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秋季的一天，夹边沟农场所属的新添墩作业站几百名右派凌晨四点钟就起了床，整装待发去明水农场。在河西走廊的西端，这时候还是深夜；因为仲秋的这片荒原上，要到八点钟太阳才能爬出地平线。
还在十多天前，夹边沟农场就接到上级指示，夹边沟农场的全体劳教分子迁往到高台县的明水乡去。省劳改局决定在那儿立即上马建设一个五十万亩土地的谷物生产基地，需要大批劳动力。新添墩作业站已经过去两批人了——约三四百名，今天走最后一批——连锅端，总共四五百人。
因为昨天傍晚就通知过的，今天早晨要来汽车，所以听见哨音响，右派们全都起了床，捆行李，吃饭，做好准备工作。由于是要走远路，这天的伙食也与往日不同：小米汤，不限量，敞开喝。这件事可是把右派们乐坏了。有些人打一份回来，等不得小米汤凉下来，也不顾烫嘴不烫嘴，噗噗地吹着，稀溜稀溜往下喝——他们怕稀饭被人打完了，自己打不上第二份。有些人很聪明，打了小米汤回来，把米汤倒进洗脸盆里，然后又往伙房奔去。一时间，通往伙房的路上人影躜躜，脚步匆匆。当然，这可苦坏了那些身体已经衰竭的人：他们平时就走不动路，跪着去食堂，慢腾腾地在地上挪，像是疲乏无力的鸭子晃呀晃的，而此刻为了多喝一份小米汤，他们竟然也打起了精神，快速地移动双腿往前走。为减轻膝盖的疼痛而绑在膝盖上的鞋底发出沙沙的摩擦声。他们快速行走的姿态如同刚从大海里爬出来的躲避海豹追击的企鹅，快速地摆动着身体和短腿。
蔬菜组的王永兴打来了一份小米汤。他是个老病号了，近来腹水增多，不下地干活，所以开饭时总是晚去。这天他打回小米汤来，像往常一样，盘腿坐在土台子上，一勺一勺慢慢喝。这时有人说了一句：今天的米汤敞开喝。他不相信，说，哪有那样的好事？仍旧一口一口慢慢喝，充分咀嚼。但是，看到有人真的打来第二份小米汤，他也紧急行动起来，忙忙地打开已经捆好的行李，拿出一个闲置的大茶缸子，匆匆向伙房走去。他还怕自己行动得晚了，走在半路上问了一个打饭回来的人，还有米汤吗？那人回答，有，多的是。他果然打到了第二份小米汤。
打回的小米汤晾在土台子上，他接着喝先头的那一份。喝着米汤他还说那些腿快的人：你们打下三份四份，能喝完吗？一会儿出发怎么办？端着上路吗？王永兴是个很务实的人，做事很有分寸，从不做莽撞事。他看见那些贪心不足打了三四份小米汤的人，从心里就觉得可笑。他又说，人的肚子是有限的，可不要贪便宜胀死！
但是，那个打了四份小米汤的人很轻易解答了他的难题。那人喝了两份小米汤，然后把一条毛巾铺在土台子上，把另两份米汤慢慢地倒在毛巾上。毛巾是个过滤器，清汤渗入沙土去了，米粒就堆积在毛巾上。那人看了一眼王永兴说，你看我有办法没有？这时候王永兴后悔得要死，后悔自己怎么就想不出这么个主意来。但后悔也没有用处，因为已经有人回来说没米汤了。
吃过了饭，劳教分子们把行李搬到院子里放下，然后就集合排队出发了。王永兴没走，他和一帮病号留下来等待拉行李的汽车，坐汽车走。
八点半钟，酒泉劳改分局调配的六七辆卡车驶进新添墩，装上行李载上病号和一帮装卸行李的人，出发了。汽车驶出田间公路，经过杨洪公社的一个村庄时追上了先行出发的大队人马。从新添墩去酒泉火车站约七八十里路，队伍才走出二十几里就已经散乱了，哩哩拉拉二三里长。当汽车超过稀稀落落凌乱不堪的队伍时，扬起阵阵尘土。王永兴听见了不断如缕的吼骂声：这一帮狗日的倒舒坦了，平常不劳动，现在又坐上汽车喽……
王永兴是前一年的初冬病倒的。那是10月下旬，冬灌［1］最紧要的关头，花园水库通往夹边沟农场的大干渠冲垮了，夹边沟农场的领导指示新添墩作业站抽调五六十人去修渠。冬季外出施工，是要挑强壮劳力的。1959年，劳教分子们的口粮就削减到每月三十斤，基建队和农业队的人因饥饿和超常超重的劳动体力衰竭了，只抽了一小部分，而蔬菜组的人因为劳动强度相对要轻一些，还能近水楼台地吃点西红柿南瓜什么的东西充饥，体质相对而言要强壮一些，所以三十多个人无一漏网被抽去修渠了。修渠是在西边十几公里的银达公社的荒滩上，住在两户社员的草房里。那是真正的堆草房子，他们去后把草腾到院子里，又在地上铺点麦草挤着睡。真是拥挤呀，三十多人挤在一间房里，人只能侧着睡，翻身都翻不了。吃的又是菜糊糊，尿多，人们出去一趟又出去一趟。每次出去不是踩着这个就是踏着那个；整夜吼骂声此起彼伏，根本就睡不好。大干渠垮掉了二十多米长的一段。垮掉的一段正好在一片低洼地上，不光堤没了，连渠基都冲掉了，渠两边都淹上了水，冻了冰。要修渠就要从几十米远处抬土。抬土谈何容易！河西走廊的西端，10月下旬天就大寒，地大冻，要挖下拳头大的一块土疙瘩就需要抡几十次镐；手震木了腿震软了。半个小时也挖不下一筐土。效率是无从谈起的，人们都在浮肿，根本就没力气干活，仅只是晃着摇着慢腾腾干着就是了。干脆停下来歇息是不行的，管教干部看见了要骂的。实在坚持不住想休息一下，只能以大便的借口跑远些蹲一会儿。说小便都不行，管教人员会说：尿尿还要找地方吗？怕人看见吗？你是大姑娘吗？
那是修渠的第三天，王永兴和一个人抬土，到正午时分，真是走不动了，身上光出虚汗，腿软得打颤。那天天气格外冷。茫茫田野，天空无云，但却日月无光，漫空里飘着晶莹的冰霄。眉毛和胡须都冻上了冰疙瘩。寒气逼得人喘不上气来。他跟分队长说了一声要解大便，就走到一条看不见人的自然沟里，落下裤子蹲着，休息片刻。绝对不敢穿着裤子坐下来休息，因为管教干部也发现右派们的花招了，看见有人去解手，就总是盯着，时间一长就跑来察看。发现是假解手，可了不得——连训带骂，还要扣掉一顿饭。
王永兴蹲了几分钟，觉得该回去了，就往起一站——哦，站不起来了！起初，他没明白怎么回事，以为是腿蹲麻了，不听使唤了。便用足了力气往起站，却还是不行，腿根本就不听从大脑支配。后来，他弯下了腰，用手杵地，总算是站起来了，却又搂不上裤子。人越饿越怕冷，越怕冷就穿得越多——他穿了一条绒裤，绒裤外边才是劳教服：一条蓝布面的棉裤。此刻，他觉得裤子有千斤重，两只手怎么也提不起来。一用力就头晕，就眼前发黑，气喘吁吁。后来，他只是把裤子的前边提高了一点儿，臀部竟无可奈何地暴露在刺人的寒气里。他静静地站着。
这时候他心慌得厉害，因为他明白了，这是死神在拉他的手了，要把他摁倒在那道浅浅的长满了骆驼草的自然沟里，叫他再也站不起来。于是他静静地站着，一动也不敢动。他害怕一走动就栽倒。
他不知道自己站了多长时间，可能是十分钟，或是半个小时，与他抬土的伙伴跑来找他，才帮他提上裤子，系上皮带。同伴又叫来一个人，一左一右扶着他去见管教干部，经允许后又扶他回到住处。转过天，蔬菜组的老何赶着马车来给他们送菜，管教干部叫老何把他拉回新添墩休息。
王永兴回到新添墩休息几天……他自己认为，之所以出现蹲下站不起来的事情，可能是饥饿所致，也可能是寒冷和劳累的原因：自己是蔬菜组长，事事处处都竭尽全力去干，消耗的体力太多了。他以为回到新添墩休息几天，情况会有好转的，但没想到的是情况更加恶化，干脆起不来了。他原先仅是面部浮肿，小腿浮肿，躺了几天，腹部竟然也肿了起来，原本细瘦的腰突然就肥壮起来，真是系不上裤子了——皮带上的孔不够用了。而且身体呈现出从来没有过的疲乏，起不了床，穿不动衣裳，胳臂也抬不起来了。当他的组员替他打来菜糊糊他坐起来吃饭的时候，手竟然无力端起饭盆！
他害怕了！在过去的一年半里，新添墩已经有几十人躺倒后再也没有爬起来，难道自己也到了那种地步，要步他们的后尘而去吗？
他求新添墩的医生开了个条子，搭乘去场部拉面粉的马车去了场部医院。夹边沟农场的医院是很简陋的，医生们就有个听诊器。医务人员除了一位姓陈的院长是农场干部，部队转业下来的一个卫生员，大夫护士都是右派。一位从天祝医院来的邓大夫，原先是兰州市红山根砖瓦场——劳改队——的医生，不知什么原因，前几年不愿在砖瓦场干了，调到天祝县医院当医生，反右时成了右派，送来夹边沟劳动教养。邓大夫听了他的病情，叫他躺到诊床上，拿着听诊器听了听，又扣诊了一下腹部，捏了捏大腿和小腿，说，穿上衣裳吧，你得的是肝硬化。这个诊断是出乎他的意料之外的，他说邓大夫，你说的是真话吗？邓大夫说，你这是什么话，我骗你做啥？你看你肚子胀成啥样子了，严重腹水！他说，不对吧邓大夫，我这是浮肿。邓大夫说，胡说，浮肿和腹水是两码事。我的水平不高，浮肿和腹水还是能分得清的。他说，别人也是这样的呀，先腿肿，后蔓延到腹部……邓大夫说，谁说的别人也是这样的？浮肿到腹部人还能活吗……咳，你这人怎么这么啰嗦，叫你穿衣裳你就穿衣裳，哪来那么多废话。看他穿上衣裳，邓大夫说，你这个病呀，可是时间不短了，少说也半年了。肝硬化是有个过程的，先是急性病，肝炎，不治疗，才转成肝硬化……你怎么就不早点来看一看呀！他颤抖着嗓门说，我哪里知道是得了肝炎呀，半年前——不，一年前我就觉得浑身无力，我还当成是累的……邓大夫问，你就没觉得恶心吗？不想吃饭……他回答，不想吃饭？我还恨不得美美地吃两顿红烧肉。
查出肝硬化之后他就住院了，三个月后，腹水消失，出了医院。从此以后，病情时好时坏，好的时候就在蔬菜组混日子，恶化了就休息或者住院……
汽车到了酒泉火车站，王永兴明白这天早晨为什么小米汤不定量……拉他们去高台县的几节无篷货车停在支线上，他们上车之后，等待步行的大队人马，大队人马到齐已经是黑夜了。早晨喝米汤的时候，伙房给每个人发了两个窝头当晚饭，可是很多人不到中午就吃掉了。火车站有一家餐馆，许多人央求分队长去找管教干部，能不能去那家餐馆吃顿饭，但分队长回来说，赵来苟说了：老老实实在车上坐着。
后来他们才听说，不叫去饭馆吃饭是怕他们逃跑。
那天还真是跑了几个人。其中有一个叫崔毅的，就是从酒泉火车站跑到嘉峪关跑掉了，后来人们传说他跑到了越南。
火车是深夜两点钟驶出酒泉火车站的。从酒泉市到高台县也就是一百几十公里，火车却走了十几个小时，因为是货车，时停时走，有时一停就几个小时。劳教分子蜷缩在车厢里。
火车经过高台县碱泉子火车站，还出了一件事：不知什么人喊了一声，到了到了，这就是我们要去的火车站，明水农场就在这里下车。许多右派站起来推行李。噼里啪啦扔下许多行李，赵来苟才喊起来：停下，停下！谁叫你们卸行李的！我们要到清水河站下车，这里是碱泉子！有几个右派跳下车装行李，但这时火车又启动了，他们慌忙扒住车叫人拉了上来。那些推下行李的右派惊慌地喊叫，我的被褥没拿上来……
黄昏时分，火车停在一片戈壁滩上。有几辆马车停在铁路边上。马车拉着行李，人们步行，走了一个小时，来到一片荒草滩上。宽阔的草滩上有两条南北走向的山水沟，先期到达的人们在沟里盖了些地窝子，挖了许多窑洞。管教干部领着分队长分配住处，马车拉了一些人又去碱泉子找行李。
新添墩的劳教分子住在西边的山水沟里。挖下的窑洞还不够多，有些人这天夜里露宿在荒滩上，翌日晨喝过了菜糊糊，自己挖窑洞。
病号们被安排在山水沟的一间地窝子里。这是一间半明半暗的建筑，依着山水沟的崖坎往下挖了一米，挖出来的土再堆高一米，上边横了一根圆木搭上椽子缮上碱蓬和笈笈草。因为椽子少，碱蓬和笈笈草上没压上多少土。靠着崖坎的一面留了几十厘米高的土台子，长度和地窝子的长度相仿。这是“炕”。晚上睡觉透过茅草的空隙可以看见闪烁的星星，还可以听见风把沙土刮到茅草上的唰唰声。天亮后起床，被子上落满了尘土。
喂，今天是十月一日吧？
起床后王永兴正在叠被子，已经穿好了衣裳的石玉瑚对他说。
啊，还就是的，今天是国庆节。
叠好被子，王永兴坐在“炕”沿上看着石玉瑚说。石玉瑚又说：
嗯，对，我记着今天就是国庆节嘛。我说呀老王，你能不能给咱们打壶水去？
打水做啥？
嗳嗳，刮个脸嘛。国庆节了，咱们也收拾一下门面嘛。
收拾门面？怎么，还想收拾得干干散散浪一转去吗？游山玩水去吗？
王永兴说完，心里就有点后悔。因为地窝子里发出了几个人的笑声，这笑声是善意的或者并无恶意的，但却可能促使石玉瑚产生想法，以为他是在讥笑他。石玉瑚已经失去行走能力一个多月了。石玉瑚也是永登县人，他的老乡，是连城镇中学的教师。他来夹边沟之前两个月，石玉瑚已经在夹边沟的基建大队接受劳动教养了。开过荒，挖过排碱渠，还在高台县板桥乡的石英矿挖了半年石头。身体累垮之后才被分配到新添墩的农业队种地。
石玉瑚的确是垮了。他的双腿已经支撑不住干瘦如柴的身体了，不管是去食堂打饭还是上厕所，他都在膝盖上绑着两只布鞋，跪着行走。他走路的样子像是一个长得特别矮的侏儒走路，扭打扭打的。
还在永登县的时候，他就认识石玉瑚：县教育局每到寒暑假都要把中小学教师们集中起来搞政治学习。石玉瑚很少发言，但言必有出。他很钦佩他。
他的玩笑话并没使石玉瑚介意，石玉瑚又说，嗳嗳，门面还是要收拾一下嘛，到了新地方，要有个新气象嘛。你看你的样子，不到四十岁的人，胡子就长了一寸长，就像是五六十岁的样子，哪里像个为人师表的样子，简直像个贼配军。
像个贼配军？本来就是贼配军！林冲发配沧州，还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咱们吃的啥喝的啥！
话是这么说，但他还是提个不知道谁的热水瓶走出去了。不能再说了，再说就要出格了！因言获罪，教训还不深吗？
王永兴是1957年的暑假期间，永登县的中小学教师集中在永登县一中参加整风，被定为右派的。当时，大城市已经开始反击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对党的进攻了，他知道不能信口开河了。但是经不住领导的再三开导和动员，他写了一张《今日陈世美》的大字报，批评永登县一中的校长李某人进城后抛弃前妻与一位女学生新婚燕尔……他以为，批评某个人生活作风方面的问题不伤大雅，又可应付了事，岂知过了一天，积极分子们就贴出几十张大字报，说他攻击党的基层领导就是攻击党……定为极右分子。
王永兴走出地窝子的过道，走到地面上来。他在门口踌躇了一下：这地方还不熟悉，不知井在哪儿，该去哪儿打水。最后他还是决定到伙房去，有开水就打开水，没开水就提点凉水回去。于是，他慢慢走到沟口，来到昨天打晚饭的一间地窝子里，问一位正在切菜叶子的炊事员，哪儿有开水？那炊事员问他打开水干什么？他说喝。炊事员说，喝？你还要喝开水？他心里很不高兴，但嘴很婉转地说，没开水凉水总有吧，打点凉水行吧？炊事员说，凉水也没有！想喝到板坦井打去！他的确不想和炊事员吵架，因为要是遇到这个炊事员打饭的话，勺子一抖搂他就要吃亏。他忍气吞声地回地窝子去了。
这天的早饭是豌豆面菜糊糊。王永兴有个习惯，吃过了饭总要躺两个小时。他的理由是粮食太金贵了，吃到胃里后必须静卧使粮食在胃里充分地消化，肠胃充分地吸收营养。可是这天他刚躺下片刻，就听见一个熟悉的嗓音叫他：王永兴，王永兴在里头吗？他忙不迭地迎出去，嘴里喊着：赵庭基？是赵庭基吗？
他和赵庭基在门口的过道相遇，握着手说，哎呀你怎么来了？赵庭基说，我昨天就听说新添墩的人要全过来，今天就看你来了。哎呀，你怎么成这样子啦？王永兴说，怎么了，我怎么了？赵庭基说，你看瘦成啥了，脸成个长条条了，胡子一大把……我都认不出来了！王永兴说，那你以为你好看吗？你的胡子短吗？你都成骨头架子了！
赵庭基是永登一中的教导主任，他们是同一批宣布的右派。他们两个人岁数相仿，小时候两人就认识，他们的父亲也都是好朋友。只不过赵庭基的家境好，父亲送他去读台湾大学，而王永兴的父亲是个私塾先生，家境不行，上完了中学就跟着父亲去教书；解放后王永兴当乡村小学的教员，赵庭基是中学教师。但是这并不影响他们之间的朋友关系，每次集中学习或者王永兴进城办事，两人都见面晤谈。赵庭基有学识，口才又好，是县上有名气的教师。
两个人在“炕”上坐下，王永兴见赵庭基脸色不好，垂头丧气的样子，问，你怎么了，土头土脸的？
赵庭基立即沮丧地说，唉，倒霉透了，我叫人偷了。
王永兴一惊：偷了？丢什么了？
迁移的路上不是集体拉行李吗？衣裳叫人偷光了，连饭碗都偷掉了。
还有什么？
还有八百块钱，叫人偷得光光的了。
嘿，你怎么这样做哩？钱能放在行李中吗？那要装在身上。
唉，一念之差。我们组的一个人来明水前的几天到东边巡渠，遇上两个农民，把他给抢了。我就想着钱放在宿舍里还是保险……
你就忘了防贼的事了！
一念之差，一念之差呀。
迁移的时间该装在身上……
这么想过，但又想集体运行李，那么多人的眼睛看着，贼敢偷吗？
偏偏就偷了！
嗯，偷得一文不剩。连买张邮票的钱都没有了。
两个人说了会话，赵庭基就匆匆告别，说是队里派他们出来挑野菜摘沙枣树叶的，时间不能耽误多了。王永兴叫他等一下，把自己的大茶缸子给了他，还给他两张邮票叫他赶紧给家里写信要衣裳……
1960年的夏季，为了落实省委关于以最快速度建成甘肃省最大的谷物农场的指示，酒泉劳改分局组织酒泉地区十多个劳教农场的领导和生产部门的负责人在高台县的碱泉子农场开会，商讨和筹划建立明水农场的具体措施，会议开的时间很长，因为缺少许多资料，会议期间还要做出农场的建设规划和人员布置。但是，这一切准备工作都没有完成，秋天就到来了。于是大概地确定了几个住人的点，领导就催促与会者回原单位去，按照会议决定的人数去抽调劳教人员过来。会议决定，明水农场必须立即上马，利用秋冬季节开荒，挖渠，明春就要播种。至于农场规划，可以一边干一边测量和制定。会议还决定，夹边沟农场因为地处荒漠，风沙又大，不宜农作物生长，决定只留下三四百人守摊子，其余劳动力全部转移到明水来。对于会议的决定，其他农场都拖着没办，因为那些农场的领导认为冬季即将来临，没有房子住，没有水井，没有煤烧，吃粮也很紧张了，人过去后怎么生存？唯独夹边沟的领导对此决议执行得又坚决又迅速，除去部分病号和两个农业队之外，几乎是全体人马浩浩荡荡开了过来。
王永兴和三十几名病号躺在一间地窝子里。天气一天比一天冷了。地窝子没门，他们把一位来明水后死掉的人的被子挂在门上，遮挡风寒。天气晴朗的日子，他们挪到门外的沟坎下躺着或是坐着晒太阳。关于寒冷，他们已经习惯了，因为自从来到夹边沟，他们的房子就没有生过火，没发过炉子，没发过煤炭。
但是，10月中旬，领导突然宣布，从明天起，每月的口粮供应降为15斤原粮！
右派们惊得魂飞魄散！
以前他们吃30斤，零零星星饿死人。到了这年的夏收之后，口粮降为24斤，新添墩每天都要饿死人，现在降为15斤，人还能活命吗？但他们毫无办法。他们是戴罪之人，连句吃不饱的话都不敢说，谁也不想罪上加罪。他们只有一个办法，拖着疲惫的双腿走到开荒修渠的工地，然后就站着，坐着，或在田埂旁躺着，他们真是干不动了。管教干部们也不催促干活，他们也明白，一顿吃不上半斤粮食，干不了活！耗了几天，领导就干脆宣布停工，并动员右派们挖野菜，挖草根充饥，想办法活命。
病号们更惨了。他们无力去挖野菜，捋树叶。他们喝完了每天供应的半碗面糊糊就只能躺着了。他们知道，死亡在不远的地方等着他们，那些原本健康的人已经在死亡了，他们还能幸免吗？
他们静静地躺着，尽可能节省体能的消耗，以延续时日……
这是10月底的一天下午，王永兴和他的伙伴们在地窝子里躺着。天气太冷了，晒太阳已经没有了意义，干脆就钻在被窝里不出来。突然一阵风刮进来，原新添墩作业站的副站长赵来苟挑起门帘走了进来，大声说，梁书记看你们来了！他的话刚落，夹边沟农场的党委书记梁步云就走进来了。
赵来苟的意思是要病号们坐起来或者站起来，迎接领导，但是病号们躺着没有人动一动。于是他又喊了一声：听见了吗，领导来了，起来！快坐起来！
有人坐起来，大多数仍然躺着。赵来苟生气了，瞪大眼睛嗯了一声，要发脾气，但梁书记用目光制止了他，问，你们怎么都睡着呀，怎么不挖野菜去？
石玉瑚躺着说了一句：我们走不动。
赵来苟也说，这是些病号，在新添墩就病了。
梁书记说，嗯？病号？转移之前就病了？那怎么不住院治疗？
赵来苟回答，这些都是老病号，场部医院没病房，没住上医院。
是吗？新添墩还有这么多病号没住院吗？梁书记说着，向王永兴弯下腰来：你得的啥病？
肝硬化，腹水。
多长时间了？
一年。一年零几天。
没住过医院？
住过三个月，出院了，秋天又犯了。
再犯就再去看嘛。不住院硬抗，能抗过去吗？
看过了，没床位，病房都住满了。
梁书记不再说话。顺着过道走了几步又走回来，对着赵来苟说，这要想办法呀，这么冷的气候，风这么大，就这么躺着，能挺过冬天去吗？
赵来苟说，梁书记，这话得你说，我说了不顶用。
梁书记和赵来苟走出去了，右派们就突然活跃起来。石玉瑚说，你们猜一猜，梁书记能想出啥办法来？王永兴说，能把我们送到夹边沟医院去吗？有人说能，梁书记说话还是顶用的，只要他说送，就一定能送过去。但有人说，那可不一定，我听说夹边沟的医院里病号塞得满满的。说着说着话题就转移了，有人谈起梁书记的历史，说他原是定西地区检察院的检察长，因为右倾错误，去年反右倾撤了职调到夹边沟来当个副书记……但是大家的议论被赵庭基的到来打断了。赵庭基一进来就沮丧地对王永兴说，我又叫人偷了。王永兴问什么叫人偷了？他说今天收到家里寄来的十多斤熟面［2］，未及吃一口下肚，叫人连面口袋连大衣偷走了。问怎么偷的？他说把炒面拿来后挂在墙上，还盖上一件大衣，上个厕所回来熟面就不见了，大衣也不翼而飞。王永兴听了心疼得不得了：哎呀，你这个人呀，都是啥形势了，你还把熟面挂在墙上去上厕所……又是一念之差？我上次就想跟你说，病号队队长官锦文，人家是长征干部，延安时代彭德怀司令部警卫团的团长，解放后担任天水步兵学院战术系主任，在夹边沟和我一个组，大夏天在地里劳动，衬衣外头还穿个毛背心。管教干部就起了疑心，叫调查怎么回事，查来查去才知道，他背心里头缝了个口袋，里边装着些从家里带来的钱。人家那么大的干部，一个月还不挣你半年的，都把钱带在身上，防贼偷！把你个教员有多少钱，还卷在行李里头，把熟面挂在墙上！你真是谦谦君子呀！赵庭基连声叹气，懊悔不已……
梁书记来过的第二天，一辆汽车朝着夹边沟农场驶去。梁步云亲自开车，车上挤着二十几名病号和他们的行李。
夹边沟农场的场部是劳改犯们1954年建成的。机关办公室是四栋白色的平房，两栋一排两栋一排坐西向东，场领导和各股室的干部们在这里办公。办公室北边依次排列着干部宿舍、干部家属宿舍、医院、仓库，但这些房子都坐北朝南。再北边是农业大队居住的四合院。这个大院还包括杂役们的作坊，修鞋组、木工组、理发组。与四合院相邻的是磨面房、粮食仓库。仓库外边有一条通往新添墩的公路，路北是菜地。
场部办公室斜对面隔着马路是基建大队的四合院。
往日的夹边沟农场场部还是很热闹的，除去新添墩和长年在外边搞副业的，这里大约居住了一千五百名劳教分子。可如今这儿只有二三百名病号和一部分农业队留下来灌冬水的人，再就是几十名杂役，大有人去楼空之感。
按着原先劳改队的规划，夹边沟农场只有三四间房的卫生所：一间医生办公室，一间治疗室，一间药房……根本就没有住院部。由于从五九年开始病号大增，卫生所便在农业大院辟了几间病房。如今病号房扩充到了十几间。好在人员都到明水去了，原先的农业队宿舍改成了病号房。这批病号到达后分散到七八间病房里。王永兴和石玉瑚被安插在一间住了三十多名右派的大房子里。
一进病房王永兴的心就踏实了一下。这间病房有三间房那么大。它一面是门，三面是土炕，土炕相通，成“凹”字形。三十多人住在炕上的确是挤得密不透风，就像去年初冬在银达乡抢修水渠住在社员的草棚子里一样。但这是热炕，炕有三四个炕洞，右派们从麦场上抱麦衣子［3］把它烧得很热。地下还用土坯砌了一个炉子，烧着无烟煤。他在其他右派挤出来的窄条条上喘息着铺好被褥，身上就出了汗，筋骨就舒展开来。顿时他心里就流过一股幸福得要晕过去的感觉：看来是冻不死了！
在明水农场的地窝子里躺着的时候，他一天到晚蜷缩着身躯，手脚从来没有舒展过。已经两年多没睡过热炕了，更不要说火炉了。每天从田野上劳动回来，吃过了饭就赶紧钻进被窝。房子里的温度在零下十几度，饭盆里边的粥吃到最后就冻上冰碴。
这里蛮好，穿着棉袄坐着一点儿也不冷，一动弹就出汗。
幸福的心刚刚平静一些，一位右派韩大夫就来给他检查病情。过一会儿就有人送来了药片。他问那人，你是护理员吗？
那人嗯了一声。
邓大夫在办公室吗？
邓大夫到明水去了。
咦，我没看见过呀，我就是明水来的。
下放到大田劳动去了。
为什么？他很是惊讶。
我也不知道，大概是犯错误了……那人支支吾吾走出去了。
旁边一位老病号告诉他，一次上边来领导视察，问怎么死了那么多病号，别人都不说话，邓大夫直不楞登回答，营养不足，啥药都救不了命。视察的人前脚走，他后脚就被赶到大田劳动去了。
不再挨冻了，吃的问题就强烈地凸现出来：还是吃十五斤粮。虽然蔬菜多了些，做的也比明水的大灶精细了许多——胡萝卜切成小丁丁和面糊糊煮在一起——但肚子还是填不饱。一脑门子想的就是吃，成天心里饿得急了了的没有着落。十多天后腹水见少，人瘦得成了一张皮，腿软得走不成路了。
一天，他到麦场上去抱麦衣子煨炕，回到病房就躺下了，他觉得心跳得很急，要晕过去的样子。但就在这时，门外护理员的声音喊，王永兴，你父母看你来了。他慌慌张张哆哆嗦嗦爬起来，还没下炕，门就开了，他的白发苍苍的父母亲出现在门口，手里还牵着小男孩。他凭着想象判断那是二儿子兆远，他离家时才3岁。母亲还没坐下就呜呜地哭起来：我的娃呀，你怎么成这个样子了？呜呜呜……儿子被他的模样吓坏了，怯生生站在门口不过来。老父亲把儿子拉过来，说，叫，叫爸呀，你叫呀……孩子叫了一声爸，但接着就哇的一声哭了。他伸出手去摸一下孩子的头说，我把你吓坏了吧？他没抱孩子，他的心酸酸的，他怕吓着孩子。他扭过脸问父亲，你们怎么来的？父亲也在别人让出的炕头上坐下，抹着眼泪回答：坐了一天一夜火车。他说，我是问下火车以后怎么来的，这几十里路？父亲回答走来的，走了一天。他说，从酒泉县到临水公社有班车……坐到临水再有十多里路。父亲说，不知道嘛。他说，走乏了吧？父亲回答，乏倒是不乏，兆远不叫我和你妈抱硬要自己走。倒是天气冷得……把人冻坏了。他说，上来，上来，炕上坐下……
王永兴竭力地克制着自己的心酸，但此刻再也控制不住了，泪水扑簌簌流了下来，哽咽着嗓门说，爸，妈，我是个不孝之子……叫你们……受苦了……
母亲像是啸叫般地哭了一声：哎……我的娃呀……
儿子也哇哇地哭。
父亲却抑制住眼泪说，娃呀，话不能这么说，这不怪你，这不怪你。世事的变化，命运的沉浮，不是人所能掌握的。我们就盼着你平平安安地出去……
他说，家里的事我一点也出不上力……
家里你就不要挂念，我这把老骨头还能动……
王永兴泪如雨下。
父母在夹边沟呆了一夜，第二天就回去了。依王永兴的想法，父母走了长道，应该多休息一天，但是父母在他的铺上坐了一夜转天就走了。父亲说，原想多住一天的，但没想到你这里吃的这么难肠，不能再住了。多住一天，三口人要多吃两斤粮，我们走了你就没吃的了。
父母亲给他带来了七八斤熟面，五六斤蒸熟后晒干的甜菜，还有一包煮熟后晾得半干的狗肉。
父亲一再解释，你不给家里写信，我们也不知道你的情况。还是遇到了赵庭基的父亲，才知道你……吃不饱，匆匆忙忙把狗杀了，就来了……
王永兴知道父亲是在说谎，家中的情况仅就宰狗一事便可了如指掌，如果有粮食存着，谁忍心宰狗呀！熟面是啥好东西，仅才带来七八斤！但他没有揭穿父亲的谎言，因为他的确需要家庭的支援。他只是为父母来到夹边沟饿肚子而深为不安。父母来后医院的伙房开了两次饭，父母和儿子共同喝了他的那份糊糊，而把路上吃的干粮留给他吃。
他没有送父母，他已经没有力气走路了。他只是站在医院外边的马路上告诉父母亲怎么走；看着父母转过一座沙包，他就回病房了。
父母带来的食物可是救了他的命。他把食物锁进自己带来的一个小木箱里——把里边的书拿出来——一天吃几调羹。在吃食物的问题上，他可是吸取了别人的教训：许多人接到亲友们寄来或送来的食物，禁不住饥饿的压迫，饱食一顿，尔后就绝了来源而丢掉性命。他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不管多么饥饿，食物多么诱人，都坚持细水长流。
他是这样加餐的。利用提开水或者打饭之际，从伙房的院子里偷几个冻硬了的胡萝卜或者莲花菜叶子，夹在大衣里拿回来，用小刀切碎放在饭盆里，放在炉子上煮；然后打开木箱，取两调羹熟面，抓一把甜菜干，再放两条狗肉干放在火上煮，全都煮软了吃下去。到了11月的末尾，院子里什么菜也没有了，发现房顶上堆着很多晒干的莲花菜叶。他用铁丝做了个三杈钩爪，拴上行李绳子，借着黑夜抛到房顶的菜叶上去，扒下几片菜叶子。这样偷菜总是有收获的，几乎每天都能搞到几片菜叶了。
煮加餐也是有风险的。有一天医院的陈院长查病房，一眼就看见炉子上的饭盆，生气地说，一些人的送命，就是吃烂菜的结果。饭盆没收！王永兴很着急，忙忙地央求；陈院长，那不行呀，你把我的饭碗没收了，我拿啥打饭？陈院长把食物端出去泼了，把饭盆还给他，说，再叫我看见，就绝不客气！
饭盆是不敢再用了，他只好用两调羹熟面和一把甜菜丝换了一位县公安局长的一把壶盖上有丝扣的铁壶，用来煮食物。他以为拧紧壶盖煮菜不会被人发现，岂知又遇上陈院长抢救病人，陈院长一进屋就闻见了狗肉的香味，径直走到炉旁打开壶盖。他勃然大怒，瞪着王永兴说，又是你煮的烂菜叶子吧！王永兴忙否认，说不知是谁煮的。陈院长连喊了两声谁煮的，就扔在地下用他穿着翻毛皮鞋的脚后跟踩扁了。
踩扁了不行呀，还得想办法！他又用两调羹熟面换了一位病号的铁皮奶粉盒，拧上一根铁丝做把手。这次他不在炉子上煮食物了——每次被院长发现都要惨遭损失，他心疼得不得了——而是把奶粉盒塞进炕洞里煨烧。这种办法既简单又保险，好久也没被院长看见。但是糟糕的是父母带来的熟面和甜菜都已告罄，还剩了点狗肉干，还舍不得几顿吃掉。这时伙房顶上的菜叶不知怎么的也不见了。
好在有一天中午他在外边转来转去寻找可以充饥的东西，突然发现猪圈的墙根里扔着一堆莲花菜根。菜根外边已经干枯皱巴了，里边还有点柔嫩的心子。他抱了一抱回来，耐心地用刀子削去干皮，再剔去带有筋络的一层，把中间还没干透的根心放进奶粉罐里，再放上一丝丝狗肉，塞在炕洞里去焖。焖软后撒点盐吃。他很感激夹边沟的炕洞，在家乡永登县，炕洞是留在墙外边的，而夹边沟的炕不知是什么地方的人盘出来的，炕洞留在房间里，不出房门就可以焖菜根吃。
还有一天，他提个篮子去麦场提麦衣子煨炕，见场边上抛着一具驴头上剥下来的皮，两只毛茸茸的耳朵已经冻得硬邦邦的。他估计这是炊事员或者杂役们偷宰了农场的驴，若是饥肠辘辘的右派，决不会扔了驴脸皮。他记得小时舅舅说过的话，民国十八年，古浪县裴家营的人们把农具上拴的皮条和鞋上的牛皮掌子煮着吃了的事。他如获至宝，将驴皮放进篮子，敷点麦衣子盖好，拿回病房，烧水烫洗了毛垢，放在奶粉盒里炖烂，再加上少许盐末就着吃。还舍不得一次吃完，一次吃一点一次吃一点。吃了三四天，还剩小半罐了，他又添满了水，放在炉子上炖着，去上厕所。谁知便后回来，罐头盒竟然不翼而飞了。四壁张望见一名叫王彦的榆中县老师手里端着他的罐头盒正往嘴里塞东西。他喊了一声，你这是干什么，有你这样的人吗？王彦苦笑一下，脸色变得惨白，说，你已经吃几顿了，我吃点就不行吗？我也想保命呀！王永兴没说第二句话，默默地躺在炕上。他闭上眼睛，还看见王彦那惨白苦笑的脸在他眼前晃呀晃呀。
时间已是12月上旬，医院病号们的情况更为严峻：每间病房每天都有一两个病号死亡，原先健壮的人也都衰竭了，躺倒了。死者被人用他自己的被子裹一裹，抬到门口放着，有专人用架子车［4］拉走。拉人就像拉麦捆子一样，一个摞着一个，一车要拉七八个人。早些天人死了还拉远一点，拉到沙梁的背后去埋，近来死的多了，埋人的人也没力量了，拉到房后边的沙坡上就埋了。
对于死亡，领导也想了很多办法，每间病房派来两名身体健壮的看护——以前留下来的劳改释放后的就业人员、杂役、被称为拐棍的分队长们——给病号打饭端水，端屎倒尿。不叫他们动弹，节省哪怕一点点体力。伙食也有所改善，粮食一点也没增加，但每天要宰几只羊，给大家增加两顿羊肉汤。但一丝肉也看不见只漂着几丁丁胡萝卜的清汤能有多少营养呢？死亡不仅得不到控制，越发加剧——病号们的体质状况已经衰竭之极，不可逆转了！
石玉瑚死了！虽然他的家人通过邮局寄来了几斤熟面，但已经晚了，无济于事了，吃完那些熟面之后就告别了人世。在王永兴的印象里，这是个为人正直、不屈非议的人。在病室的同伴们一个个不声不息撒手人间的当儿，他也奄奄一息了，但是，当医生来给他打针的时候，他却推开了医生的手。他也拒绝吃药。看护给他拿来维生素之类的药片，他不吃。他对看护说，拿回去，给大夫去，就说我用不着这些东西！一次陈院长来劝慰他，叫他吃药接受治疗。他无动于衷直言不讳地说，我得的是空肠病，打针吃药没用处，你们节约下这些药片片吧，给有用的人吃去。与其吃药，还不如给我一碗面汤顶用。陈院长怔怔地站了两分钟，一言不发地走了。两天后的一个夜里，石玉瑚静悄悄地走了。早晨，王永兴怀着对乡亲的崇敬之情亲视衬殓，用他的被褥裹尸，一拉拉起褥子，发现大把的药片压在褥子底下。
人死如灯灭，这话说得真对呀！病号大部分都是入睡后死去的，没有呻吟，没有痛苦的挣扎。他们静静地安详地死去，就像一盏灯熬干了油，无声无息地熄了。
领导认为，这是黑夜的罪过，是睡觉的罪过！他们对看护规定：夜里要把火生旺，守着煤油灯坐着，随时听候病号们的使唤和求助，要时时动员病号们说话和聊天，要坐着，以防睡死过去。但是死亡不可遏止。一位和王永兴挨着睡的叫蔡子贺的老人，约50多岁了，由于无力交谈，王永兴始终没问过他的身世，他自己也没说过。王永兴曾两次发现他不说话了，睡死过去，叫看护去叫医生。医生来了，实行人工呼吸，打葡萄糖，把他救活了。他确实多活了两天，但是第三天夜里，他壅着被子坐着，头往膝盖上一垂就死了。韩大夫跑来做人工呼吸也无济于事了。
从住进医院以后，王永兴身旁抬出去了三具尸体。除了蔡子贺，另外的两个人他连名字都不知道。因为那两个人是新补进来的，进了病房就躺着，护理员端来了饭就吃，吃了就躺着，一句话也没说过。
一个病号死了尸体抬出去了，又拉来一个新病号补上，补上的人死了再拉一个人补上。
王永兴是最幸运的了。那张驴脸皮吃完的第三天，他的女人巨勤英千里迢迢来看望他，带来了四斤熟面和一包甜菜干。女人也被饥馑的日子折磨得瘦巴巴的。还患着严重感冒，高烧把她干瘦的脸烧得红红的，干巴的嘴唇因为高烧贴在牙床上。女人按照老父亲的话到了酒泉县城后去坐班车，可班车要等到第二天。她怕晚一天王永兴就会饿死，女人连夜走到夹边沟来了。王永兴既感动又可怜女人，连夜把女人领到韩大夫的办公室，请韩大夫给女人看看病。韩大夫给了女人几片阿司匹林。翌日晨，女人的身体还没退烧，王永兴不叫女人走，怕她在路上病倒，叫她多住两天，烧退了再回去，可女人也说出了父母说过的话：我是给你送吃的来的，住上两天我把粮食吃完了，你不就挨饿了吗？
女人回去后不几天，又打发弟弟巨生才来了一趟，送来几斤熟面和几个鸡蛋。
他的姨妈从邮局寄来了两斤熟面。
虽然亲人的接济不断，但那仅仅是杯水车薪，只能是一点补充，吊住命饿不死而已。到了12月下旬，他的身体还是到了不可逆转的程度：他已经下不了火炕了。身体一天比一天干瘪，头一天比一天肿大，小腿的浮肿已经蔓延到大腿根。
他已经不能去猪圈的墙根处捡菜根了。他的身体哪一部分也不觉得痛，但是哪一部分也不听从大脑的支配——软得动不了！睡觉和起床成了很困难的事情：当他挪动一下身体，拉开褥子，拉开被子，拉一下枕头，或者端起饭盆的时候，每一个动作都要用尽全身的力气才能完成。每一个动作都和电影的慢镜头一样缓慢。他自己感觉，每做一个动作，就如同拉一辆满载的架子车爬坡一样费力，气喘，心跳，头昏，眼黑，耳鸣。每一次起床或者睡觉，穿衣或者脱衣，收拾被褥都要一个多小时的时间才能完成。
他很清楚，死神又一次拉住他的衣襟了，就像去年在银达公社修渠时蹲在自然沟里站不起来一样。他明白，来日不多了。这次和上次略有不同之处是：上次是在身体较为强壮的情况下突然站不起来的，别人扶了扶就回到草房子去了。而这次是生命的一切物质基础消耗殆尽了，像一盏灯已经熬干了油……不是今天夜晚就是明天夜晚，这盏灯突然就要灭了……
王永兴的木箱里，女人、内弟和姨妈送来的熟面和甜菜已经所剩无几了——也就有五六斤了——但他仍然坚持着细水长流。他想再坚持几天，再熬几天——或许老天睁眼，上级把他们送回家去……他已经没有力量在取暖的炉子上去做自己的加餐了。他用一个已经死去的右派遗留下来的装青霉素的方铁盒子自制了一小火炉。他坐在炕上，盖好被子，把小火炉放在面前的炕上，搭上喝开水用的搪瓷缸子，倒上半缸子水，舀一调羹狗肉干，两调羹熟面，三调羹甜菜干。他捡了许多被人扔掉的书，还有自己的书——几本他读私塾时就很喜欢的《古文观止》、《小仓山尺牍》、《儒林外史》、《桃花扇》等——一页一页撕开，点着了，塞进小火炉里，把汤煮开……
他顽强地进行着最后的炕头上的挣扎。他要推开死神的拉住了他的衣襟的手。要撒尿了，他从身旁拿过一个预备好的罐头盒。尿完后伸手倒进炕头上看护们早就摆好的尿桶里……
生命是脆弱的，生命也是顽强的。王永兴终于活到了这一天——1961年1月31日傍晚，院子里房檐下沉寂了多日的有线喇叭突然吱扭吱扭响了几声，有人喂喂喂地喊了几声，讲起话来：以下劳教人员注意，明日天亮之前都收拾好行李，有汽车送你们回原单位……
是右派们没注意听这个讲话呢，还是这突如其来的讲话大家还有点不相信呢，喇叭讲话结束之后所有的病房都静谧无声，死静死静。足足过了一分钟，一间病房里才传出一声尖锐的啸叫声，噢——要回家喽！接着，所有的病房就传出低沉的但却像海啸一样一阵又一阵的呼号声：噢……回家喽……噢……回家喽……这天夜里，根本就不用看护人员招呼，各病房都灯光通明，右派们正襟危坐，欢声笑语，通宵达旦地谈论回家的话题……
和王永兴同住一间病房的一位姓陶的部队干部，是军校教师，1938年参军的老革命，兴奋和激动之情难以抑制，整夜跳进跳出，说呀，笑呀，唱呀，折腾不休。天亮了，汽车来了，临上汽车却一个跟头跌倒了。从酒泉县医院抽来接人的几个医生围着他抢救，打强心针，做人工呼吸，最终也没能醒转过来。
王永兴也很兴奋，早晨起床后收拾行李，他竟然能走路啦！不用看护搀扶他就走到汽车旁。只是胳膊腿疲乏无力上不了车。是韩大夫把他托上汽车的。韩大夫告诉他，陈院长指示，由他亲自送他回永登县去，还有个永登县的中学教师刘杰明。他要负责把他们两人直接送回家去。他和刘杰明的身体太虚弱了，必须有医生护送。
汽车开动了，汽车要把他们拉到酒泉火车站去坐火车。因为只有一辆汽车，走的却有几十个人，有一部分人等着汽车来拉第二趟，车下的人和车上的人互相招手，同时奋力喊着，一会儿见，火车上见。这时王永兴的心头忽地一热，泪水涌上了眼睛。车上坐了二三十人，医院的院子里还稀稀拉拉地站着不足一百人，这是全部病号。而他来住院的时候，全院住着二三百号病人，后来还补充了二三百病人的！车往前行驶，走过了场部的办公室，突然，他的眼睛看见了房后的沙梁，沙梁的斜坡上布满密如繁星的坟冢。坟冢已经铺到水渠边上了，离着最近的房子也就20米远。他突然就泪如雨下，悲从中来。他想起了石玉瑚，想起了蔡子贺，想起了已经葬身明水的赵庭基……想起了夹边沟的两年又六个月的日子……他泣不成声地说了一句：永别了，伙伴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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