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印象里，河西走廊是非常干旱的，夏天无雨，冬季下雪的次数也不多，也下不大。和桑不同意我的看法，说，你这种印象不准确，河西下雪的次数是不太多，但要是下起来也很吓人，就拿1960年冬季的那场大雪来说，下了近一尺深，我没齿不忘。
和桑说，那次大雪，她之所以没齿不忘是因为那次大雪前的一天黄昏，她收到父亲来的一封信。父亲在信中说，他在兰州听到消息，夹边沟农场的右派调到高台县明水乡去了，明水的情况非常严峻，问她能不能请几天假去夹边沟农场看看景超。父亲在严峻两个字下边还划了两横。
和桑很明白父亲那两个字下边划横线的意义，那意思是说他不能写得更明白了。那个年代，很多话是不能说出来的，尤其是给她这样的人写信。
其实，她比父亲更清楚景超的情况，因为她仅仅是戴了一顶右派分子的帽子，行政降五级，在安西县境内的四工农场劳动，改造思想。报社每月还寄给她五十八元的工资。而景超却是极右分子，被开除公职，押送酒泉县的夹边沟农场劳动教养已经两年八个月了。景超十月初曾寄信给她，说他从夹边沟农场调到高台县的明水乡了，口粮降到了每月十四斤。她也回了封信给景超，说，我们的口粮也减少到十五斤了。她在信中还夹了10斤粮票。景超再也没有寄信来。
在接到父亲的来信之前，和桑的大脑里就没有过请假去看丈夫的念头。在四工农场劳动的都是刑满就业人员和右派分子，她没听说过谁请假去看望家人，就是父母死了，也都不敢请假奔丧。王景超是劳动教养的极右分子，她更不敢有这样的非分之想。
但是，这天夜里，她躺在土炕上再也无法入睡。父亲的信在她的心里激起了强烈的欲望：必须去看望丈夫！景超出生在河北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1937年卢沟桥事变之后，家乡沦陷，十八岁的哥哥带着他逃难到了大后方的四川省。在四川，哥哥又加入商震的部队开赴抗日前线，他进了一家伤病医院当看护员。后来他离开伤病医院进了专为沦陷区儿童开设的学校，读完中学。以后的几年里，他又靠着打工挣钱读西北大学哲学专业。毕业时正赶上西安解放，他便参加从老区来的阮迪民领导的甘肃工作团新闻大队来到兰州，创办甘肃日报。他十三岁离开家乡，始终生活在社会最底层。他在甘肃没有其他亲人，没有人去夹边沟看望他，没人给他送食品接济。他可能饿垮了，也可能病倒了，正在死亡线上挣扎，正需要亲人的安慰和鼓励，需要亲人的关怀和温暖。
她甚至在心里谴责自己了：为什么没有早点想到去看望丈夫呢。是的，自己的处境和景超一样，也是在农场劳动改造，但是，这能成为没去看景超的理由吗？作为妻子，不管自己的处境如何困难，都应该首先想到丈夫，为丈夫做出牺牲。
第二天早晨刮大风，她用一块头巾包住了脸，顶着噎人的风尘走到场部大院去了，径直走进了农场政委［1］刘生贵的办公室。经过一夜的思想斗争，她作出了决定，请假试一试，准了就正大光明地走，不准就找机会逃跑去看望丈夫。哪怕看完了丈夫被抓回来，开批斗会，或者给以严厉的惩罚，也在所不惜。
她是以准备赴死的精神走进办公室的。她知道，她在干别人从来没干过的事，可能，她碰到的将是一顿训斥，一次臭骂，一场暴风骤雨，所以站到刘政委面前后，竟然紧张得说不出话来，脸色变得煞白。
刘生贵一抬头看见了她，也看见她不同寻常的脸色，不由得惊讶起来，问：和桑，你要干什么？
和桑的腿有点发软，心也很慌，但她使着劲儿以很僵硬的口气说，刘政委，我要请几天假。
刘政委没出声，他可能有点不相信，这个右派分子胆敢提出这样的要求。也可能他还在奇怪她的表情和说话的口气。
和桑知道，这可是最要紧的关头，能不能去看望丈夫，就在刘生贵的一句话，这种时候可不能软弱。于是，她以刚才硬绷着的口气说：我要去夹边沟看看我丈夫。我丈夫也是右派分子，在夹边沟劳动教养；我父亲来信了，叫我去看看他。可能他要饿死了，我必须去看看他。我就只请三天假，只要看一眼就回来。刘政委，行吗？
刘生贵说，这有什么不行的？去看看丈夫，这是好事，为什么不行！去吧，把工作交待一下，你明天就可以走。
和桑僵住了，她真有点不相信这会是真的！她是做好了思想准备的，训斥和拒绝是难免的，但她要死磨硬泡长时间央求领导……她还没调整过自己的情绪来，刘生贵又说，你不用急着回来，见了你爱人，可以住几天。要是病了，就把他的病侍候好，病好了你再回来，不要着急。找你们队长说一下，多买上几斤馍。我也听人说了，夹边沟的情况比我们还严重。
心都要跳出嗓子眼了。和桑没想到结果会是这样的遂人心愿。她想说句感谢的话，但又怕一句话引来灾难——刘生贵可以大发慈悲，但也可以突然变卦呀——便掩盖着自己的欣喜说了一句，刘政委，那我明天就走了。今天我把工作交待一下。刘生贵说，对，把工作交待好。
她飞快地找到了三站的站长，转达了书记的话，然后去财务科把自己管理的账本交给别人，再把油料账也交了出去，把自己管理的各种统计表册物品交给别人。做完这些事，已经到了中午。吃完饭她就去找一个叫杜博之的右派借了一百元钱，找一位右派买了一套棉衣裤，一件大衣。她的想象中，王景超两年前穿的衣服已经破烂不堪了，她必须搞两件能保暖的衣裳带去。王景超是个有洁癖的人，在家的时候，晚上睡觉前，总要把自己的毛料裤折叠得整整齐齐放在椅子上，以防裤线变形。
整个下午，她都没有休息。她几次跑到机务队去，向队长询问明天有没有拖车去柳园车站拉煤。然后她到食堂去了一趟，央求伙食的管理员晚饭时多蒸几个馍馍，提前卖给她一星期的干粮。管理员是一名刑满就业人员，一个凶狠的家伙，可是听说她要到明水农场去看丈夫，也为她高兴，很痛快地说，吃饭时你晚点来，直接到办公室来，我给你准备好。这天晚上的事真是令她大喜过望：晚上她走进管理员办公室，管理员指着桌子上一堆白面花卷说，你带书包了吗？看见她拿出一个碎花布的书包，管理员说，装起来，全装起来。她简直惊呆了：这是精白面的花卷，而且是抹了清油［2］的，散发着清油的浓香。还是四两［3］重的花卷，又大又暄。从她调来四工农场以后，就再也没见过如此大的白面花卷了。她急急忙忙装进书包，总共是20个。装完之后，她说，我一天才半斤定量，这得十天……管理员打断了她：这不是叫你吃的，是给你男人的。快走吧，准备去吧。她感激地说，我怕给你惹事，那些做饭的说出去怎么办？管理员说，谁敢说？驴日的他不想在灶上吃白面馍了！和桑千恩万谢离开了食堂。
这天晚上，她又去了一趟机务队，找到明天要出车的拖拉机驾驶员，说好明天九点钟出发，赶到柳园乘十二点的列车。由于兴奋，这天她又睡得很晚，睡着以后还做了一场梦，梦见她已经到了明水，见到了景超。景超已经饿得奄奄一息，连花卷也吃不下去了。她用水泡着花卷，一口一口喂他。等到了景超有力量说话了……这时她才哭出声来：景超，你怎么成这个样子了！她哭得非常伤心，结果把自己哭醒了。哭醒后她发现房子里比往日要亮一些，似乎是天亮了，爬起身往外看，原来是下雪了。雪花在空中飞舞。她知道河西的雪是下不大的，便又躺倒睡了。
谁知天亮后起床，才发现一夜之间下了三四寸厚的雪。那雪还没停的迹象，榆树叶大的雪片洋洋洒洒，近在咫尺的截山被雪花遮没了。她急急忙忙跑到机务队，问驾驶员出不出车？驾驶员说雪停了就出。
可是雪一直下个不停，时大时小。到了黄昏才停，下了六七寸深。
她知道，今天是出不了车了，时间太晚。
转天早晨，她提着花卷和包裹赶到机务队去，驾驶员却说出不了车啦，雪太厚。她有点着急，说，求求你，我是要赶到高台县的明水去，去晚了我男人就……驾驶员截住她说，老和，我知道你的心情，你这是去救命的，可是雪太厚了，要是在半路上滑进沟里，挨冻不说，责任负不起呀。她哑口无言：驾驶员是个就业人员，二劳改，好不容易干上个机务，是不能叫人家冒风险呀！她沮丧地回到宿舍。
天冷，雪是难以融化的，她等了两天，机务队还是不出车。这一来她的心揪紧了：早去两天，可能看得见王景超，晚两天就可能成了终生遗憾。她便去找机务队长。机务队长说，老和，这事我做不了主呀，你问问牛副场长去吧，他说出车就出车，出了事我也好说话。
驾驶员说的牛副场长，是她最不愿意看见的场领导：她害怕他。她是1959年10月从十工农场调到玉门县的黄花农场的，接着又调到安西县的四工农场，先是在四工二站劳动。后来场部下了一道命令，所有的女右派——仅四个人——都调到位于场部的三站来。她当时没来，因为二队都是右派，大家一起受苦，一起学习，人和人是平等的；场部干部多，在干部们的眼皮下工作，政治上的压力太大。这个牛副场长听说她没来，便对二站站长说，那个小右派再要是不来，就叫人捆过来。她吓得当天就自己扛着行李到三站报到了。
此刻，为了早点见到王景超，她不得不硬着头皮去求牛副场长。正好场长们在会议室开会，她便站在门口等着。等到牛副场长出来上厕所，赶紧上前说了自己的要求。牛副场长不耐烦地听她说完，说了一句：滚球开，这么厚的雪能出车吗？就去厕所了。
她默默地回宿舍去了，接着等。
这一等又是四天。到了1961年1月4日，才有一辆卡车去柳园火车站，原来是牛副场长要去酒泉开会。她坐在车槽里到了柳园，上了从哈密开来的列车。这四天也没有白等：从元月一日开始，右派和就业人员的口粮增长到了二十四斤，并且，场部还杀了两口猪，连着做了两顿猪肉熬白菜。猪肉很瘦，菜里又没酱油，白菜里边的猪肉白花花的。她只是吃了白菜，而把肉片挑出来装在茶缸子里，带给丈夫。
从哈密来的列车人满为患，因为年关将近，新疆、青海的人们都往内地走。她好不容易上了车，车门口连站脚之地都没有，只好挤挤碰碰往车厢中间走。挤到车厢中央才有了站脚的地方，挤了挤，她在车厢地板上坐下来。她的体质很弱，站着是不行的，到高台县需要六七个小时。这时又累又冷，眼皮也睁不开了。她抱着膝盖想睡一会儿，却怎么也睡不着，她担忧起景超的命运来了，不知道她能不能见着他。
她和景超是同时在甘肃日报社定为右派的。1957年的早春天气，景超写了一篇杂文《略论“行政手段”》。全文仅一千多字，但景超博古论今，指出今日诸多问题的形成，盖因为有人迷信权力，崇拜圣君，大搞造神运动。以至自上而下一呼百诺，层层只对上级负责，却忘记了对衣食父母的人民大众负责。景超才华出众，气势贯虹，当时的部门负责人认为这是一篇难得的甲等稿件，刊在三版头条发出。文章见报，报社轰动，同人争相拜读。在人们叹为观止、好评如云之时，景超又连续写出《为“三脱”干部叫屈》和《关于抵触情绪》，针砭时弊、击中要害。全报社交口称赞。但是反右斗争一来，景超即被打成极右分子。由于不能和丈夫划清界限和替丈夫辩解，和桑亦被定为右派分子。1958年4月下旬，夫妻双双告别父母和幼小的孩子流放河西走廊。
由于“罪行”轻重有别，惩处也就不同。火车经过酒泉，极右分子王景超被一名保卫干部“护送”去夹边沟农场劳动教养，和桑与另外几名右派继续西行到了峡东火车站下车。峡东就是星星峡东的一个地方，当年红四方面军二万多将士西征，在千里河西走廊被马步芳匪军围追阻截，几乎全军覆灭，仅剩余部数百人从星星峡进入新疆，结束了他们苦难的历程。和桑与她的几位同事却是从这里开始走上荆棘之路。他们辗转来到了安西县十工农场，接受劳动改造。
初到夹边沟，景超就写信告诉她，每天要劳动十二个小时，甚至十六个小时。景超是个有情有义的人，过去外出采访，三四天就要寄封信来，抒写思念之情，可是从夹边沟来的第一封信却说，以后一月写两封信就行了。信还写得干巴巴的，信封还没有封口。她判断，劳教农场寄信是有限制的，且要检查……
和桑曾经告诉过我，初到十工农场，一位姓周的副书记和一位姓李的副场长和他们开了座谈会。两位场领导亲切地叫他们同志，叫他们安下了心参加劳动，改造思想。特别是那位李副场长和蔼地说他们：你们是国家干部，知识分子，犯了点错误不要紧，只要改正错误，组织很快就会叫你们回省城的。
这时我打断了和桑的话：和老师，你说的两位领导名叫李学福和周世杰吧？和桑一惊：你怎么知道？我回答，不光知道，我还很熟悉他们。我是1965年的支边青年，刚到兵团就在安西县小宛农场开荒。小宛农场的编制是甘肃生产建设兵团农建十一师六团，我们的团长叫李学福。李学福跟我讲过，他是桥东乡的人，农民出身，土改时期当过农会主席。县委书记看上了他，调他到县人委当食堂管理员。1953年冬季，书记叫他去办农场，他领着两个人赶一辆马车建起了十工农场。仅两年的时间，农场发展壮大到一百多名工人，打下的粮食仓库里放不下，便在干燥的地方挖坑，垫上麦草再铺上芨芨草席，把粮食倒进去，再盖上麦草，抹上草泥。1959年十工农场和玉门县黄花乡的一个劳改农场交换，李学福和他手下的职工去了黄花农场，那个劳改农场的犯人来到十工，十工就改成劳改农场了，它的内部名称是甘肃省第八劳动改造管教支队。再后来，兵团成立农六团——小宛农场，他从黄花农场调来当了团长。李学福不是长个农民式的脸吗，土里土气？
和桑说，对对，你说得对。李学福那人长得的确像个农民。不光长相是农民，而且也有农民式的心肠，朴实善良。他从来不训斥右派，不叫我们右派，还要求全场的职工也不准叫我们右派，要叫同志。我记得这么一件事，有一次有个叫司峒山的右派和一名年轻工人不知为什么事吵起架来，那个工人骂他右派，他就回嘴：你看你的右派爷爷哪一点不如你！他们两人吵架的时候正好李副场长从旁边走过，听见了，但他不训斥司峒山，反而批评那个职工：谁叫你骂人家右派的！李副场长对右派确实好，我们在十工劳动两年，从来就没挨过饿，更不要说饿死人！
和桑还说，十工农场领导人的高度的人道主义精神，我估计就全国来说不是绝无仅有也是屈指可数。1959年10月，上级领导决定十工农场的职工和饮马二场——就是你说的黄花农场——调换，原因是饮马二场是劳改队，而它附近建起了一家军工企业，劳改队成了军工企业的不安全因素，必须迁移。按照上级规定，我们这些右派分子是不能去黄花农场的，要把我们集中到四工农场去。四工农场全是二劳改：右派分子和劳改期满后的就业人员。十工农场的领导们就像辛德勒救集中营的犹太人一样，冒着挨批评受处分的风险，把几十名右派的名字写进了职工名单，带到了黄花农场，其中就包括我。
可是到了黄花才一个月，有一天李学福来找我，说，和桑同志，看来黄花你是待不住了。我问出什么事了？他说：今年春节，咱们场的宣传队不是去四工农场演过节目吗，四工农场的领导认下你了，来公函指名道姓要你去四工农场。我当时求他：李场长，你想个办法叫我留在黄花吧。李场长说，不行呀，现在人家只是要你一个人，你要是不去，人家跟上级一反映，那几十个人也就留不住喽。
于是，我到了四工农场。
四工农场的右派，我不是跟你说了吗，1960年饿死了百分之三十。
和桑在列车上坐了整整七个小时，天黑透了才到明水河车站。四工农场的人告诉过她，去明水农场不能在高台车站下车，而是要在明水河车站下车，明水农场离车站就三公里，半小时就能走到。她是在明水河车站下了车，可是又不知道明水农场在什么地方，怎么走。她在铁路上走来走去，想找个人问问，可是她的脚下连站台也没有，看不见一个人。只有夜空下映着微弱亮光的皑皑雪野。风刮得很紧，天空不知什么时候又飘起了雪花，她的衣裳已经被风刮透了。后来她看见了不远处有一块黄色的亮光。走近了才看出是一间小小的扳道房，只有一个工人坐在椅子上打盹，桌子上放着一盏风灯。
和桑敲开了房门问，同志，去明水农场的路怎么走？
那工人看清了是个青年妇女，说，这么晚了，你要去明水农场？
嗯，我是要去那儿。
那还有七八里路，你一个女人去那儿，不安全吧。
不怕，我走惯夜路了。
路上可是一个人也没有呀。这地方有狼。
有狼？
是呀，我在这房子里，天天都听见狼嚎。
和桑犹豫了一下：那……我也得去。
那人看出了她的犹豫，说，大嫂，我劝你还是住一夜吧。这路基的下边，有几间房子；那里住着我们铁路上的几个家属。我可以帮你找个住处。太黑了，你一个女人家，走夜路真是危险。
和桑踌躇起来了：是的，这茫茫的黑夜，孤单单一人上路，是够瘆人的。但是她又这样想：可能景超已经病倒了，还没吃的东西，已经奄奄一息了。她早去几个小时，就能救下一条命，而晚去几个小时，就没命了……于是她的口气变得坚定起来：大哥。谢谢你的好意，可是我一定要去，那边有人眼巴巴等着我……
那工人在她的脸上看了几秒钟，似乎是明白了什么，说，好吧大嫂，你一定要走，那就走吧。我指给你怎么走。
那个工人走出扳道房领着她走下路基，指着雪地上几个被人踩出来的雪窝说。你就顺着这脚印走吧。这是白天从东边来的几个人踏出来的脚印。他们也是去明水农场的，是探视亲属的。
和桑谢过那位工人往前走去。她走得很急，因为害怕，又因为心急——恨不得马上就见着景超——雪又很深，走了不远一截路，她的身体就发热且出了汗。但是脸却冷得受不了，风刮得雪花打在脸上，针刺一样疼。雪花打得睁不开眼睛。她把脸往东边扭过去，侧着身体往前走。
这样走了一段，她突然觉得有点不对劲儿：引导她前进的脚印消失了！雪原平展展的没有一个雪窝。她想，是不是侧着脸走路，走岔了道？于是，她沿着自己踩出的脚印退回去，才又找到那些雪窝。她接着往前走。走呀走呀，走到一棵沙枣树跟前，脚印又乱了，分别朝两下走了。她的心便慌了：应该顺着哪条路走呢？就在她拿不定主意走哪条路的时候，突然传来一阵咕吱吱的声音，她看见右前方朦朦胧胧有个人走过来。那人越走越近了，咕吱声也大了。她从身影和走路的姿态判断出是个老人，就大胆地问了一声：大叔，往明水农场怎么走。还真是个老人，苍老的声音问她：你到哪个队去？她回答三大队，老人便说，往右边走。你看，那边不远的地方有灯光，就朝那边走。顺着老人指的方向看去，穿过纷纷扬扬的雪花，还真有一点微弱的灯光在雪雾中明明灭灭。于是，她看准了灯光走去，很快就走到两间房子跟前来了。那灯光就是从朝南的窗户里射出来的。她朝周围看了看，想问一下三大队住在什么地方，却看不到一个活动的人影。于是，她闯了进去。
看得出来这是间办公室，因为地下摆了两张办公桌和几把椅子，桌旁坐着两个人。她从穿着判断，这两人是农场的管教干部。于是她省去了所有的称谓说，请问，三大队住什么地方？那两个人没回答她的问题，也不问她的身份，张口就问，你找谁？
看来那两人已经在心里确定她的身份了，知道她是来干什么的。她便直截了当说，我找三大队的王景超。我是她女人，刚才下火车。
那两个人没再说话，一个盯着她看，另一个拉开抽屉取出个状似花名册的笔记本，一页一页翻。
她想，这两个人可能是场部的干部，要是三大队的还要查花名册吗？
那人翻了几页，抬头看她，说，王景超已于12月13日去世。
她愣了一下：你说什么？
那人重复：王景超死了。死于心力衰竭。
这不啻是晴天霹雳，惊得和桑目瞠口呆，这是刀子，刺在和桑的心上！她呜呜地哭了。她的身体晃了一下，几乎摔倒，但她踉跄两步身体倚在了墙壁上。这时她放声大哭起来。来明水之前，她无数次地想过，景超肯定处在危机之中，饿垮了，连床也起不来了。她赶来，一定能鼓起他的精神来，把他从死亡线上拉回来，她实在是没想过他会死去！三年前他只是在一封信中说过，他的饭量很大，近来眼镜嫌大了。从那句话里她就明白景超是挨饿了，她还给父母写了信，要他们支援景超。父亲多次来信说，给景超寄了饼干，寄了炒面。景超劳动教养没有工资，她每月还发五十八元钱，她要抚养两个孩子，还要付自己的生活费，但她仍然每月寄给景超五元钱。景超是不该饿死的呀！景超能吃苦，身体也健壮……
她哭了很久。哭了半小时，又哭了半小时……景超的死令她悲伤之极，她也恨自己：晚了，来得晚了，要是早来二十天……
和桑一直在哭，哭了很久。那两个管教干部就在旁边坐着，吸烟，喝水，一句话也没说。对于景超的死，他们也不做任何解释。后来，见她哭声渐小，有个人就出去了，过一会儿带个蓬头垢面衣着破烂的人进来，说，行了，行了，哭够了就去休息吧。累了吧？看她不出声，那人又说，小范，去，领她找间房子，叫她睡觉。有被子吧？那个被叫做小范的说了声有，又对和桑说，走吧。
和桑的确是累了。坐了一天火车，又走了一片雪地，刚才的哭嚎哭得她几乎喘不上气来，她的整个身体都要瘫了。她提着衣裳和装花卷的书包走出那间草房。
原本就是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又是从煤油灯下离开。出了门和桑就跟睁眼瞎一样，四面一片漆黑。她只是跟着那个人走，也不知去哪里。走了没几步，她的感觉似乎是在下坡了，心想应该小心点，下了雪的路很滑，但这念头刚一闪，就滑了一跤摔了个屁股墩。那个人听见她滑倒了，停了一下，等她站起再走。
再走，那个领路人说话了：往这边走，你跟着我。那人在前边走，她跟着，还是下坡，然后就看见了黄色的灯光，灯光是从一个草帘子缝里射出来的，照亮了一道斜坡和过道。这时，那人掀起草帘子说，进去吧。
进去她便明白了：这是一间地窝子：墙壁是土坎，头顶上横了两根圆木，上边稀疏地搭了几根椽子，椽子上苫了些蒿草。地窝子还真不小，三米宽，十几米长。靠里边的墙壁留着一面和房子一样长近两米宽的土台子。看起来这土台子就是右派分子们的大炕，因为土台子的一头堆着几十床被子。大炕光溜溜的，一根草也没有。
炕上有一盏墨水瓶做的煤油灯，灯光如豆，房子显得阴森恐怖。那个人说，坐吧，坐下休息休息。你累了吧？
她怯怯地坐在炕沿上，心想，今晚就住在这儿吗？这时她已经看清楚了，领她来的人是个年轻人，因为久未洗脸，蓬头垢面，衣衫破烂，无法猜度他二十岁还是三十岁。为了表示亲切，她问了一声：小伙子，你是干什么工作的？
劳教分子，右派。
从哪个单位来的？
兰州大学。
你是老师？
学生，化学系的。
你今年多大了？
二十岁。
二十岁？你才二十岁？
啊，二十岁。我是五六年考入兰大的，十八岁当了右派，然后来夹边沟。
和桑正和这个小右派说话，又进来个年轻人，怀里抱着一把蒿草。进来后就点火。先头的那位小右派问从哪找来的蒿草？那人回答，从下边的窑洞搜集来的。他们说着话将一个洗脸盆放在摆成三角形的土块上，倒上水。水开后又从一个布袋里抓了几把面粉撒进去，煮成稀粥。
粥煮熟了，那位小右派叫和桑：你也来喝点粥吧，暖和暖和。
和桑没谦让，接过小右派递过来的一个小调羹。小右派又叫她坐近点，说离火近暖和。和桑往前挪了一下，坐在火堆跟前。她真是冷得难受，这空旷的房子比旷野暖和不了多少。
三个人各自用一把调羹从锅里舀粥吃。喝了一口粥，和桑就觉出这是米粉做的，便问，哪来的米粉？
小右派回答：姨母寄来的。
你是南方人？
厦门人。我和他都是厦门人，我们是同学。
她又问那个年轻人，你多大了？
二十一岁。
也是右派？
也是。
你们为什么从厦门来兰州读书？
他父母是兰大教授。他在厦门长大，父母叫他考兰大化学系。化学系的主任和兰大校长是著名的化学教授。我和他一起报考的兰大，一起当了右派。
你们的校长叫陈世伟，你们熟悉他吗？
不熟悉。他也是右派，来夹边沟了。
他也来夹边沟了？我知道他是右派，但不知他来了夹边沟。
是来夹边沟了。我们是坐火车来的，他是小轿车送来的。
出于新闻工作者的敏感，和桑问，陈世伟还在这儿吗？
不。他在夹边沟半年，就调走了。1958年冬季，来一辆大卡车，拉到马鬃山煤矿去了。那是劳改队。有人说在电机厂。
到底在哪？
不知道。
喝完了粥，和桑拿出几个花卷，两个小右派一人给了一个。两个小右派有点难为情，和桑说，吃吧吃吧，这是带给我丈夫的，他已经死了。两个小右派在火上烤花卷。蒿草的明火熄了，暗火正旺，还没烟雾，正好烤花卷。和桑也烤了一个吃。吃着花卷和桑问他们认识王景超吗，王景超是从新添墩作业站来明水的。两个小右派说不认识，他们是夹边沟场部调来的。来明水没怎么干活人就饿垮了。他们又问和桑在哪儿工作。和桑说同王景超一样，也是甘肃报社的，也是右派，他们就叹息。后来和桑又问：
这么大的地窝子，怎么空空如也就你们两个人？
小右派回答：这间房子原来住三十几个人，挤得密密匝匝的，像鱼罐头。后来死掉了一多半，还有几个回家去了，就剩下我们两个人了。
和桑很是惊讶：你是说有几个右派回家了？
对呀，有几个人的家属来探望，领导叫家属接走了。
噢……
火快要熄了，小右派说该睡觉了。他从土台子上的被垛里抱了两床被子给和桑，叫她铺一床盖一床，如果冷就再抱。然后他就和自己的同学在土台子那头拉开被子睡下了。
和桑没睡。她有点尴尬和难为情：自己虽不是小姑娘了，不是害羞的年纪了，但也是个二十八九的青年妇女，怎么好和两个小伙子睡一间房呢？便守着那堆残火坐着。
两个小伙子似乎看出她的心思来了，还是那个小右派说，喂，大嫂，你放心睡吧，不要害怕。我们不是坏人。
和桑只好拉开被子睡下，连棉衣都没脱。这一夜她根本就没睡好。躺在土台子上可以看见星星，雪屑还从茅草缝隙里落下来。王景超的死也折磨着她：悲痛难忍，思绪万千，久久难以平静。她想起来，在反右派运动中，虽然她和王景超在报社里三天两头受批判挨斗争，可是回到家里还是亲亲切切的，可以互诉心曲。而现在王景超却是永远地离开这个世界了，自己不仅仅成了孤孤单单的寡妇，而且还是个右派分子。不光是自己当了无依无靠的寡妇，两个年幼的孩子也没有父亲了。那是1958年4月下旬的一天，她把孩子送到母亲那儿去，和父母告别，当时老大才六岁，但是他已经隐约觉出妈妈出什么事了，抱着她不放手，哭着说，妈妈你要去哪儿呀！差一个多月才将满四岁的老二却说，我要和妈妈睡，我要和妈妈睡。当时她的心都要碎了。今后呀，拉扯两个孩子的重负全部压在自己的肩膀上了……她的思绪突然又跳得很远：那是1949年10月，自己从兰州女中毕业，已考上了兰州大学却又没去上，而是进了报社；那是因为自己革命热情高涨觉得参加革命比上学更有意义。进报社不久她就认识了景超。在后来共同生活的道路上，景超又是伴侣，又是严师。他逼着她学习，说，要想当一个好的编辑和记者，至少要熟背一百篇古文……正是在景超的帮助下，自己的工作能力快速提高，1956年报社第一次评定职称就晋升为编辑。突然，她又憎恨起四工农场那个牛副场长来了：1959年12月，四工农场硬是把她从黄花农场要过去不久，一天在二站的田野上，牛副场长遇见了她，竟然狞笑着说，你就是那个演《小拜年》的女右派呀，你知道不知道，就是我把你从黄花农场要回来的，你高兴不高兴？她当时脸都气黄了，说，我舒服点你就不高兴，你是个什么心态的人呀。牛副场长当时就发狠了，狠狠踢了她两脚。当时正巧有几个干部家属在旁边，说，牛场长，你在一个媳妇跟前摆什么威风？才挡住了他进一步逞威。
和桑天快亮才睡着觉。一觉醒来天已大亮。抬头看看，那两个小右派已经没影儿了。便起了床，抖一抖被子上的雪屑，放好，用手整理了一下头发，走出房子。
雪已经停了，太阳很亮。
站在门口她才看清楚：房子建在一条十几米宽的山水沟里。这儿是山水沟的上梢，沟才一米多深。她住过的房子是在洪水涮出来的湾子里朝崖坎方向掏进去的，又往下挖了半米，顺势倚坎而建，房顶上压了些茅草，活像一个菜窖。这样的地窝子一连有三四间。再往北，山水沟就变得深了，有两三米深，沟坎上挖了些窑洞，洞口看样子也就一米高，人趴着能钻进去。里边是大是小，她没去看。太阳已经很高了，看看表已是九点多钟，她急急地顺着昨晚摔跤的斜坡走出山水沟，走进昨天那间房子。
房子里只有一个人，就是昨天翻阅死亡登记簿的那个人。看她进来，那人没说话，她就主动说，我要到王景超的坟上看一看，你能不能领我去一下？那人说，我不知道王景超的坟在哪里。她说，你不知道在哪里没关系，你给我找一个知道的。
那人走出去了，间隔几分钟回来，说，王景超的坟很远，埋得也很好，你就不必去了。
和桑一听就上火，提高了嗓门说，我大老远跑到这儿来看丈夫，没见着活人，看看他的坟总是应该的吧？
那人说，我说不应该了吗？
你说不必去了！
我是说太远，路上有雪，你不必去了。
我不怕远。我从安西县四工农场来，几百公里路都赶来了，他的坟我还走不到吗？
那人不回答她，反问，你是在安西县工作吗？
不。我是右派，我在四工农场劳动改造！
和桑把自己的情况和盘托出，心想，到这种地步了，我还有什么必要隐瞒身份吗？还有什么顾虑和惧怕吗？
那人在她的脸上打量了几秒钟，没言语。
和桑又说，快点呀，你快给我找人呀，领我到王景超的坟上看看，我要为他扫墓。
扫墓？嘿嘿，你还要扫墓！
对，就是扫墓！怎么，不能扫墓吗？
和桑说话的口气很强硬，完全是一种挑衅打架的样子。那人生气地瞪她，似乎要发火，但又克制住了，说，扫去，你扫去呀，我又不拦着你。
不拦着我，你为什么不领我去？
跟你说了，我不知道你男人埋在什么地方。
谁埋的？你把埋人的人叫来问一下，不就一清二楚了？
埋人的人也死掉了，叫别人埋掉了！
和桑没办法了，她想哭，但她忍住了。刚才她已经表示出自己的愤怒情绪来了，她不想再叫他看出自己的软弱来。她停了停才说：
难道坟地在什么地方你真的不知道吗？你的登记簿上没有记录？
登记簿上哪有地点！你看，不信你看去！
那人把抽屉里的笔记本啪的一声扔在桌子上。
和桑因为很硬气地说了几句话，愤怒有所发泄，情绪逐渐平息下来。这时她想，看来，这个人的确不知道王景超的坟冢在什么地方了，这事不能强迫他了。否则他派个人领她到坟地去，指鹿为马说这个坟就是王景超；自己面对一个陌生人的坟冢哭一通又有什么意思？在四工农场她就看见过，有些死者的坟冢根本就没有墓碑，有些死尸拉到田野上随便盖上两锨土，草草了事。于是她又说，真要是找不到王景超的坟就算了吧，你们派个人送我到高台火车站去，我要回兰州。
从四工农场出来的时候，她已做好了思想准备，看完了丈夫就回兰州去。她已经在心里作出了决定，再也不回四工了。1958年的春天，宣布她为右派时，人事部门跟她谈过，若不愿去河西的农场劳动改造，就开除公职，自谋出路。当时她相信了毛主席的话：不剥夺右派的公民权。所以她还是服从了领导叫她到农场劳动改造的决定。但是两年半的现实已经令她心灰意懒，她决定不做这个有公民权的右派了，她想跑回家去自谋生计，做个没有公民权的人。
那人又出去了一趟，片刻后回来，说，我们领导说了，我们农场的人很快就要回兰州了，领导正在和铁路联系车皮，你等一两天吧，联系好车皮，你和这儿的人一起走。你说好不好？
她只好同意，因为她明白：叫农场派人送自己是不可能的，独自去车站又怕挤不上车去。她知道，从哈密开过来的这趟列车，经过玉门市和酒泉县之后旅客更为拥挤。
时间已是正午，她回到那间地窝子，啃了个花卷。不知什么原因，那两个小右派没回房子来。
尽管外边的太阳很亮，但是房子里寒气袭人，越是坐着越是寒冷，身体突然打起哆嗦来。于是她又提着书包走出房子。她想随便走走，活动一下身体，也看看明水。
她顺着弯弯曲曲的山水沟往北走，走过了七八间地窝子。她进了一间地窝子看看，地窝子很长，并排能睡三四十人，但是却空无一人。地上零乱地扔着几本书，几双破鞋，还有两件撕掉了棉花的破棉袄。凭她的生活经验，那棉花准是被人们撕去做鞋垫了。有一间地窝子有人，她进去看了一眼，空荡荡的房子里总共有六七个人。那几个人看她探头，问她找谁。她说找一个叫王景超的。那几个人说不认识。她又问人死了埋在什么地方？一个人说，往北走，往北走出了沟，有一片沙土地，再往前是沙梁子。死人就埋在沙梁子下边。她问有多远，那人回答，四五里路吧。但另一个人说，你不要听他说，那边埋的人不多，多数还是埋在南戈壁上。还有这边沟坎子上的荒滩上都有。她说声谢谢往外走，有人又追了一句：大嫂，不要找了，你找不到。
她顺着山水沟又往北走，地窝子就没有了，山水沟越来越深，崖坎上排满了大大小小的窑洞。小的窑洞只能钻进一个人去，空间不够站立的尺寸，钻进去就得躺下，或者坐着。大部分窑洞空无一人，洞口没有任何遮挡物。只有少数几间窑洞挂着草帘子或者破棉被，里边有人坐着或躺着。有个大窑洞里住了五六个人，她问他们知道王景超的坟吗？人们都摇头，只有一个人说他认识王景超，在新添墩的时候编在一个分队，但他不知道王景超哪天死的，葬身何处，因为到了明水重新编队，他们就分开了。他劝和桑不要找了，说，刚开始死的几个，还立个木牌牌写上名字；后来就连个纸牌牌都不挂了。她问他们，那边有地窝子，你们为什么不去住，要窝在窑洞里？有人回答：地窝子比窑洞还冷；窑洞就门口透气，地窝子却是整个房顶都透气，因为椽子太少，茅草苫上去没压土，也没抹泥。
离开这个窑洞，正好一段崖坎上有条小路通到荒滩，她就爬上去了。看得出来，这是一片未开垦过的荒滩，在茫茫雪原上伸出枯黄的一丛一丛的芨芨草，还有干枯了的红柳。骆驼草特别矮，原因是它的下半截埋在厚厚的积雪里。
天地间一片白茫茫。西南方向的雪原闪烁着太阳耀眼的亮光，而东方的雪野呈现出蓝莹莹磷火般的朦胧色彩。天地相接处有几株灰楚楚的树木。
和桑的眼睛被许多零零散散的雪堆所吸引。他们或单独、或三五成群，比积雪高出一截。她走近几个雪堆看了看，判定就是坟茔，因为朝着东头的雪很厚，形成一道雪塄子，而朝西的一面却露出黄色的沙土——这是西北风所致。
所有的坟冢都没有墓碑。
她面朝祁连山的方向站了一会儿就下了沟。蓝天白云，青天白日，但是西北风很硬很强劲，刮得她的眼睛不停地流眼泪。
这天夜里她和几个妇女住在一间大地窝子里。这些人都是来看望丈夫的。
有个敦煌县的农村妇女是前天坐火车来明水的，在高台车站下的车。下车时天黑透了，她辨不清方向，又不敢问人——听人说高台很乱——就在车站下边铁路工人们的柴禾垛旁蹲了一夜。天亮后想走，已经站不起来了。她痛苦得呻吟起来，房子里的铁路职工把她扶进房子歇了半天，她才走到明水农场来。顺着铁路走是二十五里。
还有一位妇女是从天水来的，带着一个十四岁的男孩和一个八岁的女孩。她是接到丈夫的信赶来的，丈夫说他想孩子，想见见孩子。他们长途跋涉一千公里来到明水，却没有见到丈夫。丈夫在十天前就去世了。掩埋丈夫的人也去世了，没找到丈夫的坟冢。
还有个女人是十天前来到明水的，带着五岁的孩子。她到明水前的两天，丈夫就躺倒在一个只能住两个人的窑洞里，发烧，说胡话。她和孩子在丈夫的窑洞里守了十天，天天把炒面用开水冲成糊糊喂丈夫，但是丈夫始终没清醒过来，昨天死去了。和桑问她：一星期前不是来车把病危的人送到高台农场去了吗？那女人说，有个大夫跟着车来了，检查后说心脏太弱，不能动，——不能上车——就没接走。呜呜呜，知道遭这么大的罪还是死了，还不如那天背上车去，说不定还能活一条命。唉唉唉，人死了，带来的干粮也吃光了，怎么回去呀……
还有个妇女是兰州市邮电局的干部，她说我来这一趟可不容易。到火车站买票，车站还要介绍信。我又不敢去单位开介绍信，怕单位领导说我和右派分子划不清界限。偷着上了火车，到永登查票查出来了，人家非说我是盲流，要送车站派出所收容。好说歹说，差点给人跪下，才补了一张车票。
一个妇女说，前两天一个老奶奶领着儿媳妇来看儿子。儿子死了，老奶奶哭死了……
几个人简单交谈后便大声痛哭。哭够了睡觉。房子里没生火，房顶依然能看见星星，门口挂片芨芨草帘子。
和桑在明水农场的地窝子里住了三夜，第四天的早晨，有人挨屋通知，说今天有车了，都准备上路，到高台火车站坐火车。中午时分，一个名叫王志穿着旧军装的右派来找和桑，说是队长派他来的，把她送到火车站去。王志帮她提着行李——她从四工带出来的衣裳和一条毛毯——跟着其他人拖拖拉拉步行上路了。
半路上，她看见王志气喘吁吁的样子。便把自己书包里的最后一个花卷给了他。她问王志，你怎么不拿行李？王志回答，领导不叫他走，因为他还走得动路。领导说，所有的右派离开明水以后，他才能回家。后来和桑才知道了，这个王志并非等闲之辈。他是西北军区战斗文工团的编剧，写过几部在全国都很响亮的话剧和歌剧。
天黑时分火车到站。这一列火车多拉了一节车厢，是专为明水和提前七八天接到碱泉子农场去养病的右派准备的，进站时空着。但是车门打开，那些高台县的其他旅客也都涌了过来。右派们和其他旅客都往上挤，如同洪水淹了黄河源，逃难一般。
有个临洮县的右派被人挤倒了，跌在站台下的枕木上，没再爬起来。一位管教干部把他拉上来，人已经断气了。
右派们上车，正是开晚饭的时候，但是列车员告知大家，他们的那份烧饼被管教干部买走了。有人去要，管教干部说一会儿送来，又迟迟没有送来。和桑的花卷在明水时送给那些妇女、孩子吃掉了，此刻只好饿着。一个来看右派儿子的陕西农民给了点炒面叫她充饥。
在列车上，她一个人也不认识。她静静坐着，听见有人说了一句话：听说王景超的家属来了。她立即对那人说，我就是！你认识王景超吗？那人回答：我和王景超是一个队的。
你能讲点王景超的事吗？
王景超呀，这人正派，对人不卑不亢。此人叫邹春生，西北军区工农速成中学的文化科科长，三八式干部，右派加坏分子。他被戴上坏分子的帽子，是因为进城后要和当军医的妻子离婚，未获批准，就与一青年女教师同居并生了孩子。重婚罪。
旁边还坐着一位临洮县一中的教师，问和桑：你去了王景超的坟吗？
她回答：管教干部说远，没去成。
临洮人说：很近，也就两百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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