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章

我万万没想到救护车也会抛锚。

我曾把救护车看得很神秘。那年元旦，炊事班的小周就被这白家伙带走了。他被弄进去的时候我想，这车活像个白色的笼子。起初刘队长对大夫的诊断将信将疑，后来他疯得越发出格了，偷偷给军委写信，报告他的发明成果。军委把所有的信全转回来，大概首长们被他烦死了，让我们这边赶快处理。他在救护车里又喊大叫，哭得完全像正常人一样伤心。车开走时我都有点想哭了。

司机修了一会儿车，说根本找不出毛病在哪儿，就是开不动。它只是成心不帮忙了，并不需要什么理由。

就这样，它一动不动。这白笼子。

周围一片沉默。他们在遗憾。我不用睁眼也知道他们一个个哭丧着脸，别提多灰心了。他们兴冲冲把我抢救到现在，眼看有希望了，这下好，前功尽弃。我害得他们两天两夜没睡觉，结果却白搭。看他们那意思我是快到终点站了。我完全理解他们的心情。我是怎么硬撑，也不能让他们满意了；他们原指望我起码坚持到手术台上。干医务这行谁高兴伤病员在自己手里断气？我害得他们交不了差了。当然，他们也舍不得我，短短两天我们相处得不坏。我一断气，他们少了个旅伴；并且少了我，他们剩下的路程一定是百无聊赖的。

我知道，孙煤的目光此刻在我身上轻轻地掠来掠去。我现在的样子很狼狈，真不愿意她把我这副样子牢记下来。我呢，也尽量不去想她凶起来那张脸。

我第一次看见这张漂亮的面孔变得凶悍简直吓坏了。我当时在写第二期黑板报稿子，只听很响很响的一声：“哼！——”

我回过头看见完全走了样的班长孙煤，马上明白她的来意。我在黑板报上写了一条人们都关心的“不良倾向”，即男女作风问题。我尽管写得圆滑婉转，好心好意，仍把她气成这副样子。

“你少来这一套！”班长手一挥，“你自己坐得正、行得稳吗？假正经！”

我想班长言过其实了。我至少没她那些胡作非为，充其量，我只在心里浪漫，有时想点不该想的念头，或叫想入非非罢了。

“哼！我告诉你陶小童！你不要人小鬼大，平常装得跟真的一样！我哪点错待了你，你说！”

找有点丈二和尚摸不清头了。她说这话什么意思？写黑板报纯属不得已为之，可听她那口气，好像我干了什么大缺德事。

“你有脸写别人？！你自己干了什么，好好想想吧！……”说完她要走，我一把拉住她，要她讲讲清楚，不然我也冤坏了。

她“咣”的一声关上门。

“别装了！当我不知道你和他的事？”

我忙问谁。

“谁？我问你，你的拖鞋呢？”

“不知道，丢了好几天了……”

“再问你，你的梳子呢？那把红的！”

“好像……好像是昨天丢的。”

“全答不上来。好吧，你要装傻我就不客气了！”她噔噔噔冲出门，一会儿又冲回来，“刷”的一下，不知从哪里抽出一双拖鞋，往我面前一摔：“这下不装了吧？你的拖鞋怎么跑到男宿舍去了？还有这把红梳子！”只听一声脆响，我那把心爱的梳子碎成两半。

“啊？！”我完全像个呆瓜。我的拖鞋和梳子一向是规规矩矩跟着我，它们怎么可能跑到男宿舍去。

“别急，我还有证据——”

孙煤够身往我床下看，我也跟着她一块探身。“那个蓝肥皂盒是你的吗？”

我忙说：“不是！”

她用脚把它够出来，反复掂量着，眼睛闪闪发光。好像在我床下勘探到一块稀有的矿石。“你知道它是谁的？”

“不知道……”

“还要装？！”她把肥皂盒也往我脚前一扔。“告诉你吧，我早就发现你跟他明来暗往！”

“我是不知道哇！”我这一声叫得真有点惨。

“有种干，就有种承认！我跟谁好敢当着全世界讲！你们这叫干什么？”她用脚轻蔑地点点肥皂盒：“搞这些花样真让我恶心！”

我糊里糊涂让她骂到现在，已经头晕眼花了。

“你说，你跟徐北方到底怎么回事？”她忽然用颤抖的嗓音问我道。

“你的意思是我跟他……”我一阵绝望。

“不是你是哪个？你的拖鞋和梳子就在他床底下，连他自己都说不清楚！这个肥皂盒是他的，怎么到你这儿来了？你说呀，怎么回事？！”

我没什么可说的。我的拖鞋和梳子在一个男子床下，这事谁听见都要会心一笑。再看看那个蓝色肥皂盒，我突然毛骨悚然。假如这世上没有鬼，那我无疑是卷到什么大阴谋里去了。

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我在班长手下忍气吞声地过日子，她动不动就给我脸色看，弄得全班都在猜测，陶小童到底干了什么坏事。有一天她突然对我好起来，又哭又笑地向我检讨。谢天谢地，万事都有水落石出的一天。

一切都没有变化。救护车像是先我一步死了。远处传来火车汽笛声。

“这里离火车站不远！把她抬到那儿去……”有人兴奋起来，建议道。

孙煤这时咬牙切齿地说：“走！抬！”

这回抬可不容易：他们每个人手里都举着一两个瓶子，因为没这些瓶子管子在我身上输入输出，我就得完蛋。于是我们就这样琐琐碎碎地上了路。外面空气很好，它给我一种错觉：我已摆脱了危境。夜里清凉的风使我对自己的生命突然产生了信心。我或许不会死了。所有人都把步子迈得尽量匀称，我不反对在这样美好的夜晚做一次集体散步。

我想，我这短短的一辈子没做过对不住人的事，但我对我的老阿爷可不够意思。我参军后，他从没给我写过信，尽管我给他的信很稠。我在参军这件事上把他给得罪了，他万万没想到我会耍那种手段。

我从十四岁那年碰上那个军人开始，我就铁了心要当兵。我这心思跟阿爷没透露过，跟任何人都没谈过，但我是铁了心的。那年春节，我听说上海有许多部队在招文艺兵，就跑去了。自阿奶故世，父母再不请阿爷去上海吃团圆饭了。总是我两头跑跑，给双方捎点由我瞎编的问候。父亲谈到阿爷时，总是那样苦大仇深；他在单位不很吃得开是因为阿爷那段不过硬的历史。听说阿爷叫什么“伪职人员”，父亲常感到替一个继父背这类包袱很划不来。

到了上海，我就偷偷打听到考场所在。那阵势很吓人的：主考人齐刷刷是一排军人，许多女孩往他们面前一站就成了木偶。好些姑娘都比我本领大，会新疆舞的扭脖子、蒙古舞的抖肩膀。我想，这里到底是上海。和她们一比，我成了乡下人。我穿着一双打掌子的布鞋，在考官们严肃目光下，寒酸地立起足尖来。我穿这双鞋简直像来捣乱的。

我连着几天都在跑考场。最后一位大块头老军人对我颇赏识（他就是后来的刘队长）。他看我跳了一段，说不错不错；听我唱了一段，说还不跑调；但我一开口朗诵，他却说一塌糊涂。末了他爽快地拍拍我肩膀：“小鬼，差不离吧。”

“我能当兵吗？”我还想听一句更明确的话。

“只要政审合格就行了。”

我写下的家庭成员中没有阿爷，为政审把握大些。他叫我安心等通知。

我满心欢喜地回到苏州。我记得清楚极了，当时阿爷正独自吃午饭，背朝着门，稀疏的白发仔细梳向脑后，但仍然到处破绽，露出发亮的头皮。他的背驼得很厉害了，这与他在弄堂口挂了半年牌子不无关系。他使体型渐渐变得适合自己的生存环境了。

我忽然觉得好心情一下跑得光光。怎么能对这样一个孤老头子说出那样的话呢？

阿爷七十岁了，手害着老年性震颤，夹一口菜要经过多次失误才能送进嘴里，而送进嘴里已所剩无几，大部分被他在途中抖掉了。但我回来，他又兴奋得为我夹菜，又为我舀汤，手忙脚乱，把菜抖了一桌子。

我心事重重地挨了几天。有天晚上，我不得不把自己将离去的意思对阿爷讲了．我既绕着弯，又讲得深入浅出，生怕老头儿一下子就听懂，又怕他老也听不懂。阿爷正看报，报纸被他抖得沙沙响。越听我说下去，那沙沙声越吵人。我不得不把他的报夺下来，免得乱极了的心更乱。

“听我说，阿爷。我已经考上了……”

“哦……一个礼拜好回来一趟吗？”阿爷抱着可怜可笑的希望。

“很远的呀。”

“不是就在上海吗？你要回不来，阿爷可以去看你的……”

我说不下去了。从小到大，阿爷印象中的上海，对这个小孙女来说已经远得不能再远；而一个礼拜的离别，对他来讲已是久得不能再久了。

一天一天又飞快地过去了。我终于告诉阿爷，我将去的地方在几千里以外。我说完这话就心惊胆战地等候阿爷的反应，不料他却异样地笑了笑。他这样笑是想表明他不把这话当真，他只当我在胡说胡闹。他或许故意不当真，为的是让我把它当句玩笑忘掉。于是我不敢再讲下去。此后的每天都是这样，只要我一本正经想谈什么，他就用这笑容把我堵回去。阿爷明显瘦了，一望而知，他每天都在极度的惊吓中过日子。就像阿奶死后，父母随时要来领走我那阵子。他知道阻止我是做不到的，可他仍天真地做着；它宁可晚一天证实这种切肤般的离别之痛。

自从那次百般惊险地争到对我的抚养权，他心里基本笃定了，以为孙女一定会陪着他，终生在这座小城里生活下去。他不止一次讲过：“没有你，我还有什么活头。”他没有了书，没有了老伴，只剩下我了。而我一天比一天更坚决地要走。我对他说我这次走定了，谁也留不住我，因为是我自己要走的。我讲得那样肯定，是怕自己的含混给老阿爷有机可乘，给他精神上造一片海市蜃楼，那样更添出不必要的麻烦和痛苦。

博学的阿爷正日益变得狭隘。他把一生的追求，都浓缩到对我的爱中。而我正在长大，人生的欲望正在膨胀，他的爱对我已像穿小了的衣裳一样，全身心不得舒展。但我毕竟是爱阿爷的，我历来把伤他心看作不可饶恕的罪过。因此，谁能知道，在我和阿爷的最后一段日子里，我的心每天都在受毒刑。

通知书并没有来。

我简直不愿待在家里，既不能忍受祖孙俩装聋作哑的交谈，又不能忍受等待的焦躁。我对阿爷已闹了几回小脾气，并越见他忍气吞声我越想闹。我希望我和他最后闹翻脸，来个不欢而散，俩人都可以在分离后的日子里少些思念。我可以走得爽快些，义无反顾些。可阿爷是个受气包，只一味讨我好，我简直难受得要死了。我狠着心说出几句难听话，想刺伤他，他偏偏装着无所谓。我不得不使自己残忍起来，这样两个人也许要舒服些。

现在想来我很后悔，那些天我和阿爷应尽情亭受最后的日子，但我们过得很不顺心。我把阿爷给我最后的慈爱给白白糟蹋了。

等待太漫长了，完全用不了这样长时间让我做出发的准备。我把自己平时存的小零钱给阿爷买了毛线，织了一顶罗松帽。过正月十五，阿爷出门买了些采芝斋的元宵馅。见他那完全不保暖的稀发，我拿出刚织好的帽子来，叫阿爷往后出门千万戴着它。

阿爷一见帽子，顿时明白它的意味。它将代替活泼泼的孙女伴他度过风烛残年。它将给他实在的、具体的、但不再是活生生的温暖。它温暖着他并不重要的一部分，而他最重要的那部分，将在冷寂中裸露，直到死。他摸摸我的脑袋笑了，表示尽管如此，他已十分领情了。

吃元宵的时候，他似乎豁然开朗，对我叮嘱出门的种种事项，我也感到松了一口气。

然后我吞吞吐吐说起有关家庭成员的事。我说为了避免麻烦，并没有把阿爷写上去，希望他体谅我，等等。

阿爷一听就明白了，频频点着头，识趣而尴尬地连说：“晓得了，晓得了。”

“阿爷，你没有不开心吧？”我担心地盯着他。

“没有没有。军队里很严，我晓得。你到了部队也顶好不要提起阿爷，哦？”

“阿爷……我对你顶顶好噢！”我意思是：我向来都把你当亲祖父的。

“晓得晓得。”阿爷笑眯眯的。但我看出这笑容很空洞，很乏力，还有几分惨。

“下次回来，我不去看阿爸姆妈，就来看你噢……”

“阿爸姆妈要看的。”

“先看你！”

“先看阿爸姆妈！”

“先看你！先看你！”

我和他像吵架一样推辞着。

阿爷先不响了，低下头，仔细看着自己一双抖得不像样的手，像不认得它们似的。

沉默了。沉默在延长。看样子要无限延长下去。越长久的沉默在此刻越显得可怕。人在这样的沉默里只能越来越胆怯和笨拙。越是胆怯笨拙就越没有摆脱沉默的指望。

我只好早早就睡下了。睡到半夜，听见阁楼上有响动，分明是阿爷的拖鞋声。深更半夜，他去爬那快被遗忘的阁楼干什么？

我看见尘土飞扬中，阿爷坐在一把不用的藤椅上，膝盖上放着一堆陈物：有那个蚕沙枕头，还有一堆花花绿绿的小鞋。阿爷失神地看着我，脸微微抽动，似乎为自己失常的行为难为情。

“阿爷！……”我站在楼梯口，莫名其妙地大哭起来。张大嘴，哭得惊天动地。

阿爷被我哭得越发难堪，坐立不安，欲劝无词。他抱着那堆乱七八糟的回忆，站在那里一筹莫展。

我看见阿爷的模样更加哭得不可遏制。尽管我心里在哀求自己：别再哭了，在这时候哭要让两个人的理智都完蛋的！

好不容易，我噎住哭声，跑过去抱住阿爷，浑身发抖地说了一句：“我不走了！”说出这句话，我简直幸福得要死，痛苦得要疯了。

我不明白，人为什么要在两个同样心爱的东西中割舍一样呢？看见阿爷脸上升起希望之光，我立刻就后悔了。

我真的很后悔。我说那句话时太冲动，等于信口胡说。但阿爷却信以为真，第二天他早早就起来了，也许一夜未睡。他高兴得神魂颠倒了。他上菜场去买了一大堆菜，庆祝自己又一次抢回了孙女。

我从学校回来，发现房间全变了样。阿爷把我那间小屋和自己的大屋调换了，并把一切贵重摆设全留在这间屋里。

“你做啥，阿爷？”我吃惊地问。

“你以后住这间房吧。这房子好。”

我当然知道“好”。

“可是——阿爷你常常写字画画，那间房连纸也铺不开的！”

“没关系。你小人要光线好，有太阳，不然身体不好的……”老头儿迂迂道道地说。

我还看见，阿爷那个惟一没被抄走的红木书案如今已放上我的文具，和一面小红镜子。桌上插一把鲜花，大概是从菜市场买回来的。为了使我昨夜那迷乱中的许诺成为事实，他得把一切都弄得更牢靠些。

我并不因此高兴。他这样讨好我使我无法忍受。

以后的日子，我虽然一口咬定绝不离开阿爷，但又时时让老头儿明白，我所做的这一切是付出极大牺牲的。我想，接到“入伍通知书”，我决不看它，马上撕掉。

但我没有做得那样爽快。一张决定我命运的纸真的来了，我顿时觉得阿爷不是那样重要了。

我开始像耗子搬家那样，一点一点地往外运东西，把要带走的行李分批藏在同学家。我表面上和阿爷照常度日，哄他高兴，直到最后的时间他仍蒙在鼓里。我一边蒙骗他，一边在心里骂自己是个铁石心肠的卑鄙东西。和阿爷度过的最后一晚，我记得很牢。他买了我最爱吃的小鲫鱼，一边用油煎一边说：“还是不去军队好，军队哪里来鱼吃，噢？”

我心不在焉，在盘算当夜怎样逃走。第二天傍晚，从上海始发的火车上坐着穿新军装的我。火车驶过我生长了十几年的这座城市时，我脖子都拧酸了。我想在那一片挤挤撞撞、灰乎乎的房子群里，找到阿爷踽踽孤行的身影。阿爷他这时候在做什么？他一定已看完那封残酷的信了。他伤心得晚饭也忘了吃吧？他会孤单单地坐在窗前，看着天黑下来，再看着天亮起来，然后，这样孤单单地走出这个世界。

我看见自己的泪水急速地顺着车窗玻璃淌下来。我真是混账得可以。我对不住我的老阿爷。同行的新兵发现我在猛烈抽泣。他们奇怪，在上海站辞别父母时，我并无悲痛；此时为何哭得这样不顾害臊？

我从来没对任何人讲过，我有这样一个阿爷。几年来，我一次也未提到过这个非血缘关系的祖父。我一想到他，心就会疼起来。似乎我这么年来都欠着他的情分。不光我，我的父母，这个世界的一切人，包括阿奶都欺负过他。他的懦弱和谦让使所有人都感到他好欺负。他是习惯于被人拿捏的，我那个厚道的老阿爷啊。

我对他欠下的，是我永远无法偿还的。

他们步调一致地往前走。担架上是我。由于他们步子均匀，担架颤悠得十分优美。如果以为我这会儿躺着，让人抬着很好受，那就错了。清新的空气使我清醒地体会着人原来是由二百零八块骨头拼装的；而我呢，其中的一些或许永远拼不拢了。那些骨头的碎裂处在肿胀淤血，在夹板的钳制下变得僵硬而麻木。我的肢体好像先于我的大脑死去。这种僵硬和麻木的感觉使我真切地悲伤；我为我死去的肢体悲伤。我曾经是完整的，皮肤上没有一个疤痕；我的骨骼柔韧，神经丰富；在每一平方厘米的表皮上有着六百来个汗腺，七十尺左右的神经纤维，一千个神经末梢，六十个毛囊，那些粗粗细细的血管加起来，有十多尺长——可这些东西已统统死去了。对我没用了，首先因为我对它们没用了。

可他们还在起劲地跑，卖命地跑。孙煤，你疯了，这样跑不等把我抬上火车，你就得趴下。刚才他们从一个巡道工嘴里得知，半小时后有班火车，他们就打起精神跑起来，其实此地离火车站还有好几公里，难道他们真以为这样傻跑能追上火车？

一切都是无谓的。天一点一点亮起来，我在一点一点死掉。死亡从我的末梢一点一点往上移，我咀拦不住它。远远的山坳里，有一点浅红。我断定谁也看不出那红色，除了我。

他们要这样跑，我也没办法。孙煤勾头缩颈地跑，我真想对她说：得啦，何苦呀。

瞧瞧你干的好事，你怎么同时抓住两个男子不放呢？你再想想，你再美丽，你有天大本事也不能同时把两个男子摆平。我就是趁机插进来的，在你无力设防的时候插进来的。那时不能全怪我，你对高力的钟情使你顾不上徐北方。于是这中间就出现了个不起眼的姑娘——我。我长到十八岁时稍稍有了点模样，但还谈不上魅力。我到现在都搞不清，徐北方是怎样被我赢得的。想知道那年春节，高力用挎兜摩托送你回家后，发生了什么吗？整整一个年三十夜里，我都是和徐北方在一起。我们在马路上——年三十的马路很冷清——散了一夜步。不过要是告诉你，你准不相信，我们除了散步什么也没干。那一夜我对他讲了许多傻话，他听得很吃惊也很感动。我和他是从那一夜开始真正接近和了解的。完全没发生什么你料想中的事。你从一双拖鞋和一把梳子就推断出一个简单明确的故事，你把我想得太恶心了。我很纯洁，并知道他也很纯洁。

那天夜里，我和他谈到拖鞋和梳子的事都笑起来。这种笑看起来是苦笑，实质上另有一层温馨的意思。好像这个天大的冤枉给我们带来一种不可名状的幸运。

我的拖鞋第二次、甚至多次出現在他的床下；而那个蓝肥皂盒也一次次固执地往我这里跑，这真成了神话或者奇案了。孙煤不理我，由最初的愤怒变成冷笑。这大概是她抛下徐北方，去和高力接近的借口吧。高力在孙煤冷淡徐北方的当口，请她上了自己的挎兜摩托。

我和徐北方忍受着众人的白眼和唾弃，只有我们俩心里明白，我们什么也没干。我们的接触纯洁得像天使。可没人相信我们，我们越想表白越没有人听。谁会想到“颗勒”这畜生呢？它又蠢又憨的样子让谁也想不到它那么多鬼花招。

“颗勒”在人群里过得十分无聊，于是生出点子来干预一下人们的生活。它对看大门没什么兴趣了。小半拉儿成天想把它训练成马戏班演员，它学会了爬梯和前滚翻，有次幼儿园小鬼又过来骚扰，大家唆使“颗勒”上，它却兴高采烈扭起十字步来。总之这狗越来越不成器。女兵们已不敢再招惹它，说它眼神色迷迷的。有次洗澡，大伙发现这狗家伙竟贼眉鼠眼趴在窗口上看。它成天忙来忙去，却不干一件好事。有次把鼓槌叼到猪圈，而拌猪食的木棒却出现在高力的总谱台上。高力当着全乐队大发雷霆：不喜欢奏他写的乐曲可以；但谁用这种下流的寓意辱没他，他一定得追查到底。当然，后来搞清了，我的拖鞋和徐北方的肥皂盒就是这畜牲暗中交换的。日子长了，大部分女兵的鞋都被它叼到男宿舍去过，而男兵的东西照例被它叨到女宿舍。有一阵简直弄得所有人疑鬼疑神，似乎每个人操行都有了疑点。

有一天，当“颗勒”乘人不备，又叼走某女兵的鞋时，途中被人截获。原来它整天忙的就是这个：不厌其烦，尽心尽力地撮合人们成双成对。我细细琢磨，发现它这样给我们配对并非毫无道理，它似乎根据某种神秘的信息来干这件事的。大家骂它乱扯皮条，用脚踢它，它却得意地摇头摇尾。不过我还是反对给它吃安眠药。

自从“颗勒”把伊农的一只袜子叼到蔡玲床下，蔡玲再也不抱怨伊农的号吵人了。有一天，“颗勒”从马路上跑回来，拖住蔡玲的裤脚，一边发出异样的哼哼。蔡玲踢它打它，它仍不屈不挠地把她往院外拖。它的声音很奇怪，引起了所有人注意，大家都预感到出了什么事。果然，蔡玲很快从马路上奔回来，报告了一个惊人的消息：伊农撞车了！只见她冲进卫生室，抱着一大团棉花和纱布跑出去。见她抱那么多棉花，人们猜想伊农准是血肉模糊了。大家赶到出事现场，发现地上倒着两辆自行车。原来伊农骑车去修他那把号，与一个进城卖菜的农民迎头撞上了。伊农的几颗门齿包括那颗虎牙正啃在对方的脑门上，牙全部报销，对方脑门也被他啃出个洞。蔡玲用一小团棉花堵在伊农嘴里，一大团棉花捂住那农民的头。伊农满嘴是血，泪流满面；他口齿含糊地说：其他牙碰掉拉倒。那颗心爱的虎牙一掉他就全完了。他的事业完了。他吹号全靠这颗虎牙。蔡玲不知哪来那么大的劲，一直把伊农架到医院，并一路安慰着他。

我说“颗勒”是聪明勇敢的，但大家立刻对着我哈哈大笑，像是听见了一个傻瓜说胡话。但我坚持我的看法。

就连死了那头猪，也是“颗勒”头一个发现的。一清早，大伙就发现它在出操的队伍里乱窜，情绪很不对头。团支书王掖生摸摸它脑袋，叫它别吵，忽然吃惊地说：“颗勒”在哭！这狗东西哭了！“颗勒”边哭边跑，直奔猪圈，大家这才明白它悲伤的原因。猪死了。虽然“颗勒”天天都要欺负那个笨头笨脑的伙伴，但伙伴长辞于世，还是令它痛不欲生的。它甚至默哀了好几天，谁见它垂头丧气地坐在猪圈里都觉得好笑。

吴太宽为了推销死猪肉，说这只猪根本没病，只是不肯吃食饿死的。过去一直是小周喂它，鬼知道给它吃些什么山珍海味，长得飞快。小周被送进精神病院后它总是懒懒地卧在那儿，食倒进槽它上去吸吸鼻子，再看看主人，又卧回去了。另一个炊事员说小周的饲料好像放了佐料，比如盐什么的。吴太宽火了，说：“我还给他放味精呢！……死了算毯！”

大概只有“颗勒”明白它伙伴的死因。那个又丑又蠢的家伙或许生前跟它有过交流，所以“颗勒”在空荡荡的猪圈连日沉思。我们无法了解“颗勒”和它的伙伴。猪为何绝食，道理不一定在饲料上。据有关方面研究，猪脑子里的沟回是动物中最多的。人类主要急于吃它的肉，顾不上研究它的思想。这呆东西或许很聪慧很多情也难说。更难说它的厌世是否因感情的失落——它思念小周。人们大大忽略了它的内心因素；对于它，人们的成见是永远不可改变了。但我敢说，“颗勒”理解它，可惜的是，无人理解“颗勒”。

我不喜欢高力这个人，尽管他长得很神气。他逼着“颗勒”吃一只死老鼠，这事让我反感透了．但他很快博得了一群女孩子的欢心。对他这样有才有貌的男性不生出某种念头，恐怕是身心不正常的女孩子。就算我不正常吧。孙煤自从上了他的摩托，眼睛里添了一些新内容，显得更楚楚动人。我看出这个高级家伙正变着法地向我们班长献殷勤。

孙煤抬着担架机械地在枕木上迈步。看样子她不希望我死。可是我死了对她一点坏处也没有，她不必再为嫉妒烦恼。她这样美丽，不知谁还值得她嫉妒。我吗？我一点也不出众，或说我出众的地方都是缺点，比如我这圆鼓鼓的脑门和这对奇怪的耳朵。

不管她怎样希望我活下去，我还是决定要死。时代需要牺牲者；需要一种忠诚和无私，需要无代价献身来为它提供一个伟大的证明。死去的人总在为活着的人塑造楷模、更新人生观、变换新的奋斗口号、以及为社会创造一种理想的境界。面对我死后将肩负如此重大的使命，我是不能对死有什么迟疑的。不管怎么说，时代需要我献身。时代要英雄。时代需要光荣的点缀和精神的支撑。时代已为我的献身安排妥了，准备了种种荣誉等在那里，假如我变了卦，不死了，这不成了件尴尬的事情？所以我想，孙煤犯不上这样辛苦地奔跑。

尽管我生前平凡、平淡，甚至平庸，我和其他英雄相比太普通了，但最后一着毕竟还算辉煌。我想，我最后的行动肯定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们将根据最后印象来给我的一生下定义，于是我普通的经历便有了新解释，有了深刻含意。其实谁也不知道我脑子里曾径转过多少乱七八糟的念头。有一点我还是过硬的：我从不吹牛。就是后来我成了先进人物也没吹过牛。不像彭沙沙，没有一件事她肯老老实实地说出真相。她说她祖母是“老地下党”，她父亲和几位叔父是“小地下党”。她有位表哥是省革委头头，她可以无上光荣地出入省革委大门等等。

那时彭沙沙已不热衷每早晨扫地冲厕所了，好像她有了更重要的事可干。每星期天她就要我替她梳头，还要我给她修剪刘海和鬓发。按她的要求，我只好把她的头发搞得一团糟。但她端着镜子，挺乐意地做着媚态。她准以为她那样子漂亮极了。我却想：你已经够丑了，没必要非丑得惊世骇俗。她每星期天必定打扮得一塌糊涂后上她表哥家做客。

孙煤也注重打扮起来。她再不穿那件补着假补丁的军装。她的军裤总有两根笔直的线。她的辫梢上出现了两根黑缎带。她打扮得如此漂亮突然邀我逛公园。

要知道，因为“颗勒”的离间，她和我生分了半年，突然对我出奇地好，我大为感动。我和她很快来到公园里。

然后我们碰上一个人：高力。似乎是偶然碰上的。孙煤一见他立刻两颊绯红，又长又黑的眉毛快要飞到鬓角里去了。他俩一谈就投机，马上把我忘得干干净净。我这才明白自己上了班长的闷当。班长了解我的为人，知道我从不爱搬是非。她这一着很聪明，带我来不仅不碍事，反倒安全，万一在公园碰到个熟人什么的，说起来是三个人在一块呀。

我对他们说：你们谈吧，我想看看风景。他俩露出巴不得的神色。

我其实在离他们不远的地方埋伏下了。这地方种了许多菊花，但常年无人管理，它们已退化成野花了。听说这公园是为纪念一位伟大的诗人修建的。过去菊花丛里有座诗人的胸像，“文革”初期被人拔下来了。可惜这塑像是金属的，怎么也没捣碎。当时有人用绳子拴住“诗人”脖颈，拖到废品店去当铜器卖，废品店不收，说它只是外面镀一层铜，里面是生铁。我发现“诗人”目前的位置仍在花圃中央，不知哪个聪明人把它头朝下栽在泥里，那方方的底座正好相当一张小桌，两个老头在上面画了棋盘格，认真地对弈。我注意到“诗人”的鼻孔正好露出泥土，虽然它被倒栽下去，但还不会憋气。

我不断窥测高力和孙煤。我的班长正埋头听他倾诉什么。大概尽是些最美妙的语言，隔老远我也看出她听得多么舒坦。盯着他俩干什么？我说不清。好像有个隐约的目的，要替谁看守一件珍贵东西，免得这东西被窃走，或被弄脏。是替徐北方看守孙煤吗？我不愿把这话说得太白。

想到徐北方，我忽然冒出一种暧昧的期望：假如孙煤真被这公子征服……可我不希望孙煤落到他手里。不知为什么，我觉得他配不上我的班长。他要得到孙煤可太赚啦。

班长，我那时就这么想的。那时我还没有明确的念头要把徐北方趁机夺走。自从我从门缝里看到那个惊心动魄的场面，找对徐北方的感情复杂极了；嫌恶中含有理解。奇怪的是，强烈的嫌恶并没有阻止我喜欢他，这大概基于我对他事业上的追求有较深的同情和理解吧。你不要否认这一点。尽管你曾不惜用自己的身体支持他的事业，但你毕竟没有理解过他，或说你远不如我理解他。理解，是我赢得他的惟一本钱吧？你说呢？……后来发生的事你不要怪我，那是自然而必然的。从那个年三十的夜晚，我就看出这种趋势。

远远的一道白光生硬地投过来，紧接着是一声汽笛长鸣。

“快！火车来了！……”

抬着我的人们下了路基呼哧带喘地跑起来，他们无论如何要把我塞进这列车里。车站还远，我估计他们赛不过火车。可他们顽强地跑着，和火车并排，又被一节节车厢拉下。我在担架上起伏有致地欢快颤动。浑身七零八碎的疼痛真妙不可言。