台北告知，朱老师已不大认得人了。
而当年以“佛日：爱如一炬之火，万火引之，其火如故”期勉，支撑我一甲子岁月以上的吴宓老师，也在政治迫害下，失去学术尊严。近半世纪后，吴宓老师几位已是名学者的学生将他“文学与人生”的大纲和上课若干讲义合辑出版，钱钟书封面题字，有一些手稿是用毛笔写的，中英文并用。北京大学外文系退休教授王岷原是编者之一，将英文译成中文，当时已八十二岁，“面壁而坐几个月，用放大镜逐字逐句辨认研究手迹，译完并作注释……”。书中叙述吴老师一生勤于读书教书，自己俭朴却不断助人，然而在文革期间却“不得善终”——不准授课、遭批斗、屈辱、逼写检讨、强迫劳动、挨打、罚不准吃饭、挟持急行摔断腿、双目失明……，在生命的最后时刻神志昏迷，频频发出文革中的声声呼喊:“给我水喝。我是吴宓教授…我要吃饭，我是吴宓教授!”他之所以受这样严重的迫害，是因为他竟敢在“批孔”会上说，“孔子有些话还是对的。”当有人要强迫他批孔时，他的答复是：“宁可杀头……”王教授的后记写着:“在任何文明社会都应受到尊敬的人——深切怀念雨僧师”
这些我在大学受业的老师几乎都未能身免，所受之苦，是中国文人百年来受政治播弄之苦的极致，即使倾三江之水，也洗不去心中的愤慨憾恨啊!
8、英雄的墓碑
北京聚会后，我到南京去，接待我的是四三班的同学章斐。我们在校即是好友，她个性爽朗、善良，从不用心机。她的父亲也是文化界人，所以我们生活态度和谈话内容也接近，她也是台湾开放探亲后最早写信给我的人。五十多年后首次相见，立刻可以相认。她仍是高高大大，乐观、稳妥的样子，似乎面对老年也有一种从容不迫的雍容。
回到南京，我怀着还乡的心情。第一天我们和四位班友午餐聚会，她们与我在南开的时候并不密切，所以无法深谈，人少，也没有唱歌。然后按着我的计划，我一个人去找以前宁海路的家。先找到三条巷宁海路，除了街名什么都不认识了。山西路小学挤在两栋旧楼房中间，几乎没有可称为操场的地方。鼓楼小学竟然距离我住的“假日饭店”只有百尺左右。我从它门口走过去走过来，没有看到那黯黑狭隘的一扇破门上挂的是我母校的校名!两旁小商店的招牌几乎遮住了它，我走进去，简直不能相信它会如此窄小简陋破旧。鼓楼小学在南京算是个有相当历史的小学，如果没有亲眼看到它如今的光景，绝不相信记忆与现实会有这么大的差距:一九三七年以前，曾是“黄金十年”的首都，曾有过恢宏建国计划的南京，全然不见踪影了。
第二天早上，章斐和她的老伴刘寿生来带我看看现在的南京。先去新建的南京大屠杀纪念馆，进门是大片黄沙铺地的前院，四周用石块刻着城区里名和死亡人数，宽阔厚重的平房里面是相关照片、资料。沉重的惨痛以最简朴的方式陈列人前。我至今也无法清楚地记得，自己是如何走出那屋子的。
下一站我希望去看看中山陵。小时候，北方有客人来，父母常带我陪他们登上那走不完的石阶。但是，出租车抵达的时候，只见一堆杂树之间各种杂乱的小贩，没有看到石阶的进口，我下车站着往上看白色的陵墓，疏疏落落地有些人在石阶四面上下，没有一点肃穆气氛．。我突然很泄气，就不想上去了。回到车旁，想起昨晚看的南京地图，我问章斐知不知道有座航空烈士公墓也在紫金山里？她说知道，也曾想去看看，就问司机路程多远，能不能去？他说绕着山往南走，三十多里路，可以去，也愿意等着带我们回城。
车子在山路上绕行的时候，我好似在梦游境界，车停处，山路也宽阔起来，走进宽敞高昂的石头牌坊大门时。开始登上石阶，我仍疑似梦中。这是万万想不到的意外之旅……直到迎面看到亭里立着国父孙中山所写“航空救国”的大石碑，才开始相信，这是真的了。再往上走，到了半山坡，是一大片白色的平台，中间树立巨大的石碑和两位穿着飞行衣的中美军人雕像，碑上写着:“抗日航空烈士纪念碑”。第一层坡地上是刻着七百多位美国烈士的浅色碑群，有些碑前有献上的花束（纪念册上说至今仍有后代由美国前来凭吊）。往上坡走，第二层是更大的一排排黑色大理石碑，刻的是三千多位中国空军烈士的名字，后面山壁上树木稀落，五月初的太阳照着，这一大片墓碑，并没有阴森肃杀之气。走完最高几层石阶时，我放开章斐牵着的手。静静地说，我要自己去找那块编号M的碑。丢北京前。张大飞的弟弟曾寄给我一本纪念碑的册子，说他的名字刻在那里。
那么这一切都是千真万确的事了。M号的碑上刻着二十个名字，他的那一栏，简单地写着：
张大飞 上尉 辽宁营口人 一九一八年生 一九四五年殉职
一个立志“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的男子，以血肉之身殉国，二十六岁的生命就浓缩到碑上这一行字里了。是不是这一块碑、这一行字，能成为一种灵魂的归依?
这一日。五月的阳光照着七十五岁的我，温馨如他令我难忘的温和声音，到这里来，莫非也是他的引领?如一九四六年参加他殉身一周年纪念礼拜一样，并不全是一个意外?我坐在碑前小小石座许久，直到章斐带我下山，由玄武湖回城。玄武湖原是我必访之地，但此时将近日落，湖水灰黯，树色也渐难辨，童年往事全隐于暮色之中。
在那一排排巨大，没有个人生死特征的墓碑之间，我想起一九三六年冬天。在宁海路我家炉火前听他艰困地叙述他父亲被日本人酷刑烧死的悲励。那是我第一次明白我的爸爸为什么常常不在家，自从九一八事变以后，他回北方，在死亡边缘所做的工作：也明白了为什么在北平和天津，妈妈带着我不断地随着他改姓王，姓徐，姓张……。我也才真正地明白了盖家小兄弟爸爸的头颅为什么挂在城门上!
踏上流亡第一段路程，由南京到汉口，中山中学高中部男生是我家共生死的旅伴。我重病的母亲和三个幼小的妹妹，全由他们抬的抬、抱的抱，得以登车上船。这些都不满二十岁的男孩，在生死存亡之际，长大成为保护者。船到汉口，学生队伍背着自卫的一百枝枪，被分派住在一所小学的大礼堂。十二月的夜晚，衣被不够御寒，日本飞机日夜来炸，城里、江边，炸弹焚烧昼夜不熄，他们之中年满十八岁的十多人过江去中央军校临时招生处报了名，张大飞报的是空军。他说，生命中，从此没有眼泪，只有战斗，只有保卫国家。
此后，他一心一意进入保护者的新天新地了。严格的入伍训练，由冬至夏，使他脱胎换骨，走路都得挺胸阔步。飞行教育开始之后，他又进入另一境界。他二十岁生日，写信给妈妈、哥哥和我，很兴奋地说他读了爱国志士高志航的传，决心更加努力精研技术，一定要考上驱逐机队，在天空迎战进犯的敌机，减少同胞的伤亡。“死了一个高志航，中国还有无数个高志航!”。必须同时养成沉稳、机智、精准的判断能力，在空战中以极锐利的眼睛和极矫健的身手，驱逐、击落敌机才能生还。
那时年轻的我们多么崇拜飞驱逐战斗机的英雄啊!那种崇拜，只有那种年纪，在真正的战争中才有，纯洁诚恳，不需宣传，也无人嘲弄。常年在凄厉警报声中奔跑躲避的人们，对于能在天空击退死亡的英雄，除了崇拜，还有感谢和惭愧。更有强烈的亏欠感。当我们在地上奔跑躲避敌人的炸弹时，他们挺身而出，到太空去歼灭敌机。当我们在弦歌不辍的政策下受正规教育时，他们在骨岳血海中，有今天不知明天。
但是他信中一再地说，在他内心，英雄崇拜的歌颂更增强他精神的战斗。随军牧师的梦始终未曾破灭，一九四二年到美国受训时和科罗拉多州（colorado）基地的牧师长期共处，参加他们的聚会更增强了这个意念。回国在昆明基地参加当地的教会，得到他一生最温暖的主内平安。他后来大约也知道中国军队中
没有随军牧师这制度，但是这个愿望支撑着他。不在醇酒美人之中消磨，可以有个活下去的盼望，得到灵魂真正的救赎。他是第一个和我谈到灵魂的人，《圣经。诗篇》第二十三篇是祈求平安的名诗，但是他却诵念“使我灵魂苏醒”那一段。在我们那时的家庭和学校教育中，没有人提到灵魂的问题，终我一生，这是我阅读深切思考的问题。
在我母亲遗物中，我找到两张他升上尉和中尉的军装照，脸上是和硬挺军装不相衬的温熙的笑容，五十年来我在许多的战争纪念馆重寻他以生命柑殉的那个时代。
一九九八年他弟弟寄来河南《信阳日报》的报导，追述他殉身之处:“在一九四五年五月，确有一架飞机降落在西双河老街下面的河滩上，有很多人好奇前去观看，飞机一个翅膀向上，一个翅膀插在沙滩里。过了几日后。由上面派人把飞机卸了，用盐排顺河运到信阳。”
三千字的报导中，未有词组只字提到飞行员的遗体，飞机末起火，他尸身必尚完整，乡人将他葬于何处?五十多年来似已无人知道，永远也将无人知道，那曾经受尽家破人亡，颠沛流离之苦的灵魂，在信仰宗教之后只有十年生命中，由地面升至天上流浪，可曾真正找到灵魂的安歇？还是仍然漂泊在那片托身的土地上，血污游魂归不得？
收到这张《信阳日报》的深夜，市声喧嚣渐息，我取下他一九三七年临别相赠的《圣经》，似求指引，告诉我，在半世纪后我该怎么看他的一生，我的一生毫无阻隔地，一翻开竟是旧约《传道书》的第三章：
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生有时，死有时……：寻找有时，失落有时：保守有时，舍弃有时;撕裂有时，缝补有时;静默有时，言语有时：喜爱有时，恨恶有时;争战有时，和好有时。
这一切似是我六十年来走过的路，在他的祝褥之下，如今已到了我“舍弃（生
命）有时”之时了。所以《传道书》终篇提醒我，幼年快乐的日子已过，现在衰败的日子已近;而我最爱读的是它对生命“舍弃有时”的象征：
日头、光明、月亮、星宿变成黑暗，雨后云彩反回……。杏树开花。蚌蜢成为重担，人所愿的也都废掉，因为人归他永远的家，吊丧的在街上往来。银炼折断，金罐破裂，瓶子在泉旁损坏，水轮在井口破烂，尘土仍归于地，灵仍归于施灵的神。传道者说，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
我再次读它已是由南京归来，看到了黑色大理石上“张大飞”的名字。生辰和死亡的年月日，似乎有什么具体的协议。一些连记忆都隐埋在现实的日子里，渐渐地我能理智地归纳出《圣经》传的道是“智慧”，人要从一切虚空之中觉悟，方是智慧。
张大飞的一生，在我心中。如同一朵曼花，在最黑暗的夜里绽放，迅速阖上，落地。那般灿烂洁净，那般无以言说的高贵。
9、灵魂的停泊
二00一年初秋，九一八事变七十周年，哥哥带着我和两个妹妹，宁媛、星媛由
太平洋两端回到沈阳，参加东北中山中学“齐世英纪念图书馆”揭幕典礼，纪念他那一代漂泊的灵魂。
自一九二五年随郭松龄饮恨巨流河，至一九八七年埋骨台湾，齐世英带着妻子儿女，四海为家，上无寸瓦，下无寸土，庄院祖坟俱已犁为农田，我兄妹一生填写籍贯辽宁铁岭，也只是纸上故乡而已。
东北中山中学的命运，自开创就在颠簸之中。一群失家的孩子和老师，从北平的报国寺招生起，组成了一个血泪相连的大家庭，从北平到南京，从南京到汉口，到湘乡，到桂林，到怀远，有车搭车，无车走路，跋涉流离进入四川，托身威远的静宁寺，得以安顿八年，弦歌未绝。抗战胜利载欣载奔回到故乡，却遭停办四十六年，不见天日，直到一九九四年由各地及海外老校友推动，才得复校，重见天日。
为图书馆揭幕典礼搭建的台上，坐着地方首长、学校负责人和为复校出力最多的郭峰、李涛先生，他们说明东北中山中学自创校至今六十七年的坎坷校史，他们欣慰地说，只这几年功夫，由于教学质量优良，如今已是沈阳的一所重点学校。这一天也是校友返校的日子。操场四周列队站着新世代的学生，唱新的校歌。接着是老校友的合唱，他们唱的歌唤醒深埋的记忆，那是我生命初醒之歌，曾经伴着我从南京到湖南，从湘桂路到川黔路，是八千里路云和月，在逃难人潮中长大成人的歌啊!初秋的晨风里，站在故乡土地上，这些曾经以校为家，生死与共的白发老人，白发枫枫，歌声中全是眼泪，松花江的水中，仍有嘉陵江的呜咽，但是呜咽中有坚持的刚强。
唯楚有士，虽三户兮，秦以亡！
我来自北兮，回北方。
自会场出来，我去瞻拜了九一八纪念馆，然后一个人坐火车到大连去。车过营口，我想起一九二五年冬天，父亲奉命与马旅长进占营口，由沟帮子到营口对岸下车。和旅参谋长苏炳文带先头部队渡辽河，河水还未完全封冻，满河流冰，大家坐小木船，冒着被冲入大海的危险渡过，到营口上岸，所遇阻挡竟是日本关东军。
我到大连去是要由故乡的海岸，看流往台湾的大海。连续两天，我一个人去海边公园的石阶上坐着，望着渤海流入黄海，再流进东海，融入浩瀚的太平洋，两千多公里航行到台湾。绕过全岛到南端的鹅銮鼻，灯塔下面数里即是哑口海，海湾湛蓝，静美，据说风浪到此昔灭声消。
一切归于永恒的平静。
（全书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